兩岸國際
一、香港民主運動始於何時?

     「愛國左派」(指親中共的香港組織) 喜把香港民主運動追溯至1925年「省港大罷工」 。但對大部份善忘的香港人來說,那有如史前時代。

      在1978年大陸搞「改革開放」之前,在「愛國左派」眼中,「香港民主運動」必然是「反資反殖」(正確是,必須是「反資反殖」才配稱民主運動),屬中共「民族解放運動」範圍。「改革開放」打破了這個規範。尤其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愛國左派」的方針是配合未來北京對港的管治,而不論其政治內容。因此,之後誰再說「反資反殖」,便等同於破壞「一國兩制、安定繁榮」,等同於「反革命」。儘管一些「老工聯」(「工聯會」,指「香港工會聯合會」) 亦會談及1967年的「反英抗暴」運動 (港人一般稱為「左派暴動」),但運動失敗,加以暴力手法丟失民心,其後已甚少被「愛國左派」定性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1,這段歷史塵封在舊檔案內。


      對「愛國左派」來說,「香港民主運動」難以拿揑 (說完全反對太令人尷尬,說支持則容易誤中雷區) 。 幸好迎來「九七回歸」,「香港民主運動」幾隻字對「愛國左派」來說,又綻放出新的含意:就是協助中央在香港進行「循序漸進」的「民主改革」。反過來說,就是抵制「民主派」及市民急進的民主訴求。為了做好這個工作,在回歸前五年,預備好管治香港的最大「愛國左派」政黨「民建聯」宣佈成立,它的全寫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引號為筆者所加)


      倒是香港的民間組織及「左翼」份子 (不是指「愛國左派」)2愛抓著「1967」辮子不放,常以「67」作為自己開場白。「67」後,「愛國左派」收縮,香港「左翼」及民間組織有了更大活動空間。殖民地政府亦改用懷柔吸納政策,興辦社會福利,一些外國教會亦乘時進入香港,支持傳統左 (親中共) 右(親國民黨) 兩翼以外的民間/基層力量。像1968年成立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七十年代起成為香港最活躍的勞工團體,它在1990年協助「工盟」成立,即「香港職工會聯盟」,後者是香港第二大工會聯盟,也是最大工會聯盟「工聯會」的對手)、1971年成立的「社區組織協會」(活躍至今,它在1983年協助「公屋評議會」成立,後者是八十年代香港公屋居民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公屋評議會」的領導權在回歸後才為「愛國左派」的「港九新界公共屋邨居民商戶團體聯會」取代)、1973年成立的「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由於進取的抗爭手法,於1997年在受壓下解散)。


      七十年代,被稱為香港的「火紅年代」。1968年有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3、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4、1973年反貪污運動5、1977年艇户事件6、1978年金禧事件7等。而七十年代,亦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除輕工業外 (曾乘韓戰、越戰而發展) ,服務業亦急速擴張,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介入社會服務,並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這個時期,新型工會興起,有別意識形態上親北京或台北的傳統產業工會,他們很快便團結在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為首的獨立工會旗下(獨立指不偏北京不偏台北) ,像1973年成立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1978年的「公務員工會聯合會」、1980年的「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另外,1975年<7O>8成員吳仲賢從法國回港,創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托派開始活躍香港社運。


      雖然不少「民主派」9元老亦出身於這個時期的「左翼」及民間組織,但香港「民主派」正式出場卻要遲幾年,即1985年出現首次全港地區性區議會選舉後。這場由殖民地政府主持的「民主化」計劃,像其後1991年首次立法局選舉一樣,藉此培育本地中產階級,使成為牽制「愛國左派」的主要力量。「民主派」由是登場。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北京學運,打亂各方原先部署。香港百萬市民上街,「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 成立。香港人的熱情史無前例,媲美省港大罷工。自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來,香港人面向九七回歸的焦慮不安,一下子爆發出來。


      1995年,尚餘不足兩年的殖民地政府再次推行「民主改革」,修改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辦法,擴大投票人數,讓當時的「民主黨」(建立於1994年) 成為立法局第一大黨。結果,換來中共在回歸時解散立法局,換上自己的支持者。要到1998年,「民主派」才再透過選舉重返立法會 (立法局已改名立法會) 。「97回歸」後,「支聯會」與「民主派」成為政治上最重要的反對派。然而2003年7月1日 (香港特區回歸日) 爆發「反23條立法」示威10,五十萬市民上街,香港政治版圖又重新洗牌。


      新的政治形勢催生新的政治力量,像2006年成立的激進中產「公民黨」、及基層左翼的「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其後又在2011年分出「人民力量」、2012「熱血公民」)。後三者採用民粹式抗爭,並不斷狙擊「民主黨」及「民協」(「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1986年成立) 等傳統温和「民主派」,有時為了狙擊他們,甚至放生「愛國左派」及工商界政黨。從八十年代以降,大體團結的「泛民」(泛民主派) 步入分裂。民粹主義批評走温和及議會路線的「泛民」未能保衛香港民主,令香港平白浪費三十年。


      「03.71」催生了「民間人權陣線」(「民陣」) 。自此,「6.4」和「7.1」成為香港人重要的日子。每年的「6.4維園集會」由「支聯會」舉辦,「7.1遊行」由「民陣」負責,代表了香港人對民主的兩大訴求 (前者有關中國,後者有關香港)。「03.71」的另一個結果是大量市民自發參與社會運動,尤其是年青人,他們並無興趣加入傳統政治組織 (無論是「民主派」或社運組織),自我標榜「八十後」(出生於八十年代,故多是廿多歲的青年學生) 。他們與學院有較多聯系,能建立較完整論述。「八十後」批評過去三十年民主運動失敗,標榜新一代社運出現,得到學院派知識份子認同 (「三十年」如何算,一直未有清楚界定。大概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起計,至2013年「7.1」剛好三十年)。「03.71」後,多個大型社會行動都與傳統「民主派」及社運團體沒有很大關系,甚致有意與政黨保持距離,像2006年抗議天星及皇后碼頭清拆11、2012年「反國教」12、2013年抗議香港電視不獲發牌13,最後是2014年的「雨傘革命」,每次都能夠聚集群眾,而年輕人亦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一個新時代是否已經開始?如是,要告別的又是甚麽?又或者,對舊一輪的民主運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應有個說法。但又能怎樣回答呢?



二、三十年過去(1984-2015)


      過去三十年是如何發生?這種全景式探究留待學者研究,我只能回顧我是如何走過這三十年。路是由人走出來的,我是人群中的一個。這群人叫「街工」 (「街坊工友服務處」)。


      「街工」是一個基層勞工團體,成立於1985年,今年剛好三十歲。1985年,是首次有全港性區議會選舉的一年 (1982年觀塘區議會選舉是試驗性質),也是香港「民主派」誕生之年。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街工」只屬「民主派」邊緣份子,這與他的出生有關。


      1976年,即後來被稱為「火紅年代」的某一天,一個小團體在荃灣落腳。荃灣是新發展區,也是香港重要的工業區。一批大專學生,有些剛畢業,有些還未畢業,他們受各種左翼思想薰陶,有「托洛茨基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政府主義」、「解放神學」,很混雜,也有些沒有政治取向,只希望接觸工人、服務工人。他們成立一所工人夜校,叫:「新青學社」。


      這時,政府推行免費教育至小學,中學還需自費,所以許多年輕人小學畢業到工廠打工,工餘到補習社進修。「新青學社」看準這個需要,以教育來組織工人。學社的課外活動是組織學員參與社會行動,如1977年的艇户事件、1978年的金禧事件。1978年,一個香港出生,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青年加入,成為三個負責人之一 (另一個是劉山青,他不久後跑到北京串連民運份子,被中共判監十年)。這人叫梁耀忠14,出身「愛國工會」家庭,在英國半工讀,參與華人社區權益運動,認識了一個香港去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劉山青一樣,梁回港後與1975年成立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有聯系,這是後來「街工」被「民主派」排斥的一個原因。1985年,知道政府將進行全港性區議會選舉,學社推舉梁參選。這時,由於政府推行初中免費教育,越來越少工人來學社,大家正苦思對策。


      梁耀忠選擇到「葵涌中」參選,是因為這是一個毗連荃灣的工業區,更加重要是這裡也是工人住宅區。葵涌是個大山頭,七十年代政府發展葵涌,在山上及山腳蓋了多座公共屋邨,「葵涌中」位處山腳。公共房屋由政府撥地興建,廉價租給低收入家庭,它的人口密度高,一兩條公共屋邨便可民選一個區議員。結果梁高票當選。


      梁的選舉策略正確,他逐家逐戶拜訪居民,瞭解他們需要,鼓勵街坊一齊爭取。梁發現許多居民投訴房屋石屎剝落,在梁及記者追查下,最後發覺興建時採用鹹水導致鋼根生銹 (七十年代正值水旱期,且貪汚嚴重) 。其後政府在輿論壓力下被迫進行調查,發現全香港共有廿六幢公屋有倒塌危險,需盡快清拆,另五百幢需維修,影響超過五十萬人。這是後話。


      梁耀忠當選後與助選團 (包括部分「新青學社」成員) 成立「街工」。「新青學社」念念不忘的是組織工人。「葵涌中」一邊是公共屋邨,另一邊是工廠,這是七十年代新市鎮的模式。政府在交通不便的市郊起公屋,然後把基層市民安置在此,再在路旁蓋工廠,令屋邨居民可接受廉價工資在本區工作。香港的輕工業由此起飛。「街工」每天到工廠區宣傳勞工權益,此時大陸「開放改革」如火如荼,不少生產線開始搬往大陸。由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透過不斷的工潮介入15,「街工」建立起其勞工團體形象,而不只是一個地區的議員辦事處。


      「街工」成立於1985年,此年正是「中英聯合聲明」後一年,距離香港「回歸」只有十二年,社會焦點轉向政治。殖民地政府在1985年推行區議會選舉只是第一步,立法局選舉是第二步。此時,香港市民要求在1988年推行立法局民主選舉,香港「民主派」亦形成。而「愛國左派」則動員一切力量阻撓民主化進程,親北京的「工聯會」提出「要飯票,不要選票」。結果,英國向中方妥協,「八八直選」運動以失敗告終,換來是政府答應在1991年推行立法局半吊子民主選舉,除保留委任議席外,再將餘下一半席位留給「小圈子選舉」及傾向商界的「功能組別」,只有一半留給直選。1991年,「街工」派梁耀忠參選立法局失敗,引致內部路線之爭 (爭論的題目:「是民間,還是議會?」) 「街工」一半會員退會,元氣大傷。


      然而1989年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改變了香港社運的生態,自親台的「右派」淡出香港政治,香港人已甚少公開批評,更遑論介入中國事務 (香港托派例外) ,但「89.64」扭轉了這種冷淡。自1988年起,「街工」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運動 (是時,大部分「民主派」仍避談中國政治,這時劉山青仍囚禁在大陸),梁耀忠成為新政治組織「四五行動」一個負責人(因政見不同,一年後退出),他在「89.64」後亦成為「支聯會」常委至今。北京六月的鎮壓激起香港人義憤,很多從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從此投身運動。


      「89.64」亦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英國積極部署在1997年回歸前在殖民地推動另一輪「民主化」。殖民地政府修改立法局選舉方法,將原本以職業劃分,只容少數人投票的「功能組別」改為業內從業員一人一票,結果「民主派」大勝,梁耀忠亦循功能組別於1995年晉身立法局。殖民地「民主化」及九七迫近催生政黨政治,代表「愛國左派」的「民建聯」(1992) 、工商界的「自由黨」(1993) 、中產民主的「民主黨」(1994) 相繼成立。梁耀忠除短暫加入小組織「前線」外,「街工」一直未加入任何政黨,極力保持其獨立路線。


      最能反映「街工」在「泛民」中獨立位置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動。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香港2012年實行雙普選,但答允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但與此同時,又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經「少圈子」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2009年,被譽為「激進民主派」的「社民連」及「公民黨」發起「五區公投」,全港五區各有一名立法會議員辭職再補選,補選以「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口號,使成為一次「變相公投」,結果辭職議員全部再次當選。但公投結果並未改變北京態度。政府轉游說「溫和民主派」的「民主黨」及「民協」。


      其後政府建議在2012年增加10個立法會議席,當中五席交由地區直選,五席交給功能組別。「民主黨」提出改良方案,建議除新增五個議席由直選產生外,原交給功能組別的五席亦改為全港一人一票選出。由於得到「民主黨」支持,政府議案獲得通過。此事令「泛民」分裂成兩大陣營。然而「街工」認為,「五區公投」不能達到真正公投作用,故未有參加。同時亦認為,「民主黨」的改良方案過於妥協,故亦未支持。2011年「工黨」成立。它由「工盟」核心成員及一些無黨派「泛民」議員組成。「街工」雖然一直與「工盟」友好,但「街工」會員大會否決了梁耀忠及「街工」加入「工黨」,寧保持自己獨立路線。


      「街工」在香港社會運動上非常活躍,但不屬「話事」團體,只默默耕耘。它會就自己認同的議題參與聯合行動,平時集中地區的基層及勞工工作。由三十年前一個區議員、一個職員、一個丁點大的辦事處,發展至四個區議會議席、一個立法會議席、六十個幹事、十二個地區中心。


      儘管「街工」與「工盟」都是勞工團體,「工盟」由近百個工會組成,會員超過十萬;「街工」只有七十個會員(另六十個幹事) 。從人數看,「街工」更似一個小型政黨,但它界定自己是個勞工團體,容許會員同時加入其它團體及政黨。它有時被批評為過於穩重/保守,過於重視一般街坊及工友的意見 (包括街坊及工友的保守意見),但「街工」同時又有一份儘管已經褪色的--左翼立場。像近年中港融合,不少港人對大陸新移民及遊客產生抗拒,一些「泛民」團體亦發出排外聲音。但「街工」拒絕這樣做,認為大部份新移民與香港工人一樣,同是全球化下被剝削的一群。「街工」經常受到一些街坊指責,但「街工」沒有放棄。「街工」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新移民婦女組,在「風頭火勢」時,它會低調工作;形勢好轉時,就主動出擊。


      然而,近十年香港社會日趨撕裂 (原因包括「03.71」後中央加強對香港控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觸發矛盾、「泛民」分裂...) ,社會及政治矛盾不斷爆發,必然衝擊「街工」內部及其未來發展。三十年過了,未來,在何方?



三、未來?


      政改爭論毫無疑問是目前最具爭議的題目,籌備經年的「佔領中環運動」(「佔中」) 遲遲不發,結果學界 (「學聯」16及「學民思潮」17) 佔領「公民廣場」在9.26搶閘出擊, 之後「佔中」才在9.28傖倅登場。催淚彈及警棍令幾拾萬市民上街,「雨傘革命」遍地開花。然而狂瀾之下,是香港社會結構早已滑坡,民怨沸騰,中產不滿,青年及學生浮燥,工人就業不穩...


      作為勞工團體,最能感受是工人就業的變化。八十年代廠區滿街可見一部部搭載年輕電子女工的廠車;九十年代已是三、四十歲售貨員,雖然百業興旺,金(融)股(票)齊鳴,其實種下禍根;回歸後踫上亞洲金融危機、沙士疫症;二千年之後,來「街工」已多中年保安、管理員大叔、大嬸。現在,接觸更多是不論年紀的零散工人。沒有全職工作,不斷輪替於長工、散工、失業救濟之中,工會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組織18。不單是一間工廠幾百工人罷工難見,八十年代聲勢浩大的公屋居民運動同樣難覓;反倒是市區的舊區重建19、郊區清拆20,還有環境保育21,譜成新都市運動的戰場。如果說,八十年代「街工」選了葵涌作基地,奠下日後基礎。今天,戰場似已遠離「街工」,餘下只有齷齪地區工作、老人問題?將如何吸引新一代青年活躍份子?真是這樣?


      「街工」堅持「左翼」的階級思考。2003年「7.1」,當大眾傳媒及學者吹捧「反對廿三條立法運動」為一起中產階級運動時,「街工」等基層團體力排眾議,認為民眾的不滿,早聚積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香港政府新自由主義的「劫貧濟富」政策內。「反廿三」只是濫觴,2007年長達36日紮鐵工潮22、2013年40日的貨櫃碼頭罷工23,均反映階級矛盾日趨激烈。所謂「中產反叛」,實際反映全球化危機下,社會中下層 (包括日趨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及就業不穩定的廣大基層) 的不滿。而「九七回歸」不特是一項政權更替,更是「商人治港」的正式確立。2012年第四屆「特別行政區首長」選舉,由代表港英時代資本家利益的唐英年,與代表「愛國左派」商家利益的梁振英,作割喉式爭奪,反映全球化危機下,尤其是中國市場開放後,資本財團在香港的角力與重新洗牌。


      儘管2013年「7.1」後的「八十後運動」,提出「三十年鬥爭模式」過時論,高揚新型社會運動不依賴深耕細作、不需扎根社區,重要是民粹式、無組織網絡動員,而且也無視「傳統」的階級分析。但「愛國左派」並不這樣看。今天,在「雨傘運動」仍在僵持之際,「愛國左派」同樣動員,只是不動聲色。他們掌握小市民怕亂心理24 (那些反對「佔中」者,不少是小店主、低級公務員、小白領、司機、中下層專業人土、稍微有點積蓄的退休長者,這些人在社會動盪中最易「傾家蕩產」,化一生積蓄為烏有。其實都是殷實街坊),潛行社區,動員廣泛的保守力量,以迎戰來年區議會選舉,及後年的立法會選舉,釜底抽薪。


      福無重至,一些「佔中」的年輕朋友,延續「八十後」立場25,揚言杯葛未來選舉 (他們並非向「愛國左派」而是向「民主派」潛在支持者呼吁),好讓社會運動「重上正軌,離開議會、返回街頭」。在左右夾擊下,「民主派」重挫可期?幸好「街工」不是「泛民」核心,長期以來都走自己勞工路線,紮根社區,這是它能以螳臂抵抗「愛國左派」及其它「泛民」競爭者三十年的唯一資源。然而,若一旦抽離社區轉打運動戰,首先崩盤的恐怕不是「泛民」。在社會矛盾日趨尖銳下,「街工」內部同樣陷入不斷爭拗,年青一代躍躍欲試、打破常規。


      對「傳統政治」模式的批判令人想起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它曾經是七十年代香港「左翼」的精神食糧。學生的行動與魄力足夠掀起數百萬工人罷工,威力蓋過法國「傳統」的政黨及工會。但學運結果卻是右翼政府在選舉中連任(並非香港小圈子選特首,而是透過香港人夢寐以求的「真」普選)。這也許可解釋為學生的抗爭促使保守市民即時反彈。但十多年後,即曾受六十年代學運洗禮如今已成為社會中堅的當年學生,在七、八十年代已擁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時,新自由主義卻得到授權上台 (戴卓爾及列根) 。


      是,許多人變節了,當年大家都真誠。但也不是所有六十年代學運參與者都把當年的理想忘掉,恰好相反,那種經歷,卻令他們認為,民主派及左翼政黨都不足信任,有組織的工人及民眾亦同樣可疑。許多人決定不再投票,他們寧嚮往另類政治、另類生活。拱手將政治送給右派。


      1991年「街工」的那場分裂 (「是民間,還是議會?」) ,我屬反對議會路線的一派,之後和一些人分裂出去。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和一些「民間社會派」26的朋友認為,自91年立法局舉選後,政黨及議員便將民間力量吸乾,使社會運動一蹶不掁。經過十年思考,我的看法是,香港社會運動衰落,是被香港前途問題壓碎 (民間團體都無力面對),而政黨及民間運動之分裂,則造成了「二者相輸」局面。從這個意義說,「街工」代表了一種另類。


      「街工」微不足道,但它代表了一群人。這群人無論年紀多大、或多小,都仿佛剛從八十年代冒出來,還散發著七十年代火紅歲月的餘溫,並且,都帶著對特有工人運動理想的堅持。



作者夏菽現職「街坊工友服務處」

註解

 1.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源於當年人造花廠工潮,警方逮捕工人引發香港「左派」工會全面介入,最後演變成流血鎮壓,事件中,共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近二千人被檢控,「左派」工會受嚴重挫敗。但最致命一擊來自1978年中共公開對1967年「反英抗暴」的否定。


2.指不隸屬北京直接指揮或影響,擁有左翼意識形態的小團體,當中包括獨立的「毛派」、「托派」、「社會派」、「新左派」等。


3.香港自英國佔領以來,一直以英文作合法語言。1968年大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至1974年政府始接受中文的合法定位。


4.1970年美國打算將二次大戰佔據的釣魚台交給日本,美加的港台學生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1971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舉行維園集會,受政府暴力鎮壓。是為第一次保釣運動。


5.香港早期貪污嚴重,1973年涉嫌貪污的外藉總警司葛柏潛逃英國,一批青年及學生發起集會抗議被鎮壓,結果十二人被捕。殖民地政府於1974年宣告成立專責反貪的「廉政公署」。1975年葛柏終被引渡回港,監禁兩年。


6.七十年代香港仍有數萬居民居於艇上(艇戶),環境惡劣,時有小孩溺斃。油麻地避風塘有幾千戶艇戶受颶風影響,要求政府安置陸上。1979年,一批艇戶及支持者乘旅遊車往請願途中,在旅遊車上被拘捕,被控「非法集會」。


7.德蘭中學校長被老師投訴貪污落台,新任校長與得到學生支持的老師關係惡化,校長威脅解僱老師,觸發學生罷課。1978年5月,政府宣佈關閉學校,引起社會人土反響,舉辦萬人集會支持罷課師生。最後,政府宣佈開辦五育中學接收師生,事件結束。


8.1969年發生珠海事件,數名就讀珠海書院的學生因反對學校操縱學生會而被開除學籍。其中兩名學生莫昭如及吳仲賢創辦了<70>雜誌,之後<70>成為香港青年激進運動的旗手。莫昭如主張無政府主義,吳仲賢後來成為托洛斯基主義者。


9.「民主派」是個泛稱,而不是一個黨派。譬如1986年的「高山大會」便有百多個爭取普選的團體出席。


10.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或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2002年政府啟動立法程序,引起香港人不安,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最後立法被擱置。


11.2006年政府宣佈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會在填海工程中被清拆,2006年12月示威者佔據天星,被警逐一拘捕。2007年4月,示威者在皇后碼頭紮營駐守,3個月後警方清場,碼頭被拆卸。


12.2012年9月,教育局宣佈在小學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引起社會關注,批評者指如同向小學生「洗腦」。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成立,聯同各界舉行反國教行動,十二萬市民響應包圍政府總部。結果政府撤回有關建議。


13.政府打算增加免費電視台,2013年10月兩間電視公司獲發新牌,但政府未能解釋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原因,引起社會不滿,超過十萬市民上街示威。


14.有關梁耀忠,可參考他本人自傳式著作《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 。


15.八十年代「街工」介入的工潮主要有日資的亞洲精工錶廠工潮 (1986) 、荷資的飛利浦電子廠工潮 (1988)、美資的飛達電子廠工潮 (1988)。其中,亞洲精工錶廠工潮,200名女工佔領廠房十三日,並獲國際工會支持,發動全球杯葛行動。


16.「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立於1958年,成員包括八間大學學生會。


17.中學生組織,成立於2011年「反國教運動」中。


18.「街工」與「工盟」不同,「工盟」走的是全港性行業工會路線,以組織工會作重點;「街工」則在社區組織零散工人,這些工人就業及行業都不穩定,很少加入工會,更為弱勢。


19.如2004年反對灣仔利東街舊區重建的行動、2009年反對長沙灣順寧道舊區重建的行動。這些事件既涉及弱勢者權益、反地產霸權,亦牽引本土生活方式在商業大潮淹歿的不滿。


20.如2008年反對借興建港深(香港-深圳)高速鐵路而對菜園村進行的清拆行動、2012年起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抗爭。兩宗事件,亦涉及港人對中港融合的恐懼。


21.如2004年「保護維港運動」,反對不斷在維多利亞港填海、2010年反對「港珠澳大橋」未符合環境影響評估而動工。兩宗事件,民間都利用司法程序有效拖延了工程。


22.香港回歸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症,工人工資不斷下降。2007年香港經濟復甦,但工資卻未有調整,紮鐵工人要求工資恢復至十年前水平,罷工36日。工潮由「工盟」屬下工會領導,得到市民廣泛支持。


23.與紮鐵工人相似,碼頭工人的工資較回歸前低13%,工作環境惡劣,不少要輪斑24小時。在「工盟」屬下工會發動下,罷工得到市民熱烈支持,反映對香港貧富懸殊、地產霸權橫行的不滿 (貨櫃碼頭業與紮鐵工所屬的建造業,均與地產財團息息相關) 。工潮另一特色是大專學生積極介入。


24.在一些社會學研究中稱這個階層為「中產下層」(lower middle class) 。他們喜自稱「平民」,或「夾心階層」。作為一個人數龐大卻鬆散的社會階層,他們沒有像「中上層中產階級」般推翻封建皇權、打下資本主義江山的威風。也沒有像工人階級推動革命,令資本家聞風色變的霸氣。他們倒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帕的霧月十八》形容的小農階級,「不能代表自己,要由別人代表」。「中產下層」文化並不高雅,但有基礎學識,關心子女,是城市社區脈動的樞紐,歐洲市鎮自封建以來即已如此。城市的統治者善用他們,用香港例子,是各類公益籌款、清潔滅罪,平息民變的別動隊;業主法團、諮詢委員是其社交場合。小店主,人脈廣泛,公務員,與民政處沆瀣一氣。不過,他們亦不滿政府與財團地產虎狽為奸,也不滿福利主義「偏幫」窮人,自覺是夾心階層。他們最恐懼是社會動盪--因他們的命運最為脆弱。因此往往支持有勢力者,回復社會秩序,成為法西斯主義或極右信徒。


25.儘管部份「雨傘運動」的年輕活躍份子繼承著「03.71」的「八十後」命題,強調「三十年民主運動模式過時」,及非組織化網絡動員的重要。但新一代活躍份子 (不少是「本土派」) 卻批評「八十後」是「左膠」(僵化的左翼份子),指責他們是政府「內奸」,潛入運動、分化運動、勸人撤退。被點名批評的「左膠」份子幾乎被指分佈在所有主要的學生、「泛民」、民間組織內。在「雨傘運動」的三個「佔領區」內 (金鐘、旺角、銅鑼灣),均貼滿這樣「獵巫」、「捉鬼」海報。


26.「民間社會派」是指一班環繞<民間抗爭報>的朋友。<民間抗爭報>成立於1990年,正值首屆立法局選舉前。「民間派」是社運人土對他們的稱呼,當時台灣的民間社會理論對香港的「民間社會派」有一定影響。

最近更新: 20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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