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歷史文化交織，在各個層面上影響香港的發展。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香港融匯了移民、難民，經歷了粵語流行文化的傲視華語世界，也經歷過隨著政治的不確定而有的出走潮。九七後的香港，做為「特別行政區」，即使有著被認為是憲法位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相互獨立而不隸屬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在體制上，使得「一國兩制」的五十年不變承諾，似乎發揮特定作用，使權力結構與中國迥異。
九七前後，香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認同上，經歷一段與中國共舞、矛盾卻又相互牽引的旅程，「佔領中環」與之作用於香港與中國的不同效應，恰似這段旅程反映。
壹、政治角力與香港民主問題
80年代的香港，於制度轉換與發展上變革迅速。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初訪中國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問題，不過兩年後的1981年，還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透過《地方行政白皮書》推行了地區選舉──採取登記制，年滿21歲、居港滿七年者均可登記為選民。次年，柴契爾夫人訪中；一年後，兩國開始對香港前途進行一輪又一輪的談判，直到1984年針對香港各方面問題達成共識，爾後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1997年7月1日」的移轉時間。
與政權移轉同時發生的民主化，可視為中英角力的結果。鍾士元在《香港回歸歷程》中引述戴卓爾夫人自傳，提到「...在一九九零年...我們亦面對強大壓力要加速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我們有強烈的道德理據要這樣做。但我的直覺跟我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時間。倘若當時做出這個決定，可能會引起中國強烈的自衛反應，導致雙方就香港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亦告破壞。我們需要等待較平靜的時刻，在協議範圍內尋求更大的民主化。」鍾士元認為，當時中方如果想要平穩地收回香港，必須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因此1992年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訪港，希望聘任一些知名人士擔任港事顧問。
這段角力時期，其實早在五、六零年代就有蹤跡。1946年8月，香港總督楊慕琦發表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建立起由民選議員組成的香港市議會，然而港人並不熱衷之餘，市議會的職能亦未能有共識，加上1949年中國局勢變化，直到1952年英國下議院宣布放棄計畫，港英政府持續以專家治港。港英制度下，對於爭取改善社會民生的社會力量多採順勢而為，例如因應幾次的暴動而有的資助社會福利團體機制，在七成的社會福利團體之外，催生了少數維權團體，而這些維權團體日後成為香港的市民社會發展助益。
權力轉銜前夕，英國以老練的政治手段推進香港的政治變革，除了安撫1989年後恐共與反共的情緒，亦有政權轉銜前博取美名的考量，二者綜合之下，有了前述推進香港民主化的壓力。相反地，中國不接受英國主導的政改，成立臨時立法會；並為了爭取香港平穩交接，與民間有力人士接洽。這段歷史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交會的縮影，也可說是後來事件的序曲。
當前香港的政治制度，框架決定於《基本法》第二條中，使港人「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做為憲政性質的法律，《基本法》規定了港人之權利義務，乃至香港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經由普選產生，然而最終之普選權到底誰說了算？《基本法》做成之際乃至歷次人大解釋，均有諸多爭議；最為根本的爭議，除權力來源外，即是人大擁有最後解釋權衍伸出的獨立行使之司法權受挑戰。
九七之後，雙普選、香港民主化的訴求，構成了十年來泛民主人士的信念，逢直選必為論辯主軸，但是在港英制度或一國兩制下，制度面的民主化進程推進有限；於社會溝通上，由於香港長期經濟掛帥，此次「佔領中環」行動前，普選一直難以成為主流論辯的軸心，致使民主化的追求論題常與經濟發展相扣連。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開誠布公」地說，人大常委會審慎評估後認為「香港的實際情況不具備在2007年、2008年實行普選的條件，2007年、2008年雙普選也不符合循序漸進原則」。於是香港民主派人士將目光放在2012年與2013年、2016與2017年，希望獲得公民提名、普選權；雖獲得特定成果，卻離民主派追求的提名選、選舉權皆普選仍有差距。然而當司法獨立、行政長官與立法會普選問題操持於全國人大之手，「香港特區政府會維持高度自治」又將如何達致？
貳、泛民主：政治與社會運動之間
早在80年代中英談判之際，民間論政團體的興起，諸如匯點、民協、太平山學會等，加入民主化論題，並對香港基本法之起草提出意見與要求直選；11個民間團體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由司徒華及李柱銘兩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所領導。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支聯會發起罷工，以黑絲帶悼念死難者，司徒華與李柱銘退出起草委員會。
1990年，太平山協會與部分民協人事共同創辦「香港民主同盟」，為香港第一個政黨，隨後成立了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與自由黨。1994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1991年、1995年兩次立法局選舉大獲全勝，得票率皆逾九成。蔡子強整理香港政制發展的回顧與展望時，認為隨著民主黨走入議會，與民間團體逐漸走遠，甚至被認為搶走鎂光燈、分走資源、令民間團體逐漸被邊緣化，造成九零年代民間團體及社會運動一直沉寂。
姑且不論歷次立法會選舉席次流變及政黨合縱連橫演變，「民主黨」一方面承載對民主化的期待、一方面試圖以體制內方式做出改變，可以說是從社會運動轉為政治舞台，再而與社會運動匯流。民主黨於體制內爭取普選，不論是2006年致呂明華主席之普選建議，或是2013年起泛民主派政黨與團體聯合成立「真普選聯盟」、今年年初的「宣誓」，以政黨的方式做出體制內建議、合縱，體制外聯合、行動。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香港的民主化相較於九七制有其進展，隨著一次次的鬥爭、2010年對政改方案的妥協等，相較於民眾期待的實質作為進展，其間差距或許是港人對「民主黨」的觀感益趨向負面的因素之一，然而民主黨與泛民主，於香港的政治制度、民主與社會運動上，確有其歷史地位。
「佔領中環」是2013年以來，對於「普選」期待的匯流，在港人爭取民主與經濟發展、英國統治後期對加速香港政改之舉措造成的相關效應、中國對一國兩制與治港措施的立場，無數對未來制度期待與歷史淵源的匯流。其契機事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在《信報》所寫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以「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為命題，迄3月27日與陳健民、朱耀明二位發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希望以佔中產生張力、未來的緊張以回到談判裡。
對於這次行動，泛民主政黨表達支持，年度的七一遊行，也因為人大即將做成之「決定」，使得參與人數為2004年後的次高峰。民主黨主席曾表達於七月表達將參與佔中；2014年的八月，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李飛表示，香港行政長官由愛國人士擔任的原則，月底所通過的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2至3人，仍由提名委員會產生，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過半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決定》引發的不滿，讓部分人士認為已無對話空間，對於佔中時日有所討論。
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單仲偕對民主黨參與佔中行動，表示「佔領中環」行動是「公民抗命」，涉及了違法行為，因此，「民主黨的參與不是用黨的名義」，需要尊重個人意願。他說，「不論在輿論上政治上，雖然這麼多政黨，但民主黨在姿態上最支持佔中」。單議員表示，「佔領中環」行動有辦公室，也有許多義務人員；起初受到學生要求「七一」佔中的壓力，採行預演佔中，致使511名示威者被拘押，其中包括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此間的行動，學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泛民議員、佔中三子、學生組織之間，彼此互不相屬，多方各行。
參、匯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不分組織、不論年齡，為了「真普選」，政治力量與民間力量相會於「佔領中環」行動，然而真正讓行動走入市民的，轉化為「雨傘革命」的契機──警方的驅離行動，動用了催淚瓦斯與橡膠子彈。受此刺激，參與佔領中環的人數激增，擴大佔領範圍之餘，也擴大國際的關注。
網路被運用於社會運動串聯以來，已有多次無組織型態的社會運動，例如「茉莉花革命」。佔領中環尹始，科技的運用，使得現場的情況得以零時差傳播；也使得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的驅離畫面深入人心，反而擴大了市民參與。訪談單議員時，他對於這段時間的情況是這樣說的：「9月25日那天，因為怕人衝過欄杆闖公民廣場，（警方）拉了很多人進去，就有許多人聲援」，三日後，戴耀庭宣佈28日佔中，「但是因為28早上沒有這麼多人，佔中三子決定留在立法會的主場，香港警察都用胡椒噴霧，對峙好幾個小時。」
在香港警察的職權與慣例上，對群眾運動噴「胡椒噴霧」，其實行之有年。這類手段很少為警察的現場裁量，反而是受命而為。單仲偕議員指出，就過往的情況，「如果群眾衝他們（警察）可以用，但若群眾靜默，是否可用看上司」；然而催淚瓦斯與橡膠子彈，在香港幾乎是首見用於本地示威者。研究香港警察的何家騏表示，此舉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是這個法律是港英時期的法律，然而因時空背景與訓練使然，警方的執法是中立的，民眾信任警察的程度也高；九七後，中國不欲修改相關法律，該法便留存至今。單議員說，「九七後就沒有這樣的事情了。警方使用催淚彈，這87發催淚彈改變了香港」，激起了市民的憤怒，使更多人加入佔領中環行動。
10月初因為催淚彈引發的憤怒與緊張感，使得佔領中環的現場展現高度自制：標語要求秩序，並有學生自行組織巡邏。因應警方驅離而散開的人群，致使佔領的範圍大，現場自行組織，了解疏散路線、現場的「防禦情況」，並且對現場群眾布達。此外，場邊仍有搬運行動，包括廢棄物清理、「防禦」之架設；現場呼籲別對學生照相，若有照相行為即行勸阻，並請對方將照片刪掉。整個來說，集中的區域為立法會，延伸出去的佔領區，人群較為散亂，也較無指揮或工作人員。路上許多大傘下堆放物資，而校園許多地方也作為組織、物資囤放處。與參與者討論中可以發現，因警方早先強硬的動作，許多家長是相當擔心的，禁止學生參與的比例也不在少數。因此，想參與然而被禁止違法的學生，可以選擇於校園中參與物資整備、調配、網路運作等事項，使他們也能「參與」其中。
現場的組織情況、文宣、媒體的側面觀察，可以說從佔領中環到雨傘革命，早先的組織，各方有不同指揮，且彼此不相屬，而學生的組織「學民思潮」與「學聯」，在這個無中心的情況下，隨著「雨傘革命」的行動發展，成為對話窗口。這應證了單議員對我們說的「在多方協調後，運動變成學生做前鋒」的情況。官方指派人與雙學談判，形成多方各行──在這個意義上，政黨、政治運動匯流，希望引導向「真普選」的方向。
學民思潮源於2011年，時值香港政府提出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然學生不在受諮詢範圍，因而發起相關組織，逐漸演變而來，2012年更名為學民思潮，開始廣泛關心並參與社會議題。這些學生與政黨關係較薄弱，與社民聯與工黨、人民力量關係較好；據張鐵志的觀察，學生甚至「怕被摸頭」，它們「把自己當壓力團體在經營」，主要表現在否決決議上，「例如學生罷課的晚上，所有民主黨的議員都到，各黨都得到，或可說是政黨被學生挾持。」
贊同與反對的聲音，於佔領中環的現場同時展現；然而隨著「佔領中環」的時間拉長，除和平理性的表達外，亦有暴力相抗的部分。10月初與十月中旬，佔中與反佔中人士於旺角發生衝突，時有言語或暴力相向；11月19日，支持佔中的鷹派突襲、攻入立法會，警方施放胡椒噴霧控制現場，並逮捕示威者。
其間，「佔領中環」行動多次公開表達訴求，甚至學生代表欲赴北京表達訴求，為行政程序所阻；港府表示「溝通的大門一直敞開」，而親中、親港府立場之媒體乃至輿論，自始迄今多以「阻市民日常生活」、「阻香港發展」，甚至「外國勢力介入」的角度立論，且指出許多案例、人名。輿論的混戰與佔中現場的情況，除影響是否支持立論外，或多或少反映了九七英國與中國對香港政權交接時的角力至今留存的影響。
肆、香港的民主旅程
「香港人」想要怎麼樣的環境？劉兆佳教授曾指出，香港的人口組成，大多乃不同時期因政治、經濟等因素，自中國逃到香港避難或謀生的，包括早期的英國統治、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造成的百萬難民等。對這些人來說，相較於原初情境的動盪，他們對香港的生活感到滿意，卻不以香港為家，也因此有了劉兆佳所稱的「非政治化的性格」。
戰後的新生代未經歷動盪，成長過程中享受到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卻面對著特定生活負擔──陸客對港人生活的緊密「侵入」，物價居高不下、一房難求。這一代人對香港有歸屬感，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在香港大學近年來的調查中，佔年輕族群的多數。他們參與社會運動，關注社會問題。研究民族主義的吳叡人，從香港認同的提升、中國認同的下降，以及九七後中國對「一國兩制」的表面遵循與實質整合控制，進而藉由「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激化了香港民族主義。
也許從香港的政治脈絡來看，與認同與民族主義的發展相平行的「民主」追求，較為貼近的當前仍持續的「佔領中環」與「爭取真普選」追求。然而對近二年的香港政治制度發展與社會運動，「佔中」被賦予極大期待，甚至有些人認為是行動的終點，也因此其成效也是眾所矚目的焦點。有些評論家可惜於佔領中環運動未能整合各界力量，不是個成功運動，然而以香港的情況來看，突破「非政治化」，讓新一代港人與早期追求民主化、普選的政治人物匯流，並且引發民眾對「普選」乃至香港的發展──經濟或是自由民主的討論；其中的種種矛盾，可看出近代香港與中國的歷史交織結果，也許較適合視之為九七後香港追求民主旅程的里程碑。
作者許容禎為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