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9月28日，香港特區警察向和平示威者施放87枚催淚彈，激發起轟動國際的雨傘運動，數以萬計的青年人成為了這場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同年12月警方於數個佔領區清場，示威者為爭取行政長官真普選而佔領街道的抗爭長達79個晝夜。這場史無前例的佔領運動，起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有關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被市民認為是扼殺了港人的參選權，令選民在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選舉沒有真正的選擇，因為誰人要參選，必須獲得一個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支持才可參選，人大常委會更決定只可有二至三名候選人。

史無前例的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是由大專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於2014年9月舉行罷課，後來衝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而被拘捕所衍生。為了抗議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學生組織決定於9月22日於金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附近舉行罷課，反對不公平、有篩選的選舉。學生的罷課是與「佔中三子」宣布要在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實行「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平佔中）計劃相配合。但有學生於9月26日晚上突然衝入政府總部，重奪「公民廣場」，促使了「和平佔中」運動提前於9月28日凌晨在金鐘區啟動。同日黃昏，為了要驅散大量前往金鐘聲援學生的和平示威者，防暴警察施放了87枚催淚彈。事件激發強烈民憤，令佔領行動由金鐘蔓延至旺角及銅鑼灣，更吸引無數外地傳媒前來採訪，令雨傘運動轟動國際。

這場運動反映青年人的政治覺醒，顯示他們明白沒有民主政制，民生和經濟策及社會公義都是空談。有人認為香港人包括青年人是政治冷感，不關心政制發展，雨傘運動把這論調攻破。這運動的主角正是青年人，他們不但關心學業、戀愛和社會前途，更明白沒有公平開放的政治環境，以全民為考慮角度的經濟民生政策均無從實現。小圈子政治是劣質管治的根源，青年人更是這種劣質政治的犧牲品，令他們對前途感到無望，因此發起激烈抗爭。

政治制度不公

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政治制度一直存在著深層次矛盾，令施政越加困難。究其原因，是不公平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引發出一連串管治問題。問題之首是行政長官認受性低，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並非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於2012年3月舉行的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有權投票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只有1,200人，他們大部份都是來自工商界的權貴，而梁振英是獲689票當選。不民主的小圈子選舉，令行政長官及被委任的主要官員缺乏認受性和民意授權，更令當局推行政策時受到市民及反對黨的質疑和挑戰。梁振英在傳統親北京陣營的認受性亦不足，因此未能獲得他們的支持，令其施政寸步難行。

至於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港英政府於1985年始創的功能組別議席仍然存在，在立法會70個議席，35席屬分區直選，35席屬功能組別，而其中30席更屬傳統功能組別，很多選民僅限於公司及團體，選民人數極少，有些議席更是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基本法》更規定立法會投票有分組點票制度，當議員提出動議或修訂，必須在直選及功能組別兩個界別均得過半數票支持才能通過，但政府官員提出的議案和修訂，只要得到過半數投票的議員支持便可通過。在這設計下，功能組別成為建制派控制議會的工具，而特區政府更建議不用改革於2016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不會減少功能組別的議席。在在顯示特區及中央政府為了控制議會，不肯放棄不公平的選舉制度 ，更令在選舉擁有近六成選民投票支持的民主派議員被扭曲成立法會內的少數派。

產業單一化

香港的政治制度不公，經濟結構亦不平等，小圈子選舉更是單一化經濟的保護傘。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在普選下的推選委員會，大多數的成員都是來自工商界，尤其是金融和地產界。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於2015－16年度政府總收入為4,776億港元，而賣地收入和樓宇買賣印花稅收入為1,200億港元[1]，佔整體收入四份之一，可見產業發展過份傾斜於地產行業。產業單一化帶來的惡果是令經濟結構狹窄，導致青年人的就業機會亦變得狹窄，讀不同學科的大專畢業生缺乏多元出路，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更減低了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雖然社會的整體經濟有增長，但怨氣卻越來越深，因為大部份財富只落在一小撮人的口袋。根據瑞士信貸集團的《2014年世界超級財富報告》，香港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資產財富相對其餘99%的人口在近年大幅增長，這1比99的財富比例由2000年的35%急升至2014年的53%，增幅比其他發達國家都要高，可見問題越趨嚴重。

國民教育引發的洗腦危機

面對這問題，政府並沒有嘗試疏導青年人的怨氣，反聲稱他們不滿現狀是因為不認識國家。建制派人士和親共傳媒更渲染青年人不夠愛國，缺乏國民教育。在2012年9月政府計劃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中學必修科，課程指引要求學生透過持續學習該科，「使學生對國家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並以價值觀和態度為導向，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範疇的身份認同。」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和質疑，教師、家長和學生批評課程指引內容偏頗、注重情感觸動、剝奪學校自主強制推行，並視之為「洗腦」教育。他們更多次發起行動，包括街站、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促請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在國民教育爭議未擴大之時，教育局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更令公眾嘩然。手冊講及中國政治體制時，形容中國執政集團「進步、無私與團結」，其官員任用制度「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而美國的政黨制則被描述為「惡鬥」，影響民生。手冊更完全不談六四事件及中國人權等爭議性問題。結果引發一場龐大的社會運動，青年人和家長參與反國教遊行，因為他們擔心一旦小學及中學開始實施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一代將會成為只懂得擁護中共的「紅衛兵」。以青年學生為骨幹的團體「學民思潮」、家長組織「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團體於2012年7月29日發動「全民行動，反對洗腦大遊行」，以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有超過九萬人參與，向洗腦式國民教育說不。於2012年9月7日晚上超過12萬名身穿黑衣的市民到政府總部集會，反對國民教育科。政府於翌日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改由辦學團體及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辦國民教育科及開辦方式。

雨傘運動凸顯青年人越發不滿政府

但建制派人士沒有停止鼓吹洗腦式國民教育，雨傘運動後這類言論持續，他們更開始向教師施壓。前特區高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區代表兼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於三月初建議，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以修讀國情課作為基本入職要求。她在北京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建議增強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要從新教師、年輕教師入手，可考慮在教師教育中加入國情教育，如到內地大學上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基本要求，其言論隨引起公眾評擊。有中學校長團體代表認為建議背後隱含不信任教師及對教師不公平，並指香港從沒有任何專業界別 在入職前要到內地接受培訓 ，  質疑為何僅是老師有此需要  。很多 老師在雨傘運動期間，多次勸告學生 要慎思明辨 ， 但他們竟被當局質疑煽動學生。這種思維只是把複雜的社會政治矛盾， 簡單歸咎於年青人和老師， 令深層次矛盾更難解決 。

雨傘運動後有親建制人士建議用堵塞思維的方法，把青年人的不滿壓下去，政府亦曾考慮用軟性手法疏導雨傘運動後低沈的社會氣氛。有報道指政府高官在內部會議上提出，可效法1967年暴動後當時港英殖民地政府的做法，在地區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洩精力、結識異性，以減少青年人的社會運動。[2]若這報道屬實，反映官員完全誤判青年人不滿社會、不滿政府的原因。政府不單拒絕面對和嘗試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更貶低了青年人渴求和爭取實現公平制度的高尚情操，輕視潛伏已久的社會怨氣。更使人不安的是，這種扭曲青年人價值觀的行為正變本加厲。

建制勢力向青年人推行的「維穩」工作

政府處理青年人訴求的態度向來保守，在政府諮詢架構內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亦是沒有認真聆聽青年人的聲音，該委員會帶有濃厚的親建制色彩，因此被批評為不夠客觀、獨立和專業。委員會沒有涵蓋不同年齡組別和背景的成員，大部份委員更是由政府委任，不少是「富二代」和年長人士。雨傘運動後，有意見指當局應從教育入手，扭轉青年人的「錯誤價值觀」。最近政府進行「換血」，加入比較年紀輕的委員，但這些人的立場是反對雨傘運動、反對學生罷課、反對學生作批判性思考，甚至對西方式民主選舉模式有保留。[3]試問這些人怎能了解青年人的心聲？如此組合只證明委員會是一個做青年人工作的維穩工具。

於2015年1月18日成立的「香港青少軍總會」更被批評是一個為青年人洗腦的組織。該會是一個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青少年制服團體，獲解放軍駐港部隊及中央人民政府駐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支持，成立典禮更在駐港解放軍昂船洲軍營舉行，只邀請部份傳媒採訪。該會教導青少年「報效祖國」，另立志「開辦一家或多家非牟利學校」，藉此進一步宣傳其主張。[4]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繼承了前行政長官夫人董趙洪娉成立的羣力資源中心，而該中心每年均有舉辦青少年軍事夏令營。該會成員隨以曾參與軍事夏令營的青少年為主，總數約兩千人。此外，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是唯一一個採用解放軍步操的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5]其制服亦與駐港解放軍軍服類似。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的榮譽贊助人分別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總司令是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如此陣容令公眾聯想到該會與北京有緊密聯繫，是要把內地軍事訓練搬搬香港，向青年人灌輸特定意識。

總結

適得其反的青年政策加劇社會矛盾

雨傘運動後，政府刻意迴避青年人的訴求，更運用其權力和資源扭曲社會議題。但時代已變，青年人對非物質的追求遠勝於金錢和實物，他們關注社會的持續發展、政府的管治能力和處事方法；他們亦明白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因此認為有需要、亦應負起社會責任，確保民主、自由、公義等理念不被侵蝕。雨傘運動及將來的社會抗爭，顯示青年人關注香港的前途，不願見到香港的核心價值褪色。

但政府的表現令青年人失望，行政長官剛愎自用、行政機關與立法會的關係跌至冰點，內地的威權、服從的價值觀蠢蠢滲透，在在令年輕人明白要改變現狀，必先要有開放的社會和公平的制度。青年人明白未來是屬於他們的，因此勇於爭取，以喚醒全體港人，香港的將來不應只是發展經濟的，亦需要有真正的民主政制。然而，政府的青年政策與青年人的訴求背道而馳，令他們對前途感到無望，因此激烈抗爭，如此下去，政府不能管治的局面指日可待。

作者劉慧卿為香港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

[1]2015－16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摘要

[2]《蘋果日報》2014年11月2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121/53151018

[3]除了劉鳴煒外，還有誰入主青年事務委員會？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26124

[4]《成報》2015年1月18日 http://www.singpao.com/xw/gat/201501/t20150118_545634.html

[5]《文匯報》2015年1月18日 http://news.wenweipo.com/2015/01/18/IN15011800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