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隨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實力的快速崛起，不僅改變了全球與亞太政治經濟的樣貌，更使得長久以來夾在美中兩大強權下台灣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斷的被拿出來探討。其中在華府一直以來皆有提倡所謂「棄台論」的主張，例如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研究員Paul V. Kane(2011)在紐約時報投書，即呼籲歐巴馬政府應當終止對台軍售以及其他相關的軍事合作關係，用以交換中國大陸龐大的經貿利益。[1]這樣如此明確要求美國政府為了換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龐大利益，進而犧牲台灣的呼籲，無論其可行性為何，充分顯示出了在中國崛起下，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維妙變化，台灣到底該如何面對時不時就出現的棄台論主張，以及在當前美中競爭亞太區域政經主導權的情形下，台灣的角色為何，機會與挑戰又在哪裡?對此，研究者將本文分成以下幾大部分進行討論:首先，研究者將進一步梳理棄台論的相關看法，以及其在國內媒體的報導情形，藉以瞭解相關棄台論的主張，並透過相關研究成果的整體，瞭解目前相關研究結果的看法與立。其次，研究者將梳理當前美中兩國在亞太所進行的相關戰略規畫為何，以此瞭解當前美中在亞太的競合關係、再次透過檢視近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台美關係的發展，勾勒出當前美中競合下，美中台三邊關係的互動情形、最後，有了上述亞太情勢與美中台關係的瞭解後，研究者將提出在美中競合下的亞太情勢中，台灣的機會與挑戰為何，並以此作為結論和討論的依據。

 

 

二、  美中競合下當前亞太情勢之現況與發展

   

             「棄台論」並未在2011年後停止，攻勢現實主義大師Mearsheimer(2014)於The National Interest發表再見台灣(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文中論及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快速崛起，中國大陸將在民族主義與國家安全議題上擁有更大的權力與區域影響力；因此即便台灣社會近年來表現出高度維持現狀的民意，但整體的發展態勢並未台灣單方面所能控制。Mearsheimer更在文中提及，

 

                面對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台灣可以有三個選擇:首先為發展核武、其次為加強國防，最後則是被迫接受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政策。第一個選項，發展核武不僅不可能獲得美國支持，更不可能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第二個選項，也必須衡量台灣整體可投資在軍事武力的資源上，基本上台灣不太可能再和中國大陸進行無上限的軍事競賽，而接受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則是不可能獲得台灣內部民眾的接受。這種看似無解的難題，Mearsheimer最後表示:一個越來越強大的中國，不僅是一個問題、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個夢魘。[2]在此之下的美國則更顯尷尬，美國在表面上，必須宣稱其歡迎任何有利於兩岸與台海和平發展的對話與交流，但美國並不想要真正的看到兩岸實質統一，若美國任由台灣被中國統一，則將會根本性的動搖美國在全球盟邦的保證效力，使得美國成為一個再也無法依靠的盟友，對美國在經營全球強權地位以及維持其全球戰略與利益將造成不可恢復的重大傷害。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力量的快速崛起，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利益相當龐大，即便現今中國尚未放棄武力犯台，以及美國也一再強調對台六項保證以及基於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等政策保證，但期待美國在兩岸若發生戰事時，大舉派兵馳援台灣，在中國崛起下的今天，似乎也越來越成為不切實際的想像。對此，在中國崛起的情形下，台灣的選擇空間似乎越來越少；陳亮智(2011)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大陸正藉著「先經濟後安全」的策略，逐漸的裂解美國在亞太盟邦對美國的依賴，並且從過去美國亞太盟邦「經濟依賴美國、安全依賴美國」的情形，轉變成「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中國」的雙重依賴轉移的最終現象。該文亦提及，隨著中國崛起，整體來說美國亞太盟邦將可能出現雙重依賴轉移的現象，但事實上其對於不同國家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對於美國東亞三個重要盟邦(日本、南韓、台灣)，中國崛起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結果；基本上日本與南韓是呈現「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而台灣極可能會是「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也依賴中國」的「匯聚式依賴」。[3]

   

                上述相關主張與研究成果，描繪了部分論者對於中國崛起下，亞太局勢發展的預測與研究成果。面對瞬息萬變的亞太區域局勢發展，美國與中國亦分別推出其重要的區域戰略，藉此鞏固現有的政經利益並期待擴大未來自身在亞太區域內的影響力。美國於當前亞太局勢下所推出的區域大戰略，最為人所熟知的不外乎是重返亞太政策以及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的談判。

 

                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背景形成於，2009年7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前往泰國參加東亞區域論壇時宣稱：「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並且在2011年10月希拉蕊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再度宣示美國重返亞太區域政策與決心，開啟美國一系列重返亞洲的政策論述。其中希拉蕊在2011年在夏威夷發表一篇名為：「美國參與亞太」（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一文具體將重返亞太的政策加以說明。文中提出「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政策，其意義為美國將更積極參與亞太事務，透過選派高層政府官員、各領域學者專家與相關團隊，至亞洲各個地區，以展現美國重視亞太地區的表現，具體策略為深化同盟（allies）關係、加強區域伙伴（partners）合作，及積極參與亞太多邊組織（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東北亞同盟（Allies）關係上，美國首重與日本、南韓的關係安排，美國將日本視為重返亞太之基石（Corner Stone），並且繼續加強美日安保條約安全合作、同時也與南韓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共同面對北韓軍事挑釁行為，另外透過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加強雙邊經貿發展。東南亞同盟關係上，與泰國進行全面交流包括：政治互訪、經濟活動、環境與安全議題，並且透過與泰國簽署創造性的夥伴關係協議（Creative Partnership Agreement），進一步加強與泰國在各項議題之合作。與菲律賓關係方面，透過2+2戰略對話（Strategic Dialogue），建立制度性協商機制，以面對日益複雜的南海情勢。透過與新加波合作，促進經濟成長，並且藉由新加波在東南亞國協（ASEAN）的影響力，協助美國更有效的參與東協活動，也藉助新加波經貿實力，加速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協商進程。[4]

   

                 由上述簡要的梳理美國重返亞太起初的幾份重要政策宣言與文件內容後，不難發現美國重返亞太政策一開始，並未清楚言明台灣在其重返亞太政策下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台灣的戰略地位為何。對此，相關論者對於美國在重返亞太政策中，並未言明台灣的戰略地位和角色，提出正式台灣價值的相關呼籲與看法，例如美國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Joseph A. Bosco(2015)五月於the Diplomat發表一篇投書，Bosco認為美國應當修正其長期對於台灣戰略模糊的政策與立場，並指出台灣不僅是出入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重要樞紐。Bosco也指出台灣不僅在軍事戰略占有重要地位外，在東亞經濟實力與國際人道議題上長期以來亦扮演重要角色，Bosco於文中強調美國必須修正其對台灣戰略性模糊的政策立場，因為美國不清楚公開承諾守護台灣，不但會使得這個地區的國家產生疑心，也將會鼓勵中國的種種負面作為。[5]而美國這種長期以來將台灣至於戰略模糊位置，並且在重返亞太政策前幾年中，並未重視台灣戰略位置的看法，獲得美國在台協會前處長司徒文(2014)的證實，其指出在2014年以前基本上美國政府提及重返亞太政策時，對台灣的相關議題並未多所著墨。[6]

   

                 在美國對台灣保持戰略模糊的政策下，中國大陸並未鬆懈其在亞太地區構築更宏觀的區域戰略思維與規劃，其中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絲路建設基金等區域大戰略，最受區域國家和國際矚目。習近平在2013年9月7日訪問哈薩克時，指出中國將和中亞國家發展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除了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立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建設亦積極推動，形成中國大陸當前所積極推動，透過陸路連接中亞乃至整個歐洲的陸上大區域戰略、並經由海路從中國沿海東南亞、印度洋、中東，最後經由埃及抵達地中海。隨著一帶一路的戰略推動，中國提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替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港口建設提供融資服務。「亞投行」總資本額預計為1000億美金，其中一半由中國承擔，總部將設於北京，目前已有30多個國家加入成為初始成員國。[7]論地域面積或企圖心，這個透過陸路與海陸所建構起來的區域大型戰略計畫，充分顯示出了中國大陸不僅企圖透過所謂絲路所代表的中國古文明時代，將中國夢與過去繁盛的歷史加以串連，並且在美中兩強高度競合的當代，作為突破美國於亞太影響力的突破口，改變競逐美國長期以來把持的太平洋影響力，將其勢力競逐重點轉為美國較無法大展身手的中亞、南亞以及周邊地區和海域，企圖積極拉開與美國於全球戰略競合的關係。除了上述由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亞投行所勾勒出的亞太區域大戰略之情勢，美中兩國亦分別透過主張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兩大經貿協定的談判，試圖分別主導占有世界經濟(GDP)27兆與23兆美元的兩個超大型區域經濟整合進程。

 

 

三、當前兩岸與台美關係之檢視

   

                 馬英九總統於2008年上任後，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各項工作的正常化，兩岸業已簽署數十個相關合作協議，其中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性協議ECFA最為人所關注。相關研究眾多，本文不詳細介紹，但亦有許多研究提及，ECFA在帶來相關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必須要注意其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林顯明(2014)的文章，在梳理了ECFA執行了三年後相關成效後發現，ECFA整體所帶來的經濟成效不如政府當初的預期，並且隨著兩岸經貿愈發暢旺的同時，台灣社會內部正飽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負面影響，並且兩岸經貿關係的往來，也被相關的兩岸經貿中間人(掮客)壟斷利益，使得兩岸經貿利益並未能雨露均霑的分配到每一個社會階層中。[8]對這樣的兩岸經貿交流結果，引發許多民眾的不滿，亦有許多人不僅提出相關協議執行成效不佳外，協議談判過程更是充滿黑箱與不透明；這樣對於兩岸經貿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兩岸相關協議談判不夠透明且迴避國會監督的民怨，即在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30秒的速度，快速宣佈通過服務貿易協議後，引爆了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9]對此，研究者認為太陽花學運標示了兩岸關係的轉捩點，雖然太陽花學運的三項訴求(退回服貿、重啟談判、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達成任何一項，但太陽花學運的發生，確實根本改變了兩岸關係的互動與格局。太陽花學運發生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未對學運表達正面態度，但其後由於此次學運以及包括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宋習會，讓兩岸各界開始注意到台灣青年世代的聲音、台灣不同階級的焦慮，以及三中一青(中下階層、中南部、中小企業、青年)的聲音，開始進入兩岸關係的議程，修正過去兩岸經貿利益被少數人把持與壟斷的狀況。太陽花學運除了一改台灣社會內部對於兩岸關係討論的氛圍，實則也成為了兩岸關係的煞車皮，讓台灣內部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審慎的評估相關議題(服貿、貨貿等)的需求與影響。由此觀察，兩岸經貿談判似乎進入到了停滯期，但隨著中國大陸提出亞投行的提議，台灣即在最後一刻，表達了積極參與的意願，雖然最後並未能如願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但卻獲得了美方的初步認可以及中國大陸的善意回應；就此似乎開啟了美中台三邊關係新的賽局，亦為美台關係調整鋪排了繼承的道路。

   

                如上所述，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前期，台灣事實上並未被賦予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角色，但隨著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相繼宣布一帶一路、亞投行等重大區域戰略政策，並表示歡迎台灣參與亞投行的立場後，美國對台的立場與態度亦有所改變。其中於今年6月1日訪台的，美國務院經濟暨商業事務局助理國務卿芮福金（Charles Rivkin），不僅是歷年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現任官員外，更為台灣捎來許多正面的訊息，雖然Rivkin並未肯定的回應台灣是否有機會參與TPP的第二輪談判，但Rivkin表示:「台灣已向全世界證明，台灣是個重要經濟體。台美經濟關係密切，台灣已超過印度、沙烏地阿拉伯，變成美國第十大貿易夥伴。美國超越日本，成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還有更多領域合作，可以進一步討論」。除此之外，也在許多台美合作領域，表達支持與肯定的態度，雖然台灣並未能從Rivkin口中獲得確定能參與TPP第二輪談判的肯定訊息，但美國派遣層級高且主管經濟與商業的助卿來訪台灣，依然具有很高程度的政經意涵。[10]台美間除了在經濟合作議題上有所進展外，台美間的軍事合作，近來亦有許多好消息傳出，其中美國聯邦眾議院日前通過2016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其中一項修正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明年若邀請中國解放軍參加環太平洋軍演，必須邀請台灣軍方參加。[11]另外，美國聯邦參議院，亦在《2016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內容中載明:「應鼓勵台灣參與美國演習，包括空對空實戰訓練，包括在阿拉斯加州艾爾森與內華達州奈里斯空軍基地演習，即『紅旗』演習」。[12]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所通過的決議，無疑為台美軍事合作注入強心劑，讓台美軍士合作有更加穩固與堅實的基礎。學者胡聲平(2015)的研究也顯示，台美間政治、經濟與軍事等三項合作議題中，最不容易受到影響的是台美軍士合作議題、其次為台美經濟合作議題，最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的則是台美政治合作議題，而總體來看台美無論在軍事合作或經濟合作議題方面，目前皆朝向積極與正面的發展。[13]

 

 

四、 當前情勢下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從上述近來美中台關係與亞太情勢的梳理可見，2014年為兩岸關係與台美關係重要轉折年；2014年以前兩岸關係快速發展，幾乎是每半年兩岸就會簽署相關的經貿協議，即便過程中引起國內相當多的不同意見、也引發許多兩岸經貿互動可能對社會層面產生負面影響的討論，但政府依舊維持其一貫的立場與速度推動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一直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發生。即便，必須很遺憾的說，太陽花學運的訴求，截至目前為止馬政府並未作出任何實際作為，換言之，太陽花學運並未實質達成其當初學運所設定的目標，但整個學運卻產生了政治外溢效果(spill-over)，不僅讓台灣社會內部更謹慎的討論相關的問題，也對兩岸關係產生實質煞車的作用；總體而言，2014年以前兩岸關係快速發展，2014年以後兩岸關係則出現停滯或減緩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台美關係的發展，則與兩岸關係出現相反的發展方向，2014年以前美國對於台灣在重返亞太政策的戰略位置，一直維持著模糊的立場與態度，但隨著2014年後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愈加清晰後，美國開始重新重視台灣在重返亞太政策中的角色與地位。由上述可知，台美關係的發展呈現了2014年以前較為模糊不清、2014年後關係升溫的發展趨勢。台灣在面對美、中兩大國時，該如何找到自己最佳的有利位置，並且尋求利益的最大化，這個問題不僅是政府必須加以思考，更是國內社會急需凝聚共識的問題。另外，雖然當前中國與美國分別對台灣加入亞投行與TPP皆表現出善意的態度，但尚未有具體的實際作為。到底，台灣在美中競合下如何自處，以及該如何爭取美中當前僅有口惠的態度表達，進一步落實成實惠的經貿果實，皆有待台灣以更多元的策略在兩大強權國家的三方博奕中，獲取最佳利益與結果，而美中台關係的後續發展會如何，值得繼續加以觀察與研究。

 

作者林顯明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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