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通稱「學聯」，成立於1958年，六四事件後與中共分道揚鑣，在過去二十多年的香港泛民主派政治活動和左翼社運中皆不乏身影。至去年九月初發起罷課，啟導九月二十六日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促成遮打革命[1]爆發，其聲勢可謂一時無兩。10月21日，學聯五名代表與港府包括政務司司長在內的政改核心官員公開辯論，更彷彿代表著佔領支持者正面與專制政權交鋒。然而，就在佔領區被徹底清場、遮打革命結束後的短短半年內，學聯的八所院校學生會成員中先後有五所舉行退聯全民公投，當中四所成功通過退出議案，贊成和反對的比數差距更一所比一所大。現時學聯僅剩四所院校成員，透過成員院校所能代表的學生人數喪失三分之二[2]。

 

學聯土崩瓦解，即使是最初發動退聯公投的各大學退聯關注組亦大概始料不及。正如去年九月初時根本沒有人預料過罷課會演變成警方使用催淚彈，終致空談多時的佔領行動開花結果，學界以至整個香港政界當初也沒有想過率先在二月發起公投的港大會成功通過公投，繼而引發持續多月的退聯潮。香港政局出乎預期之事接二連三發生，筆者身為局內人，亦只能承認無法完全看清未來局勢走向，惟對已發生的退聯潮之意義，還是能就個人所見稍作論析。

 

退聯潮簡敘

 

 

遮打革命中後期，對學聯的不滿逐漸增加，主要由於佔領參與者（特別是主張行動升級的「勇武派」和本土派）認為學聯與已無心戀戰的泛民、佔中三子和傳統社運左翼走得太近[3]，以至脫離群眾，不肯及早將行動升級。學聯最終在旺角清場後的一星期發動升級行動，卻事先大肆張揚，現場指揮混亂，甚至被指拖行動者後腿[4]，結果行動徹底失敗。令不少人對學聯死心的，卻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在佔領結束後回顧這次升級行動時，指「升級為證明升級無用」[5]。結果是香港大學數名學生組成退聯關注組，收集簽名發動退聯公投。

 

惟此時學聯及其泛民友好仍不以為然，只對關注組進行惡搞和抹黑，指退聯乃共產黨的陰謀。由於2006時港大亦曾有退聯公投，並由親中共人士發動，學聯的支持者便試圖將兩次公投混為一談，以營造退聯是中共指使的印象，卻未能成功，最後港大在本年2月14日成功通過公投[6]。

 

港大退聯公投前，嶺南大學亦已出現退聯關注組，而港大公投後、中文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和理工大學皆相繼成立關注組。雖然嶺南大學於三月的退聯公投未能通過，而中文大學亦因收集簽名的問題而未能舉行公投，其餘三所大學皆在今年四月底和五月初分別成功通過公投退出學聯。其中一個原因是向學聯靠攏的城市大學學生會多次以行政手段試圖打壓城市大學的公投[7]，引起民意反彈，甚至為同期舉行的理工和浸會大學公投帶來更多贊成票。最終結果是香港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和城市大學的學生會皆在公投通過下決定退出學聯。

 

大學學界本土思潮的形成開啟世代意識形態分歧

 

 

雖然退聯潮主要是由於對學聯的種種不滿，表面看起來與本土思潮未有直接關係，其實不然。從圍繞著退聯的爭議，與各大學退聯期間的各界種種言論，皆不難看出，退聯潮是當下香港世代意識形態分歧的體現，學生一代明顯比上一代更認同本土派理念，反對「大中華」思想。

 

香港學界本土反（中）殖思潮，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港大學生報《學苑》去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8]。此書其實建基於《學苑》的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當中的兩位作者兼當時的《學苑》編輯——王俊杰和李啟迪——正是港大退聯組的其中兩位成員，這亦是為何學聯支持者當初將港大退聯關注組抹黑為共諜的策略收不到效用。

 

就筆者個人所見，學界中的「退聯—留聯」爭議，往往與「本土派—傳統泛民及社運左翼／大中華」的對立重疊。各大學退聯關注組的其中一項退聯理據，是學聯的「大中華」路線已無法再代表學界，而事實上學聯確實是每年舉辦六四晚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的成員，而支聯會的綱領之一，正是本土派極為不齒的「建設民主中國」。學聯與傳統泛民及社運左翼千絲萬縷，是退聯與本土思潮重疉的關鍵，這點在下一節會再作更詳細分析。

 

由於退聯爭議與「本土—大中華」的對立重疊，退聯公投本身就涉及一場意識形態之爭；故退聯公投相繼成功，或反映在大學學界中（或最少是關心時政的大學生之間）多年來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大中華」、「愛國不愛黨」、「大家都是中國人」想法，已逐漸被摒棄。

 

反過來說，學界以外的人對退聯和其理據多不理解，不少泛民主派中人和前學運領袖都認定退聯乃中共所煽動，目的是離間、分裂民主力量[9]，而一些支持佔領的「政治素人」（不少在Facebook上以黃絲帶或黃傘為頭像），都覺得退聯有礙民主派的團結[10]。有趣的是，即使是政策上多主張「本土優先」的泛民主派政黨「新民主同盟」，立場也是反對退聯，以致其在中大推動退聯的黨員最終決定退黨[11]。這種團結論述，其實早在佔領期間已然出現，每次當被溫和派及社運左翼把持的金鐘佔領區「大台」[12]被批評時，「大台」的支持者總是以團結為口號指責批評者應放下歧見。此種「團結壓倒一切」的思維，無視反對者的理據，考慮到退聯背後的意識形態之爭，可說是對正在崛起的本土思潮的無視。

 

誠然，學界以外的反對退聯之人未必一定全都是「大中華思想」的擁護者，支持「建設民主中國」，但對團結的盲目追求，本身亦可說是一個世代的意識形態。視「分裂」為必然之惡，如下文所論，與大中華思想更可說是一脈相承。從這角度看，多所大學公投通過退聯，也是當代大學生對這種盲目追求團結的思想一次直接的否定，或多或少反映了世代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

 

學聯作為「泛民主派」學界分身的局限

 

 

如果說學界的政治思想越來越遠離「大中華」而傾向本土，那麼學聯就是那套被離棄的思想的組織代表。退聯爭議之所以能被視為一場「本土—大中華」之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學聯始終擁護大中華思想，而這種思想，又來自其跟香港泛民主派和社運左翼團體的密切關係。

 

首先，學聯跟它們有極強的組織性連繫。學聯除了是支聯會的成員外，亦是每年舉辦七一遊行、政經立場偏左的「民間人權陣線」的一員。現時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陳倩瑩和副召集人楊政賢，皆分別曾為學聯的正、副秘書長。此外，學聯的核心成員，不少在大學畢業後都加入泛民主派政黨[13]。考慮到支聯會、民間人權陣線和泛民主派政黨之間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學聯絕對可說是為整個泛民主派培養新力軍的搖籃。

 

換個角度看，過去香港的政治局面總是「泛民主派—親中共派」的二分，在本土派出現前泛民主派根本就壟斷了反共一方的話語權，年輕人如欲從政而又不投共，泛民主派基本上是唯一的選擇。由於學聯由多所大學學生會組成而又活躍於政治，一些支持民主而又有心從政的大學生往往會透過成為學生會幹事再進入學聯，作為其加入泛民主派的第一步。

 

因此，從學聯到泛民主派，可說是一個政治組織結構，學聯既是泛民主派組織上的一部份，亦是後者在學界的分身。雖然泛民主派之間時有政策上的分歧（如社運左翼會批評其他泛民政黨過於保守），但他們的共同點除了爭取民主外，更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點與親中共派一致，是故多年來他們對反共話語權的壟斷，等於與親中共派合謀，徹底地排斥了港獨、反中國來港新移民、去中國化等主張，可謂建構了一個「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論述霸權——無論反共與否，皆不會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雖然學聯在面對退聯一方指其擁護大中華思想時曾回應指學聯的思想綱領可以更改，甚至今年不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仍無法令人信服，原因即在於其與泛民主派的結構性綑綁，使其根本不可能擺脫既有的意識形態。

 

這結構性綑綁的最佳例子，莫過於因「佔領中環」運動而出現的「五方平台」。此平台由「佔中」三子、泛民主派政黨、社運左翼團體、學聯和學民思潮等組成，原為協調及商討「佔領中環」事宜而設，在遮打革命爆發後卻變成金鐘佔領區背後的最高決策平台。明明是言而無信、不去發動佔領中環而裹足於金鐘的「佔中」三子，卻可藉與泛民主派政黨的關係借此五方平台繼續呼風喚雨，將明明已背棄他們而只支持學生的佔領群眾當作自己的政治工具。據筆者理解，學聯在此平台中其實已有盡力阻止「佔中」三子和泛民主派出賣佔領群眾[14]，但繼續留於此平台之中，容讓這些政客左右其決策，就正反映其在組織和意識形態上無法擺脫泛民主派。事實上，當學聯中人到以本土派為主的旺角佔領區時，與之同行的大多是社運左翼人士[15]，就更說明他們將哪方認知作自己人。

 

誠然，學聯並非全然認同泛民主派，在政治行動上亦比泛民主派走得更前，或多或少都體現了世代間的差異；然而，這源於年輕的先進性終究無法擺脫人事和結構的束縛，以至學聯在意識形態上仍然保留著泛民主派的大中華思想，追不上本土思潮蓬勃的學界，結果就是被他們聲稱所代表的大學生唾棄。

 

學界「分裂」與本土思潮一脈相承

 

 

對相信爭取民主就必須團結的人來說，退聯是分裂學界之舉，「共產黨最開心」[16]。然而，對支持退聯的人來說，退聯的其中一個理據正是所謂的學界團結不過是制度暴力下的結果——透過要求各大學學生會按其自身會員人數向學聯繳交會費，令所有大學生變相自動加入學聯；在沒有個人退出機制下，學聯成員院校的學生全都會「被代表」，而個別學生卻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向學聯問責[17]。用制度暴力綑綁而來的「團結」，從無合理基礎，是故學聯的認受性，一直以來只來自學生對其不合理性的漠不關心，卻諷刺地逐漸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存在。

 

香港本土思潮的崛起，本來就是質疑各種多年來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政治假設的一次「範式轉移」。正視被消音的港獨主張，將中國來港移民視為殖民侵略等，都衝著泛民主派的論述霸權而來。在行動模式上，本土派亦對泛民主派和社運左翼（常將之貶稱作「左膠」）的「大聯盟」式合作非常反感，時有不和的各個本土派系大多傾向各自修行，並各自斷判合作的時機，不會為促成合作預先強求各方放下歧見[18]。退聯的推動者和支持者亦大多抱持同樣看法，是以四所院校退出後未有刻意籌組另一聯校組織與學聯抗衡[19]。

 

筆者個人認為，本土派這種不迷信組織，不盲求團結的理念，跟其不先驗或理所當然地否定港獨主張的思維一脈相承。本土派與泛民主派的分野之一，乃是否先驗地接受香港應屬於中國。泛民主派之所以每每傾向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理所當然地否定香港獨立的可能性，因而只以「一國」為前提尋求出路，結果是容易得出主動向中國妥協、讓步以苟延殘喘的結論；反觀本土派不接受理所當然的一國，是故在策略思考上不抗拒借獨立和獨立主張為手段以捍衛香港的利益。先驗地接受一國原則的泛民主派，往往大力聲援劉曉波等在中國被暴政迫害之士，時常呼籲香港人關注他們的情況，正是出於欲團結中國和香港民主力量以建設民主中國的想法。相反，本土派傾向認為不同個體之間本來就沒有聯結起來的義務，正如香港絕非應然屬於中國，不同的反共力量亦不應被預設為在對抗中共上要團結一致。事實上，遮打革命的發生，從學生衝進公民廣場，本土組織佔領馬路，到警察放催淚彈後群眾不理學聯撤離呼籲繼續佔領[20]，都說明了各自判斷形勢、互相補位（甚至互相利用）隨時比團結統一的行動能帶來更大的政治效果。

 

深受以大一統為常態的中國歷史史觀影響（或荼毒）的香港人不少都本能地抗拒「分裂」，較少接觸網絡資訊的年長一代尤甚，是故先驗地認為應當團結的「團結迷思」影響力仍然顯著，並非一時三刻可以完全改變。但四所大學先後退出學聯，則反映在大學生一代，有更多的人願意追求變革而不怕「分裂」污名，可謂打破團結迷思的第一步。從團結迷思，到國族枷鎖，在本土思潮的崛起的香港，似乎已不像過去一般牢不可破。

 

結語

 

 

本文嘗試探討遮打革命後的退聯潮與香港本土思潮和本土派的關係，指出退聯潮本身是思潮轉變——從「大中華」轉向本土——的體現或表徵，連同團結迷思在內，香港過去種種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政治假設在本土思潮下開始被一一質疑，遮打革命後這在由年輕一代主導的學界中最為明顯，以致身為泛民主派學界分身的學聯首當其衝，土崩瓦解。外界（特別是年長一代）對退聯潮多有誤解，某程度上側映出本土思潮在世代間的接受程度差異，是本土派在理念傳播上要面對的問題。以上分析大多基於筆者的所見所聞和對本土派的個人認知，由於不同本土派系之間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念，上述對本土派的析論或有不完善之處，建議讀者參考不同本土派系的論說以對香港本土派的面貌有更全面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