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學聯參與六一三反新界東北發展集會，數百人公民抗命被警方抬走拘捕，匯聚社會焦點；緊接在七一遊行後留守遮打道，為政改的膠著局面開創新形勢。九月初，學聯更宣佈籌備大專學界罷課，開啟全民抗命爭普選的先河。在九二八佔領開始後，學聯更成為整場雨傘運動最有代表性的組織，獲政府邀為運動談判代表，風頭一時無兩。

 

學聯全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58年成立，由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會（而非學生）組成，退聯潮前夕有八個成員學生會[1]。最近數年來，學聯一直以代表全港接近十萬名大專生的身份，在香港日漸冒起的青年激進運動中佔重要一席位。在雨傘運動前，從未有人想像過，學聯會以如此迅速的方式滑落。由十二月雨傘運動完結開始，各大專院校內都湧現反對學聯的聲音。最終，由今年一月至五月間，學聯八個成員學生會之中，五個都發起了退聯公投；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都通過退聯公投，正式退出學聯[2]，學聯所代表的大專學生群體，瞬間減少了超過一半[3]。

 

短短數月，恍如隔世。

 

本文將探討，退聯風潮、學運分裂，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啟示。退聯風潮急速冒起，冰封三日非一日之寒。與其將退聯／學運分裂視為單一事件分析，不如連結過往數年香港青年激進運動發展，視退聯為一個階段的終結、下一階段的開始。展望將來，青年激進運動的影響力相信會持續增加，逐漸在香港的運動話語權上取代以議會路線為基礎、以單一普選議題為主打的泛民主派。因此，由青年激進運動角度切入的討論，極為重要。

 

（一）香港青年激進運動的前世今生

 

直到近年以直接的本土利益、「香港人優先」為號召的本土派成為重要政治力量前，泛民主派一直掌握香港的政治話語權，也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控制權。八九民運後，六四屠城被樹立為民主運動的圖騰。深圳河彼岸的，是屠殺人民不手軟、貪污腐化、不可理喻的極權政府；在深圳河的這一方，卻是資本主義自由世界、英國人統治百餘年成果，歷經七十年代反貪腐、加強基建及社會保障後的善治政府。即使如何反對中共，對中央政府單方面頒布的《基本法》卻逐漸接受，希望透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在各方面維持香港現狀，勿被中國／中共侵蝕。

 

追求民主自由無可厚非，但二元對立的政治話語、社經分析的貧乏，同時亦令基層團體耕耘的組織者不滿。民主黨曾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又曾支持政府以開源節流為由，將公共屋邨商場私有化成今日的「領匯」。在民主自由的口號之外，泛民主派在其他議題上的取態，竟與政府如此的不謀而合。不過，受制於九七前後香港社會整體氣氛，左傾團體組織者並未能搶奪話語權，甚至在反領匯一役[4]被主流批評為「阻人發達」（阻礙股民賺錢）。

 

直到2005年反世貿抗爭，韓農為香港人示範了今天香港流行用語的「勇武抗爭」[5]。佔領街道、與警察正面衝突、大規模的肢體對抗、水炮及催淚彈的使用，讓六七暴動以來未嘗經歷大型警民衝突的香港人上了寶貴一課，當中也包括後來組織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運動的年青人。這些年青人後來參與了佔領因填海面臨拆卸的舊碼頭開始的天星碼頭（2006）、皇后碼頭保育運動（2007），催生了今日統稱的社運派青年群體。2004年成立、在運動的宣傳和動員發揮重要作用的香港獨立媒體，亦成為社運派的橋頭堡之一。

 

八十年代以來，幾乎是頭一遭由泛民主派以外的民間勢力，成功掌握了對運動的話語權，論述上也與泛民傳統分道揚鑣。這一代的社運青年，開始反思香港的意義問題，認為因經濟發展而任意拆走殖民地時代遺產，只會令人民忘記被殖民者壓迫的歷史，以致被新政權延續殖民狀態而不自知。在民主普選議題以外，經濟至上、發展主義的主旋律，如何妨礙這城市真正脫離殖民狀態、以至被中共延續殖民地角色。為了達致真正解殖，除了狹義的建制／國家機器以外，需要改變的，還有人心。[6]

 

 

2009-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是左傾社運青年的一個高潮，也是暗湧浮現之時。一方面，反高鐵運動捲動社會激烈辯論，運動主要推手之一「八十後反高鐵青年」讓社會掀起「五十後」與「八十後」的世代價值之爭；因高鐵工程而被迫遷的農村菜園村，引入了城市發展模式的討論；高鐵為誰而建，亦帶起階級鬥爭的角度。五區苦行、包圍立法會大樓直播審議、萬人包圍禮賓府等行動，對政府構成極大壓力，更成為包括筆者在內眾多年青人的社運啟蒙。社會主流亦開始明白，政治不只是建制泛民（支持／反對普選）之爭，對社經議題、對香港未來整體方向的討論和鬥爭同樣重要。

 

（二）學聯復興與本土派的冒起

 

與此同時，由上述幾場青年激進運動所啟蒙的年青人漸多，多年來代表「正統」學運的學聯也隨之復興。由組成「大專2012」參與2010年五區公投[7]開始，多場青年人高度參與的運動，都見到學聯的身影。2012年9月，學聯舉辦了萬人罷課反對國民教育科；2013年貨櫃碼頭工潮，學聯亦成為最主要的支援團體之一。戴耀廷教授在2013年3月發起「和平佔中」，學聯也是義不容辭，由暑期迎新宣傳到10月的「大專學界商討日」；2014年初在各院校發動「學界公投」，確立公民提名為學界對政改運動爭取的大原則。7月2日凌晨「留守遮打道」的行動，更被視為「預演佔中」，打開了大規模堵路公民抗命的序幕。儘管政改議題也屬主流範圍，但敢於挑戰社會禁忌加上大學生本身的社會地位，已令學聯在短短數年間，成為青年激進運動的代表、甚至是整個民主運動的先鋒。

 

但另一邊廂，反高鐵運動以後，基於反高鐵運動中的中國因素（接駁中國大陸高鐵網絡），以反中為核心的身份認同亦開始出現，現在我們所稱的本土派開始抬頭。五區公投後，原社民連成員黃毓民退出社民連，成立人民力量，聲言要民主黨為支持政改方案而「票債票償」。以全面否定泛民主派為號召──無論社運派認為泛民如何不濟，都從沒如此主張過──的派系，逐漸成形。與人民力量成立同年的2011年，學者陳雲發表《香港城邦論》，呼喚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爭取港人權益，一石激起千重浪，遂有了今天的統稱的本土派。

 

初期，泛民主派與社運派都對本土派的崛起不以為然。2012年初反雙非[8]論爭，本土派的「蝗蟲論」，被認為涉及民粹、仇恨言論以至有法西斯傾向，難登大雅之堂；《香港城邦論》亦被譏為賣弄迷信[9]。不過，4月政府宣佈由2013年起雙非零配額，卻令本土派支持大增。自此，本土派組織如雨後春荀成立和發展，當中表表者當屬2012年成立的熱血公民[10]（及其附屬媒體熱血時報），以及同年成立的輔仁媒體。社經立場偏左的社運派，被冠上「左膠」[11]的稱號，意涵由迂腐、死抱理論不顧現實、與傳統建制左派類比等等，不一而足。本土派對舊勢力全盤否定的態度，亦由泛民主派延伸到質疑「本土優先」的「左膠」。

 

到雨傘運動前夕，本土派在青年之間的影響力，可謂已超過社運派。除了上述兩大針對年青人市場的網絡媒體，本土派輿論領袖如陳雲、孔誥烽、黃毓民、黃洋達等，亦一直正面回應自雙非爭議以來一直層出不窮的中港矛盾；本土派已有城邦、港獨、歸英等整體性地回應中港關係的論述。相反，社運派一直苦於發展閉關鎖國、排外以外的中港關係論述，數年來一直未有簡單直接的說法回應。由社運派青年、民間團體到泛民政黨，只能從權利、扶助基層、個別政策倡議角度入手，未能提升到整全政治分析的高度，導致渴求對「香港應往何處去」此一大哉問答案的激進青年，逐漸倒向本土派。

 

政治乃經濟的集中表現，套用在青年激進運動上亦然。多年來青年激進運動發展到一個地步，參與其中的，以至期望自己能有一定影響力的，早已遠超早期的一群「文青」、文史學生和老師。故此，社運派青年群體所面對的困境，除了是中港論述上的瓶頸，更是組織範式的大轉移。

 

（三）不要大台：由退聯論述看青年激進運動形勢

 

青年激進運動世代更替，與學聯解體扣上，也彷彿是歷史的必然。歸根究底，學聯還是代表大專學界最主要的團體，自然成為對青年激進運動「領導不力」的眾矢之的。檢視退聯派對學聯的主要指控，便能看出組織範式轉移的端倪。

 

學聯代表性成疑、決策封閉

 

學聯主要領導架構，分別由常務委員會及中央／秘書處組成。前者由各成員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擔任，後者則在學聯周年大會上由院校代表選出，亦即並非由所有學生直選產生。雖然名義上決策由常務委員會作出，秘書處只負責執行，但由於秘書處經常對外代表學聯，亦多由較有經驗的學生擔任，故被批評為獨裁。

 

事實上，「獨裁」的也許不是狹義的秘書處，而是指學生「官僚階層」。各大院校學生會，長年以來參與度偏低，候選內閣往往在無競爭情況下上任。在廿一世紀之交，學聯各職位以至學生會內閣出缺都不罕見。雖云最近數年青年激進運動抬頭，但直至雨傘前夕，願意高度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仍屬極少數。在無競爭情況下，學生會幹事自成一官僚系統，以代議士的姿態代表同學參與運動，往後亦少有手段將未參選公職的同學組織起來（因為根本不需要與其他勢力競爭，也找不到足夠的志同道合者），學生亦缺乏與學生會接觸的機會，更遑論在官僚層級上比學生會更遠離同學一層的學聯了。亦由於參與人數稀少，學生組織的經歷可說幾乎是內化的自我學習和成長過程，價值傳承遂變得相對穩定。

 

有鑑於此，對社運有熱誠而有感難以進入學生會／學聯決策層的學生，過往可說是無處容身，少有其他途徑學習成為組織者甚或只是行動者[12]，於是往往自然流失，退回大型集會中的一個普通參加者。在漫長的社會運動低潮期，以上組織形態有其必要性。但是，近三數年形勢急速轉變，在本土派冒起、雨傘運動的進一步催化下，這種組織形態立時顯得老舊。

 

雨傘運動期間，學聯與學民思潮、和平佔中、泛民主派、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13]組成五方會談，幾乎每日開會討論局勢發展，對外交代及向當局施壓，在現場則派出醫療物資及糾察等維持秩序。本土派則打出「沒有大台，只有群眾」的口號。相比五方會談各團體介入運動的方式，這口號對佔領區大量青年行動者極具吸引力，因為過去的大型集會中，主辦團體往往擔任現場指揮角色，而這些主辦團體正是被認為高度封閉的泛民與社運派組織。相對而言，本土派的輿論領袖及主要組織，在雨傘的行動現場，並沒有具體角色，也就免於被視為「大台」的一部份。

 

在退聯潮結束後，本土派輿論領袖孔誥烽，發表「勝利宣言」[14]：

「台灣綠營，1980年代起勢如破竹，是因為嚴格奉行戰功論英雄的規則，帶兵打仗，贏了就更上一層樓，輸了就收皮，所以不會有許信良、施明德永恆主導反對運動的事。香港的反對運動，跟香港社會一樣，則是一個屎忽坐到死的規則，屢戰屢敗的無能老鬼，竟然也可以指點江山。帶領佔領運動輸到pk[15]的hehe narcissists，竟然還可以嬉皮笑臉炒菜、若無其視地上電視講風涼話、穿Hollister去聯合國威威，連裝一下對群眾感到愧疚都沒有。這次學聯被打個稀巴爛，意義重大，標誌著這個老馮[16]文化的終結。各位老馮ren，睇路呀！」

 

退聯潮對本土派來說，被認為是對系統封閉、經常包辦運動的社運派的一次重大打擊。孔誥烽在上文中暗示，本土派陣營內，正正容許開放的內部競爭。透過精心設計的不同門檻的參與途徑，本土派營造出一個容易進入、且可以透過「戰功」晉升的氛圍。當然，在最高的一層，陳雲、孔誥烽，以至熱血時報、輔仁媒體的核心要員，其實質領導地位是難以被動搖的。由少數輿論領袖及網絡媒體發表的政治形勢分析與行動綱領，擔任本土派陣營的軍師或統帥角色；不同的中小型本土派組織、專欄作者、行動者等等，都在前述綱領的範圍內自由發揮，在本土派內部為吸納支持者互相競逐，甚至無需承認自己乃受軍師之言所啟發。最外圍的，如某網絡電台消閒節目的聽眾，亦有被組織和動員，進一步將本土派論述傳播，並建立龐大的群眾基礎。透過細密的組織架構，本土派成功將過去學生會和學聯放棄的年青人組織起來，成為其近三數年乘青年激進運動形勢而起的群眾基礎。

 

總括而言，學聯「獨裁」之說，放諸學聯與學生會的章則架構而言，未免令人失笑，但站在社運組織模式的角度來說，卻一針見血。本土派的壯大，除了宏觀社會形勢使然，還有合乎形勢的組織方法。

 

學聯與泛民／「老鬼」[17]走得太近

 

退聯派對學聯提出的另一指控，就是學聯似乎一直接受泛民主派，以及「老鬼」的影響。的確，不少學聯成員在卸任後，進入民間團體和泛民政黨工作，自然惹來泛民和社運派瓜田李下、甚至包攬運動決策的揣測[18]。以筆者經驗，此指控固然失實；但以當下運動的背景而言，社運派與本土派的鬥爭表現在退聯之爭上，此類指控的出現可期。

 

究其原因，當激進青年群體中社運派與本土派對立的大勢漸成時，學聯無可避免成為浪尖口。在不同議題的取態上，學聯都與社運派接近；學聯在運動中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亦令學聯基本上成為社運派的代表。另一方面，雨傘運動期間，五方會談的存在，亦令學聯被泛民主派及社運派操控之說不脛而走。學聯被指受泛民與社運派透過「老鬼」操控的揣測，也就具備了客觀和主觀條件。

 

事實上，當泛民主派失去運動上的前瞻性，更被激進青年所唾棄，被視為學界代表的學聯，在社會聚焦上及責任上，都在雨傘運動中達到頂峰。泛民及社運派操控學聯之說，是將對泛民及社運派整體不滿表現為退出學聯的簡便說法。雨傘運動失敗的無力感，必須透過懲罰主導者發洩。無論「被泛民及社運派操控」的指控是否公平，學聯既在路線選擇上基於與泛民及社運派的合作空間而不會完全超脫前兩者的影子，在形勢上亦一度被視為有足夠正當性領導運動的組織，在運動完結後向學聯動刀，也就順理成章了。

 

（四）保守主義將成為民主運動主流

 

退聯風潮過後，香港民主運動將如何走下去？筆者認為，有兩個方向值得思考。

 

在政治陣營上，本土派比社運派青年對泛民主派的憎惡，大概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本土派在論述上卻在頗大程度上繼承著泛民。本土派輿論領袖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就指出其要旨在於「香港人要趁早完成一國兩制的自治建設，也要中共接納香港的城邦身份，在亂世互相保護」（第54頁）。簡言之，「城邦」是一國兩制的具像說法；城邦論的作用正在於提醒中共，保持香港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的獨特性，對中共並非壞事：「中共容許香港城邦繼續發展，將是中共延年益壽之舉」（第92頁） ，因為此舉「使中共的富人可以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使香港繼續發揮金融城市的樞紐和屏障作用，幫助中國企業集資，阻擋國際大鱷對中國的金融掠奪。國際政治方面，吸引國際社會及民間組織來港設立區總部，聯盟日韓，拉攏南洋，使香港可以協助中國成為亞洲大國。（第149頁）」

 

明乎此，本土派對香港未來的社會想像，與傳統泛民相比，可謂無甚新意。在泛民而言，保住六四圖騰，時刻提醒市民香港制度與文化的優越性，自能捍衛一國兩制，在港府或中央企圖篡改條款時動員抗爭。在此以外，泛民總是在社經議題上缺乏分析與敏感度。反高鐵及反新界東北發展問題上，都是社運派青年團體先成功動員社會支持，泛民議員才加入抗爭，反映泛民在最近數年，仍然未能提出與政權不同的社會願景，更對於中共與資本在政制和法律以外，對香港施加的影響缺乏系統回應。

 

相比泛民，本土派在中港矛盾問題上，社經面向思考自然豐富得多。不過，由經濟、移民、福利政策等，都將「中國殖民」、所以要「中港區隔」作為核心分析，則未免盲點叢生。更關鍵的是，本土派對一國兩制的態度如同泛民，以守住其列明的制度框架為最大目標，以至質疑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綱領，這種與泛民如出一轍的偏安主義，不見得會比泛民走出一條更闊的前路。本文無意對香港社會發展的整體分析具體探討，但亦希望指出社運派在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運動上開拓的論述空間甚廣。青年激進運動與傳統泛民在論述光譜上日趨接近，並非民主運動下一步發展之福。

 

（五）民主運動將更難被預測和控制

 

除此之外，在大專學界正式失去單一領導後，有論者就擔心更便於政權逐個擊破。這擔憂有一定合理性，以至於經常有論調質疑本土派推手中也暗藏「間諜」，刻意擴大不同社運陣營間的矛盾，以及打擊傳統民運龍頭組織的聲譽。不過，前述本土派的組織形態，導致其陣營內組織興滅多變，部份組織不按常理出牌，組織之間難以協調，對於陣營推手來說固然不一定是好事，同樣對政權來也不一定是好事。

 

即使在雨傘運動期間，政府亦明顯知道五方會談就是運動中主導的組織，而學聯亦應與政府之約，走上談判桌，對口單位清晰可見。相對明確的運動領導，對政權來說，有助預測其能力和行動模式，以便研究應對策略，例如以民主建港聯盟在選舉層面打擊民主黨，以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各區專上學生聯會等組織在大專學界抗衡學聯。面對多變的本土派團體，政府甚至難以掌握不同的中小型團體，與主要本土派系的關係、在本土派內地位等參數。

 

當激進青年已不是「文青」的專利，越來越多非人文學科背景的青年，面對香港社會日益不平等及收窄的個人發展空間，基於對社會整體不滿和絕望而走上街頭。舊有組織者應以怎樣的語言和手段與這群參與者溝通，這種因參與者背景而造成的、即使沒有本土派存在亦趨於難以預測的運動發展，對泛民和社運派亦值得深思。

 

（六）結語

 

無論不同人意願何如，學聯跡近解體已成定局，也標誌著香港青年激進運動踏入一個新階段。對於香港民主運動出路的探求，亦只能在新運動形勢的基礎下展開。而要發動下一波更大規模的反對運動，進一步組織化而非原子化的組織者、行動者與群眾網絡，仍然有待建立。不同團體都必須思考，如何建構新的組織模式，在開放民主決策的基礎上，凝聚雨傘後湧現的青年運動參與者。

 

擱筆之時，香港2017年政制改革方案，即將於立法會進行表決。如無意外，泛民議員應會集體投下反對票，拒絕「袋住先」[19]，否決政府提出的假普選方案。筆者期望，否決政改過後，香港反對陣營能總結過去經驗，並拋開法律框架上的普選時間表的桎梏，以更全面、更進步的思考框架及組織模式，迎接之後的民主運動。

 

作者尤思聰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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