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實力排名全球 27名，但由於中國的敵視，使得台灣的實力與影響力在比例上嚴重失真。因此，若要維持現狀，則需有不對稱戰略思維，不僅是在軍事實力，也須外交政策的配套。
隨著中國在南海忙碌的填沙造陸，一向冷門的台灣的國防事務突然炙手可熱起來，美國智庫、國會、乃至五角大廈都直接間接的對台灣國防發表意見，並主動曝光台美的軍事合作，動作絕非尋常。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訪美，更得到高規格對待，這些軍事、外交的訊號都相當友善為明確，台灣若能正確回應，將可開展全新的國際格局。簡單說，中國就像一面哈哈鏡扭曲台灣、因此需要另一面不對稱的曲鏡以還原台灣本該有的地位。
一、不對稱作戰的迷思與關鍵
先看美國最關切的軍事安全。「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學者傑克森(Van Jackson)在《外交官》(The Diplomat)雜誌撰文主張美國放棄對台出售F-16升級版，他認為如此既可避免出售「攻擊性武器」激怒中國；又可協助台灣以不對稱作戰方式制衡中國，性質上是屬防禦性而非攻擊性。可維繫美中關係或擔憂引發兩國熱戰。
（一）迷思與陷阱
其實，此種論述並不新鮮，回顧馬英九總統2008年就任不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研究副教授莫瑞（William S. Murray）便在「海軍戰院學刊」(Naval War College Review)，認為台灣應採「豪豬戰略」(porcupine strategy)，[1]主要論述是中國二砲裝備不斷更新，各類飛彈精準度大增，且數量龐大，台灣再多的攔截飛彈也阻擋不了，機場跑道絕對會遭飛彈癱瘓，戰機根本無法起降。因此F-16與P-3反潛機都不必引進。主張台灣不需海空軍，只需強化地面部隊。莫瑞的說法被當時的國安會奉為圭臬，頻頻對國防部下指導棋，導致引起國軍將領甚至國民黨立委反彈的政治風波。
這類言論號稱都號稱不對稱作戰(asymmetric warfare)，出發點都是基於戰爭的成本效益，但在戰史上卻缺乏支撐，例如二戰太平洋戰場，面對登陸的美軍，日軍守備隊往往都享有主場，防禦工事、地道遍佈的地面防禦優勢，十足可與美軍來個不對稱作戰。但在缺乏海空戰力的情況下，防禦很快便被瓦解。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南斯拉夫的優勢地面部隊最後也是敗於北約的空中打擊。這都說明居於弱勢的一方，採取不對稱戰略並不只能倚賴單一軍種或力量。有效的不對稱戰力，應是總合戰力的塑造，最重要的是上位的戰略思想指導。若僅由武器層面思考，將陷入見樹不見林的陷阱，造成迷思。
（二）關鍵在創新
不對稱作戰的名詞起源於美軍，1997年的「四年國防總檢」（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提出的「不對稱威脅」(asymmetric threats)、[2]「不對稱手段」(asymmetric means[3])算是最早見諸於官方文件的說法。而《國軍軍語辭典》對「不對稱作戰」的定義「係以不對稱手段、非對等力量與非傳統方式所進行的作戰，旨在迴避敵人強點，並以適當的戰法、戰具攻擊敵人的弱點，從而改變戰爭的結果。[4]」其實，若由戰史的實證經驗觀察，不對稱作戰的成功關鍵在於創新，而非偏頗的孤注一擲。
例如二次大戰初期，法軍坦克數量與性能都由於德軍，但採傳統方式分散配置於步兵單位，德軍卻是採集中使用的編制與戰術、加上由森林區域突破法軍防線的戰略，結合俯衝轟炸機的立體戰法，結合「三大創新」才一舉擊潰法軍。又例如日本帝國海軍，發展出航艦戰術，並結合「航空艦隊」以空制海的戰略思想，在大戰初期徹底瓦解美、英兩國在亞洲的海權。近代的冷戰時期，美軍為了協防歐洲，又亟思避免觸發核大戰，因此發展出「空陸戰」的戰略(Air- Land Battle)，其後並成功用於波灣戰爭。這些例子都清楚說明，不對稱作戰需要有系統性的整體創新，包括戰術以及戰略，結合多項創新元素才能發揮以寡敵眾、以弱勝強的效果。簡單說，不對稱戰的目標就是避實擊虛、以長攻短，而手法則是創新。
（三）不對稱的辯證
另一個不對稱的關鍵課題，就是質與量的選擇。基本上，若是擁有毫無限制的資源可以使用，則三軍、各兵種都可以獲得最佳的武器配置。但現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在有限資源內取得成本效益最佳的投資選項。下列兩個具體案例，可供思索。
1.台灣陸軍為提高首都防衛能力，計畫提高裝甲部隊戰力。有兩種可能方案。購買M1戰車，投資金額約為300億台幣，數量則為100輛。但同樣的金額則可將既有的M60A3升級300輛。
2.台灣海軍為提高反登陸能力，計畫購置8艘新的遠洋潛艦，每艘平均單價為350億台幣，總預算約為2,750億台幣。選項，同樣的預算可建造軍均價為150 億的近岸潛艦 10艘，外加1,000枚陸基反艦飛彈。
a.首先就是重新認知世界上沒有台灣問題，中國才是問題。即便是所謂的「一中問題」，事實上1949年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兩個中國」的製造者，台灣不必自墜其政治陷阱，更不應容許部分政治人物討好北京，扭曲歷史事實的說法。
b. 其次，南海爆發衝突的可能性遠高於臺海，台灣不必自己嚇自己，更要改變以往只重「儀式性外交」的政策文化，過度考慮他國立場，特別是怕得罪中國的心態，如此才能避免委屈不能求全的陷阱傷害國家利益。
c.避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台灣長期受到外交不平等處遇，國際間任何表現都會被冠上「台灣之光」，北京的小恩小惠都會被視為善意，這是標準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滿足於「外交小確幸」將混淆戰略認知，形同溫水煮青蛙，不利國家關鍵利益的維持。
4.國防經濟：跳脫傳統「國防工業」的思考，由「國防經濟」角度切入，以擴大國防預算的成本效益。國防經濟涵蓋的產業圈大於國防工業，除既有的製造業外，包括部分服務業、軟體產業、等。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國防需求，目標在於盡可能與國內的生產力產生正相關。此一觀點也可由OECD國家的統計研究看出，「國防支出提升經濟生產力的效應存在。[5]」
5.國防結合綠能：溫室氣體的排放造成暖化，已是人類安全問題，台灣在這部份的努力相當不足，綠能僅佔台灣能源供應的。民進黨推出的「綠能工坊」主張大力發展綠能，除民間資源外，也可參考美國防部政策，將綠色能源視為國防任務的一環，「結合能源效率、能源安全、以及環境永續，並尋找運用新能源技術。[6]」台灣可行作法，是行政用車採節能車輛，軍方營舍屋頂則裝設太陽能板，依照筆者測算，一座標準的連級房舍可裝設70kw的太陽能板，若能全面推廣對國家綠能的發展具有實質貢獻。
在台灣為海島防禦的戰略背景下，台灣不像歐洲或南韓面臨大規模主戰車決戰的威脅，且已有近100架攻擊直升機。而在戰史上，潛艦也從未成功扮演反登陸的角色，諾曼第登陸、福克蘭群島之役，都證明此點。潛艦的最大價值在分散敵主力艦隊的資源，使其需投資反潛作戰的防衛力量，相對降低攻勢力量。因此，前述兩個建軍計畫應可在理性決策的模式下，取得合理的選擇。可惜的是，台灣的建軍計畫確乏統合性的戰略指導，往往淪於軍種的「輪流採購」，因此要發揮不對稱戰力的戰備整備，需先扭轉既有軍事決策文化，亦即是由外部來加以平衡，這即為文人領軍最重要的價值與作用之一。
二、重建戰略認知
台灣要有效建立不對稱戰力，也必須同步解決本身面對的矛盾問題，如此才可避免政策選擇的內耗，這其中以內部認同的混淆更是關鍵。事實上統獨關乎個人政治取向，本應相互尊重，不應影響國家利益的追求。因此，重要的是台灣應重新建立自己的戰略認知與立場，
此種戰略認知的重建，除了既有的宣傳、教育外，國家領袖以及政治菁英的態度將扮演更重要角色。國家領袖展現的自信，可以傳遞民眾安全感，政治菁英的言談方式，可以建立民眾的信賴感，此點對2016年的新執政團隊來說，將是必須細膩經營的媒體戰與心理戰。
三、台灣不對稱戰略的新思維
從戰略高度著手，台灣的不對稱戰略需由上往下一層一層建構，同時需考量外部效益的發揮，以使國防資源的投入產生最大化效益。若以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維持現狀」為國家戰略目標，則在國防政策、國家軍事戰略層面，可以優先考慮下列幾項新思維作為重點：
（一）政策層面
(1)國防經濟：跳脫傳統「國防工業」的思考，由「國防經濟」角度切入，以擴大國防預算的成本效益。國防經濟涵蓋的產業圈大於國防工業，除既有的製造業外，包括部分服務業、軟體產業、等。最大的意義在於將國防需求，目標在於盡可能與國內的生產力產生正相關。此一觀點也可由OECD國家的統計研究看出，「國防支出提升經濟生產力的效應存在。 」
(2)國防結合綠能：溫室氣體的排放造成暖化，已是人類安全問題，台灣在這部份的努力相當不足，綠能僅佔台灣能源供應的1.9%。民進黨推出的「綠能工坊」主張大力發展綠能，除民間資源外，也可參考美國防部政策，將綠色能源視為國防任務的一環，「結合能源效率、能源安全、以及環境永續，並尋找運用新能源技術。 」台灣可行作法，是行政用車採節能車輛，軍方營舍屋頂則裝設太陽能板，依照筆者測算，一座標準的連級房舍可裝設70kw的太陽能板，若能全面推廣對國家綠能的發展具有實質貢獻。
（二）國家軍事戰略：
- 絕對防衛圈：以陸制空以陸制海形成本土絕對防衛圈，隨著軍事科技的進步，飛彈的精度與射程增加，非常適合台灣的戰略環境佈署，以多彈種、多層次的搭配，可以較低成本發揮制海、制空所需，創造局部的制空權與制海權，減少海空軍負擔，增加其戰略運用彈性。
- 確保戰略機動能力：此為與國外學者最大差異所在，這些國外學者認為台灣不必擁有潛艦、先進戰機等「攻勢武器」。實際上以台灣戰場環境缺乏縱深，因此維持一定數量的先進戰機、潛艦，以擴大戰場空間實為必要，問題只在投資的比例多寡。同時，此種戰略機動能力，對「不對稱外交」更是重要，後文中另行說明。
- 設立機器人兵種：航空、地面、乃至水面水下無人載具的發展已具有攻擊能力，可以降低成本輔助其他作戰系統執行高強度高風險任務，且其作業特性相當符合台灣募兵制的走向，可以較少人力維持高戰力。因此，應快速參酌以色列、美國、德國等作法，在各軍種之下設立機器人兵科，以有效形成戰力。
- 戰略資訊部隊：網路屬於另一領域空間，如同陸海空一般，都需有專責的作戰單位主導，就如同飛機發明後，航空單位最終由陸軍、海軍獨立出來一般。因此無論是否成立第四軍種，抑或以指揮部型態直屬參謀本部，台灣應儘速將資訊戰提昇至戰略位階，以專責資訊戰的攻防。
- 軍備整備：在武器裝備的層級，需支持前述的政策、戰略指導原則。因此，先進制空戰機、近岸潛艦、神盾艦仍是必要投資。陸軍主戰坦克應優先考慮舊有戰車升級為主，並結合國內陶瓷工業發展所需之複合裝甲。陸軍另一當務之急是升級單兵裝備，可提高戰力與士氣。新興的無人載具、資訊戰，則結合國內機電設計、遙控模型製造、雲端主機產業，以最大化擴展國防經濟。
四、不對稱外交
台灣軍力將是未來外交實力。在國際的現實主義下，傳統的儀式外交、乃至經濟外交，礙於綜合國力，台灣都無法與中國競爭。但就像商業市場中的「利基」，「安全價值」是北京永遠無法與台灣競爭的議題，台灣也應把握戰略機遇期，徹底調整以往的外交途徑，將外交、軍事力量當成聯合作戰，將有限資源集中在關鍵議題上，以取得最大國家利益。
新的途徑主要包括
（1） 互信機制在於自信：所謂的信心建立不只是對敵國，更是對盟國，例如美、英、歐盟內部各國也須建立互信機制。台灣情況更為特殊，因此需更有自信的方式進行。即使是敏感的兩岸互信，無論北京態度如何，只要是合乎國際法、非涉他國主權，台灣也可單方面主動進行。例如「海峽行為準則」、乃至特定「非武裝區」的設立，都可單方面宣布執行。主因就是宣示對象不僅是中國，也包含國際社會。
（2） 武裝中立：要確保維持現狀的目標，就必須有武裝中立的決心，在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下，和平是目標不是手段，「愛與和平」也需要棒子支持才能實現。。因此，軍力的投資需要合理增加，無論是GDP的3%或其他方式，同時將前述的「國防經濟」納入，以使投資能在增加軍力的同時，也對GDP的成長做出貢獻，產生良性循環。
（3） 軍力開展外交：台灣外交需避開無法與中國競爭部分，才能突破困局。而最佳的選項，除軟實力的人道、民主外，硬實力的軍事力量將扮演最重要角色。台灣可利用既有的地緣優勢，扮演東亞關鍵平衡者角色，落實前述的武裝中立，並與利害當事國取得更實質而緊密的外交關係。
（4） 環保外交：地球暖化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威脅，2015年底即將簽訂的「巴黎協定」(Paris protocol)將具有強制力，暖化議題與減碳規範，在國際上已逐步形成「碳經濟」(carbon economy)、「碳政治」(carbon politic)，台灣擁有完整的環保工業基礎、豐富的綠能資源，且為世界第二大綠能設備出口國，可扮演更積極的作為以開拓外交空間。同時，前述的國防結合綠能，具有級大潛力與可行性，應優先要求經濟部與國防部合作，可快速提高台灣綠能使用率，且可作為外交籌碼，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決心、並作為典範協助他國發展綠能。
透過類似的不對稱戰力、外交，台灣將有極高機會可突破既有的外交困局，藉由安全事務與重要國家建構深層的共同利益，以此為「點」，並在其他國際空間的爭取上，可收到「線」、「面」的溢出、擴散效益。這相對國力有限的台灣，集中資源的最佳突破口，同時兼顧自我防衛能力並產生外交效益。對台灣下個十年的發展將是關鍵的戰略指標。
作者蘇紫雲為淡江大學整合戰略中心執行長
註解
[1] William S. Murray, “Revis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Newport), Vol. 61, No. 3, p. 15.
[2] William S. Cohen,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Washington D. C., May 1997), p. 10.
[3] Ibid., p. 21.
[4]國防部，國軍軍語辭典(台北：國防部，2004年3月)，頁2-6。
[5]盧文民 周漢忠，”國防支出對經濟生產力之影響-以 OECD 國家為例，” 第十五屆決策分析研討會會議輪文集（台北：中華卓越經營決策學會，2012年），頁9。
[6] Steven M. Anderson, “The Wicked problem of Military Operational Energy in Combat Zone,” Energy Security as a Grand Strategy(Washing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ay 2012), p. 38.
5454;background:white'>年），頁9。
[6] Steven M. Anderson, “The Wicked problem of Military Operational Energy in Combat Zone,” Energy Security as a Grand Strategy(Washing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May 2012), p.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