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近來「紅色供應鏈」的消息與討論常見在各大媒體與節目出現，先不論國際上以及是否真的有紅色供應鏈的具體事實，但其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則是相當明顯:兩岸產業結構改變、臺灣在國際產業供應鏈上面臨嚴峻挑戰等事實。「紅色供應鏈」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9月的一篇報導中，其報導內容指出，中國大陸已經有許多廠商開始取代原有的代工廠，並獲得IPhone零組件生產訂單。IPhone將零組件代工生產訂單從原本的代工廠商來源(臺灣、南韓或日本)，轉變成中國大陸，背後不僅反映出了蘋果公司的企業經營策略的改變，也進一步凸顯了東亞產業供應鏈正在發生質變的事實。紅色供應鏈雖然是來自於媒體報導的內容，但紅色供應鏈所凸顯的是中國大陸整體產業與經濟體質改變的宏觀戰略，2013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表示:「中國必須要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並且更要進一步擺脫目前關鍵技術受制於外國企業的困境，試圖推動中國經濟轉骨，讓中國大陸從目前還大多尚處於東亞生產鏈中下層的生產模式，進一步提升其產業位階；除了相關的政策口號宣示外，中國大陸於2014年6月公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推進綱要」，並且成立規模近6000億台幣產業投資基金，積極發展並扶植中國大陸本土的晶圓代工、封裝測試以及晶片設計產業[1]。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在對於推動其自身產業升級與發展的企圖，隨後中國大陸在於2015年5月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國家級產業發展戰略，在10大未來產業發展的內容與項目中，ICT產業的升級成為其內容中的一部分，該計畫並期待中國大陸於2035年時能讓大部分生產製造的技術與品質，擠身世界發達國家的中等之列、並於2050年推動中國大陸整體生產進入發達國家之林的宏大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戰略。[2]

   

 

面對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來勢洶洶，若以產業分工的角度來看，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實質的影響了臺灣廠商在國際供應鏈以及市場拓展的能力。如IC設計的聯發科，即必須面臨中國大陸全志、晶晨的挑戰、鏡頭模組大立光，也必須正面迎擊中國大陸的凱爾，面板友達、群創、華映、彩晶，則必須接受中國大陸京東方、天馬微等企業的挑戰[3]。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在高科技產業對臺灣的影響可謂是全方位的，呈現一種跨產業、跨上下游的正面衝擊模式；對此面對中國大陸這種大規模、宏觀式的產業調整與戰略發展，讓研究者對於當前政府積極推動的各項產業合作與發展情形感到好奇。如上所述，即便紅色供應鏈為媒體報導的使用內容，並非在中國大陸真正具有所謂紅色供應鏈之實，但其所代表中國大陸近年來於產業轉型升級的努力與宏觀的國家戰略；而在此國家戰略指導下的產業發展，也將在未來數十年間改變中國大陸於東亞乃至於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直接影響並衝擊到臺灣的產業與經濟發展。

 

為了要進一步檢視當前兩岸在產業供應鏈上的位置問題以及兩岸產業合作的現況與挑戰議題，研究者將本文分成以下幾個部分。首先，研究者將簡要的梳理過去在解釋東亞產業分工的政治經濟理論(以東亞雁行理論)為切入，從該理論的相關討論，檢視這臺灣與中國大陸在東亞分工模式、其次，為了更進一步瞭解當前兩岸產業合作情形，本文將以搭橋專案為例，檢視目前兩岸產業合作之現況與成效。在綜合了上述兩項內容與資訊後，再次本文將藉此梳理出當前兩岸產業合作所可能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並於文末給予相關的結論與政策建議。

 

貳、兩岸產業分工的政治經濟脈絡

 

過去在解釋東亞產業分工與經濟發展模式的相關理論與實務的討論中，東亞「雁行理論」的概念時常被拿出來討論。所謂的雁行概念一開始是在解釋二戰後東亞產業與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解釋；二戰後東亞區域經濟快速成長，1980年代日本更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上的傲人成就不僅有目共睹，學者

 

Chalmers Johnsone更以日本經濟奇蹟一書，指出日本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並提出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等概念。頓時間，日本以及其他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表現，成為了眾所矚目的焦點，隨後1990年代亞洲四小龍(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濟的快速發展，更是讓世人對於東亞經濟發展的關注有增無減；而中國大陸則是隨著其在1980年代後逐漸改革開放的結果，亦開始步入快速的經濟發展時期，2000年後的經濟飛速增長更是令人驚艷。這些東亞國家在不同階段的高度經濟發展，皆讓世界其他國家相行失色，而東亞國家在技術與資金的發展位階上，也呈現了以日本為雁首、東亞四小龍為雁身以及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則憑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大量且成本低廉的勞動人口紅利而為雁尾，形成有如雁行般的東亞產業分工與發展模式。[4]

 

雁行理論的發展，也隨著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方向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日本於1990年代後即開始進入了失落的20年，這20年間日本經濟發展停滯，另外日本與中國大陸由於複雜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因素以及日本廠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失利，皆影響了日本於東亞經濟發展的動力與地位。另外，南韓則在大量投入研發並扶植大型企業後，在技術上有急起直追之勢，也逐步改變過去位於雁身的產業分工地位。[5]相較之下，臺灣產業發展與轉型的軌跡則相對曖昧不明，雖然亦有相關論著認為臺灣產業並未空洞化，且臺灣亦有數家大型品牌與企業暢行國際，更是臺灣產業轉型的最佳利證，並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中，台灣企業提供質佳、價廉、及時上市的專業代工服務，與品牌客戶達成雙贏。這種新的產業發展模式與 1960 與 1970 年代的傳統代工形成強烈對比。[6]亦有論者認為，當前臺灣產業轉型相對於東亞其他國家而言，不僅在速度上較慢，甚至出現產業轉型失敗的情形；以至於在南韓已經有打造出許多傲視全球國際品牌的同時，臺灣則面臨了廣大代工廠，毛利率三到四(毛三到四)的收益窘境。[7]而中國大陸對此，則如上所述，在經濟發展到達一定水平後，開始積極開展各項雄心壯志的國家產業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衝擊傳統雁行東亞區域產業與經濟分工模式；從過去日本雁首、東亞四小龍雁身以及東南亞和中國大陸雁尾的模式，改變成日本雁首，而南韓也積極擠進雁首之列、中國大陸則從過去雁尾，擠身雁身，而臺灣則因為產業轉型尚未成功而一直處於雁身的分工位置。使得臺灣行成前有南韓追兵、後有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競爭的雙重競爭態勢；對此過去奠基於兩岸產業與技術發展落差所形成的兩岸產業上下游分工模式是否產生改變?以及，在中國大陸擠身雁身並且積極希望促進自身產業轉型，更進一步成為發達國家的企圖，是否會進一步使得兩岸連水平的產業合作都出現困難?上述問題，皆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後，兩岸產業合作所可能面臨到的問題。

 

參、兩岸產業合作現況評估:以搭橋專案為例

 

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馬政府上台後即積極推動兩岸產業合作相關政策，行政院並於2008年8月於行政院院會通過「搭橋專案」，希望透過政府搭橋，企業上橋的方式，提供兩岸民間企業合作與交流的平台。透過搭橋專案成效的檢視可以初步的獲得兩岸產業合作的現況與發展，從2008年開始至今搭橋專案業已超過5年的時間，當時政府規劃一年交流、兩年洽商、三年合作的時程規畫，進一步以一產業一平台的方式推動產業合作，更以推動兩岸產業技術規格標準為遠程目標。根據經濟部技術處的報告，2008-2010年兩年的時間，共辦理了17項產業、26場次的產業交流會議，促成超過230件以上的合作意向書簽署。從各別產業合作情形來看，LED照明產業，兩岸已設置LED照明合作工作小組，其他產業包括太陽光電、車載資通訊等產業類別，也希望透過兩岸的積極和合作，能夠建立兩岸共同標準，乃至未來有機會影響該產業在國際市場與生產規格上的標準產生影響。[8]當然從政府的相關評估報告看來，兩岸產業合作興盛蓬勃，但實際上兩岸產業搭橋專案，已出現許多推動上的困難。例如2013年兩岸產業搭橋專案就出現過場次落後、整體推動時程延宕的問題，也出現中國大陸參與層次降低，並淪為每年舉辦一次的產官學界大拜拜活動，而中國大陸方面對於臺灣積極推動的部分產業合作項目，展現出不積極的態度，形成臺灣積極而大陸消極的產業合作情形。[9]究其原因，則與研究者上述所說中國大陸產業轉型與發展有關，對此可表現在臺灣商品在中國大陸市占率下滑以及競爭力落後作為佐證說明。

   

 

高君逸(2015)一文題及，臺灣出口商品已漸漸不符合中國大陸進口商品之需求，該文以2005-2014年中國大陸自臺灣進口商品變化情形進行說明，以2014年為例，該年度中國大陸進口臺灣商品較大宗的是電機設備(占57.44％)以及光學製品(占11.91％)，這兩個產業就占了中國大陸從臺灣進口商品的69.35％，由此可見這兩個產業是當前臺灣出口中國大陸市場的主力產品；但事實上中國大陸近年來進口產品品項有了很大的變化，2005-2014年間中國大陸從國際市場進口的商品中成長最快的產品為農漁產品、食品加工、礦業、橡膠、木製品、成衣紡織、鞋類、汽機車、航空、鐘錶等14類，而並非臺灣目前出口主力的電機設備和光學產品。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於進口產品需求有了很大的轉變；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於上述產品的進口中，其自全球市場的進口有著很大的成長、相對之下，對於從臺灣進口類似產品則大幅衰退。例如，中國大陸2005-2014年從國際市場上進口的木與木製產品成長率高達297.32％，但從臺灣進口的此類產品則衰退22.09％、又如中國大陸從國際市場進口的鞋類產品成長率高達324.04％，但從臺灣進口的鞋類產品則大幅衰退46％、皮革產業也是同樣的情形，中國大陸從國際市場進口的皮革產品大幅成長113.86％，而同臺灣進口的相似產品則大幅衰退43.16％。[10]由此可見，各項產業一來一回之間，即出現了巨大的差距；從上述數據可見兩個重要發展情勢:首先，中國大陸國內市場需求產品品項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面對這樣的改變，目前臺灣的主力出口產品並不符合中國大陸市場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各項產品，中國大陸大量從國際市場進口而不選擇從臺灣進口可見，臺灣各項產品與國際類似產品逐漸喪失競爭力。

 

這樣的發展情勢，一定程度的呼應了上述搭橋專案最後僅流於形式的大拜拜，因為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早已產生改變，而臺灣不僅無法有效改變自身的出口商品以挽救急速下滑的市場佔有率；也面臨到當中國大陸產業已經逐漸晉升雁身梯隊與臺灣並列的同時，臺灣無法如南韓一般，再晉升為雁首之列。上述原因，在在都埋下了臺灣產業發展的隱憂，以及兩岸產業合作困難的因子，更凸顯臺灣在整個東亞產業供應與生產鏈中，轉型過於緩慢的殘酷現實。對此，台灣智庫的財經政策評析報告中亦指出(2009)兩岸產業搭橋計畫，呈現了熱鬧有餘、成效不足的狀況，並且可能產生技術外流甚至政府以全民資源推動兩岸搭橋的結果，僅使少 數廠商獲利，但卻可能造成新一波產業外移而 惡化失業等問題。[11]

肆、兩岸產業合作的困難與挑戰

 

劉家瑜(2014)的文章基本上與上述研究者的分析看法相同，該文認為兩岸從1980-2000年後這30多年間，兩岸產業經濟發展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其中，2000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另外也隨著外資和台商落地生根後有在地化的趨勢，使得這些透過外資和台商所帶過去的管理知識與生產技術，逐步在中國大陸生根，並且也推動中國大陸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而2000年以後中國大陸產業與經濟的發展趨勢，也一改過去1980-1990年兩岸產業垂直分工的型態，進一步變成兩岸廠商皆有能力生產位階類似產品的水平分工型態；但水平分工型態，隨著越來越多台資企業將生產線整個移至中國大陸以及中國大陸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賦予中國大陸企業併購國外廠商與技術的能力。對此，上述各項經濟發展的背景，在在都強化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實力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的能力，而「紅色供應鏈」只不過是中國大陸這30多年來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成果的具體表現。[12]相對下，經歷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這30多年的臺灣，則在內部台資大量往中國投資，使得整條生產線、乃至整個產業鏈都連根拔起前往中國，使得臺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例中有超過九成都在中國大陸[13]，對此不僅直接衝擊臺灣本土經濟發展，也連帶使得新增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造成經濟發展停滯。另一方面，從中國大陸經商賺來的大量獲利，在臺灣因長期無有效的投資管道，以及政府對於資本利得等相關稅制的管制寬鬆，使得大量熱錢回臺後，並無投資在具體的實業生產之上，反而使得這些熱錢(包括台資、陸資)大量投資在股市與房地產上，不僅促成房價高漲，也間接使得臺灣股市與房市與中國經濟產生更深的聯結與連動關係。而這種台商於中國大陸管理知能與技術的在地化以及透過熱錢的方式炒作股票和房市，都直接或間接造成臺灣經濟發展失能、反而提供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正面力量。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敏(2014)的文章中，也點出了兩岸產業合作目前所面臨的四大挑戰:首先，全球在2008年以後相繼而來的美國金融海嘯以及歐洲債務危機，頓時間歐美主要市場經濟發展面臨停滯乃至於衰退的困境，直接影響的就是歐美國家對於進口產品的需求。但2013年後美國經濟明顯復甦，但其經濟復甦的背後，並非建立在過去所常見以擴大消費的方式出現，而是以低能源價格作為其經濟復甦的後盾；對此影響了臺灣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出口表現；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與兩岸經貿互動對於拉抬臺灣經濟表現的連動效果日益減低。因此，在歐美經濟復甦基礎改變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對臺灣產生正向連動效益降低的雙重衝擊下，臺灣近年來經濟發展顯得疲軟無力。其他的因素包括，兩岸經貿與產業合作日益受到政治力因素的影響、臺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發展所表現出來的憂慮與不滿，也是影響兩岸產業合作與經貿互動發展的負面因素。對此，由於馬政府在處理相關兩岸議題與協議簽署時，時常無法取信於民、以至於時常產生黑箱等爭議事件；使得即便是有利於兩岸經貿發展的良性議題，都會在當前政府無法有效與民眾溝通並且取得國會支持的情形下，最後演變成政治阻力，造成臺灣內部政治僵局，最後相關合作議題不了了之。再次，則是兩岸產業的競爭趨勢大於合作趨勢，如本文上述分析，中國大陸在經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已一改過去位於雁尾的產業分工位置，進一步透過其龐大的資金及國家力量，在國際間進行搜購，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立圖擠身雁身位置；相對下，長期以來臺灣產業轉型未見具體成效，使得過去與臺灣同列雁身的南韓晉升雁首之列時，臺灣則必須要與中國大陸進行產業競爭。因此兩岸產業從過去的垂直分工、合作，轉變成水平分工、合作，而現在則逐漸轉變成水平競爭取代合作的發展趨勢。[14]

 

伍、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見，兩岸產業合作並非如政府搭橋專案報告所述的如此正向與欣欣向榮。事實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產業轉型成效顯現，東亞區域產業分工體系早已出現質變；相對下，臺灣長期以來產業轉型未見成效，不僅使得臺灣逐漸流失自身在東亞乃至全球的產業競爭力。尤有甚者，過去兩岸產業關係奠定在上下的優劣關係，也逐漸轉變成水平的競爭關係，在此過程臺灣廠商必須與中國大陸廠商激烈競爭，而紅色供應鏈只是中國大陸產業轉型的綜合表現，也是臺灣產業已面臨到不得不轉型時刻的警鐘響起。對此，亦凸顯出了，當前馬政府僅希望透過制式的兩岸搭橋專案的辦理、以及過度政治性的兩岸經貿協議簽署議題的炒作，作為其兩岸經貿政績的脆弱性、忽略了真正危及臺灣未來發展的產業轉型工作，顯示出當前政府於產業轉型工作上的長期忽視以及短視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