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運動競技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從學術的角度出發，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可能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將全球體育與全球政治掛勾，並且視整個國際運動社群為一個分層且以國家為主導的體系；相對的，從經濟學或市場學的角度，體育離不開資本、職業化與行銷策略；社會學者則喜歡從全球化的視角切入看在地與全球之間的互動，甚至借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的分類將各國區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進而研究期間的流動與支配關係。不論採取甚麼視角，由於國際間資源與權力分配的不平衡，在軍事與經濟實力等硬實力（hard power）方面小國難以與大國抗衡，因此我們不可忽視小國以運動競技作為軟實力（soft power）以抵抗大國的可能性，對內凝聚共識、呼喚集體認同，對外則奮力一搏、雖敗猶榮。近年來在中國強勢崛起的影響之下，台灣與香港兩地社會各自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衝擊與變化，然而在以運動競技作為抵抗方面確有其相似的共通性。

 

一、海報設計事件與香港足球

 

儘管總是不斷地有人主張「讓體育的歸體育，讓政治的歸政治」，然而體育從來並不單純是運動競技，更是政治認同與民族主義情緒動員的手段。舉例而言，早先中國足協在與香港隊對戰的宣傳海報中形容後者是一支「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有層次』的球隊，藉此強調港隊由多位歸化球員所組成。[1]港隊則以海報訴求「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係香港人點都要撐!」召喚港人支持港隊。在稍後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香港主場對戰卡塔爾（Qatar）的比賽中，有香港球迷在賽前演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雙手交叉甚至背對球場，事件不但引發中港兩地球迷的不滿與對抗，更違反國際足協（FIFA）關於國旗國歌必須被尊重的相關規定。由於主場需要為觀眾的不當行為負責，過去西班牙亦曾有部分地區在其國內賽事中噓國歌；香港足總亦曾因為球迷在對戰菲律賓時對其國歌發出噓聲、互相丟擲物品引起種族歧視風波而遭罰款，造成國際足協決定對此事件展開聆訊，最後做出對香港足總罰款四萬港幣的決定。

 

作為英國昔日的殖民地，香港的足球運動從屬於年輕人與富家子弟的活動日漸得到普及與發展。香港曾是亞洲第一個擁有職業足球的地區，足球除了是最受歡迎的平民運動之一，也是重要的家庭娛樂與本地文化的一部分。縱使處在殖民地時代的華洋關係之下，足球仍扮演著超出運動競技的角色。例如成立於1904年擁有過百年歷史的南華做為第一支華人足球隊，即憑藉著優異的戰績使當時的華人得以以其實力與洋人一爭高下。戰後台灣在不能以「中國」而甚至被迫要以「福爾摩沙」為隊名出賽的國際環境下，時常或遭主辦國因兩岸政治為理由而不獲發運動員簽證，或因外交事件而主動棄賽。當時以港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足球隊在冷戰時期為台灣的國際空間與運動競技貢獻心力並曾經在亞運取得輝煌的成績。[2]儘管如此，今日香港隊的表現卻長期陷於冰河時期。雖然主掌體育康樂事務的民政事務局自2011年開始撥款資助香港足總施行名為「鳳凰計劃」的足球發展策略，[3]根據國際足協的排名，香港最好的成績是1996年的90名，最低更曾於2012年位列172名，中間或有短暫的排名提升但是整體而言的趨勢則是每下愈況，目前排名151名。相對於香港，台灣在國際足協的排名則更為落後，最佳排名僅為144名（2006年），最差則為188名（2014年），目前排名179名。對比於昔日港人對足球的狂熱，今日的運動消費與廣告收益顯然無法有效地支撐球團的發展，在整體足球實力不強的情況下，亦難以吸引球迷入場觀賽，導致本地聯賽整體的入座率長期偏低。我曾經入場觀賽，印象最為深刻的反而不是球員的拚勁與速度（事實上其節奏偏慢，球技仍明顯地較歐美甚至亞洲其他二線職業足球落後一截），反而是部分場邊觀眾不時的粗口謾罵為球賽增添了些許「興味」。受場地問題所限（不僅嚴重不足且保養不佳），職業球隊尚且需要與市民大眾爭場練習。舉例而言，根據香港足總的統計在2015年4月所舉辦的18場賽事中，共吸引了24,846人入場（包括贈卷與銷售），總收入約為87萬港元，即平均每場觀眾1,380人，票房收入不及五萬港幣。而過去五年（2011-2015）香港職業足球開幕戰的入場人數多數在二千人以下。除了少數知名球星，多數香港球員面臨前景不明、收入不高、行業吸引力小的窘境，部分球員更要兼職以補貼收入維持生活。

 

二、雨傘運動後的香港

 

早已有本地的社會學家指出足球是七十年代香港意識與認同形塑的重要力量，透過對香港足球的認同與支持，香港人逐漸形成共同的足球記憶。[4]如前所述，沒落的香港足球仍是社會中重要的運動項目。儘管支持本地比賽的球迷有限，但是在對外賽事中足球仍容易成為集體動員的工具與渠道，海報設計與噓中國國歌的事件既反映也進一步地加劇了中港衝突。例如，網上的一位球迷事後回憶說：「從未感受過香港人如此齊心撐香港隊」，另一個球迷則更直接地表明：「既然這麼憎中國，我們就用足球擊敗他」。我曾經問過中國球迷對於港人噓中國國歌的看法，多數都表示無法理解以及相當不以為然。對此，香港本地的親中左報呼籲「球迷勿被利用為政治工具」，更直指「眼前有人正企圖利用港球迷的熱情和情緒來挑動對立、製造對立，惡化兩地關係」（《大公報》，2015年9月11日）。同時已經有論者注意到足球的政治力量，而支持香港足球就是一種潛移默化並肯定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過去香港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或會因為中國政治的影響而改變，關於誰是「祖國」這個看似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卻並不必然有永恆不變的答案。例如，在戰後時期當時的中華民國做為香港的「祖國」，港人對其認同甚至在香港認同之上，而香港認同有時候亦會超過中國認同。雨傘運動（2014）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4年10月針對港人自我身分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顯示，港人對國旗與國歌甚至普通話的抗拒感均升至歷年新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最新調查（2015年9月）則顯示，高達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其中年紀愈輕者愈不信任北京中央政府和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整體而言，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淨值更跌至2003年4月以來的新低。[5]另一方面，在身份認同上廣義的香港人認同尤其在年輕人身上成為主流。[6]

 

過去香港隊與中國隊時常因為爭奪國際賽的晉級地位而處於對抗關係，去年的雨傘運動也吸引了部分足球員親身參與，[7]因此，足球確實有可能成為本土意識的平台（《蘋果日報》，2015年9月10日），以及本土抵抗中國「他者」的武器。事實上，香港目前較為知名的「重點運動菁英項目」，例如滑浪風帆、單車、羽毛球以及乒乓球等多是個人項目而非團體項目，長久以來的政策偏差，亦使得政府不會主動的投放資源在藉此建立文化與群體認同，後果之一就是淪於可有可無、玩樂的層次。然而，除非球場上的對抗真的進而引發雙方球迷衝突，否則由於目前香港足球的水準相較於中國隊仍有差距（81名），欲擊敗後者殊不容易。[8]在日前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作客深圳的香港隊以零比零逼和擁有主場優勢的中國隊。對此本地傳媒即以「香港守得住!」為頭版標題，語帶雙關地暗指香港可以「以弱制強、以小制大、力保不失」捍衛一國兩制（《蘋果日報》，2015年9月5日）。大多數今日香港球迷的「困境」是，他們喜愛看外國球賽多於看本地球賽，他們願意花錢甚至熬夜透過電視轉播欣賞外國球星，卻嗇於花低於一張電影票的錢入場為本地球員加油，他們可能對外國球員如數家珍，卻對大多數本地球員感到陌生。因此就算足球有可能成為本土意識的平台，在現實中它能動員與乘載多少共通情感卻是值得討論的。

 

三、球隊正名作為抵抗

 

自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北京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稱呼香港為「中國香港」，一方面既凸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9]另一方面也強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從屬位階關係。[10]例如在上述海報設計事件中，即稱呼該場賽事為「中國」隊對戰「中國香港」隊。然而在香港，類似「中國香港」的稱呼卻並不普遍，少數的例子有香港郵政所發行中國香港（Hong Kong, China）郵票，部份體育活動總會（例如，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等），以及著名的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Hong Kong Geopark of China）等。簡而言之，在日常生活中稱呼中國隊為國家隊，並不會強調「中國香港」的名稱（也不會刻意有中國上海或中國北京之說）。事實上，強調「香港隊」而不叫「中國香港隊」，自是為了更強調己身的優先性以及彼此的對等性，確實是象徵了本土認同卻又未必意味著支持港獨。例如一個球迷留言：「說真的，說我們雖然是中國人，可是在香港人眼中中國國歌代表香港人的認同性有多少，大家心中有數」；另一個球迷馬上回應：「你自己一廂情願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但是中國足總不是這樣想，他們的中超都當香港球員是外援」。[11]過去一般咸認為港獨是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即使到了今日關於港獨的相關研究與調查在香港仍是一個禁區，或至少是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議題。香港大學學生會曾經在今年（2015）年初以網上問卷的形式對校內學生進行過調查，結果顯示有近三成（28%）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應該獨立成國，同時有過半數的（53%）的受訪者表示應該維持一國兩制。然而由於調查方法與樣本的限制，是項研究結果僅能做為參考。根據我對球迷組織網頁（例如，近年快速發展的「香港力量」The Power of Hong Kong, TPOHK）的初步內容分析，其中亦多是賽事資訊、打氣教學與個人觀賽心得等，而甚少有政治認同的議題與留言出現，即便有相關的回應也不多。[12]

 

當香港球迷在球場大聲吶喊出「We are Hong Kong」，我們是香港隊，我們不是「中國香港隊」的同時；部分台灣球迷正在場邊掛出「台灣不是中華台北」（Taiwan is not Chinese Taipei）的橫幅，主張將自1984年以來長期沿用國際奧委會模式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正名為台灣隊（Taiwan），並希望能以台灣為名號參與2020年日本東京所舉辦的奧運會。與香港很不同，中華台北隊的正名並不是新的政治運動，戰後台灣曾經以「中國」、「中國（台灣）」、「中華民國」、「中華台北」等多種名稱參與奧運會，[13] 2004年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約四分之一（26%）的受訪民眾贊成使用「中華隊」作為奧運代表團的名稱，另有超過四成（43%）的民眾屬意「台灣隊」。[14]呼喚民眾為中華台北隊正名為台灣隊的主要是本土社團中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他們揮舞象徵台灣國的旗幟以強調台灣正名的重要性。他們不欲看見Chinese意指「中華」或「中國」的模糊政治聯繫，欲減少台灣球迷在海外被誤認為中國球迷的困擾，同時避免中國趁機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然而相關正名議題在台灣僅有《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等傳媒較為關注，卻受到其他傳媒所刻意忽視，顯見球隊正名在台灣仍受爭議未有共識。比較香港與台灣在球隊正名上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兩地的發起人不同、目的與背景也不同，雖然兩者目前都尚未吸引主流群眾的關注，然而無疑地台灣的政治意味與影響更為深刻。

 

四、棒球國恥與追尋榮光

 

相較於香港人以足球建構本土認同，至今尚且藉以抵抗作為「他者」的中國，棒球被譽為台灣的國球，即便經歷了多次的黑道介入與假球風波，甚至在過去十年中幾次在國際賽中被中國隊擊敗，棒球仍舊是台灣職業化程度最高，歷史最悠久與最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印象深刻的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棒球賽中中國隊先是落後隨後在延長賽以八比七逆轉擊敗中華台北隊，由於當時一般認為中國與台灣棒球的水準應該尚有十年差距，中國也缺乏棒球市場與從事相關運動的人口，因此這場歷經四個多小時的敗戰被視為當時台灣的「八一五國恥」，也是中國棒球隊在奧運會上的第一場勝利。在這場引發台灣棒球運動體制性危機與反省的敗戰後不久，台灣又在2009年3月於日本東京舉辦的世界棒球經典賽中以一比四敗給中國隊，成為所有參賽球隊中首支淘汰出局的隊伍，這「恥辱」再次嚴重打擊了當時台灣民眾的自信心。領軍的總教練葉志仙於賽後表示：「我必須承認中國隊的棒球進步很快，我們卻停滯不前的事實」。從此以後，在國際賽中擊敗中國隊成為台灣的重要目標。儘管如此，2013年10月在中國天津所舉辦的末屆東亞運動會中，台灣再次於延長賽中「反攻大陸」失敗以三比四敗給中國隊。連續的敗戰，使台灣不敢再輕視中國隊的棒球實力，也不再像以往那麼有自信與把握。面對兩岸過去糾結的政治關係，在中國政經崛起的巨大陰影之下，國際空間的孤立以及經濟向中國依賴，如同足球之於香港，棒球可能是台灣少數能夠勝過中國的運動項目，是小國抵抗大國霸權的象徵，棒球輸球遂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心理衝擊。

 

如果在現實中台灣不再能夠依賴棒球那樣理所當然的抵抗中國，或許追尋過去的榮光可以為台灣提升信心、找到方向。由馬志翔導演，於2014年上映的《KANO》，主要描述在1931年首支打進日本甲子園高校棒球決賽的台灣嘉義農林棒球隊的故事。如同香港足球隊組成的多元，嘉農由原住民、漢人和日本人所共同組成，但是他們卻能夠在艱困的條件下透過不斷的苦練，發揮每個球員的強項與特性，最終跨海挑戰當時的殖民母國。儘管最後嘉農並沒有奪冠（如同港隊僅以零比零逼和中國隊），但是台灣球員所表現出的拚勁與熱誠已經寫下歷史。雖然《KANO》在台灣進一步引發了如何評價日本殖民歷史的爭議，亦有言論指電影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下的台灣社會，然而《KANO》確實再度激發了台灣民眾對棒球的關注，最終票房突破了三億新台幣。

 

五、結論

 

透過台港兩地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運動競技如何抵抗「他者」。不論是賽前海報設計的彼此叫戰，抑或是以球隊正名作為抵抗，甚至是將敗戰視為「國恥」，都具有凝聚本土認同、藉此堅定抗拒強權信念的重要性。然而如上所述，在甚麼程度上運動競技能動員與乘載共通情感卻仍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才能更細緻的觀察與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