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大小社會運動在香港不斷浮現。政權打壓日益明顯，莘莘學子放下書本，走上街頭；在不同社運場合，均能見到學生的身影。在香港，和筆者一樣相信大學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之地的人不計其數。我們相信大學正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學習批判社會現象之地；而這種自由，正正體現於大學學者身上。諷刺的是，學生走上街頭為社會公義奔走，培育學子的地方卻以驚人的速度被當權者收編蠶食。

 

近日的香港大學，除了以「最高學府」的稱號廣為人知外，更以「等埋副校」引起社會關注。鎂光燈下見證着學生於校務委員會外靜坐以至佔領會議室，不同學者、政府官員輪流開腔；政治打壓、干預院校自主之聲不絕於耳。校友集會、教職員遊行、學生奔走校園宣告訊息，港大校園一夜間不再恬靜。風雨飄搖之際讓人不禁納悶，到底港大如何落得如斯田地？

 

陳文敏，一個於現時香港廣為人知的名字。陳文敏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並為全港唯一一位榮譽資深大律師。早與2014年12月，當時負責副校長遴選的委員會已推薦陳文敏為港大學術及人事資源副校長的人選。時值雨傘運動，眾多學者開腔表態甚至參與行動；佔領過後，大批行動者被拘捕甚至落案起訴，坊間論及秋後算賬之聲不絕於耳。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戴耀廷因不當收受捐款受港大內部調查，陳文敏教授亦牽涉其中。

 

15年6月，港大校務委員會以12票贊成、6票反對，以等首席副校長上任為由，否決陳文敏的任命。消息傳出後引起社會嘩然，其後於7月28日再次討論相關任命，並以相同票數否決討論任命副校長事宜。議案被否決後，於會議室外守候的學生衝入會議室，並要求與校務委員會委員對談。9月28日，校務委員會再次以18比8票否決副校長任命。

 

港大學生會及校友多次批評港大「等埋副校」[1]一舉實為政治打壓，目的為消滅校內推動社會改革的聲音。事實上，由初次傳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被否決開始，社會已開始有聲音提出此舉為政治打壓。副校任命被否決一事令不少人驚覺政權已深入院校，明目張膽干預大學自主。政治外力影響深至能干預院校事務，並非一兩個月能達成的事情。要了解當權者如何干預院校運作，了解香港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方法是關鍵的一步。

 

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大略可分為法定院校、認可專上學院及職業訓練局院校三個類別。所有法定院校均受大學條例監管，對其辦學作出監管。大學條例實為統稱，香港各所法定院校均有一章專屬的香港法例。香港大學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為一所法定院校，意味港大亦同樣受大學條例監管。《香港大學條例》為香港法例第1053章，當中對校務委員會組成及職權、學院及研究所、畢業生議會、名譽學位委員會等校內組織均有規範。大學條例最富爭議性的莫過於第12條(3)訂明校監由行政長官出任。港英時期，各大學的校監由港督擔任，而當日港督乃以「女王特派代表身分」擔任大學校監，代表女王於大學行使皇室禮儀。校監由特首擔任一條例正正繼承自港英時期的傳統，然而，1997年後香港脫離英國殖民地身分，主權移交至中國； 校監一職自然需要另覓人選，由於港英時期由港督--當年為香港首長--的官員擔任，港府當年順利成章的移植此傳統，改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 (特首)出任此職位。行政長官，顧名思義為行政機關首長，由其擔任校監其實已失去人選的原本意義。

 

言歸港大，與其他大學有別，香港大學的最高管治團體，校長、首席副校長、副校長等職位人選均需由校務委員會通過人選任命方為有效任命。是次副校長任命風波中，為人詬病除了校監由特首出任一條文外，零一同等為人爭議地方為大學條例所賦予由特首所擔任的校監的權力。校務委員會坐擁莫大權力，同時間，大學條例賦予校監權力委任校務委員會中高達三分一成員（包括校務委員會主席）的權力。換言之，依據上文，特首有權利左右校務委員會中成員人選。

 

是次風波中，最惹人非議、由特首任命的校務委員會成員莫過於李國章。李國章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及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2007年，李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時發生教院及中大合併風波，當時盛傳李國章欲運用其影響力達致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合併一目的。事件曝光後，政府干預院校自主一說不脛而走；及後獲現時特首梁振英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令人憂慮特首企圖以安插親信為手段干預港大運作。

 

事實上，上述干預院校自主事件並非個別事件。早至2002年，時任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主任的鍾庭耀博士便曾於報章撰文，指時任行政長官兼香港大學校監的董建華曾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其停止所有有關行政長官及香港政府的民意調查。同年，同樣又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所提出合併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的方案引起反響，李更曾表示權在政府，最後一切皆聽從政府決定。2012年，香港浸會大學被質疑受院長施壓，公開一份尚未完成的特首選舉民意調查結果，被質疑為指定候選人造勢。

 

以上種種顯示，當權者確實有干預院校自由的意圖。來到2015年佔領過後，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因收受捐款被調查；陳文敏就政改運動積極發聲，其副校長任命被否決，難免被視為特首梁振英整治大學的手段。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不僅學生活躍於社會運動，部分學者亦積極生產反抗現行政策或當權者理念的論述。2003年七一遊行後，香港大小社會運動，由反高鐵[2]、反國教[3]至碼頭工人[4]、紮鐵工人[5]運動等均能覓得學者聲音以至積極參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簡稱中大政政)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嶺南文研)的師生特別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中。香港政壇中，不少人來自自中大政政：公民黨創黨主席關信基為其前系主任、公民黨黨員及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陳家洛分別為中大政政講師及畢業生。葉蔭聰及許寶強均為嶺南文研副教授，兩人均活躍於香港社會運動中，大量發表有關社會現象、政策流弊等政治民生議題的評論。

 

2015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當中不少學者參與其中。作為香港主權移交後一場最大型的社會運動，雨傘運動無疑成為不同派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識別指標。於當權者而言，佔領運動顯示了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不僅限於學生，學者於是次運動亦擔任了重要角色，無論直接行動或生產論順，學者均扮演重要角色。雨傘運動於社會上史無前例地大型的討論，過往不顯眼的學者於運動中大量發聲，凸顯了學術自由於社會事務上的重要地位。

 

以此推演，不難想像香港政府自然急於加快步伐收編及整頓院校。當學者受制於其所屬院校的行政架構、受制於升遷等各種影響其學術研究的影響因素時，生產對抗當權者理念及反抗現有論述的機會自然降低。對於梁振英以及其管治團隊而言，這對管治香港有直接而重大的影響。比起直接干預院校自主 (如中大及教院合併)，以間接形式安插親政府人士於不同院校的最高管理團隊中，從而影響學者升遷以至研究，是更為有效收編院校及令學者噤聲的方法。

 

筆者執筆之時，不僅正經歷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更時值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2015年正值香港區議會選舉年，除了故有政黨派員參選外，更有學者參選，希望實踐其理念，於社區深耕。引用狄更斯於雙城記開首之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生於這個時代的香港，筆者和很多香港人一樣，見證着香港法治崩壞、學術自由被蠶食的景況。但同時，學術界比以往更於社會活躍，學者以不同方法積極介入社會事務。陳文敏教授的任命被否決並不會香港當權者的打壓畫上句號，相反，這恐怕只是往後一連串打壓學術自由的開端。如何守住香港學術界這塊重要的陣地，似乎是下一個對抗政權打壓的戰場，這條路該如何走下去，還看院校捍衛學術自由的本領。

 作者黃在琳為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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