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民思潮，一個由2012年開始備受觸目的組織，成立時以反對香港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其行動綱領。學民於2011年剛成立時和一般運動組織無異，均面臨資金不足、缺乏知名度、以及市民對其主張不理解或不關心的難處。

由筆者動筆之時開始計算，距離學民思潮宣布解散已經過了快三個星期。曾為學民思潮義工（下簡稱學民）的筆者，臉書的生活時報上充斥了不同新舊學民友好對於組織及當中同伴的懷念。「無憾告別，重新起航」是學民思潮在臉書專頁上留給公眾的最後一個信息。學民解散之時，同時宣布將分別啟動一個政黨及一個新學生組織。新政黨中包括了學民多位現任核心成員，明確顯示黃之鋒等昔日的學運領袖已準備把行動範圍由體制外的社會抗爭延伸至體制內。

自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課（反國教）後，香港的公民社會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社會運動在過去一直被賦予特定門檻；而大多數學生因學業、家庭等因素，即使願意參與社會運動也因種種制肘而卻步。綜觀2012年前，願意投身社運的學生說不上寥寥可數，但對比2012反國教、以至雨傘運動前後走上街頭的學生數目，顯而易見，參與社會運動對於學生以及年輕人來說，再也不是甚麼稀奇罕有的事。同時，有關世代之爭的說法過往並不明顯，但於反國教時亦全面引爆。身處於香港的筆者，不時會透過各種傳媒渠道接收到某某著名社會人士批評學生不分尊卑、或學生批評上一代佔盡優勢而拒絕承認。有關身份地位的辯論於世代間益發熾熱，扭轉了過往由上一代全面掌控世代話語權的局面。學生越發敢言，是學生運動漸趨頻繁的先兆及證據。

學民思潮的出現降低了學生參與運動的門檻，同時亦令社會開始留意主流社會、政客及官員以外的聲音及論述。於反國教前，有關香港教育的論述多數由學者或前線教育工作者（例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提倡，絕少出現學生為現行教育政策做出分析的情況。反國教的特別之處在於，學生作為教育系統的受眾及本體，能有意識地批判有關自身的政策。一改過往主流社會對學生（中學生尤甚）的想像，長期參與反國教行動的中學生如黃之鋒等，扭轉了學生於教育系統中被動的形象。社會首次發現原來社會運動並不限於成人參與，過往雖有大專生參與不同學運，但「中學生也有能力參與社運」的震撼深深植入香港社會中，令成人於反國教後留意各種由學生領頭的社會運動。

然而「學生」這並非一個永續的身份，學運領袖終究也會離開校園。當組織內的成員陸續畢業、脫離學生身分，如學民般的學生組織應該如何維持下去？面對潛藏人手短缺的難題，以及組織出現斷層的局面，學民一路以來均以招攬新成員/義工為彌補人手的方法。但光靠招攬新人並無法解決學民所面對最根本的問題。綜觀學民整個組織的結構及人手分工，黃之鋒成為了學民不可分割的核心。學民大部分決策以至行動均由黃之鋒領頭；一個組織缺乏系統性的決策機制而過份依賴個人能力作組織決定時，便會出現個人全盤牽引組織的局面。這種以個人為中心主導組織的方法大幅度降低了學民作為學生團體的可持續性。

此外，學民由成立起便以單一議題組織自我定位，確實，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後，學民經歷過一段沈寂而認真探討未來去向的日子。選擇成為單一議題組織的最大限制在於，該議題解決或沈寂後，組織便容易失去定位及行動力。這限制同時是學民在反國教後成員流失率高的原因之一，成員義工因反國教而聚合，卻未在其他議題（例如：本土——左翼、溫和——激進）[i]上有任何共識，導致學民在反國教後轉型擺脫單一議題定位的過程中，流失不少成員義工。

有趣的是，香港人似乎樂於把代議政制中「代議」的特色全盤移植至社會運動中。過往社會運動中，群眾偏向需要社運領袖主導整個抗爭過程。而觀乎這幾年在香港發生的大型抗爭中，亦出現不少針對「誰應該/有權主導運動方向」的討論。由反國教開始，運動主導者/領導者處理運動走向的方法便一直被廣泛討論。如果說反國教時群眾願意把運動主導權交予當時的運動領袖，那雨傘運動後期出現的「拆大台」[ii]則呈現了運動中不同個體對於運動主導權的解讀。如上述，香港社會於雨傘前傾向於社運中有明確的領導，學生組織因為其獨特位置亦順理成章的擔當着主導社會運動的角色。學生運動中最重要的參與者固然是學生，但當學生加入學生組織，並在社會運動被賦予領導者角色時，學運便與社運畫上等號。在日漸頻繁的社會運動中，參與者因過往經歷慣性依賴學生組織擔當運動主導者的角色；這無異令學生組織作為行動者的原意因為角色轉換而被磨蝕。

在反國教、雨傘運動後，學生身份的光環已經被過份消費，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不再是新鮮事，這導致學生團體陷入困境。一來這些學生團體不再享受學生身份帶來的優勢，不能再以政治素人自居，提升號召力。二來學生運動也不能擺脫雨傘運動後，社會對溫和——激進的爭拗。這困境使學生團體進退維谷、苦無出路。社會環境的轉變使溫和手段的效果大不如前，甚至會引來其他主張激進手段抗爭的團體攻擊；學生自身學業、家庭的顧慮使激進手段成為禁忌。這不單影響個別學生團體，更是香港學運面臨的困境。

雨傘運動過後，不同的傘後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去年十一月舉行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部分傘後冒起的新秀更是一舉拿下了亮眼的議席數目。傘後團體的政治歷練自然沒有如香港傳統政黨及團體來的豐厚，但於雨傘運動時開始累積的社會能量卻是可見一斑。換言之，社會運動中的政治能量經過沈澱後是能夠轉換成進入體制內繼續運行的能量。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氣候，反國教的成功無法被學運複製；近年崛起的本土論述亦在衝擊着傳統社運對行動及香港人身份的理解。在明顯的路線分歧下，傳統的學運似乎失卻了持續行動及使用話語權的空間。在本土--左翼的爭拗不斷之際，黃之鋒宣布解散學民思潮並另行籌組新政黨，似乎意味着學運的潛藏出路為進入體制內，在立法會等政治機構繼續實踐理念。

然而僅僅改變參與策略對於解決現實香港學運困局並無太大幫助，學民宣布解散、另外籌組新政黨其實僅僅應對了學生脫離學生身份後作為社會運動參與者定位的問題。社會運動／政治參與的範式轉移並無法有效回應目前學運因路線及手法分歧所受到的攻擊。面對日益熾熱的「本土－－左翼」及「溫和－－激進」紛爭，最理想的辦法為重新檢討學運現行採用於社會運動中的介入手法。面對和過往迴異的政治及社會型態，學運不能再單以意識型態作為動員參與者的工具。而過往學生組織所採取的論述並無法應對現時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矛盾及爭拗；面對如此困局，學運必須重新檢視其論述是否有足夠能力回應目前香港的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