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以689萬餘票，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回顧蔡英文參與的2012與2016年兩次總統大選，兩岸關係議題都扮演著關鍵角色。順此，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希望了解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之看法是否有所改變?若有改變，如何改變?為了回應本文之研究旨趣，因此研究者透過在載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期間有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新聞稿，進行逐一且詳盡地閱讀，透過檔案閱讀進行論述分析，藉以對於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有初步瞭解。另外，本文輔以導入文字探勘(Text-Mining)的使用，更細緻地去看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之論述特性。本研究發現，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於2011年和2015年出現兩次論述主軸轉向:2011年蔡英文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主軸從政治類關鍵詞議題，轉轉向以經貿類關鍵詞議題為論述主軸。基於2011年的論述轉向，蔡英文於2012年總統大選時對於兩岸經貿議題就已出現較為開放的政治立場轉變。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的第二次轉向為2015年，該年度蔡英文之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主軸從國內議題轉變成國際議題為論述主軸；對此，也奠定了蔡英文於2016年總統大選對於九二共識以及其他事涉兩岸關係政治議題之立場與態度之轉變。

關鍵詞:民進黨、蔡英文、兩岸關係、文字探勘、論述分析

壹、前言

近年來兩岸關係在全國性選舉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其中2012年總統大選的過程與結果，更是將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以及該議題在全國性大選的影響力更加凸顯出來。不同於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強調關懷本土與臺灣認同等概念，2012年總統大選，臺灣本土意識不再是票房保證，國、民兩黨競相地在兩岸關係議題上較勁，以爭取選民支持。2008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獲勝利；相對下，民主進步黨敗選檢討與社會輿論，直指由於民主進步黨無法提出完整且有說服力的兩岸關係政策，使其對內無法爭取民眾與企業的支持，致使選前國內大型企業家一字排開，宣示支持九二共識，藉以表達企業界對於馬英九政府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路線的認同與支持(董立文，2012)。對外，也無法獲得中共的善意回應與取得美國的進一步認可。對此，相關敗選的檢討與輿論皆指呈2012年民主進步黨總統大選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兩岸關係政策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所致(董立文，2013)。

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於1月16日底定，民主進步黨蔡英文囊括689萬餘票獲得大選勝利，成為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亦是華人社會中第一位女性總統。2016年總統大選過程中，兩岸關係議題依然是眾多重要議題之一；對此，同樣身為2012和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的蔡英文，為甚麼會在2012年因兩岸關係議題敗選、而卻又於2016年總統大選順利當選勝出?過程中，蔡英文的兩岸關係政策是否出現改變?如果有改變，其改變方向為何?以及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的改變對於未來蔡英文新政府主政下的兩岸關係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成為當前關注的焦點。準此，研究2016年總統當選人蔡英文之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在實際政策上具有參考價值，更能進一步針對既有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為了回應本文研究旨趣，本研究將分成幾大部分進行討論。

首先，研究者將梳理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相關研究成果，並據此說明目前對於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研究的成果與不足之處。第二部分，研究者將運用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並導入文字探勘(Text-Mining)技術，進一步闡述為甚麼政治論述與文字探勘能夠適用於本研究。第三，本研究將運用論述分析與文字探勘技術，針對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期間(2008/5/18-2012/5/20；2014/5/28-2015/6/10)蒐集有關於兩岸關係的新聞稿進行後，進行文字探勘斷詞與論述分析，並據此和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與討論；最後為結論與討論。

貳、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之變與常

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的相關評論甚多，但學術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對此，研究者進一步梳理國內外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研究成果，藉以了解當前對此議題的主張與看法。本文研究旨趣並非鉅細靡遺地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進行歷史性地梳理，而是將焦點放置在民主進步黨於2012年後兩岸政策是延續過去的基本立場還是有進一步變遷地可能進行討論。

徐淑敏(2014)梳理了五場中國事務委員會會議所公佈的內容、九場華山會議以及民主進步黨針對其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所發表的「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進行內容梳理與分析；該文認為民主進步黨在經過了上述會議與討論後所發表的紀要內容，基本上展現出了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不僅沒有改變，更可說不進而退。潘錫堂(2014)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路線是否出現轉型進行分析；該文認為民主進步黨對中政策檢討報告僅是虛晃一招。且不斷的重申民主進步黨相關的基本立場與看法，對此該文認為若民主進步黨不能真誠地針對兩岸政策進行檢討，繼續以這種不變應萬變的心態來面對中國大陸和臺灣人民，對其2016年總統大選僅有弊而無利。

陸委會諮詢委員陳建仲(2015)認為，民主進步黨陷入「中國政策」困境，並表示民主進步黨所通過的對中政策紀要，無法有效凝聚與解決民主進步黨內兩岸政策路線分歧問題，反而引起了民主進步黨黨內深綠與淺綠鬥爭，並且認為在當時2016年民主進步黨勝選氣氛濃的情形下，其兩岸政策路線進一步調整的可能性也隨之下降。紀舜傑(2013)則運用未來學「多層次因果分析」架構，針對2012年後民主進步黨與其兩岸政策發展方向提供未來路線發展提供預測。該文認為，民主進步黨與其兩岸關係政策未來可能的走向主要有四種可能。首先，民主進步黨可能無法取得政權，持續扮演在野黨的角色，雖然具有強大政策影響力，但卻無法改變中國國民黨執政以及在兩岸政策方面強勢推動的事實、第二，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國民黨可能形成相互輪流執政的政黨輪替民主常態、第三，民主進步黨可能大幅度轉變其兩岸關係政策以及對中國的立場和態度，更積極的以非統非獨的方式開創與中國互動新的可能性、第四則是民主進步黨萎縮、泡沫直至退出臺灣政壇。對於上述未來學的預測，該文作者認為民主進步黨未來最有可能的走向為第三條路，即民主進步黨未來的兩岸關係政策以及對中國大陸立場，可能出現重大轉變。Gunter Schubert(2012)認為，民主進步黨的兩岸關係論述，在其2012年敗選後，有著很大的改變，並也從中學習不少、另外民主進步黨從敗選後學習到的經驗，也使得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論述，往「實用主義」方向邁進。

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與對中國立場的相關研究，除了有宏觀地針對整個政黨立場與態度的研究，亦有許多是針對民主進步黨黨內政治菁英兩岸關係立場與態度的研究。劉性仁(2012)認為，當前民主進步黨三巨頭(蔡英文、謝長廷、蘇貞昌)，三人在兩岸關係政策立場與態度不同；以開放程度進行觀察，謝長廷對於兩岸政策的開放程度最高、蔡英文居次，而蘇貞昌則是三人中對於兩岸關係政策最為保守的一位。其次，對於兩岸關係議題的著墨程度而言，謝長廷的著力最深、其次是蔡英文，相對之下較不擅長兩岸議題的則是蘇貞昌。最後，若以兩岸關係論述著重方向進行觀察，該文認為謝長廷兩岸關係論述著重在兩岸法律層次建構，其中憲法共識更是謝長廷重要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則著於國際關係與國際經貿層次，這與蔡英文熟稔國際經貿法與國際談判的學歷與任職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對蔡英文而言，兩岸關係應該被置於更高的國際關係體系內進行、而兩岸經貿互動與戰略，更應該置於國際經貿的多邊體系來建構互動關係。對此，才能保障臺灣與中國大陸交往過程中的利益與安全，因此蔡英文多次強調:「臺灣應先走向世界，並再隨著世界一起走進中國」，並且\認為臺灣若是先走入中國、再尋求走向世界，極有可能使得當臺灣走入中國後，即被鎖在中國，而無法走向世界。相對下，蘇貞昌的兩岸關係論述，則著重在臺灣內政議題的論述與討論。施正鋒(2011)認為蔡英文在擔任民主進步黨黨主席時兩岸關係看法，雖然有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政策論述，但該文認為擔任主席的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議題沒有明確的政策立場，稍嫌應付了事。而身為2012年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雖然提出了「台灣共識」，但整體而言該文認為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並未有實質主張。

但研究蔡英文的兩岸關係論述，有什麼實際與理論的重要性呢?蔡英文已於2016年1月16日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因此政策實務上不僅可以瞭解其對於兩岸關係與政策的論述和看法、另一方面，針對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與立場進行分析，亦可提供進一步了解蔡英文新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與走向之依據。理論層面而言，徐淑敏(2014)指出，由於從根本上改變民主進步黨的中國政策在情感上將會傷害民主進步黨創黨價值，因此在多數情形下若不是總統候選人或現任黨主席支持改變兩岸政策，否則民主進步黨的兩岸政策立場基本上不會改變。關弘昌(2014)的研究則顯示，1996年、2004年以及2008年，這三個總統大選年的來臨確實都引起臺灣展現出較為激進與挑性的兩岸關係政策，而這種選舉年才出現的衝突性兩岸關係政策，在1996、2004以及2008年皆出現。

準此，面對即將上任的蔡英文總統，新政府是會延續2004與2008年時在選舉前出現衝突性兩岸關係政策，還是有其他路線發展的可能，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提供了理論驗證的具體案例。另外，由於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路線要有所改變，黨主席與總統候選人的態度與立場至為關鍵，而蔡英文不僅是當前民主進步黨黨主席、更是第十四任總統當選人。因此，其兩岸關係的態度與立場，即決定了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是否出現改變的機會之窗、亦或是會依循過去在選前就出現衝突性兩岸關係政策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1]，在在顯示出了針對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與論述進行研究，具有理論與政策實務層次的高度意涵。

綜上，說明了為什麼本研究要針對蔡英文的兩岸關係政策與論述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原因，並賦予本研究在實際政治運作的參考價值、以及在理論層次上的深度和意義，顯示出本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

研究者透過上述眾多文獻梳理後發現，當前學術研究成果，依然存在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無論是宏觀地針對民主進步黨整體兩岸政策進行分析，亦或是針對個別民主進步黨政治菁英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的研究成果。雖然進一步提供了瞭解民主進步黨與其政治菁英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的脈絡與圖像。但對於民主進步黨兩岸政策是否依然維持一致或具有政策變遷可能的研究則尚未有一致的結論。換言之，當前研究成果雖然有助於瞭解民主進步黨以及其黨籍政治菁英的兩岸關係論述，但對於回答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論述是否有改變的問題，未能提供一個完整和一致的研究結論。其次，研究者梳理上述研究成果後也發現，當前無論是針對民主進步黨或黨籍政治菁英兩岸關係政策論文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採取傳統的檔案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研究過程與成果可能過於靜態，且也可能使得研究者淹沒在龐大的政策論述文字中，而無法真正獲得隱藏在文字背後的意涵以及其所顯示出政策變遷的可能方向。對此，研究者為了與既有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並且在當前針對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是否出現改變尚未有一致研究結論下，研究者將於本研究透過論述分析以及文字探勘(Text-Mining)技術的結合運用，希冀透過研究技術的創新與使用，進一步突破過去研究過於靜態的缺失，並擴大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與視角。

參、文字探勘技術與應用

(一)、文字探勘前哨站:文本數位化與研究應用

1990年代後，隨著網際網路與電腦科技的進步，數位技術運用在保存與典藏紙本與文件上，提供了很強地協助。2000年美國出版一本回顧「人文計算」的權威性著作，並且在書中第一次提及「數位人文」(DigitalHumanities)一詞，自此後引發許多熱議，並且讓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積極投入相關之研究與跨領域合作。臺灣在這方面的發展亦搭上這一股國際浪潮，第一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始於2002年提出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的子計畫，前後共執行兩期直至2008年結束。緊接著在2008年以後啟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並維持至今(江沛航，2012)。

經過十多年數位典藏工作後，已完成大量文本數位化工作。文本數位化後研究者開始問，這麼多的數位資料該如何應用於社會科學研究成為迫切的問題。對政治學研究而言，2000年開始政治學界即出現一股「改造運動」之風，倡議改造運動的政治學者認為美國政治學會(APSA)以及旗艦刊物《美國政治學報》（APSR），長期以來被少部分人把持、議題選擇也具有明顯的偏好，大多偏重統計工具使用以及博奕理論課題，忽略了政治學領域以及真實政治世界多元發展與議題與複雜的事實。這不僅是西方學者對於以自身為首的政治學發展提出了警語，倡議內容也適時提醒政治學領域的\研究者對於政治學領域議題與多元的真實世界，應該保持開放態度而不是偏廢於特定種類的研究方法與途徑。倡議者認為，政治學研究長期以來慣於使用理性選擇與統計技術進行研究，但這樣的研究途徑早已出現侷限，並具體的表現在「理論負載」和「方法驅策」的侷限，並有過度偏重追求通則的傾向(郭秋永，2009)。

對此，倡議者提出的解決方法包括: 回歸「政治哲學」、強調「政治性」思維、提升「區域研究」或「跨界研究」、加強「問題驅策」導向等主張，深刻挑戰當前以實證主義為首的政治學研究，而倡議的相關內容亦展現出高度後實證主義之特色(林子倫，2008)。而此種後實證主義的主張，以及期待研究者的研究需更具政治性的看法，則是具體的展現在政治學研究應從可從「律則」到「脈絡」的轉向，而此脈絡的轉向與「論述」的研究及「語言」在政治學和真實政治世界扮演角色的探究有著高度聯結。針對語言在政治學研究和真實政治世界角色的探究，則和語言學及電腦科技的應用有著很大的關係，語言和文字分析藉電腦的人工智慧，產生了新穎的「電腦語言學」或「計算語言學」，由此發展出「文本論述分析」、「文本敘述分析」和「文本內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可以在文本中進行快速而有效的脈絡探索，並以描述統計的方式呈現後果皆與此一潮流以及電腦科技的結合與運用有關(徐振國，2013)。

(二)、知識探勘類型:資料探勘與文字探勘

社會科學與政治學語言轉向的研究趨勢，該如何具體的進行相關的研究，這部分則必須針對知識探索面向進行討論，總體而言對於大量資料、文本、文字進行知識探勘（knowledge discovery, KD）主要有兩種方式:首先為資料探勘(Data Mining)其次則為文字探勘(Text Mining)兩類，以下分別針對資料探勘與文字探勘技術進行討論，以釐清兩者在研究運用上之異同(曾元顯，2004)。

資料探勘主要是將結構化的資料，透過分類、排序與連續性資料變數，進而挖掘資料中新穎、不易為人所知但卻相當有用的資訊。資料探勘具體擁有四大功能:首先資料探勘是一種資料轉換的程序，先將沒有組織的數字與文字資料轉換成資訊、再轉換成知識，最後供決策參考之用。其次，資料探勘為知識發現的一個程序，目的在於找出資料內中有效的、潛在有用的資訊；第三由資料庫或其他資料儲存庫中，利用以儲存之大量資料找到知識的過程，稱為資料探勘。最後，資料探勘其目的是希望尋找出隱藏在資料中的訊息，包括趨勢、類型、相關性的過程(陳良駒、傅振華、楊誌瑋，2010)。

資料探勘研究可分為以下五種類型:首先為群集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群集分析的目的即是將所蒐集來的資料根據其間的相似性分成若干個群集，讓每個群集內的資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與同質性；將資料進行分群後，研究者即可據此將群集間的差異找出來，亦可做為之後處理分類分析的屬性依據。其次為分類分析(Classification)：分類分析是從已知的資料分類中，依據屬性來建立類別(class)，再根據各類別資料特徵，對於其他未分類或者新的資料來做預測。再次為關聯式法則分析(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先收集一組事件記錄，每一事件記錄包含若干資料項目；再利用連結分析的方法在各記錄中找出資料項目的關聯法則，其目的即是希望能夠透過此分析方法，尋找出在不同資料與事件中，發生相同情形之機率大小為何。第四為預測，預測技術乃依據某一特定事務或資料過去所具有的屬性，觀察其過去的行為或歷史資料，藉以推估其未來可能的值會是多少以及可能的行為表現為何，預測的運用在社會科學研究上亦為常用之概念，即是透過所蒐集來的資料與訊息，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預測(翁慈宗，2009；廖述賢、溫志皓，2014)。

文字探勘則不同於資料探勘，文字探勘所處理的資料大多屬於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之資料檔案；文字探勘所處理的文字檔案除了內容無固定格式與架構以外，有時候連檔案的屬性也難以直接加以分類。也就是由於文字探勘之檔案資料大多為半結構甚至非結構式資料，因此在進行文字探勘時，須要先將文件中的文字進行處理，透過斷詞處理、關鍵字篩選等技術，將原本無法進一步分析的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資料，轉換成適合後續處理與分析的結構式資料，進而挖掘出隱藏在文字背後珍貴的知識。不同於資料探勘技術在研究方法的使用，文字探勘實際的研究進行方式包括:文件擷取、關鍵詞斷詞與篩選、關鍵詞分析及視覺化呈現等步驟；所謂之文件擷取其意指為選定研究探勘主題，並且進行研究主題資料蒐集、關鍵詞斷詞與篩選擇係指將文件資料中的文字詞性依據研究需要所定立之規則進行截斷與組合，以釐清具有重要關鍵意涵的文件關鍵詞；關鍵詞分析則是透過詞頻、共線詞以及詞類分佈等規則，建立文字結構與研究主題間的關係，最後則是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將研究結果加以呈現。知識探勘技術的使用，將有助於使用者與研究者在大量且龐雜的資料中，截取出原本埋藏在原始資料檔案內，尚未被發現有用的資訊以及可供決策參考的趨勢分析，以供決策者以及研究者進行決策參考與分析之用，並且最終希望將資料探勘而得的相關趨勢與資訊轉化成知識加以傳遞和保存。基於本文研究主題與資料結構特性，本研究採取文字探勘技術，希冀透過文字探勘技術的應用，協助研究者在大量非結構式文獻與文字檔案中，挖掘出隱藏在文字背後有義意的內容與知訊(J.H. Kroeze,M.C. Matthee,T.J.D. Bothma,2004)。

上述政治學往「語言」研究轉向、並且透過「資訊科技」中文字探勘技術應用相關研究，亦可散見於國內學者之研究成果。黃紀、林正義、蕭高彥、陳敦源、黃長玲、廖達琪(2006)等學者所著之《政治學門「熱門及前瞻研究議題」之規劃》一文，提及資訊科技與政治學的科際交流狀況(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Studies)。其中，資訊科技在政治學應用上又以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資料探勘（Data Mining, DM）以及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ABM）最具發展潛力。其中，文字探勘的技術運用在政治學領域的研究方面，結合了統計、電腦科技、人工智慧、資料庫方法等技術並橫跨多個學科領域，從龐雜的資料中，篩選辨識出共通之模式。文字探勘可彌補過去質化研究方法或傳統透過人工進行內容分析之不足，透過電腦針對文本進行資料探勘的過程，可彌補質化研究之困境、亦可補足當前量化研究之不足。具體的應用包括:立法院公報、政治人物之文告、宣示、立場表達以及焦點團體訪談之文字記錄等等。

(三)、文字探勘與論述分析

社會科學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透過觀察窮盡所有的社會真實與現象。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常常必須透過大量文本的閱讀，藉以瞭解不同時期下社會發展之情形與樣貌。對此，論述理論家認為，研究者不能將文本視為是獨立的分析個體，因為所有文本建構出來的論述結構與概念，皆依循著特定的社會脈絡、政治制度以及歷史發展而來。因此，在進行論述分析時，必須要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以及這些具有建構功能的社會歷史脈絡，納入分析架構。論述理論家認為，論述的形成不僅展現了論述過程的社會脈絡，所反映出來的社會限制。另一方面，論述概念的形塑也同時建構新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念；換言之，論述本身不僅反映出規範也同時型塑社會規範與社會價值，論述即同時具有這兩種辯證的功能。在論述分析的過程中，不能僅單純的分析文本結構，因為僅分析文本結構，可能會使得社會科學研究者忽略了文本與論述背後的社會脈絡與制度性限制，論述分析即是希望能夠連結文本與社會脈絡，讓文本與社會脈絡這兩個位處於微觀與宏觀層次的分析對象能夠相互連結，廣泛且有系統的加以分析詮釋。另一方面，論述分析本身並不是可以一步一步清楚交代研究步驟的食譜式(recipe-type)研究方法或技術，以至其主觀的詮釋分析常引來質疑與批判，但這樣的缺陷恰好可透過文字探勘(Text Mining)技術的使用加以彌補與突破(鄭文惠，2000)。另外，近來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成果亦顯示，文字探勘技術有助於補足過去人工判讀複雜文本的不足與挑戰，並且文字探勘的準確率在複雜文本下比人為判斷有更好的表現(陳世榮，2015)。另一方面，論述不僅展現了論述當時的社會脈絡、時代背景以及制度限制，另一方面一個被多數人所接受的論述又會反過來重新建構新的知識系統與制度限制，由此可知論述並非僅是單純的述說這麼簡單，在論述的過程中無論從微觀或巨觀層次都反映了權力的配置與運用(陳瑞麟，2002)。

為文至此，也許會引起為何本文採用的是論述分析而不是內容分析法的疑問；對此Cynthia Hardy, Bill Harley, Nelson Phillips(2004)的文章提供了非常詳盡的討論，可協助回答本研究為什麼會選擇論述分析的途徑而不是內容分析法。由於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途徑為論述分析，因此以下僅就論述分析的特性簡要的加以說明，並據此回答為什麼論述分析途徑適合運用於本文的研究中。

首先，論述分析的本體論是植基於建構主義觀點(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認為社會真實是透過建構而來，因此每一個行動者在特定社會脈絡下對於真實世界的認知(Cognition)與詮釋(Interpretation)，皆是真實世界建構的一部分。另外，因為論述分析具有高度建構主義的特性，因此論述分析法在認識論上論述分析認為社會真實是會流動且具有可變動性的，而這樣的可變動性，可透過分析特定社會脈絡下行動者的論述，進一步拼湊出所謂的社會真實。質言之，論述(語言)與行動者對於真實世界的認知，兩者間具有相互主觀建構(inter-subjective)的特性；論述(語言)建構了行動者對於真實世界的認識、同樣地，被行動者建構出來的真實世界認知，也會反過來影響行動者的論述和語言；論述(語言)以及真實世界建構間為一個不斷辯證(Dialectical)的循環關係(Wesley Widmaier, Mark Blyth and Leonard Seabrooke,2007)。研究方法方面，論述分析多採質化研究方法，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工作不僅要呈現整體論述圖像，論述分析研究方法亦允許研究者在過程中加入自己的詮釋，讓研究者也成為建構真實世界的一員。另一方面，論述並非發生在一個真空的社會中，因此在進行論述分析時，論述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經濟脈絡，必須在分析時納入考量。換言之，述分析具有高度詮釋性並且以歸納法為主。

論述分析法在社會真實的定義上，與本研究的出發點一致:皆認為社會的真實是透過建構而來，因此本研究採取論述分析法針對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進行分析。至於論述分析過程中，應該蒐集那一些資料、資料類型與範圍為何，以及論述的功能為何、論述與政治的關係又為何?Mark Laffey,Jutta Weldes(2004)認為論述不僅僅是語言，其中還包括社會結構與社會實踐功能，因此論述本身即是在特定社會文化時空背景下，行動者於過程中所進行的言說與論述過程。對此，論述具備有創造與再創造人們對於社會真實的理解與想像；論述的過程與結果不僅會改變行動者對於社會真實的認知，也會進一步影響行動者對於什麼是真實與正確或不正確的概念有所啟發，因此論述是具有權力特質與知識性質的。另外，由於論述的結果會影響行動者對於社會真實的想像，並且具有知識創造與再創造的功能，因此論述本身即與政治有關，論述的結果不僅具有創造權力的功能、亦同時擁有重分配權力的雙重功能；奠定了論述與論述分析可進一步運用到政治議題與政治學領域研究的可能。語言在論述過程中，扮演什麼功能與角色，又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工具進行測量與分析呢?對此《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一書當中的數篇文章，提供了詳盡的討論以及有用的指引。首先該書探討，語言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作者James Paul Gee(2011)在書中表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語言來建構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並且作者認為語言透過七項建構任務(task)來構築出人們所認知的世界，伴隨著七項語言建構任務而來，並引導出論述分析可進一步探究的相關問題。

首先可透過語言來建構對事件主體重要性(Significance)的認知，透過發話者語言的使用，即可對於特定事件的重要性進行論述與形構，而伴隨著透過語言型塑重要性而來的論述分析問題，即可進一步詢問發話者是如何透過語言的使用，賦予事件重要或不重要的意義，並且透過怎樣的途徑獲致論述建構成效。第二語言可觸發實際行動(Activities)的產生，從思考與行動之間，很常的情況下必須透過語言的論述，說服自己或他人從事該項行為，並賦予重要和正當性；因此在論述分析過程中亦可提出，語言是如何賦予某項行為正當性並驅動個人起身行動的動力。第三語言可形塑認同(Identities)，發話者透過語言的使用，可以讓自己在不同的場域與社會脈絡中，建構出符合當時語意環境的自我認同以及他者認同感；對此論述分析即可提出如何透過語言建構出自我認同，以及如何透過語言讓他者也能產生對組織或對個人的認同感等。

第四語言可建立關係(Relationships)，透過發話者間的對話與溝通，語言在其間即可建立兩者的互動關係與模式，論述分析的過程即可提出語言在發話者關係的建構上扮演什麼角色、或如何透過語言建立發話者之間的關係。第五語言在政治事務上具有扮演分配社會利益的(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goods)功能，在此所謂的社會利益分配與政治學傳統所謂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概念有所不同，政治學所指涉之社會價值性的權威性分配，其意指為政治事務是對於社會上具有價值之事務的分配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但語言所指涉的社會利益分配其所表示的意義在於，發話者可透過語言與文字的運用，來賦予事件主體在社會上的價值與意涵。第六語言的使用具有連結(Connections)的功能，發話者可透過語言的使用釐清事件之間是否具有關連性，因此發話者不僅可透過語言將事件的關連性進行連結，亦可透過語言將事件之間的無關連性進行表達與描述。最後語言可以建立象徵系統以及知識(Sign system and Knowledge)，不同的語言會建構出個別語言的象徵系統以及知識，換言之同樣的話語進入到了不同的語言體系，即可能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意涵及知識脈絡。

至於研究者在論述分析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以及在論述分析這個大家族中，又該選擇哪一個次研究途徑來協助本研究，以下進行討論。Neta C. Craeford(2004)認為當研究者在進行論述分析時，需要先釐清的問題以及具體可行的研究步驟；首先研究者必須確定對什麼論述感興趣，這個論述可以帶來那一些理論上或現實上尚未處理或解釋的問題，並且研究者要清楚自己的研究目標，而論述具體的選擇標準在於該論述對於現實的政治世界是否產生進一步的影響。其次，研究者必須找出所研究論述的起始時間，以及在研究所設定的時間中，論述變化的情形，而論述的起始時間與變化又是如何改變現實的政治生活與利益分配；第三，在進行政策論述分析時，研究者不僅要拉長研究時間軸外，亦必須要回到政策論述型塑過程的政治與社會脈絡，進一步探詢在此論述背後政治社會的深層意義。第四，論述分析的重要目的即是要回答，透過論述過成的分析，進一步的了解那一些論述獲得了最後的勝出、而那一些論述在過程中即已消失不見，另外勝出的論述內容又是如何實際的影響到利益與權力的分配與運作；最後論述分析的目的即是希望透過長時間軸的研究，了解論述是如何被建構，並且在特定的政治社會脈絡下，如何定義或重新定義真實世界或政治世界，以及這樣的論述以及對於世界的建構，最後如何影響權力的分配與權利的運用等問題。

有了數位化文本以及文字探勘技術的概念後，那該如何具體的針對文本進行分析，並且又可以具體有效的應用至本研究呢?對此，研究者梳理了相關論述分析的文獻後發現，Fairclogh提出的三段論述分析方法，最能有效的聯結文本、論述與社會互動三者間的辯證與作用進行分析。Fairclogh提出在進行論述分析時可透過三個基本步驟，首先為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在此進行的文本分析，即是如上所述將文本視為是研究的客體進行分析，具體的分析文本中的語詞使用情形、次數變化情形、使用何種語態、使用哪些文字，以及文字的立場和態度為何，透過上述進一步的檢視文本所揭示的「觀念」、「立場」和「態度」等問題。其次則是論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在此論述實踐則是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瞭解在上述文本中被報導的內容，大多為那一些內容、或者那一些內容是不被關注的。換言之，論述實踐即是透過探索文本所呈現的論述重點，進一步探究文本和行動者所重視的是那一些議題，以及那一些議題是比較不被關注的，對此不僅展現文本「論述策略」，同時也展現了在文本中不同行動者的權力分配關係，那一些人擁有說話和發聲的權力、那一些人沒有。最後則是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社會實踐則是關心新聞論述和社會議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結，藉此來看，論述內容如何在形塑實際發生的政治或社會事件(倪炎元，2012)。

(四)、文字探勘應用於本文之研究程序

對此，該如何具體應用論述分析與文字探勘技術於本研究中、以及本文研究的流程為何，以下研究者進一步的說明。本文研究流程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步驟:

(一)問題意識釐清與知識背景充實，在進入到實質的資料庫建立與資料蒐集階段前，研究者必須先了解想從事甚麼研究、試圖回答甚麼問題或對甚麼樣的現象感興趣，並在問題意識基礎上，進行相關研究與文獻閱讀整理，充實研究者對於該議題的背景知識。以本研究而言，研究者透過論述分析與文字探勘技術的使用，探討隱藏在巨量資料中，可能且有用的資訊；透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進一步探究蔡英文如何進行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其論述特徵為何、論述重點與內容是否有改變(郭文平，2015)。

(二)資料蒐集與資料庫建立，確立了研究主題並充實相關知識背景後，開始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及資料庫建立，本研究透過蒐集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期間，民進黨所公佈的兩岸關係新聞稿、政策論述文件，將下載後的文件以數位化方式儲存成文字(txt)檔，並建立資料庫，以利後續分析使用。

(三)資料整理、轉換與精煉，資料整理、轉換與精練過程是進入實際研究重要前置作業，在整個資料分析過程中並不是將所有的資料都放進模型進行分析，因為大量的資料雖然可以增加新發現的可能性，但相對地也可能會產生許多無用資訊或雜訊，影響資料處理的效率與研究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因此，取得資料與建立資料庫後，必須要先進行相關的資料整理、轉換與精練的工作；以本研究而言，蒐集了上萬筆與蔡英文有關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資料後，須將所蒐集的資料運用台灣零時政府文字切詞雲(HTML5 Word Cloud)進行切詞，切詞所得的結果將依關鍵詞出現頻率進行排列，並建立在Excel檔案中。此後，開始針對無意義切詞結果、重複或重疊之概念進行刪除或加總，透過將資料簡化成為可分析的關鍵詞形式與檔案形式，藉以確保分析資料的品質與後續分析結果正確性(王界人沈民新，2015)。

(四)資料評估、解釋與詮釋，以本研究為例，完成關鍵詞切詞之後，研究者必須根據大量文獻閱讀的經驗及對於該主題深刻了解的背景知識。進一步決定那一些關鍵詞要留下來、那一些關鍵詞去除之後並不會影響整體分析結果。另外，為甚麼要在這個階段進行關鍵詞的篩選，其原因在於儘管透過資料的整理與合併，但關鍵詞通常還是會有上千甚至上萬筆，對於研究者來說並非把所有的關鍵詞都納入分析架構，而是要決定哪一些關鍵詞應納入分析。研究者常以排名前100/50/20名的高頻率關鍵詞為標準進行篩選並保留以提供後續分析。綜上，本研究所運用之研究方法，包括:「資料庫方法」、「關鍵詞叢擷取技術」、「台灣零時政府文字切詞雲(HTML5 Word Cloud)」以及「詞彙萃取法」等，構成本文針對民主進步黨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數位化資料行分析的方法基礎，以下將依序說明各種研究方法之施作步驟。

首先，研究者須要建立數位文本資料庫，研究者透過蒐集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時期(2008/5/18-2012/5/20；2014/5/28至2015/6/10)。以「兩岸關係」為關鍵詞於民主進步黨官方網站上進行查詢，以純文字檔(txt)及UTF-8格式進行儲存，讓原本格式不一致的資料規格化，以利於後續斷詞分析。完成資料蒐集與資料庫建立後，即完成了論述分析與文字探勘研究重要的第一步:。完成資料蒐集後，研究者將所蒐集來的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數位文字檔，置於「台灣零時政府文字切詞雲(HTML5 Word Cloud)」進行斷詞。研究者將逐年蒐集來的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數位文字檔分別進行斷詞，並將斷詞的結果依序表列在Excel檔案中，以利後續進行「半自動主題式詞庫萃取演算法」的判別。

於何謂半自動主題式詞庫 萃取演算法，謝育平(2010)的文章提供了完整的說明。該文認為，數位人文的研究上，切詞技術可分成四大類: (一)、詞彙標示(自動斷詞)法 (二)、詞彙分群 (三)、詞彙分類 (四)、詞彙萃取(命名實體萃取)法。而本研究所使用的是第四種:詞彙萃取(名實體萃取)法，因此僅簡要說明該方法之應用與相關概念。詞彙萃取，其意義為將文章中，研究者所需要的關鍵字詞萃取出來的一種技術。萃取方法又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萃取出所有的詞彙但不分類、另一類則是根據某個主題或研究需要，萃取出屬於主題的詞彙。而以本研究的目的而言，將使用以「主題及關鍵字」為核心加以萃取，屬於上述兩類當中的第二類研究方法。具體而言本研究將會在大量的數位資料中，透過詞彙萃取技術，將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有關的關鍵字加以萃取後分析。但電腦與機器並無法精確判定所有萃取出來的關鍵詞是否都與研究主題有關，對此研究者還必須透過「半自動主題式詞庫萃取演算法」以及「同位詞夾子演算法」之應用來提高準確率與召回率。所位半自動主題式詞庫 萃取演算法，主要是利用人工再確認的方式，來提高所選取出來的關鍵字詞與研究主題相關的一種方法，並利用電腦速度來補足召回率。換言之，該演算法是建立在以文字切詞雲的結果上，再進行二次的人工關鍵詞篩選過程；研究者在此過程即會針對斷詞結果進行人工篩選，篩選方式包括:關鍵詞出現次數加總、同義詞相加以及無義詞刪除等步驟後，本研究選取出排名前20名的關鍵詞為觀察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詞語使用情形之基礎。上述結果，即可提供研究者進行初步關鍵詞出現次數與頻率分析的來源與基礎，並且奠基於上述關鍵詞詞頻計算結果的引導，研究者進一步回到文本進行閱讀。循此，研究者即可在關鍵詞使用情形的基礎之上，將文本在不同年度的詞語使用方式和該年度的政經與社會脈絡進行聯結，並以此關鍵詞的切詞結果為基礎，提供後續其他分析之用。

進行完斷詞與關鍵詞詞頻與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文本分析後，研究者進一步透過運用「政大資科機器智能實驗室數位人文服務試用20150129版」的斷詞軟體進行更近一步的切詞與斷詞分析。該段詞軟體提供包括:「關鍵詞彙時序分析」、「關鍵辭彙語境分析」、「關鍵詞組總頻率統計」以及「關鍵詞組時序與語境分析」四大功能；本研究則具體應用前三項功能，分別進行關鍵詞斷詞與詞頻統計。關鍵詞組總頻率統計可提供研究者將所關心與關鍵詞共同出現詞彙的使用狀況進行分析。此項功能，可協助研究者挖掘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關鍵詞與其他共現詞之間的關係，透過該項功能研究者即可找出蔡英文在進行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政策論述時，那一些詞彙是經常與其共同出現。該項功能的應用，研究者將透過國立臺灣大學情緒詞典(NTUSD)的使用，針對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中的情緒形容詞使用情形進行探究，而這樣的研究嘗試，也是目前相關研究成果尚未觸及之處。另外，關鍵詞與共現詞的研究應用，除了具體的使用在情緒形容詞的分析外，研究者更進一步的將此項功能運用在分析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和13項重大社會民生議題聯結程度上；此舉目的即是研究者希望能過透過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內容中與社會民生議題聯結程度的情形進行分析，藉以了解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的重點為何。[2]並以上述分析結果，作為勾勒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圖像的分析基礎。

肆、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之論述分析:文字探勘的應用

上述研究者依序梳理了社會科學面臨資訊科技不斷進步的當代，採取將文本數位化的方式進行回應。而大量數位化後的文本，進一步促成了透過分析數位文本之文字探勘研究於社會科學領域的興起。但數位化後的文本，並不能回答研究者感興趣的研究問題，而必須進一步的透過文字探勘技術的使用，進行關鍵詞切詞與斷詞與後續的深入分析。對此，才能進一步回答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另一方面，透過文字探勘技術的應用，也可以彌補過去應用傳統檔案分析法，可能過於主觀詮釋的缺失與批判。將上述的概念，運用到本文的研究主題上，研究者針對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兩次的期間，在民主進步黨網站上以「兩岸關係」為關鍵詞進行新聞稿蒐集，這些透過政黨網站正式公佈的新聞稿，不僅完整說明了蔡英文在擔任黨主席的時間內，其針對兩岸關係的論述與看法，並且一定程度的展現了蔡英文以及民主進步黨兩岸關係政策的立場。另一方面，政黨官方網站上所公佈的新聞稿，亦是數位化文本的一種類型，可以進一步提供文字探勘斷詞與論述分析之用。

根據Fairclogh三階段論述分析，本文在文本分析階段，研究者將針對文本的內容進行分析，分析的重點包括總篇數與總字數的變化，就此簡單的分析即可看出在不同年分中民主進步黨新聞稿處理「兩岸關係」議題的新聞稿數量發展與變化趨勢、其次再進行關鍵詞變化趨勢分析，透過各年度前20個關鍵詞切詞結果進行分析，可以更進一步的在了解數量變化後，梳理出每一年蔡英文透過民主進步黨發佈的兩岸關係新聞稿時是透過哪些重要關鍵字來進行論述，對此將不僅可以更有系統的掌握關鍵詞的運用，研究者更會透過社會脈絡的導入，進一步探究不同年度不同關鍵詞的出現，其所奠基的社會脈絡為何，為甚麼在該年度中，某些特定的關鍵詞會出現而其他則不會。第三則是進行情緒形容詞與立場用語分析，對此研究者透過國立臺灣大學情緒辭典(NTUSD)所提供的正向與負向語境資料庫，進行關鍵詞和共線詞的切詞分析，辭典中共計有正向形容詞2810個、負向形容詞有8227個，透過切詞分析讓研究者可以進一步瞭解蔡英文兩岸關係新聞稿，其正向與負向形容詞的使用情形為何，在眾多的形容詞中正向與負向形容詞中那一些較為常用以及使用次數為何(游和正、黃挺豪、陳信希，2012)。最後則是有關社會實踐的分析，對此研究者將透過進一步的斷詞技術，探索蔡英文透過民主進步黨發佈的兩岸關係新聞稿與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連結度為何，研究者透過檢視以下十三項社會所關注的兩岸經貿議題進行切詞與共線詞分析，這十三項社會議題包括[3]: (經濟成長、貧富差距、薪資成長、薪資倒退、社會不公、世代正義、和平紅利、兩岸權貴、國家安全、兩岸買辦、青年世代、房價高漲、失業率等)。最終，提出蔡英文透過民主進步黨發佈的兩岸關係新聞稿的策略圖像，藉以更為有效的觀察與分析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是如何形塑而成。另外，由於關鍵字詞眾多，因此研究者將其概略劃分為四種類型，首先為「政治類關鍵詞」，例如國家、主權、政黨、政府以及與政治相關之關鍵字詞皆納入此類、其次為「經貿類關鍵詞」，例如協議、產業、金融、貿易以及與經貿相關之關鍵詞納入此類，再次則是只有在該年出現而其他年度未出現的「特殊關鍵詞」、最後則是「社會類關鍵詞」，例如人民、社會、民眾等。[4]以上述標準進行觀察與後續之論述分析。

 (一)、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與文字探勘  

下表為蔡英文擔任主席期間，針對兩岸關係議題所發表的新聞稿數量。2008-2012年及2014-2015年，蔡英文透過民主進步黨所發表的兩岸關係新聞稿則數共有242篇。2008年有37篇、2009年有20篇、2010年有11篇、2011年則成長到70篇、2012年衰退到31篇；2014年有25篇、2015年(至2015/6/10)共有48篇。另一方面，伴隨著篇數的增減，字數所呈現的趨勢，大致與篇數相同，2011年為第一階段的論述高峰而2015年則為第二階段的論述高峰期。

表1:蔡英文2008-2012、2014-2015兩岸關係論述新聞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從上述篇數與字數歷年的變化可知，蔡英文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期間內，對於兩岸關係議題的論述數量呈現:「選前一年開始大量論述的特徵」；2011年距離2012年總統大選僅一年的時間，2011年蔡英文透過黨發佈兩岸關係的新聞稿數量即比2010年大幅成長636％，兩岸關係新聞稿發佈數量超過前一年則數的六倍之多；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距離2016年總統大選年的前一年(2015)的兩岸關係新聞稿數量中，本研究蒐集2015新聞稿蒐集至(2015/6/10)，在僅半年的時間，新聞稿則數已到達48篇，相較於2014年僅有25篇的數量，已是前年的1.92倍。可以由此看出，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的論述強度，會在全國性總統大選前一年，開始加強其論述力度與篇數。此外，研究者經由文字探勘的斷詞系統，選取出，蔡英文透過民主進步黨所發表的兩岸關係新聞稿內容的前20個重要關鍵詞，進行列表分析，並以「政治類」、「經貿類」、「社會類」以及「特殊關鍵詞」四類型為分類進行分析。

2008年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所發表的新聞稿內容，「政治類」關鍵詞占了一半以上的數量，前20個關鍵詞中，14個是「政治類」關鍵詞(包括:台灣、政府、中國、民進黨、馬政府、外交、政策、總統、主權、國家、民主、國民黨、政治、執政)，由此可見該年度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所做的論述，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意涵。其餘的關鍵詞與「社會類」關鍵詞相關，包括:人民與社會，而「經貿類」關鍵詞則僅出現在排名第20名的”經濟”。由2008年蔡英文透過黨發佈的兩岸關係新聞稿內容關鍵詞進行觀察，其對於兩岸關係的論述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意涵，而社會民生議題和經貿類議題則居次。

2009年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延續2008年論述基礎，以「政治類」類關鍵詞議題為其論述主軸、其次為「社會類」類關鍵詞議題，再次才是「經貿類」類關鍵詞議題。而2009年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內容，出現幾個重要的「特殊關鍵詞」，包括: 「公投」、「自由」、「利益」、「對台」。對此，研究者回到2009年文本中，進行該年度政治社會脈絡的爬梳，由於2009年馬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性協議(ECFA)的簽署工作。對此，民主進步黨以公投為其主要的論述，而「自由」、「利益」與「對台」的關鍵詞論述應用，則是圍繞在與ECFA相關的兩岸關係議題的論述中。例如2009年4月3日的新聞稿提及:「…你說和中國簽ECFA，有助於台灣和東協及美日簽FTA，那政府應該先取得中國承諾放棄對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FTA的杯葛，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能討論ECFA…。」；亦如2009年5月6日的新聞稿內容:「…在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時代，政府無法永遠保護產業，但在眼前特別困難的時刻，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促進就業。…目前的失業率已創史上新高，此時若加快自由化的步伐，將會讓問題更加嚴重…。」；再如，2009年12月18日的新聞稿內容:「蔡主席指出，馬總統提議就ECFA議題與在野黨辯論，我們卻從來沒有收到邀請。…馬政府執政一年多來，…受到財團、企業的影響，也來自這些少數決策個人的商業經濟利益；也包括來自中國的壓力…」。

表2: 2008-2012、2014-2015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前20大關鍵字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4年	2015年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我們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我們	中國	中國	我們	台灣	台灣
政府	兩岸關係	ECFA	我們	兩岸關係	經濟	我們
中國	中國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人民	兩岸關係	民進黨
民進黨	政府	民進黨	總統	政府	政府	民主
馬政府	人民	政府	民主	總統	民主	人民
人民	民進黨	辯論	民進黨	民進黨	發展	政府
外交	民主	人民	人民	政黨	人民	社會
政策	馬政府	民主	政府	社會	問題	希望
總統	政策	馬政府	社會	民主	民進黨	國家
主權	社會	談判	國家	中國	國家	執政
我們	經濟	國會	發展	國家	產業	發展
國際	政治	審查	經濟	安定	社會	經濟
國家	公投	國民黨	共識	共識	示範區	和平
民主	國家	公投	產業	選舉	中國	維持
國民黨	自由	資訊	問題	台灣人	總統	美國
社會	ECFA	FTA	和平	國民黨	安全	未來
政治	國民黨	監督	國際	一國兩區	開放	穩定
執政	利益	社會	政策	不會	區域	國際
經濟	對台	保障	執政	改變	公民	國民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2010與2011年蔡英文透過黨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新聞稿，基本上延續著前兩年以「政治類」類關鍵詞議題為其論述主軸、其次為「社會類」類關鍵詞議題，再次才是「經貿類」類關鍵詞議題的論述主軸。2010與2011年的「特殊關鍵詞」議題論述重點有所不同；2010年延續2009年馬政府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協議，因此2010年「特殊關鍵詞」議題則包括:「談判」、「國會」、「審查」、「資訊」、「FTA」與「監督」。2010年民主進步黨針對兩岸關係所發佈的新聞稿，主要是在回應2009年ECFA議題以及簽署後的相關問題，因此在新聞稿內容中，出現國會、審查、監督等關鍵詞，而談判、資訊與FTA則是伴隨出現的關鍵詞議題。

2010年6月4日新聞稿內容:「…馬英九在ECFA辯論前宣稱不反對公投，辯論時還提到與他國簽訂FTA，但日前中國外交部已正式否定台灣與他國簽訂FTA的可能，現在連ECFA公投案都遭馬政府封殺，徹底犧牲台灣的民主價值…」；亦如，2010年7月1日新聞稿指出:「…ECFA的國會審查，不能任由執政黨隨意曲解國會程序。民進黨主張為正本清源，立法院應該先將兩岸協議審理程序予以法制化，再審查ECFA。為此，民進黨團將主動提案要求召開臨時會，以審查相關法案。這包括（1）提案通過本黨主張的「台灣與中國訂定協議處理條例」；（2）要求成立調閱委員會，取得審查ECFA所需的充分資訊；及（3）成立兩岸事務監督小組等...」。2011年「特殊關鍵詞」議題具體指呈經貿相關議題，例如”產業”在2011年才第一次進入到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排名前20名的關鍵詞議題。

2011年為總統大選前一年，因此蔡英文將前三(2008-2010)年以政治議題論述主軸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調整為以內銷為導向的產業經濟議題論述，其中蔡英文透過十年政綱以及其在美國商會的演說，做了清楚與完整的說明。十年政綱中論及:「…政府應積極解決兩岸經貿所造成的薪資停滯與所得分配惡化等問題，改善弱勢產業與弱勢族群的經濟地位，確保兩岸經貿之正面效益由全民所共享…」；另外，蔡英文在2011年10月7日進行「總統新故鄉」競選行程時表示:「...2012的總統是關心台灣的每一個角落、關心台灣每一個地方的經濟和產業、關心每一個地方我們人民的就業和生活…」。亦如，2011年11月22日的美國商會上，蔡英文演講新聞稿指出:「…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資訊產業供應鏈上，台美間透過兩地企業及台商在中國的子公司建立了無可替代的企業聯盟關係。…」。

由上述針對蔡英文2011年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新聞稿之論述分析可知，選前一年的2011年不僅是蔡英文大量論述其兩岸關係政策的一年。另外，由於2012年總統選舉的到來，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亦從2011年前著重「政治類」關鍵詞議題的論述主軸，調整為「經貿類」關鍵詞為主的論述；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於2011年出現第一次的論述重點與內容轉向。

2012年總統大選年，面對國共兩黨以九二共識為主軸，要求蔡英文主席進一步表達其對於兩岸關係的立場。對此，蔡英文以「台灣共識」為題進行大量論述，因此2012年「特殊關鍵詞」皆圍繞在與台灣共識為主題的相關論述，包括: 「安定」、「共識」、「選舉」、「一國兩區」、「不會」、「改變」。其中，對於台灣共識的關鍵論述為2012年1月6日蔡英文在總統辯論會上表示:「…對於1992年，兩岸願意「擱置爭議、協商對話」的務實態度，我們一向抱持肯定的看法。但是，對於後來才出現所謂「九二共識」，不但國共兩黨都還有不同的認知，台灣社會也沒有共識，更重要的是，沒有經過民主程序的確認。所以，我們將以團結包容的「台灣共識」，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基礎，也要化解台灣社會，長期以來「一個國家，兩種認同」的分歧…」，(Pei-Ling Yang,2013)。

經上述分析，研究者認為，2008-2012年間，蔡英文針對兩岸關係議題所進行的論述，可分成兩大時期:(一)、2008-2010年「政治論述」為主，2011年才開始大量論述「產業」關鍵詞議題，對此2011年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具有從「政治論述轉向經濟論述」之論述變化特性。2012年則為了提出與九二共識相對應的兩岸關係論述，因此運用大量文字，針對「台灣共識」概念進行闡述(Chris Wang,2012)。2014年延續「經濟論述」轉向的論述方向，2014年「經貿類」關鍵詞包括:「產業」與「示範區」，由於2014年馬政府提出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使得「示範區」不僅是「經貿類」關鍵詞也是2014年「特殊關鍵詞」。

2015年蔡英文積極地將其兩岸關係論述與國際議題進行聯結，由其蔡英文於訪美期間大量地向美方以及國際社會發出其兩岸政策構想，進一步完善其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綜上分析，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出現兩次論述重點之轉向:第一次轉向為2011年。2011年以前，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著重在「政治論述」為主、2011年由於總統大選的接近，因此將原本著重的政治論述轉向為經貿議題論述。第二次的轉向則出現在2015年，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從原本多注重國內議題之論述，轉變成以國際議題為主軸之論述內容。

表3: 13項議題聯結程度與正、負向形容詞使用情形

表4: 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特徵

項目	內容
總篇數與總字數 分析	總統大選前一年為蔡英文兩岸政策論述高峰期。 2011年與2015年新聞稿數量高峰可得印證。
關鍵詞變化趨勢 分析	200-2010年以「政治類」關鍵詞為主進行議題論述 2011年後出現「經貿類」論述轉向；其中「產業」關鍵詞，於2011年第一次進入前20大關鍵詞。
情緒形容詞使用 分析	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以正面立場為主，正面形容詞使用次數較負面形容詞高出約1.58倍。
論述策略使用 分析	2008-2010年為「政治類」關鍵詞議題為主 2011年以後則轉向「經貿類」關鍵詞議題 2012、2015年為特殊論述年:2012年著重「台灣共識」、2015年則強調兩岸關係與國際層次的聯結。
重大議題聯結 分析	蔡英文兩岸關係論述，首重「國家安全」議題、其次為「貧富差距」議題。
政策論述策略圖像	呈現政治論述居首、社會議題論述居次、經貿議題再次的論述層次。具高度內銷論述導向、選前一年為高度論述年，不同年份為了回應社會需求而有轉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蔡英文歷經李登輝總統時期、陳水扁總統時期乃至2016年1月16日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無論是在李登輝或陳水扁總統時期，蔡英文一直以來對於兩岸關係議題涉入甚深且多次協助處理兩岸關係動盪之情勢。李登輝總統時期，蔡英文擔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並在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後，負責與國際社會和中國大陸進行溝通與說明。陳水扁總統時期，蔡英文擔任陸委會主委，面對陳水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論述，蔡英文因陸委會主委一職，使蔡英文在日後被視為，其兩岸關係政策主張為臺獨路線。本研究，除了運用傳統論述分析及檔案分析法外、加入文字探勘技術作為補充檔案分析法以及人工閱讀檔案分析之不足。對此，本文勾勒出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的樣貌，透過文字探勘技術攫取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重點與內容變遷情形。

研究者認為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從李登輝總統時期至今有很大的轉變，並且逐漸地往「中華民國憲政主義與兩岸關係務實主義」方向靠攏。從李登輝時期兩國論的蔡英文、陳水扁時期一邊一國的蔡英文，到2012年蔡英文首次猜與總統大選提出合而求同、合而不同並期待以臺灣共識取代九二共識的蔡英文可見，2012年以前的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較強調以”臺灣”主體意識為主軸的政策論述。(Huang, C.-H., & James, P,2014)。對此，從上述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前20個關鍵詞之變化可獲得證明，2012年以前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排名第一位的關鍵詞都是”臺灣”。由此可見，2012年以前當蔡英文論述兩岸關係政策時其所關注的焦點多放置在與臺灣相關議題上。而2012年蔡英文不僅輸掉了總統選舉、也是其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轉捩點。蔡英文敗選後積極籌建與中國大陸二軌對話管道，透過派遣其重要智囊赴陸以及邀請中國大陸學者來訪等方式，建立與中國大陸互動與交流管道。2012年後，蔡英文先後派遣時任民進黨發言人及新北市黨部主委羅致政、立法委員蕭美琴、小英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全先後赴陸進行交流與溝通，試圖在2012年敗選後與中國大陸建立起互動往來之管道、另外也邀請中國中央臺辦官員孫亞夫來訪進行交流(盧素梅，2014)。在在顯示，蔡英文2012年敗選後其兩岸關係政策立場之轉變。

事實上，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轉變可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兩岸關係中的經貿議題、另一部分則是兩岸關係政策中涉及政治與主權之議題:兩岸關係經貿議題方面，蔡英文於2012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就已經出現論述變遷跡象。總統大選期間蔡英文表示，因ECFA已成為兩岸關係之既成事實，因此若其當選將會透過民主程序與國際規範加以處理，並繼續執行ECFA以及其他兩岸間之各項經貿協議。換句話說，2012年蔡英文雖然並非完全認同馬英九政府與中國大陸所簽署之各項經貿協議的過程與內容，但並未主張反對或終止各項協議，反而是以接受”既成事實”的論述，顯示其對於兩岸經貿協議較為寬鬆之立場(陳奕廷，2011)。相對下，蔡英文對於事涉主權與政治之九二共識議題，2012年的蔡英文立場則較為強硬，其表示「九二共識」並不存在，沒有承認或接受與否的問題；她主張透過民主機制凝聚「台灣共識」，以此與中國大陸互動、協商與對話。由上述可見，2012年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因不同議題而有不同立場之表述；兩岸關係經貿議題部分，蔡英文的主張較具彈性與寬鬆、但當議題事涉主權或政治議題時，蔡英文的立場則較為強烈與堅定。

2016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再次出現論述變遷，兩岸經貿政策方面，蔡英文依循2012年較為彈性與寬鬆的立場，對於陸客來臺觀光，蔡英文表示:「我的觀光競選政策，是歡迎陸客來台觀光，且不會減少陸客來台的總量」。另外，蔡英文於2015年6月訪美時在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說時再次針對其2016年總統大選兩岸關係政策論述進行定調，蔡英文表示:「維持現狀的立場符合各方的最佳利益，當選總統之後，她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對此，此次演講蔡英文除了非常具體地說明其兩岸關係政策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進行推動，並指呈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包括:憲法的文字本身、後續的增修條文、大法官的釋憲以及在台灣實際實施的狀況。由此可看出，蔡英文於2016年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事涉主權與政治議題立場之轉變，展現於首次出現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為基礎推動兩岸關係之政策論述(民主進步黨，2015)。

2016年1月16日選舉結果出爐，蔡英文以689萬餘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於當選記者會上針對兩岸關係政策有進一步說明，蔡英文表示:「在這場選戰中，我曾經多次承諾，將會建立具有一致性、可預測性、可持續的兩岸關係。做為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當選人，我要在此重申，今年5月20日新政府執政之後，將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協商交流互動的成果、以及民主原則與普遍民意，做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基礎。我也會秉持超越黨派的立場，遵循台灣最新的民意和最大的共識，致力確保海峽兩岸關係維持和平穩定的現狀，以創造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和福祉」。由上述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可見，蔡英文急欲向國際社會及中國大陸釋出其兩岸關係政策之一致性、可預測性與持續性；若將此三項重要概念與其所論述依循中華民國縣政體制與既有兩岸協商與交流之成果推動兩岸關係之政策論述與立場來看，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確實出現很大的改變。準此，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從2012年放寬其對兩岸經貿協議與議題立場、到2016年蔡英文清楚地表述了新政府對於執政後兩岸關係之主張，皆顯示出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逐漸往中華民國憲政主義與兩岸關係務實主義方向靠攏(Gunter Schubert.,2012)。

雖然要蔡英文與新政府全面地接受馬英九政府之兩岸關係與九二共識主張有其困難，但蔡英文於選舉期間先後對兩岸關係政策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與兩岸既有協商成果之論述；以及民進黨秘書長兼駐美代表吳釗燮於選後訪美時表示:「...民進黨從未否認1992年的兩岸會談，也願在這會談的精神上推動兩岸關係...」，此為民進黨於選後對九二共識最清楚的立場表達。另外，蔡英文於當選後首次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再度針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發表以既有的三項政治基礎推動兩岸關係之政策主張；這四項政治基礎包括:(一)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之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二)依照中華民國限制體制推動兩岸關係、(三)尊重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與交流互動的成果、(四)依循臺灣的民主與普遍民意推動兩岸關係(鄒景雯，2012)。

據此可知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於2012和2016年兩次的重大轉變。蔡英文2016年針對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已與2012年有了很大地轉變，尤其是針對九二共識及中華民國憲政議題的表態上，與2012年蔡英文的立場相差甚遠。從蔡英文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所論及的四項既有政治基礎來看，前三項政治基礎與馬政府和國民黨所遵循之路線並無根本性地差異；民主進步黨與馬政府和國民黨的差別在於第四項有關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的概念。換言之，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的前三項既有政治基礎很大程度地概括了馬政府及過去兩岸20多年來的協商與互動基礎，蔡英文並未出現意圖改變或推翻之意圖、另一方面，蔡英文與馬政府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在於蔡英文更重視兩岸關係在推動過程中，如何在國內尋求更大的共識並更積極的符合民主程序和民意要求。準此，對於蔡英文、新政府與民進黨而言，要全面接受馬英九政府與國民黨之兩岸政策立場與論述實屬困難。對於新政府的挑戰在於，如何與馬政府和國民黨同樣地在中華民國憲政架構下推動兩岸關係、但同時又要發展出與馬政府和國民黨不同的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並且獲得國內民眾、美國與中國大陸等認同，成為蔡英文與新政府的挑戰。

蔡英文與新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困難與挑戰在於，都是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但該如何在相同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發展出不同於馬英九政府和國民黨之兩岸關係政策論述，成為一項極為困難的挑戰。更重要的是，蔡英文與新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必須同時兼顧臺灣民眾觀感與國內政治因素、也需滿足美國與中國大陸需求，並且進一步尋求國際支持，在在挑戰蔡英文與新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與執政能力。面對蔡英文與新政府兩岸關係政策論述發展，未來蔡英文主政下的兩岸關係會往甚麼樣的方向發展，有待新政府執政後繼續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基於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分析，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逐漸往中華民國和務實主義靠攏，並在其宣示兩岸關係將會在一致性、可預測性以及可持續性三大原則推動下。蔡英文主政下新政府之兩岸關係，應不至於出現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兩岸關係陷入緊張與低盪之情形；相反地，兩岸關係應可在蔡英文新政府之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架構及務實主義立場上，穩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與穩定之發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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