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比較「臺灣之光」和南韓的「世界市民（segye shimin；global citizen）」論述，從中探討兩個社會對於「國際觀」的主流想像、在國際社群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國族主義（nationalism）在全球化時代的動員力量。
我認為兩者都是以國際為名但訴諸國內國族主義的論述：相關報導都是以當地語言寫成，且所謂「國際形象」這個最終產品與兩個論述手段之間都缺乏直接關連性。此外，兩種論述都與國族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有關，兩個社會都預設了來自國際社群的「他者」目光，追求「自我提升」。換言之，臺灣與韓國都認為現況尚有改進空間，因此推動「臺灣之光」和「世界市民」的論述來趕上被預設作為參照的其他國家。
當然它們也有不同之處。在韓國，「世界市民」的論述強調「每一個」韓國人都必須「成為世界市民」來提升國家形象。這個目標看似清晰，但其實並沒有提供太多實際指引；這和提倡自我規訓的新自由主義主張不謀而合，兩者相輔相成轉化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勞動倫理（Abelmann, Park, and Kim 2013; Schattle 2015）。相較之下「臺灣之光」則提供了清晰的模範群像，但並不一定要求全體國民順著既有的成功經驗前進。相反地，這個論述更強調彈性和民主多元價值，意即每個臺灣人、只要肯努力、都有機會站上國際舞台，讓這個國家為她感到驕傲。
此外，臺灣和韓國的這兩個論述雖然都面向國際社群，但卻設定了不同的「觀眾」。臺灣似乎仍然自縛於標榜與中國之間的差異，但韓國則更加希望能夠挑戰日本及美國這兩個該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宰制者，躋身「世界一流國家」的行列。
自我定位與國際社群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著名的「鏡中自我」理論中提到，「我是我認為他人認為的我（I am who I think you think I am）。」放諸國際場域而言，一個社會對於自身在國際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期許國際社群如何看待「自己」，是相當有趣的議題。
在臺灣甫落幕的五二零就職大典中，「臺灣之光」這段演出在歷史文化的重現與演繹上招致許多批評，但也將各項競技運動在國際體壇上「為國爭光」的榮耀時刻搬上舞台。新任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也將「外交與全球性議題」列為未來新政府要做到的五件事情之一，她說：
新政府要承擔的第五件事情，是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在外交與全球性的議題上做出貢獻。讓台灣走向世界，也要讓世界走進台灣。……
台灣是全球公民社會的模範生，民主化以來，我們始終堅持和平、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普世價值。我們會秉持這個精神，加入全球議題的價值同盟。我們會繼續深化與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在內的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上，推動全方位的合作。
我們會積極參與國際經貿合作及規則制定，堅定維護全球的經濟秩序，並且融入重要的區域經貿體系。我們也不會在防制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缺席。我們將會在行政院設立專責的能源和減碳辦公室，並且根據COP21巴黎協議的規定，定期檢討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與友好國家攜手，共同維護永續的地球。 同時，新政府會支持並參與，全球性新興議題的國際合作，包括人道救援、醫療援助、疾病的防治與研究、反恐合作，以及共同打擊跨國犯罪，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夥伴。
究竟什麼是「地球公民」和「地球公民的責任」呢？以下將演說全文稿英譯為「citize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的「地球公民」視為研究中較常用的「global citizen」來討論。正如同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所述，全球公民身分一般與和平、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緊密連結。倡議者 Ron Isarel（2013）認為，「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認同自己屬於一個成形中的世界社群（emerging world community）並採取行動來建立這個社群的價值和慣習。這個定義立基於兩個假設之上：一、成形中的世界社群存在並且能被人們指認、認同（identify）；二、這樣的社群有一些萌芽中的價值和慣習」。
史丹佛大學教授 Joshua Cohen（1996）則承繼過去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研究角度指出，「我們最終必須獻身人類社群……並且尊重社群中的所有成員都有同等價值（p.vii）。」英國伯明罕大學教授 Luis Cabrera（2010）進一步將全球公民身分（global citizenship）置於「一個全球人類社群內、明確的『法律面向（legal dimension）』權利義務」之框架中來討論；並認為世界公民身分是個人——而非任何國家公民或者其他既有群體成員身分——的倫理行動指引。簡而言之，全球公民旨在保護「個體的核心價值」，儘管這群人「並不具有同一個國家的公民身分」（Cabrera 2010: 258）。
但是，看似「國際化」的「全球公民」也可能變成全球化時代中國族主義（nationalism）論述的嶄新外衣。掌握發言權的菁英團體往往會以設定好的「國際定位」為標竿，宣揚特定價值與意識形態，促成社會的集體認同。
韓國式的全球公民：普遍且一致的「世界市民」論述
韓國延世大學的學者 Hans Schattle（2015）蒐集了1990年到2011年間，南韓報紙中含有「世界市民（segye shimin）」這個詞語的一千六百多篇文章，進行內容分析。他發現韓國的世界市民論述與「西方」的世界公民非常不同；在韓國，這是「動員全體國民、全力提升國家形象與經濟全球化中一國競爭力」的「國家計畫」（Schattle 2015:1）。換句話說，源自於西方的「世界市民」本來是強調超越國族的普世價值，但到了韓國的在地脈絡中——雖然名稱仍然訴諸全球——卻儼然成為凝聚民族情感的論述宣傳。
「世界市民」這個詞語在韓國的使用可以追溯至九零年代初期；時任總統的金泳三喊出「世界化（segyehwa）」以因應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挑戰（Schattle 2015；Lee 2012）。在接下來的幾年，政界領袖和媒體圈中的掌權者一致大力提倡「成為世界市民」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在韓國的在地脈絡中，成為「世界市民」就是要每一個韓國公民強化自身的經濟競爭力，透過這種集體努力讓韓國晉身「世界一流」的國家之列。於是，「『世界市民』伴隨著『南韓人』……這兩個身分一起在這個國家政府全力擁抱新自由主義的計畫中（被提倡）」；由此觀之，「世界市民」的相關論述可說是支持韓國在這二十年間動員整個社會邁向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支柱（Schattle 2015:3）。
九零年代末期，亞洲金融風暴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條件式貸款使得「世界市民」的論述更加偏重經濟面向，淡化「西方」論述中的普世價值內容。韓國社會將國際貨幣基金介入解決該國金融危機這件事視為繼日本殖民之後的「第二國恥」，而媒體更是嚴詞批判過去的各項經濟策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世界市民論述中的「經濟競爭力」進一步成為「國家存亡」議題，甚至可以被視為「韓國式全球公民」中最主要的內容。相對地，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些在「西方式全球公民」論述中持續出現的基本價值便被邊緣化了。Schattle（2015）觀察到這個趨勢，並將「世界市民」的建構理解為韓國政府尋求「韓式取徑下的全球化（a Korea-specific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以重獲出口導向時期經濟優勢的努力（p.4）。而馴服的勞動者與傲人的生產力也成為韓國「世界市民」論述在提升國家形象、爭取國家榮譽之外的附帶成果。
韓國的「世界市民」論述有兩個值得注意的重點。首先，這項國家計畫的主要著眼點似乎是「成為」（becoming）世界市民的「過程」及「附加價值」，而非追求韓國公民「作為」（being）世界市民的「結果」。「世界市民」主要是為了激勵韓國人——特別是勞工——努力工作，而所謂有待提升的「國家形象」只是這個陳舊意識形態的新衣，指向一種值得每位韓國人犧牲個體利益來換取的公共財。於是「韓國的世界市民論述常常被型塑成一種義務（responsibility imperative），且是一種通往提升國家形象的手段，而非目的（Schattle 2015:11）。」首爾國立大學的教授張慶燮（Kyung-Sup Chang）（2007）則將這種現象用「發展式公民身分（developmental citizenship）」來解釋，意即國民為了經濟發展這項國家目標，在政治民主和社會福利發展面向做出妥協。
世界市民的論述強調「每一個」韓國國民都有義務參與這項國家計畫。東亞日報在1994年的社論提到：「（為了）在所有領域都成為世界一流的國家……每個人都必須一舉轉型成世界市民（轉引自Schattle 2015:5）。」首爾新聞在1995年則有以下敘述：「社會即將面臨的並不是璀璨的未來，而是嚴峻的現實……每位公民都要成為最有競爭力的世界市民以求生存（轉引自Schattle 2015:5）。」1996年，另一篇東亞日報的文章則說：「要加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我國的每個人都必須付出努力，將自己發展成全球化的、自由的（universal and free）世界市民（Nam 1996 轉引自 Schattle 2015:5）。」總而言之，這些敘述向「每一位」韓國人傳達了轉型成為「世界市民」的急迫性，但卻鮮少提及「世界市民」的實質意涵與內容；重要的是「每個」韓國公民都不能迴避這項提升國家整體形象的國民義務，而非深究這項計畫的具體目標。
臺灣對自身國際定位的想像
「全球公民」在臺灣的論述似乎並不像在韓國那樣強大、一致且深入人心。在臺灣，英文”global citizen”一詞並沒有一致用法。在聯合知識庫過去十年的新聞資料中，直接查詢”global citizen”可以發現「全球公民」這個中譯用詞，但以「全球公民」查詢，僅有91筆相關資料，不及「地球公民」（532筆）及「世界公民」（366筆）。此外，這些詞彙所指涉的意涵五花八門，包括提升英文能力、海外留學、環境保護、產品發明、藝文活動等等，莫衷一是。
臺灣式的「全球公民」也不完全是西方定義的延伸。中研院臺灣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2014）對臺灣和香港爭取民主自由的研究和分析，應該最為貼近西方式全球公民對於「追求普世價值」的要旨，但是這樣的論述並沒有在臺灣學界、政界或新聞界獲得廣泛迴響。
臺灣式「全球公民」的發展——或者說缺乏發展——的情況衍生出另一個值得深究的議題：西方式的全球公民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化理論往往指向國家、特別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影響力的衰退（另見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相關著作），這種「西方看世界」的理解會如何看待「全球公民」在臺灣和香港這兩個國族狀態（nationhood）曖昧不明的社會中發展的情形？換句話說，「臺灣人」這個並沒有完全取得國際社會官方認可的身分，是否更能與「全球主義」以及強調不論國籍或公民身分都要合力追求核心人權價值的「全球公民」論述接合？
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仍在發展而不能遽下定論，但是，香港大學教授羅永華（Wing-Wah Law）（2004）在研究臺港兩地的全球化及公民教育之後，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看法：穩定且被廣泛認可的國族狀態（nationhood）可能是一個社會發展全球公民身分（global citizenship）認同的必要條件。進一步而言，曖昧不明的國族身分可能不是產生跨國族全球公民認同的基礎，反而會降低個人對於相關論述的接受程度。
相對於「全球公民」，對一般臺灣人來說，「臺灣之光」這個國際形象顯然更加耳熟能詳。龔雋幃（2013）的研究指出，2006到2012年間，光是聯合報便發表了834則提到「臺灣之光」的新聞。現在這個熱潮並未衰退，以「臺灣之光」這個關鍵字搜尋中央社過去六個月的新聞資料，出現了127筆資料。而在陳水扁及馬英九任內，也有不少總統賀電以這樣的字眼來褒揚並恭賀當事人。
什麼是臺灣之光？一篇天下雜誌部落格的投書歸納出「最直白」的看法，「一、是台灣人，或有台灣人血統 （不一定在台灣長大）；二、在國際上拿到亮眼的成績」。這個詞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期，當時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民心動搖，政府亟欲尋求「好消息」來提振社會士氣，特別是讓民眾相信中華民國仍然在國際社群中被認可、被尊重。與此同時，少棒與青棒的國家代表隊從1969年開始了一段稱霸世界三級棒壇的黃金時期；十年間在不同級別共奪得超過二十次的「世界冠軍」。政府當然注意到這樣的競賽佳績，並藉此大肆宣揚「臺灣之光」在國際競技場上發光發熱的故事（陳昱齊，2016）。
然而臺灣棒球的傲人成績與政府宣傳之間的因果關係可能比當時民眾所直接感受到的棒球狂熱更加複雜。管仁健（2012）便以「國族神話」來形容這一段歷史，指出臺灣少棒冒名頂替、舞弊，當時報導中津津樂道的「以石頭木棒取代正式的棒球球棒練習」的血淚訓練史，後來也被證實是誇大渲染。簡而言之，1970年代政府和媒體建構出來的「臺灣之光」，「成功轉移了台灣人對內政高壓與外交挫折的焦慮……成了凝聚國族意識的工具」。
2000年代後期，「臺灣之光」隨著王建民登上美國職棒大聯盟又開始頻頻出現在新聞版面。龔雋幃（2013）指出，中央社光是在2007年就有329篇關於王建民的報導使用了這個詞語。此後「臺灣之光」在王建民熱潮衰退時也開始轉向。2008年，聯合報刊載了20個臺灣企業成功的商業個案，這個系列報導的主題便是「臺灣之光」。這顯示該現象逐漸從政治和運動場域邁入經濟與商業範圍。但「臺灣之光」所隱含的「逆轉勝」及「邊緣反攻主流」的特性並未消失。2010年，遠見雜誌從九個類別中選出99個「臺灣之光」，便刻意涵蓋了運動、表演、技藝、藝術、設計、餐飲、教育與公益、財經、學術與發明這些平常並不一定都受到鎂光燈青睞的領域。
當然，舖天蓋地的「臺灣之光」現象也招來許多批評，這些批評主要可以分成兩類。第一、「臺灣之光」掩蓋了政府在人才培育上的不負責任和其他系統性問題。來自新聞媒體及政治人物的各式褒揚往往是在「臺灣之光」已經取得國際認可之後才出現；更需要資源挹注的「台下十年功」卻很少獲得及時的協助。有趣的是，當這些人物被加冕為「臺灣之光」之後，就似乎獲得某種發言的正當性，肩負起為整個領域發聲的任務。例如臺灣第一位打入世界四大公開賽的網球名將盧彥勳便在「光榮返國」後立刻嚴詞批評臺灣不重視運動、培訓相關補助不足等等體壇的陳年宿疾（林書羽，2010）。
第二、有些人批評「臺灣之光」是建立在「臺灣人獲得國際認同實屬難能可貴」的自卑預設之上。一位年輕創業家認為這不僅「荒謬」、也顯示了臺灣人「缺乏信心」，「臺灣人認為站在國際舞台上發光是種恩賜，會是恩賜是因為從心裡的底層就相信自己不如人」。事實上，如前所述，造成「臺灣之光」「先天失調」的結構性問題並沒有受到重視；從「紅葉神話」看來，「臺灣之光」的故事之所以扣人心弦，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就是主角克服重重難關、逆境中力爭上游終獲肯定的劇碼。這樣的敘事夾雜著一個弔詭的問題：典型的「臺灣之光」可說是一連串類型化的勵志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在征途中排除萬難，終於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但是這不僅遮掩、甚至很可能合理化了那些原本應該被改善的結構性的限制。
「臺灣之光」與「韓國式全球公民」
「臺灣之光」與「韓國式的全球公民」都可說是民族主義動員的當代衣裝；其中所謂的「國際形象」並不一定能夠透過相關活動得到提升。學者王红缨（Hongying Wang）（2003）指出，構築國家形象是一國外交政策的重要課題。對韓國來說，2002年與日本合辦世界盃、2010年主辦G-20峰會確實展現了「國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的可行性；然而在現實中，世界市民的論述卻顯然大幅偏向經濟競爭力的提倡（Schattle 2015；Davies and Kaufman 2003）。雖然 Schattle（2015）提到「世界市民」的論述中有「一種由下而上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逐漸浮現」（p.1），但是他也承認這些連結「世界市民」與「文化和文明舉止」的文章口徑並不一致、也不符合絕大多數強調經濟發展面向的「國家計畫」論述模式。
對臺灣來說，正式外交政策的空間的確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可「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而受到限制；於是，「臺灣之光」可能會被視為構築國家形象的替代性方案。但是惡名昭彰的金援外交（dollar diplomacy）（可參考 Olsen, Brian R. 2009. "The Role of Dollar Diplomacy in China-Taiwan Diplomatic Competition in the Caribbean and Central America.”）卻令人對「臺灣之光」的宣傳效果存疑。也就是說，如果「臺灣之光」能夠有效地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為什麼具有爭議性的金援外交仍然在持續進行？當然，有人可能會主張多元化的外交管道對國際地位曖昧的臺灣來說十分重要，但誠如前述，「臺灣之光」往往是在國際舞台上被「加冕」之後才被政府及媒體大肆宣揚。與其說政府將「臺灣之光」視為外交政策的一環、有系統性地加以培養，不如說這是習慣成自然的「臺灣沾光」。
此外，在「臺灣之光」與「韓國式的世界市民」的例子中，兩個社會汲汲營營於塑造國際形象的態度都反映出某種自卑情節和對一個「嶄新面貌」的期盼。韓國和臺灣都希望改變、修正自身老舊、不受歡迎的國際形象，因此各自採行「改造計畫」。有趣的是，這些計畫不一定觸碰到了預設的國際觀眾，但卻能夠在國內療癒受傷的國族尊嚴和民族信心。畢竟，所有的新聞文章及其他論述內容都是用當地語言寫成的，似乎都是用來向國民說：「我們」正在逐步取得更受「外國人」歡迎的國際新身分。簡言之，對國際觀眾的迎合本身可能是對現況不滿；而推行「世界市民」和「臺灣之光」這些新身分則可說是自卑情節衍生出來的改革行動（Lin 2010; Schattle 2015）。
「臺灣之光」與「韓國式的全球公民」也有不同之處，首先，前者展現了另類（alternative）的成功途徑，而後者則是對每一位韓國人提出忠告（exhortation）。在韓國，「世界市民」是自我要求、無形但又無所不在。雖然對於「經濟競爭力」的強調在相關社論及報導中俯拾即是，但卻看不到任何一個具體的「模範生」形象。事實上，「世界市民」這樣準則式的模糊面目很可能更有利於提高經濟生產力；這促成了勞工們更好——或者說更加自我剝削——的勞動倫理（work ethic），帶來經濟成長。於是，這個國家計畫傾向於將「世界市民」視為手段，而非最終目標。相對地，「臺灣之光」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模範生」；其潛在邏輯是，每個——特別是那些投身於「另類」職涯而非主流工作的——臺灣人，都有機會為這個國家爭取國際榮譽。而「臺灣之光」的多元性也相當符合臺灣在國族狀態曖昧不明、正式外交活動常受阻撓的情況中，希望從「邊緣」突圍登上國際舞台的渴望。
比起刻意強調多元性的「臺灣之光」，「世界市民」的論述更集中在經濟成長及競爭力。 Schattle（2015）指出，「韓國式全球公民」是讓韓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佔具優勢的重要支柱、也是「被重新包裝的國族主義」（p.4）；You-il Lee（2012）也認為，經濟民族主義一直都是韓國的「經濟成長引擎」，而這樣的情況在經歷全球化及相關政治經濟改革之後並沒有改變。Lee 甚至提出較為極端的主張：「世界化（segyehwa；globalization）並不是指（讓韓國）『融入』國際，而是國際經濟的『韓國化』（Lee 2012:66）」。另一方面，「臺灣之光」的指涉對象雖然從運動競技拓展到經濟領域，但「行行出狀元」的基本思維並沒有消失；遠見雜誌刻意挑選不同領域的「臺灣之光」，這種「多元性」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總的來說，雖然各種經營國族形象的動作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同形式的「軟實力」展現（Nye 1990），但臺灣確實表現出經濟力量以外、觸及體育、文化及公益的更柔軟身段。
另外，臺灣和韓國在經營自身的國際定位時所預設的參照點（benchmark）並不相同。「臺灣之光」的出現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0年代的中國代表權之爭有著緊密連結；而2000年代這個語彙再度浮上檯面，也可能是對中國於2005年提出「反分裂法」的一種回應（龔雋幃，2013）。由此觀之，中國可說是「臺灣之光」這個論述的參照點；學者羅永華（2004）也指出臺灣公民教育對於「世界」和「國際」的理解以及「對中關係」之間的微妙關係。從冷戰時代開始，「中華民國」的正當性（legitimacy）始終與民主環環相扣；退出聯合國之後，「民主價值」成為臺灣與國際社群之間少數的政治連結。數十年來，「中華民國」靠著標榜民主、強化其「民主陣營」成員的身分與中國分庭抗禮（Diamond 2007）。「臺灣之光」似乎也延續這樣的模式，宣揚民主體制——相對於「非民主」、「威權」、「一黨專政」的中國——所能帶來的創造力和多元價值。
就經濟角度而言，與中國的密切貿易往來似乎也限制了臺灣對世界的想像。臺灣大學教授林向愷（2008）指出，臺灣不只在貿易層面過度依賴中國，也貪圖後者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而將工廠移往中國。這讓臺灣錯過全球化時代的產業轉型以及與其他經濟先進國家合作的機會，進一步導致產業空洞化以及就業機會萎縮。在2011年，光是在大上海地區便有七十萬以上的臺灣移住者；而遷移經驗可能會影響大批移住者的國族身分認同以及自我相對於「他者」的認知（藍佩嘉、吳伊凡，2011）。整體而言，「臺灣之光」的建構過程很可能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因此著重強調與中國不同的「民主」、「彈性」及「多元化」，這卻同時限縮了與其他「民主國家」的互動與對話。
另一方面，韓國似乎脫離了標舉「反共陣營」旗幟的路線，轉向與歷史上的宰制者們鬥爭。的確，韓國過去一直將朝鮮設定為參照點，走向強調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之路。但是，隨著韓國與朝鮮的經濟規模在1970年代後期加速擴大——目前韓國的GDP是朝鮮的36倍——且在1991年同時加入聯合國，韓國逐漸將競爭焦點轉移至日本及美國（Schattle 2015）。日本曾經殖民韓國35年，這段歷史至今仍被韓國人視為「國恥」；美國軍方則在二戰後統領韓國事務，到目前為止仍有65萬美軍駐紮在韓國境內的各個美軍基地。而「國恥」的概念也延伸至經濟層面，1997到1998年間IMF因應亞洲金融風暴，對韓國提出嚴苛的紓困方案並強迫其做出政治經濟改革；韓國人將這個過程視為「第二國恥」（Kirshner 2014）。對韓國來說，民主可能已經不再是需要特別強調以區分與朝鮮這個「他者」的重要價值；韓國更希望能躋身經濟已開發國家之列，與美日等其他「民主國家」一較高下。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雖然也和韓國一樣曾經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但臺灣人似乎傾向於將這段歷史視為某種「文明啟蒙」而非「國恥」。許多研究指出各種可能的原因，包括臺灣是以滿清一省的狀態被割讓給日本而朝鮮（Chosun）在當時已經具有民族國家的雛形、日本海軍對臺灣採取相對有彈性的統治方式而陸軍則將朝鮮視為進軍中國的跳板而採取高壓軍事統治等等（可參考 Ching 2001 和 Yeh 2014）。於是日本變成臺灣在追求提升國際形象時的發展模範而非平起平坐的競爭對手，韓國則在設定「他者」作為發展國際形象的參照點時，做出相當不同的決定。
結論
「臺灣之光」與「韓國式全球公民」都廣泛地牽涉到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世界市民」的論述主要源於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並與新自由主義合流、聚焦在勞工的自我管理。在韓國，每一位公民都被期待要加強自己的經濟競爭力，齊心讓「我國」加入世界一流國家的行列（新自由主義與勞工自我管理可參考 Cho, Hae-joang. 2015. "The Spec Generation Who can'T Say “No”: Overeducated and Underemployed Youth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 Positions 23(3):437-462.）。而「臺灣之光」的修辭則與因外交孤立而喪失的民族信心息息相關；政府及媒體操作國家競技代表隊的成績以期團結整個社會。到了二十一世紀，「臺灣之光」的社會熱潮並未衰退，這也顯示民眾希望臺灣被國際社群視為「正常」國家的共同盼望。
理想中的國際形象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國際社群中的自我定位。「臺灣之光」代表著許多從「非主流」反攻「主流」的勵志故事；即使這些「臺灣之光」往往得不到足夠的「官方」「正式」奧援，但卻能努力不懈，終於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這樣的圓夢過程與臺灣的處境異曲同工，於是國家也藉此在論述中建構出從邊緣逐步累積成果以求取國際正式認可的目標。韓國則是把目標設定在「成為世界市民」，從而證明這個國家不再是經濟及政治上被宰制的弱者。政治領袖和新聞媒體不厭其煩、口徑一致地宣揚「世界市民」這個論述，希望將所有韓國公民都納入這項國家計畫，走出「國恥」、脫離「二流國家」的國際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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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韻芹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