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中共對這次選舉的干預，比以前更大膽更明顯。提名期結束後，中共通過選舉主任取消了六名被指支持港獨的候選人參選資格，當中包括民調顯示能穩拿一席的梁天琦。他與其餘五名港獨候選人若能參選，定會左右整個選舉議題，將焦點推向統獨問題。
不過梁被取消資格後全力支持青年新政三位候選人作為其替身參選。而中共一直進行的種票等選舉操控，在立法會大選區的作用比小選區的區議會小。我們還是能通過這次選舉結果，窺見各政治力量的消長。
議席選票的變與不變
香港的立法會70席，分為35席功能組別和35席直選議席。功能組別議席大部分都被中共及其盟友操控，很多更是自動當選。直選議席一直以反對派為多數。所有議席加起來則一直以建制派為多數。
在政府提出議案需全體議員簡單多數通過、議員提出議案需分組點票同時在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員組別過半數通過、重要議案如政治改革方案需要整體議員三分二絕大多數通過的議會規則下，反對派在議會推動任何議案的空間十分有限。每次參選，他們都以保持直選議席多數和整體議席1/3為目的，以確保他們能有分組點票議案的否決權和政改方案否決權。
按這個標準來看，這次選舉產生的立法會，反對派議席有少許增加，但相比2012年產生的議會，基本格局沒有大變。在直選議席，反對派從18席增加到19席,功能議席則由9增加到10。反對派議席一直由老牌民主黨和公民黨主導。2012年兩黨佔12席。2016年佔13席。在直選得票率方面，反對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例，也沒有多大變化,維持在與2012年時一樣的55%反對派對45%建制派。
民主黨與公民黨一直代表中產階級利益，主張非對抗性的和與中共溝通的手法循序漸進地爭取民主和保護香港原有的自由。除了民主公民兩個大黨之外，其他反對派議席一直都在傾向基層和立場手法較激進的小政團手裡。2016年產生的議會，這類小政團很多失去所有或大部分議席。取而代之而較觸目的，就是六個被媒體歸類成廣義“本土派”的新人。
這六個本土派多是高票當選，按所得選票排名是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和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他們獲得的直選總票數，達所有投票選民的19%。民主公民兩大黨的總得票率，也剛好是19%。這個數目，與七月中文大學公佈有17%香港人支持香港在2047年一國兩制大限到時獨立相約（當中15到24歲群組有39%贊成對26%反對的多數）。
這六個本土派，都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50年不變在2047到期後的香港地位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其中朱、劉、羅主張自決公投決定香港命運，鄭與獲梁天琦全力支持的游和梁，則主張香港建國（再與中國組成聯邦）或香港獨立。這是史上首次有港獨傾向的反對派進入議會。
在建制派方面，他們對議會的多數控制沒有改變，但他們議席的內部組成，也發生了變化。以往議會內的建制派，多由傳統愛國政黨（工聯會和民建聯）和代表商界利益的自由黨瓜分。作為中共駐港最高代表中聯辦，則在每次選舉負責協調候選人和配票。
在這次選舉，自由黨、民建聯和工聯會均有候選人在直選或功能組別落選。有民建聯現任議員在中聯辦主持的選前協調中被迫棄選，更有自由黨候選人在選舉中途表示受到來自北方的黑勢力恐慌威脅而中途棄選。相反，由中聯辦提拔扶持的候選人，在這次有所增加，而且6人全數當選，組成一個無形的“西環黨”。他們包括新加入的何君堯，容海恩，和原本已經在議會的謝偉俊、梁美芬、田北辰、葉劉淑儀。這些西環黨，不少都顯示出比傳統建制派更保守的態度，例如何君堯在年初一的本土派魚蛋暴動之後，表示警察開槍殺示威者也是天公地道。他們也對傳統建制派顯出輕蔑的態度。例如容海恩在當選後便明言，工聯會已經過時。
可以說，這次選舉體現出反對派與建制派間的力量對比沒有大變化。但在反對派和建制派中，都出現激進化的傾向：反對派內部出現了港獨傾向的聲音，打破了反對運動幾十年不質疑中共對港主權的禁忌；建制派則出現西環直接培養安插的勢力座大，正在取代中共傳統的治港盟友。
這次漸露頭角的本土派會不會繼續成長鞏固、在2047大限漸近時發展成反對運動的新路向？中聯辦直接操控的勢力，會不會繼續座大，完全取代以“老愛國”與大商家為骨幹的中共舊統治聯盟？反對派與建制派的各自激進化，會對香港局勢產生什麼影響？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便要跳出這次選舉，從更大範圍看本土主義的崛起和中共對港策略的變化。
本土主義的歷程
香港從1970年代社運、學運演化而來的民主運動，反殖色彩濃厚。被中國民族主義主導的主流民主派，在1980年代初期中英前途談判時，不理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反對“回歸”的主流意見而支持香港的"民主回歸"。1989後他們支持平反六四，表示自己比中共更愛國。
一直以來反對運動因爲怕被指責為不愛國，而在與中共抗爭時投鼠忌器。例如在2012年的反國教民意大爆發之前，民主黨人一直表示贊同國民教育，只希望國民教育可以加入一些批判中國現狀的元素，結果旗幟鮮明地反對國教的學民思潮獨領風騷，成功動員12萬人包圍政總迫使政府擱置國教。
脫離反對派民族主義主流的本土意識，早在2003年反23條大遊行之後萌生，最初體現為各種社區保育運動。2004年起，各種保護香港殖民時代早期建築物、保護舊社區的運動亦此起彼落。這些保育運動發展成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和2010年的反高鐵保菜園村等運動，凝聚出一個激進青年的社群。這個社群，在後來的反國教運動等社會運動，仍扮演一定角色。這些保育運動，也催生了"集體回憶"論，嘗試從香港住民過去某種共有的歷史經驗和記憶，去建構一個共同身份認同，再用這種認同推動本土社會運動。這有異於傳統反對運動對“六四情結”和“建設民主中國”想像的依賴。
“集體回憶”論出現之後，香港的本土論述加速發酵。著名民俗學者、前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研究總監陳雲在2011年底出版《香港城邦論》，主張中港區隔、深化香港自治、反對派不再將爭取中國民主化放在綱領中心燈。其後在2014年佔領運動前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專輯，提倡香港獨立建國和全面去中國化，主張比陳雲更激進。梁振英在2015年年度施政報告中點名批判“民族論”之後，《香港民族論》單行本更變得洛陽紙貴。
2014年香港在人大否決真普選訴求後爆發佔領運動，金鐘和旺角佔領區成為各路本土主張的散播地。佔領結束後，各大大學學生會陸續被《民族論》影響支持港獨的學生佔據、反大陸走私客的“光復行動”、保護農曆新年小販夜市傳統不被政府取締的活動、由政府鎮壓小販夜市引爆的新年暴動等繼續將本土思潮引向行動。議會新進的本土六人中，朱凱迪來自保育運動、鄭松泰代表《城邦論》、羅冠聰來自學民思潮、劉小麗活躍於街頭小販夜市、游蕙禎和梁頌恆代表《民族論》。他們進入議會，代表其主張得到大量選民支持。他們代表的各路本土運動在議會資源支持下會否進一步在街頭壯大，相信是中共十分關注的發展。
中共的一國一制化政策
2003年反23條大遊行導致反對運動的本土轉向，也引發中共治港思維的變化。中共在2014年初夏發表、指出一國兩制中一國大於兩制、為之後人大在8月31日否決真普選奠定理論基礎的《香港一國兩制白皮書》，便是這個對港思維變化的結晶。
白皮書核心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強世功教授，在白皮書發表後，密密接受《人民日報》等官媒訪問，解讀白皮書背後的思想。他指出《基本法》源自中國憲法，而非香港人一直理解的作為正式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這等如宣布這個中英條約無效，香港自治只是北京的恩賜。
強世功乃是近年為中共走向天朝帝國主義建造理論基礎的重要人物。強在2004 至2007 年間被派來中聯辦研究香港問題，其間他在北京《讀書》雜誌發表一系列文章， 討論北京對港的應有新策略。後來文章結集成《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年）一書。強世功認為， 「一個兩制」的承諾旨在確保香港能在1997 年順利回歸中國。回歸後這個承諾已經失去用處，而「一個兩制」並未能處理中國在港建構主權最核心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問題。他主張北京必須跳出「一個兩制」的框架，以直接的政治介入和意識形態工作把香港人變成愛國的中國人。否則，中國在香港的主權只是有名無實。
強指出北京必須在港進行“洗腦贏心”的意識型態工作，同時剷除任何本土身分認同。事後看來，強世功的判斷與建議，與他離開香港後北京在港推動國民教育、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中文、中聯辦大舉介入選舉等活動緊密呼應。
強世功論證， 效法1951 年北京與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達成的「十七條協議」的香港「一個兩制」，重要性不止於促成香港回歸中國，更預示了中華帝國復興。他認為， 清代中華帝國的鼎盛和擴張，成功之處在於多次整合周邊地區，將之改造成核心地區。清廷對於新納入地區，會容許土著精英實行自治一段時間，直至其文化被同化後便“改土歸流”、取消自治。屆時清帝國就會進一步向外兼併新的疆土，重覆這一同化過程。故此，對香港進行間接管治的「一國兩制」只是一種過渡性安排，一旦時機成熟， 香港將步1959 年後西藏的後塵走向一國一制。同化完成後， 北京便可安心吞併新疆域（如台灣）。北京對香港的同化，乃是中華帝國復興的第一步。
強世功有關加速香港一國一制化的思想，正預示了前述中共開始甩開過往一直依賴的傳統愛國陣營和工商精英代理人，發展由中聯辦直接控制的政治力量。建制派內部“西環黨”的崛起，並非中聯辦一時的戰術，而是中共提早將香港推向一國化的一環。
國際社會可以做什麼？
這次選舉沒有改變議會內反對派與中共的力量對比格局，卻反映了激進派的力量在兩邊都在增長。在分離條件仍然欠奉和中共不顧一切蠻幹的作風下，這個兩極化的最後結果可能會令香港像1959年的西藏，在衝突白熱化中迅速過渡到一國一制。但香港的情勢，比當年西藏複雜很多。中共在推行香港的一國一制化時，還有很大顧忌，因為中國的經濟和中國的官員，仍然十分依賴得到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
現在香港「兩制」的維持，除了靠北京的政策，還靠美國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在認證香港保持高度自治的基礎上於國際條約、簽證、進出口管制、金融規管等領域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開來。其他主要國家的對港政策，也是參考美國的做法。國際社會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對中共很重要。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
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美國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美國和歐洲對敏感和軍事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遠為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
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
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中共的如意算盤，是一面在港推行一國一制化，同時利誘美國和其他國家維持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支撐起一個有名無實的一國兩制皮囊。台灣與香港的交往一直深厚，台方亦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之下，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分。如台灣加強對香港自治的考核，他日香港自治消失殆盡只剩軀殼時，台灣會否可以在國際社會扮演國王的新衣中指出真相的小孩之角色呢？這個問題關乎台灣的國家利益與維持中共崛起下的國際勢力平衡，值得台方認真思考。
作者 孔誥烽 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