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結束，習近平等七位新一代領導班子正式接班，習近平並發表掌權後的第一次就職演說。當中，習近平暢談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深厚寄望。他的論述緊扣三項重點，時至今日未曾改變：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續存，仰賴中國人民的支持；二、中國的復興和崛起，中國共產黨扮演無可取代的角色；三、中國要強盛，必須先從千瘡百孔的共產黨整頓起。

「紅二代」出身的習近平，他認知他所代表的，不是延續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第五代」領導人，而是承接毛澤東、鄧小平等前兩代領導人的「第三代」統治者。故此，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和中國的崛起，內心滿溢著使命感與中國民族主義情懷。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

習近平為首的現今七位中共領導班子裡，有四位曾當過「上山下鄉」的插隊知青（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在中國，他們是被稱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接受「中國人站起來」和「紅旗飄飄」氛圍薰陶的全新一代。

這個世代（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出生）的成長過程中，歷經「反右」和「大躍進」的嚴重災難，重創「新中國」的前景，造成人民無止盡的苦難。但諷刺地，在毛澤東主導下的極權主義社會裡，人民卻仍以樂觀積極進取的精神為主流。

在國際現實中，這代人也體驗了最孤立無援、美蘇兩面不討好，被迫自立自強的年代。國際環境的惡劣，與內在樂觀主義的相互對撞激盪，迸發出他們對人民的韌性與民族復興的堅定信念。從習近平的「就職演說」與之後不斷提倡的中華民族復興，都可看出這個信仰。

背負著160多年歷史悲情的民族情結，讓中國在過去的四年裡，每逢外界的刺激和狐疑時，就更顯敏感易躁。如今，「韜光養晦」退場，「新型大國關係」成為對外政策主旋律；在行動上則從過去胡錦濤強調「維穩」，轉而高舉「維權」的大旗。

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特色的維權（不搞擴張與強權）」之間，存在著矛盾。尤其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的爭議上，更讓區域國家疑慮不安。

德國崛起的殷鑑

多年前，一些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回顧威廉二世的德國外交政策，省思著鋒芒畢露的中國，是否會步上帝制德國後塵？

十九世紀末，威廉二世當上德皇後不久，伴隨著德國實力的快速崛起、民族主義的噴發，他拋除首相俾斯麥的「韜光養晦」政策枷鎖，爭取應有的大國地位，要對既有世界秩序進行強有力的挑戰。他通過了新海軍方案，加速帝國海軍擴張，要趕上大英帝國的海軍力量。但這些作為卻與俾斯麥嘗試和英國保持良好關係的政策背道而馳。

1904年，英王愛德華七世訪問德國基爾軍港，對德國海軍的實力印象深刻，視為對英國的巨大威脅。1909年英國作出決定，德國每建造一艘無畏艦，英國就造兩艘，雙方公開「亮劍」，軍備競賽白熱化，最終導致無可避免的戰爭。

威廉二世順著高漲的民族主義，得到民眾崇拜，深信自己擁有絕對的權力，反成當時德國對外關係的不穩定和煽動性因素的根源。大力拓展軍力、快速崛起的綜合國力、積極爭取國際影響力、高漲的民族主義、令周邊國家忌憚疑慮的威廉二世德國，對當今的中國，宛如歷史之鏡。

有論者主張，兩者的時空環境與主觀意向並不相同，中國仍受益於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暫無挑戰之意，亦無可能無重回殖民年代，而內部維穩與維安的考量勝於對外擴張，習近平是理性的現實主義領導人，而非率性好戰的軍國主義者。

即便如此，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比較19世紀末的歐洲和今日東亞局勢，認為仍共同面對同一挑戰：在處理崛起的威權國家和處於經濟相對減弱的民主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時，能否同時保證開放的全球經濟得以持續？當對立間的戰略不信任逐漸加深，新興大國的行動，可能加劇衝突爆發的風險。

中國特色的維權之路：到中國夢之路？

今年3月上旬，中國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中指出，中國外交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如何維護不斷增長的海外利益，要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維權之路，包括：第一，願意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義務，第二，願意在涉及中國利益集中的地區，嘗試進行一些基礎設施和保障能力的建設。第三，願同世界各國深化互利合作，建設性地參與國際地區熱點問題的政治解決。

為把握戰略機遇期、實現和平崛起而求穩、維穩的「韜光養晦」，逐漸轉變為透過積極維護核心利益與海外利益的「維權」。早在2012年，就有學者提到，中國對外政策從過度追求維穩到「適度維權」，這種政策調整完全是在經歷多年擠壓之後的反彈，維權是基礎，維穩是條件，先維權而後維穩，是今後中國外交必須的抉擇。而這個思維與作法的轉變，當然與領導人的強硬姿態，整體國力及民族主義的增強直接相關。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指出，在讓民眾宣洩民族主義情緒方面，中國政府一直是非常「有選擇性的」。習在主權表態上雖較胡錦濤強硬，但並未直接鼓動民眾「滋事」，也持續管控互聯網的極端言論。近期經濟學人一篇文章中提到，南海仲裁結果宣佈，中共官方不斷對外宣示強硬立場，軍隊動作頻繁，但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則遭壓制，一度興起抵制菲律賓香蕉、美國iPhone和肯德基的活動，很快就遭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批判，被定性為「非理性的愛國主義」。顯示，習很清楚，必須謹慎巧妙地運用民族主義與愛國情緒，避免失控而遭反噬。

當民族主義淪為內部鬥爭工具

但是，民族主義的風險，不僅存在於主權爭端與涉外事務。對中國而言，更大的風險恐怕源自內部不同勢力，刻意操作民粹的國族主義。其中一個衝突點，即是習近平與共青團派的勢力糾葛。

去年，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曾點名批評共青團中央，存在「機關化、行政化、娛樂化、貴族化」的現象，為整頓共青團劃下第一刀。今年四月，共青團轄下的中共團中央直屬高校（中青院）停辦本科（大學部）。有消息指稱，這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共青團中央將大縮編減員，停止新招人員。媒體形容，此舉宛如對共青團中央「斷香火」。

不久後，共青團中央在官網上公布部門預算，其中一般公共預算當年財政撥款為3.06億人民幣，比去年少了3.17億元，足足被削減了一半。在停招、砍錢後，中共中央的大動作並未停歇。

中共中央持續大力整頓共青團，並祭出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將縮減共青團中央的領導層，加強黨對共青團的控制，並讓其重返基層，「為爭取中國的年輕人而努力」。習近平對共青團出重手，劍指「團派」的意味不言可喻。對於共青團的前景，《紐約時報》形容，「共青團作為中國政治精英精修學校的昔日輝煌，可能已一去不復返」。

但共青團並非坐以待斃，任人宰割，其作法是「因事造勢」。

以南海仲裁案為例，仲裁結果出爐後，社會開始上演激情戲碼，網路砲聲隆隆，包括藝人、名人、網民，接力倡導或轉發「支持祖國開戰」的文章，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熱烈的「愛國心」；《人民日報》還製作了一張「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圖片，12個小時內多達200萬人轉發，網路社群在共青團和憤青的推波助瀾下，開始燒「台獨女巫」，並大肆炒作「拒吃肯德雞」事件，激化內部民族主義情緒。

7月17日，香港東網曾發表一篇題為《愛國病入腠理》的評論文章指稱，在南海仲裁一事上，北京當局已在第一時間表示要談判協商處理，用這種快速表達「壓縮了愛國情緒發酵的空間」。但共青團卻狠抓趙薇電影等事件，「變相混合並拉昇了南海仲裁輿論的強度」，操控並引發民族主義激情，那些「呼嘯來去的小粉紅們」以愛國的名義，挾持着「愛國的政治正確」，藉由南海問題發洩愛國情緒，到痛斥趙薇、戴立忍，甚至辱罵周杰倫是「日本人的雜種」。

這種作為，與北京當局的輿論取態與立場「貌合神離」。過去由官方操作的「愛國情緒」，已出現被內部不同勢力刻意操弄、逐漸脫離控制的跡象。外界亦懷疑，團派正積極厲兵秣馬，竭力把「小粉紅」與愛國青年收歸麾下，欲在輿論權力上擁兵自重。這種「網絡紅衞兵」造成外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高度憂懼，更對中共中央的威信構成挑戰。

民族主義已成雙面刃

如同經濟學人文章所指出的，「如今中國的一切都必須接受習近平政權的領導，即使是民族主義也不能例外」。習近平希望，透過彰顯中華民族復興的榮光，喚醒中國人對國家、對中國共產黨的自豪感和認同心，並提供國內民眾對黨國體制不滿聲音的一處宣洩出口；但中共內部的權力競逐，正利用民族主義與愛國心作為鬥爭工具，逐漸反噬著黨國權威，醜化了中國積極形塑的溫和臉龐。

作家笑蜀在明鏡博客的一篇文章「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現實困境」中指出，中國的「受虐型民族主義」，源自於當局自相矛盾的對內民族主義宣傳和對外務實外交手法，以及強行維持集權政治的高壓，這些都在培育規模龐大的暴民。當局主觀上要維穩，客觀上卻為動亂創造了社會基礎。如今，民族主義摻入了政治權力鬥爭的渲染，更凸顯出這個崛起大國的「脆弱強權」的一面。

 

 

 

 

作者  林薔予  為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