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殖時代到特區時代，香港市民都沒有選擇香港行政首長的權利。但特區時代不同英殖時代的是，港督是直接由倫敦委派；而特區行政長官（即港人簡稱的「特首」）則先由選舉選出，再由北京任命。當然，特首選舉只不過是小圈子選舉。所以，在過去四屆的選舉中，市民都只是觀眾，沒有多大參與的意欲。

但今次卻不一樣，香港出現了所謂的「薯粉現象」。由於參選人之一，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容貌酷似美國品客（Pringles）薯片的標誌，所以曾俊華的支持者被稱為「薯粉」。薯粉在網上為曾俊華搖旗吶喊，一邊攻擊大熱門林鄭月娥；一邊猛批那些主張投白票的民主派人士。「薯粉現象」不獨在線上出現。在選舉期間，曾俊華在鬧市亮相時多次出現萬人空巷爭相一睹其風采的場面。同時，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主流民主派政黨亦支持曾俊華。過去十多年，特區政府同民主派的關係惡劣非常。曾俊華的理財政策更曾在2011年激發民主派發動大型示威；數百人在當日佔領中環街道直到被警方拘捕。到底是甚麼曾俊華搖身一變成為了不少民主派群眾願意支持的對象？是甚麼令到薯粉們願意將小圈子選舉當成普選一樣積極參與？

負責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本身就透視著北京對香港的統治策略。1200個選委中，四分之一的席位是屬於「第一界別」商界；另有四分之一屬於「第二界別」專業界。換句話說，前者代表資本家；後者代表中產專業精英。其餘一半選委則來自「第三界別」（即漁農界、勞工界、社會福利界、體育演藝及文化出版界和宗教界）和「第四界別」政界。在第三界別，由於漁農界、勞工界、體育演藝及文化出版界都不是以個人票為主（以勞工界為例，選民基礎是工會而不是工人），中共可以依靠長年的統戰工作和組織基礎確保當選的選委對它的忠誠。政界中也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些必然對北京高度忠誠的人士。簡而言之，北京在香港希望能建立的管治聯盟，是由中共本身在港的忠實支持者加上香港的中上階層組成的。

五年前的特首選舉，北京在最後關頭明確表明支持梁振英，但梁振英也只能得到689票。而另一建制派人物唐英年則以285票落選。由於當年民主派選委的取態是投白票或者投票予民主黨的何俊仁，所以本身為香港資本家的唐英年取得那285票給予大家一個感覺：香港的商界不是對北京唯命是從。

事實上，近年香港的民主運動出現了一種說法，就是香港的資本家應與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而「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可說是這種說法的最積極提倡者之一。在2014年4月29日，戴耀廷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文章，明言「普選才是本地資本家的出路」。同年5月3日，香港《蘋果日報》又刊出了戴耀廷同著名時政評論員練乙錚的對談。兩人在對話的主旨是：真普選要靠資本家。

由於特首選舉是採用絕對多數決，所以單憑民主派那三百多張選委選票，根本不能夠決定選舉的勝負。在資本家不一定聽命於北京的前提下，民主派要藉這次小圈子選舉抗衡北京或者是中聯辦，就要支持一名香港資本家樂於支持，而且主流泛民民眾可以接受的人物。這個人物就是曾俊華。曾俊華擔任財政司司長長達九年半，期間他一直堅持保守的理財原則，親商色彩極濃。而香港的民主運動長年由中產視野主導。民主黨和公民黨的主要支持者之所以追求主張普選不為均富，而是因為覺得民主化可以維持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分別（以前這叫「民主抗共」，近年叫做「反對赤化/大陸化」）。因此，他們不介懷曾俊華的親商形象。

過去五年，大眾無法忍受梁振英的原因不單是因為他在佔領運動和港獨議題持強硬的保守立場。五年前他當選後旋即到中聯辦「謝票」，他作為中聯辦傀儡的形象已深入民心。此外，就算在一些無傷大雅的事情如香港對中國的世界盃足球外圍賽中，梁振英都不願和大眾站在一起祝福香港隊。相反，曾俊華不但肯公開表態支持香港足球隊，而且據傳和梁振英素來有嫌隙。相對被標籤為「梁振英2.0」而且又得中聯辦力挺的林鄭月娥，曾俊華縱使同林鄭月娥一樣是梁振英政府班子主力，但曾俊華的形象卻正面得多。

在真普選遙遙無期的香港，「薯粉現象」代表的是那種約制中聯辦治港或者阻止大陸化的僅有希望。難怪到今次特首選舉投票前五天，戴耀廷又在《蘋果日報》撰文向資本家喊話：「香港商界在今次特首選戰的唯一選擇，就是聯合民主派」。然而，不少薯粉們忽視了的是，不少香港商界的代表性人物早在選戰期間已表態支持林鄭月娥。這些人更包括了唐英年。當然，有薯粉到最後一刻仍然寄望香港的資本家們會在投暗票時「棄林鄭投薯片」。但隨著林鄭月娥得到777票，而曾俊華僅得365票，薯粉夢終告破滅。要注意的是曾俊華的得票雖然高於五年前的唐英年，但和唐英年不同的是，大量的泛民主派選委都是支持曾俊華的。由於泛民選委大概有三百票左右（那23張廢票/白票和那支持胡國興的21票應該多數來自泛民選委），所以不理北京/中聯辦壓力投票予曾俊華的商界票，幾乎肯定不足一百票，亦即是五年前唐英年所得票數三分一左右。

那些對香港資本家仍有幻想的民主派人士可能會認為，大量香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支持林鄭月娥，只不過因為中共邪惡得令他們不得不屈服。但無論精英政治圈中的真相是甚麼，有一點是難以否認的：在現時的中港政經格局下，就算薯粉們幾乎毫無底線地為理念與資本家利益沒有矛盾的曾俊華造勢，大部分香港資本家仍然選擇和中共合作，而不是與主流的民主派民眾聯合起來。經此一役，難道民主派仍然要期望靠資本家爭取民主，捍衛自治？

如果五年前唐梁之爭和梁振英的統治手段令到香港的統治集團出現撕裂，今次商界願意支持林鄭月娥正好說明了，隨著梁振英下台，香港統治集團內的撕裂程度已經大大減低。然而，中共雖然總算完成了團結資本家的任務，但卻沒有辦法團結香港的中產專業人士。過去在中產專業界中，支持民主色彩較濃的是教育界、社福界和法律界。但近年民主派在一些相對保守的專業界別也頗有斬獲。例如姚松炎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贏得一向是建制派盤據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在去年底的選舉委員會選舉，民主派在會計界、醫學界、資訊科技界、工程界這些界別也贏得不少席位。這令到泛民的專業界別選委由2011年的110席左右暴升至近240席。就算梁振英不連任的消息是在選舉委員會選舉前夕公佈，但也無阻民主派在中產專業界別打贏選戰，可見換掉梁振英對安撫中產專業人士的效果有限。而中產階級作為薯粉的主力軍，在目睹北京和中聯辦無視曾俊華的高民望而出盡力氣確保林鄭月娥能高票當選，他們的不滿只會有增無減。

中產對現況不滿未必是新鮮事。2003年那劃時代的七一大遊行，就廣被認為是代表著中產階級的怒吼。後來北京推出的不少所謂「挺港」措施，都顯然是為了回應中產階級的不滿。例如開放更多大陸資金南下香港，其效果就是推高香港的樓價和股票市值。對於擁有物業和手持不少股票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確是北水南調的受益人。但「薯粉現象」告訴我們，如果中央或者林鄭月娥真的想重新團結香港的中產階級，就不得不放棄梁振英那套鷹派路線。否則特區政府的統治根基就只剩有中共旗下的建制派同大商家。在這狹隘的統治基礎下，要香港長期穩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換個角度看的話，「薯粉現象」或許也說明了，其實北京或者特區政府未必需要作大幅度妥協，就可要削弱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事實上，經過2014年佔領運動和今次選舉，除非林鄭月娥主動提出推動政改，否則實在難以期望民主運動在未來幾年再起波瀾。運動的低潮也正好是總結經驗和重新組織的時機。當資本家再一次證明他們不可能是民主派的忠誠盟友時，為何意見領袖總要寄望於他們？民主運動如何能吸引和動員社會最底層、最受壓迫的人？到底追求民主所為何事？在真普選難求時，要爭取甚麼、通過甚麼策略才能令社會向理想藍圖邁進一步？如果不去就這些問題好好辯論，那麼過去幾年民主運動的積極動員，除了搞出了一個舉世矚目的「雨傘運動」外，其成果實在是極為有限。

作者  李峻嶸  為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