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努力是決定自己命運的要素之一；然而，大時代環境形成了另一股重要力量改變你的人生。有些人出生在一個人口數較少、卻經濟條件豐厚的世代，遇到相對大的機會結構，也使得這群人的人生過的比較順遂；例如出生在1929到1945年的這群美國人。本文旨在分析美國當代七個世代的歷史事件的發生、各世代的特徵、各世代的變遷現象。其中，主要介紹Carlson（2008）在The Lucky Few一書中所描述的七個世代，以及透過作者分析脈絡，以探究美國社會變遷對各世代的意涵，以及各世代所呈現的生命歷程變化，進而延伸到更重要的問題：為何世代間存在不平等？本文以下茲就四大主軸析論之。第一，世代的定義。第二，美國當代七個世代的特色。第三，美國世代生命歷程的差異與緣由，最末，美國代間不平等的測量。本文目的希望透過在理解美國不同世代的歷史脈絡、社會與世代變遷之後，能建立吾人對美國當代社會發展、世代變遷及代間不平等的議題，具有更結構性的認識與批判力。
壹、世代的定義
什麼是世代（Generation）？依據人口學定義，世代乃是指父母與孩子的年齡差。典型的世代是透過家庭的親子關係所建立的。不過，孩子出生的順序也會改變世代的區間，所以，每個人的世代區間也有所不一。學界一般界定世代的方式，會根據你的幼年時代、成年時代或是老年時代是在哪個特定的歷史事件中而建立。例如，有一群人的青少年時代共同經歷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大恐慌。而有一群人的壯年時期經歷過了第二次世紀大戰。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形塑了與其他世代群體不一樣的命運。
雖然我們很難有明確的界線可以標明哪個世代結束，哪個世代開始了，但是採用歷史事件與脈絡來決定哪些人的生平與哪些歷史事件交錯，就能確定歷史世代（historical generation）的範圍，每個歷史事件對於不同年齡層的人有不一樣的影響，這樣的效果就會產生歷史世代。基本上，上個世代一定老於下一個世代，世代裡面會有橫跨三種時間效應，其一是年齡效應（age effect），其二是時期效應（period effect），其三是同期群效應（cohort effect）。
隨者年齡增長，累積的社會地位或各種資本（社會資本，教育資本，文化資本，健康資本等）有可能增加、也可能變得更稀少。時代效應產生於每個世代中，依據不同的歷史事件與社會環境變化而改變各世代的機會結構。同期群效應是指在不同的出生年齡中，像是個體的幼年、青年、中年、晚年會與時代效應交叉影響，產生出一種在特定時代給予的機會結構、或是人口數量差異，因應著年齡變化所產生不同的生命歷程。例如，當你剛好研究所、大學或是高中畢業準備找工作時，卻剛好發生經濟大恐慌（1929年），或是剛好遇到石油危機（1970年）或剛好發生了九一一事件（2001年）或是剛好遇到川普的新移民政策禁止外國移民進入美國，在在都會影響你進入成年時期的工作機會結構、或是遇到配偶的婚姻與家庭機會結構，而改變整個人生的生命歷程。
貳、美國七個世代的出現
為何各世代生命歷程會出現結構性的差異？要知道這個答案，必須先理解有哪些不同的世代，與界定世代的範圍。美國社會學家Carlson（2008）對各世代的界定如下：1.新世界世代（New Worlders）（出生於1871年到1889年，這段年齡區間的中位數是1880 年）。2. 艱困世代（Hard Times）（出生於1890年到1908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899年）。3. 好戰士世代（Good Warriors）（出生於1909年到1928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918年）。4. 少數幸運世代（Lucky Few）（出生於1929年到1945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937年）。5. 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出生於1946年到1964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955年）。6. X世代（Generation X）（出生於1965年到1982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974年）。7. 新嬰兒潮世代（New Boomers）（出生於1983年到2001年，中位數年齡平均出生於1992年）。鑑於每個世代的人數各有不一（如圖一所示），經歷過的共同歷史事件有別，在不同時代效應（Period Effect）下，產生的不一樣的教育、勞動參與率、政策之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不一，則會形塑世代間有不一樣的生命歷程軌跡。
一、新世界世代（New Worlders）
在 Carlson（2008）一書“少數幸運世代:介於最偉大世代與嬰兒潮世代中間者”（The Lucky Few: between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nd the baby boom）中，分析了美國七個世代的特色，茲分述如下。最早的世代是一群出生在1871到1889的人，被稱呼為新世界者（New Worlder），原因乃是因為他們是較早從其他州移民來美國的一群人，亦是西方開拓者之一，這群人締造了美國人口的增加，因為他們的出現讓1890年的美國從四千萬人口增為六千三百萬。僅僅二十年增加了美國當時超過50%的人口。這增加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十五是來自於自然增加(Carlson, 2008)。
其他三分之一（大約八百萬人口）是來自世界各洲的移民。在1890年代，紐約城的人數是當時都柏林的愛爾蘭人（ Dublin, Irish）與德國漢保（Hamburg, German）的兩倍。這世代經歷了一個變動且刺激的年代，首先，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公園”（Yellowstone Park）於1875年成立了(Carlson, 2008)；第一個肯塔基賽馬活動出現於1876年，第一個專業的棒球權國聯賽（Baseball’s National League）亦同時於該年成立；貝爾電話公司（AT&T公司的前身）於1876年3月10日，在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與他的同事試驗下，完成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的電話機。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1877年發明了膠捲軟片，該發明藉助喬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發明了首款電影攝影機，成功讓柯達傻瓜相機誕生了。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從此進入了電影膠片領域，並一直保持壟斷地位直至今日(Carlson, 2008)。
一位曾假扮精神病患進入紐約精神病院內生活一段時日，並撰寫該醫院醫護人員不法活動的報社記者娜麗布萊（Nellie Bly），她於1889年實踐了一本虛擬小說“環遊世界八十天”所描寫的，真的環遊世界七十二日，並返回美國出書了。而1889年是該世代最後一年。紐約的自由女神像是1874年法國送的，從此佇立在紐約港，自由女神像下有一段描述來自猶太家庭的女詩人艾瑪（Emma Lazarus）寫下了這段話：將受盡貧窮、身體疲憊的人們送給我，這些擁擠的眾人們，渴望自由呼吸的眾人們，我於我黃金之門旁為這些無家可歸、在暴風雨中顛簸飄搖的人們高舉明燈（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這段話也為這群百萬美國新移民的世代下了最佳的註解。在這個二十年內，紐約港為美國帶來了近一千五百萬的移民入住美國。這一波移民潮代表著在1910-1920的美國人口調查中，每七個人中就有超過一個人是出生於非美國本土的國家。成為二十世紀最高移民入境的國家(Carlson, 2008)。
這群世代的人生活方式有別於其他世代，因為該世代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居住在農場中。從二十出頭開始工作，直到六十歲退休為止，將近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農場內。當年輕世代開始從鄉村移居到城市時，這群最老世代的人們一就居住在邊緣的郊區(Carlson, 2008)。
一位出生在1875年的愛達（Ida May Fuller），是個秘書，她在1937年開始繳交社會安全稅，於1939年，她退休之時，開始領取美國最大且也是最重要的國家退休金 “社會安全金”，她每個月都可以收到22.54美元的支票，如果她活到一百歲，亦即活到1975年，那麼她一共將領取由政府給予的22,888.92美元，該錢是來自社會安全稅的退休金。這個第一個世代陸續地在經濟大恐慌（Great Depression）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休，他們退休的年代剛好是少數幸福世代者的誕生。直到2000年，這群世代全部都去世了，成為這個二十世紀歷史上最多移民入住美國的世代(Carlson, 2008)。
二、艱困世代（Hard Times）
第二個世代要介紹的是艱困世代（Hard Timers），這群人出生於1890年到1908年，這群人存在於大約介於開拓者的結束與羅斯福就任兩任總統的時代。被稱為艱困時代者乃是因為這群人的成年時期經歷了美國的經濟大恐慌，還有世界大戰的歷史事件，導致他們的生命有了比其他世代更悲慘的命運(Carlson, 2008)。曾有學者Strauss and Howe (1991:247)稱呼這群出生在1883到1900年的人們為遺失的世代（Lost Generation），因為他們錯過了許多該年齡應為卻未為的事情，因此成為一個無能為力的世代。
當年的美國人口從1890年的六千三百萬變成1910年的九千兩百萬，超過40%的人口增加來自移民人口。就是接續上一世代那一群來美國的新移民者。這兩千九百萬的新人口有6%的人口來自自然增加。這群新增的人口當然也包括了當年幾個新加入美利堅共和國的州，例如懷俄明州（Wyoming State）與猶他州（Utah）等。著名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與生於美國華盛頓特區，身為作曲家、鋼琴家以及爵士樂隊首席領班的爵士樂傳奇艾靈頓公爵（DukeEllington or mobster Al Capone）均誕生於艱困世代者的核心年代：1899年(Carlson, 2008)。
當這群世代在18歲時，也就是1917年，美國正式宣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7年年底到1918年停戰（the Armistice）之前， 1917年國會通過義務徵兵法（ Selective Service Act of 1917）之後，美國送出了三百萬多名士兵前往歐陸作戰。在這段參戰期間，美國前後送出了近五百萬名士兵服役，而這群世代大多參與了戰役，他們在1918年的年紀大約在10-28歲不等，不幸的是，其中有十一萬六千多名士兵死於該戰役。但半數以上死亡士兵並非死於戰鬥，而是因為戰爭過程因受傷被感染或是得到嚴重疾病而去世的(Carlson, 2008)。
一戰結束後，這群英勇的戰士得以返家，開始他們真正成年的人生，其中包括就業、結婚、生子等。不過，他們的悲慘命運尚未結束。在1929年，美國大多銀行倒閉、股票市場崩潰，進入了經濟大恐慌時代，當年他們才21-29歲。儘管不是每個人在這段時間都經歷了失業或不斷找工作的情況，但是在1926年，仍有八十萬一千人是無業狀態，正在尋找就業機會。這群人其實大約佔當時實際勞動力市場四千六百萬名勞工的2%不到。在1930年則將近有四百三十萬名勞工失業，直到1933年大恐慌結束，全部失業人口高達一千三百萬人，也就是超過當時勞動力市場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這個世代的人，每四位至少就有一位經歷過一段失業、找工作、經濟不穩定的時日。這個失業率一直要到1941年日軍侵襲美國珍珠港之時，才回復到低於10%。當這群世代才剛剛結束經濟大恐慌的厄運之餘，他們立刻進入了1941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段戰爭期間，他們再度經歷了政府凍結預算、薪資收入低廉的歲月。在1943年，政府凍結了二千七百名勞工的工作機會(Carlson, 2008)。
這個世代之所以被稱為艱困者，乃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世代擁有更少的子女數，在保險套革命還未發生前的數十年，居然有如此低的出生率，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該研究。例如Dawson et al. （1980）等人，希望了解該世代女性是如何做到節育計畫的(Dawson, Meny, & Ridley, 1980)。而這群悲慘世代所生下的孩子，則成為第四個世代 “少數幸運世代”。這群世代他們在退休之齡，經歷了美國戰後經濟快速擴張，經濟便佳的時刻，然而他們已經逐漸離開勞動力市場。該世代乃是二十世紀在美國經歷最少機會去成就工作、婚姻等等的一群人(Carlson, 2008)。
三、好戰士世代（Good Warriors）
第三世代是好戰士世代，這是一群出生於1909年到1928年的人們，也就是在第二十六屆美國總統泰迪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剛卸任與經濟大恐慌前一年之間出生的人，為何稱這個世代為好戰士呢？因為他們是剛好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戰的一群人，比起其他世代，這世代有更多人需要投入戰爭，為了這場正義之戰（JustWar），他們奮勇犧牲生命，最後贏得勝利。不過，這群人生命並未起於戰爭，在經濟大恐慌時，這世代最老的是19歲，最年輕者才剛出生，他們目睹了父母輩經歷過失去工作、重找工作的痛苦，雖然自己並未是經濟大蕭條的受害者，但卻是目睹這一切發生的人。一直到1942年，這群人在 14-33 歲之間，他們的年齡正適合打仗。因此，大部分的人可能被派去非洲、歐洲、或是亞洲的戰線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一千六百萬的人口在這段二戰期間是服役狀態或是等待服役狀態，這個數目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士兵的四倍。這世代在戰爭期間，大約一共有二千二百萬男性人口，另外，還有加上一點上一世代艱困者的一小群人能共同參戰。整個好戰士世代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士花了部分時間在軍旅生活中(Carlson, 2008)。
將近有五千八百萬的孩子出生在1909到1928年中間，大多數都是在美國出生的人，由於1920年代，美國開始有限制移民的法案通過，阻止了許多1930年代新移民的進入，經濟大恐慌時，由於新移民更不敢到美國來找工作，因此，直到二戰發生，這世代的人有低於二十分之一是出生在國外的。移民限制法案一直施行了半個世紀，一直到這群年輕的好戰士世代於2000年，也就是72歲時，每十個裡面才有一個是國外出生的人。基本上，他們是全部世代中，最多在地出生美國人的世代。成長在一樣的血緣、國族、一樣的新聞標題、書包等環境中，他們是一群相當獨特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在地人世代(Carlson, 2008)。
1945年二戰結束，這群人大約在17到36歲，因此大多都還正在開始建立自己的婚姻、開始經營家庭，他們也成就了戰後的新美國。他們有些是嬰兒潮世代的父母，不像艱困世代，好戰士世代脫離戰爭後，還有很多機會可以建築家園，人生才開始要進入或是正處於壯年時期，所以他們還有享受到許多戰後經濟起飛的工作機會、變佳的生活條件。雖遲了，但有沾到邊總比沒有好，總之，這是一群有許多共同參戰特徵的愛國主義精神、目睹經濟大恐慌但未實際遭遇、又大多是出生於美國的典型美國人。例如在他們的年代，於1962年，自由派的約翰甘乃迪（JohnKennedy）當選了美國第三十五屆總統。比起嬰兒潮世代的柯林頓總統（Bill Clinton）與布希（George W. Bush）當選於二十世紀末，有所區別(Carlson, 2008)。
四、少數幸運世代（Lucky Few）
第四個世代主要介紹相當特別的世代，稱為少數幸運世代，這群人出生於1929到 1945年間，他們又被稱作沉默的世代（Silent generation），這群世代最早出生的人，是在1929年，當然整個華爾街股市崩盤，他們艱困世代者父母正為經濟窘困陷入危機。在歐洲情況可謂亦慘澹不堪，在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開始整軍準備進入二戰前夕，歐洲在1939年進入了經濟破產時期，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處罰了當時開戰的三國同盟：義大利、德國、奧地利，並嚴苛將之限制軍備，使得歐洲在戰後進入經濟窘困、無法恢復的局面；然而，在美國，卻在1941年前夕，有比較經濟復原較佳上的優勢，不過，很快地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這群少數幸運世代者目睹其父母開始進入與軸心國奮戰的艱辛，被派遣到亞洲與日軍對抗、乃至戰後美軍接收日本，直到1968年6月26日交還日本統治為止。這個世代有很多人的父母其實是日裔（Americans of Japanese ancestry），例如像是小子難纏這部1984上映電影中的男主角森田則之（Pat Morita），與《星艦迷航記》（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的主角之一喬治·武井（George Takei）等人(Carlson, 2008)。
不知是否因受到戰爭憂鬱的影響，少數幸運世代者的孩子都有著特殊的童年回憶，是一種在獨特艱難的歷史時代下的共同記憶。少數幸運世代最後的出生年是在1945年，亦即嬰兒潮誕生的前夕。少數幸運世代者從1929年到1945年之間出生的總人數才四千四百萬，幾乎是比好戰士世代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嬰兒死亡率與幼童死亡率在1950年代不斷下降，扣除掉這群人，該世代的人口總數勉強超過四千萬。這群世代的人口在成年時期，很少來自新移民的人口增加。原因包括法律上限制移民、經濟蕭條、戰爭不斷都是得1930-1950年的移民潮人口相當低。大概每十個會有一個出生於國外者(Carlson, 2008)。
他們這個世代年齡區間的中位數是1937年，是一個期待和平的年代，等到1955年，這群人將高中畢業。由於這群人在1950年代初期，美國參與韓戰的時刻，他們還年紀小而無法服役，但是這群人卻是享受了美國經濟成長最多機會且為期最久的一個世代，在1950-1960年期間，美國的失業率達到最低，當這群人進入二十到三十歲時，他們擁有相當豐厚的就業環境，享受了最平和的求職生涯；不像好戰士世代的二十歲與三十歲生命歷程，幾乎都獻給軍旅生活。除了少數幸運者世代擁有比其他早期世代更平穩的求學歷程與就業生涯外，他們的結婚年齡也遠比其他世代來的更早，他們又被稱作是為母生涯的熱衷者（motherhood mania），大約最早結婚的年紀介於12-29歲之間，一直在1958年前後有一波高峰的結婚潮。也產生了美國史上第一次女性的首度婚姻平均年齡低於20 歲的情況(Carlson, 2008)。
因為這個世代的人們將扶養嬰兒潮世代長大，他們的經濟條件不錯，而且女性也比之前幾個世代女性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比起好戰士世代的女性只有低於二分之一的比率能擁有給薪的工作，這世代的女性幾乎超過三分之二都能受僱並過著給薪的生活可以幫忙撐起家庭經濟直到她們四十到五十歲為止。經濟繁榮的社會通常能讓接近晚年的人們早點步入退休階段。這群世代的退休年齡比之前幾個世代還要早很多，除了大環境的經濟條件優渥之外，他們的孩子戰後嬰兒潮世代也逐步進入了青壯年時期，足以撐起照顧他們的經濟，因此，這個世代比起之前三個世代領的退休金史無前例的多、活的比較久，也比較健康(Carlson, 2008)。
五、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
第五個世代為戰後嬰兒潮世代，他們出生於1946年到1964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美國士兵重返家園，這時候的出生率瞬間大增，嬰兒總出生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幾乎超過10%，每位女性在生育期間生了至少三個孩子，因此，TFR大於三，這是戰後首次發生突破低出生率的情況。在1964年，TFR又下降了超過10%，亦即變成小於三，將近有七千六百萬的嬰兒在這十八年（1946-1964年）誕生。這樣的人口數量乃是將近上個世代的兩倍，上個世代的出生總人口數只有四千四百萬人，如圖二所示。
如此獨特的人口暴增被人口學家定義為一個特殊的年代名，稱為嬰兒潮世代。他們成長於一個非凡的年代，成為被少數幸運世代與最年輕的好戰士世代扶養出來的一群人們。不過，並非每個嬰兒潮的人都是享受著經濟成長的優勢，布朗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於1954年爆發，是一件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種族平權訴訟案之一。該案於1954年5月17日由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決定，判決「黑人與白人學童不得進入同一所學校就讀」的種族隔離法律，因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平等權而違憲，此後「隔離但平等」先例的適用被推翻，民權運動方興未艾。
此時，於1955年，誕生於少數幸運世代的美國著名民權運動人物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開始領導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進行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於1962年，最老的嬰兒潮世代畢業於高中，此時越南的戰爭正要開始，東南亞的衝突日益嚴重，參戰與否深深影響當時的美國社會，但有別於當年二戰對美國的重大影響。此時，美國第一個電視戰爭出現了。在1954年起，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開設全球第一家開播彩色電視節目的電視台，1965年，全美國已經完成彩色電視試驗訊號。於是，每個家庭在晚餐時間開啟了電視革命，各種刺激的電視劇情情結紛紛上映。而越戰也在未有完好的善後下而結束了。參加越戰的美軍在回國時，並未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與祝賀，反而是在孤寂的環境氛圍中返回家園(Carlson, 2008)。
嬰兒潮世代選了二十世紀末兩位美國總統，包括第四十二任民主黨員的美國總統柯林頓以及第四十三任共和黨成員小布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人而言，是光榮的一役，但是越戰卻是相反的，為美國社會帶來許多分裂、衝突與困擾，在1970年代初期，嬰兒潮參與越戰的事件變成了一種與其他世代意見衝突的世代代溝（generation gap）的事件。類似艱困世代者在1930年代面臨了經濟大恐慌一般，這群嬰兒潮世代也同樣在1970年代中期，經歷了能源危機，石油價格暴衝。在這樣的經濟困境中，代表著嬰兒潮世代的男性必須面臨更多的失業狀況、以及低薪危機(Carlson, 2008)。
而這群世代有別於其他世代的是，他們擁有比以往四個世代更高的教育程度、男女受教育的機會大為提昇，也因此促使史無前例的大量人潮步入勞動市場中，尤其對男性而言更甚(Carlson, 2008)。經歷過經濟成長亦從能源危機中脫身，嬰兒潮世代的人比起之前的世代結婚來的更晚，擁有第一個孩子的年齡也更大。這群人來自特殊的歷史背景，成為史上最大批人口的世代，也使他們有別於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世代。
六、X世代（Generation X）
第六個世代乃是X世代，他們出生於1965年到1982年，假如嬰兒潮結束於1964年的話，那麼對X 世代而言，第一波出生率出現於1965年，大約是四百萬人口，第二波出生率出現於1975年，約莫是三百萬人口。計算到1980年早期，則這波人口數量與嬰兒潮世代足以匹敵(Carlson, 2008)。因此，這波後嬰兒潮世代被計算到1982年為止。從1965年到1982年這段期間的出生率大約六千二百萬。人口學家稱呼這個世代為人口負成長帶來新生兒破產（baby bust）世代，但是在所有X世代成員出生後，他們的生育率就逐步增加了。
在此，之所以稱呼他們為X世代乃是因為他們經歷了孤立與困惑的時代，美國移民法律在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移民人口又再度大增，從1960年代約略超過三百萬的合法移民人口，在1970年代已經爬升到超過四百萬，在1980年代，幾近達到六百五十萬，然後，於1990年之刻，已經超過一千萬移民人口。而且這還不包括非法入境與長期居留在美國的移民人口。最早的移民潮雖然在嬰兒潮世代就出現，但是移民對於整個 X世代的美國人影響更為劇烈(Carlson, 2008)。
就美國兩千年民調顯示，這個世代在2000年，也就是從他們17-35歲之間，每六個人就至少有一個是出生於非美國本土的移民人口。而這群為數眾多的移民人口如果拿來與之前二十世紀初期新世界世代者或是艱困世代者作比較而言，他們的移民背景更加多元、生活型態更加複雜，種種導致世代間的移民文化有所差異(Carlson, 2008)。
舉凡來說，1900年的移民人口多來自於義大利、波蘭、希臘、愛爾蘭、德國、英國等歐洲國家，但是2000年民調顯示，這群X世代的移民有超過59%是來自於拉丁美洲，也就是超過五百萬人是從中南美洲抑或是墨西哥移入美國，母語多為西班牙語。此外，22%的移民人口是來自亞洲，依序是印度、中國、菲律賓、越南與南韓，唯有十分之一個人口是來自歐洲，例如德國、俄國、與其他東歐舊共產國家。剩下的8%則來自世界其他洲的移民人口成員(Carlson, 2008)。
這群X世代的人在1979 年開始就讀高中，也就是差不多雷根總統就任時期。該年代並未有什麼特殊的戰爭、經濟衰退或是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不過，新保守勢力崛起於美國政治圈，也影響著X世代人們的生活。例如，1980年代減稅制度造就了一批美國最有錢的富豪。儘管這個世代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新世界世代者一般，擁有大量的移民潮住在美國，但是，這個世代擁有的移民背景更加多元、經濟環境更加惡劣。聯邦政府的大量的赤字預算甚囂塵上，拖垮著美國的經濟發展。低社會階層藍領勞工的薪水與高社會階層的白領員工薪資差異越來越大，社會分歧性與不平等擴張甚鉅(Carlson, 2008)。
這個世代擁有著大部分高中或大學畢業的學歷，結婚比之前嬰兒潮世代的時間來的更晚，生育率依舊維持很低的狀況，如果說人口數少可以帶來較優渥的就業環境
與更多的工作機會，那麼X世代正如少數幸運世代一般，因為比之前幾個世代的出生率更低，是否將成就像少數幸運世代一樣的命運呢？其實不然，因為幸運並非只靠人數多寡決定的，更仰賴當時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婚姻、市場種種條件所共同促成的(Carlson, 2008)。
七、新嬰兒潮世代（New Boomers）
新嬰兒潮世代誕生於1983到2001年，不過，這批大量的新生人口，可不同於之前那批嬰兒潮的出現，之前的嬰兒潮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為母熱衷期（the era of motherhood mania）所奠定的，而這批在二十世紀末期的嬰兒潮則是反應了當時戰後嬰兒潮所生下的新生兒人口，他們其實只是再次複製了一批與他們人數相當的人口，不過，由於二十世紀最末期美國的新移民熱潮，使得這一批戰後嬰兒潮生產的新嬰兒潮人口又增加許多。因此新嬰兒潮的總數是大過於戰後嬰兒潮的人數的(Carlson, 2008)。
有其他學者像是Howe& Strauss（2000）又把這個世代稱為千禧世代（Millennials）(Howe & Strauss, 2000)；抑或有其他人稱之為網際世代、N世代（The Net Generation）、回聲潮世代（Echo Boomers，二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他們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後，被新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遷影響甚遠。這個世代面臨的威脅包括恐怖分子的攻擊、再生能源是否恆續發展、地球氣候異常、以及全球經濟不平等的危機。
這個世代所念的教科書，記錄著越戰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而出現，他們成長過程中目睹了美國軍備與政治勢力的擴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老羅斯福總統進行帝國主義一般，美軍入侵了美洲西印度群島的格瑞那達（Invasion of Grenada），於1983年10月25日—10月27日展開的軍事行動，作戰代號為緊急狂暴行動（Operation Urgent Fury）。其目的乃為了消滅支持古巴的共產勢力。
此外，另一個軍售伊朗醜聞（Iran-Contra Affair 或Irangate）也發生於1985-1986年，為了援救出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綁架的多名美國人質，美國中情局透過秘密管道販賣武器給伊朗，讓伊朗能說服真主黨釋放人質。該計畫負責由當時國安顧問（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助理麥克法蘭所處理，又被稱為麥克法蘭計畫。由於當時美國國會立法規定不能軍援美國敵人伊朗，所以一切都是非法地下進行的交易，並於1986年11月順利救出三名人質。直至黎巴嫩雜誌揭露該計畫之後，美方開啟調查委員會，但最後當時負責人如國安會副處長Oliver North等人均無罪釋放。
恐怖攻擊在這個世代形成重要的議題，這個世代童年時期見證了美國大使館與駐黎巴嫩的美國海軍總部被炸毀，1985年10月7日，四名來自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LF）的男子，挾持了一艘埃及的航班客輪，駛向敘利亞海港，要求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囚犯，最後美軍讓步，由義大利政府逮捕且處分了劫船者。此外，洛克比空難（crash of a Pan American flight）發生於1988年12月21日。從倫敦飛往紐約途中遭到恐怖攻擊，於是從蘇格蘭上空墜毀，機上共有270人遇難，過半數為美國人。
1990年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並揚言將控制更多中東的石油權，數目將超越他已經在伊拉克控制的額度。當時，來自17個國家，共485,000個軍隊勢力已經聚集在沙烏地阿拉伯及其鄰近的國家，共同譴責海珊的作為。最後點燃的波斯灣衝突的戰火（The Persian Gulf conflict），於1991年爆發，數百名美國士兵因此喪生。
1990年末，美國的經濟逐漸興盛，數百萬的新工作職缺隨著聯邦政府的赤字遞減而快速增加。美國科學家亦在此時宣稱他們已經完成人類基因排序的工程。這時候的歐洲走入歐元新時代。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從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國家挾持的數個飛機航線入境美國，並且炸毀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與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這個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國社會。因此，定義新嬰兒潮世代的最後一年就已該事件的發生作為句點(Carlson, 2008)。
參、世代生命歷程結構性差異
好戰士世代與少數幸運世代是享受最多家庭資源，且有較多機會擁有穩定婚姻家庭結構的孩子。而且，少數幸運世代的男性，是比其他世代群體在教育參與機會上，跨越最大的幅度的一群。這群少數幸運世代的男性，同時也擁有最高程度的較早就業率，其妻子亦能同時與之就業、共同扶養家庭，這群人是結婚較早的一個世代，也比起前一個好戰士世代與後一個戰後嬰兒潮世代都還要擁有更多孩子的世代(Carlson, 2008)。
在婚姻上，每個世代不同種族的女性結婚之比例不一。例如，少數幸運世代黑人女性比起任何其他世代男性擁有結婚的比率是還要來得高。在新世界世代與艱困世代，年輕黑人女性大約有三分之二是與丈夫同住的。而幸運世代的女性大約有57%是與丈夫同住。一直到X世代，就20-40歲的黑人女性，大約只有高過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結婚且與丈夫同住的(Carlson, 2008)。
戰後嬰兒潮世代黑人男性在20-40歲之間，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從未結婚，黑人女性也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不曾結婚。而對X世代而言，則高達三分之二的黑人男性從未結婚，過半數的黑人女性未曾結婚(Carlson, 2008)。對於戰後嬰兒潮世代與X世代的黑人群體比白人群體有更多不婚或晚婚的情況，其實與就業市場息息相關。正常進入職場的年齡大約在三十歲前後的中年階段，可是黑人在這個階段進入職場的比率均低於白人，而且在最年輕的兩個世代中這個差異愈趨嚴重，如圖三所示。
儘管少數幸運世代與好戰士世代在軍旅中服役的人數差不多，但是最大的差別是服役的期間是否為和平的年代，對前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對後者卻未然。他們比嬰兒潮世代享受更多退休軍人的福利與待遇，可以在作戰前線中傷亡的情況卻只是好戰士時代的十分之一不到(Carlson, 2008)。
少數幸運世代的男性是享有最大工作機會結構的一群，而且他們的機會都是來自於高階層的工作，像是專業性、管理階層層級、白領薪水的工作(Carlson, 2008)。就女性而言，這個世代工作的女性又可以被稱為粉領族（pink-collar ghetto）。最具代表的粉領族工作之一，就是秘書，此外，亦有資料輸入員、賣場銷售員、保姆或是照顧幼兒之類的工作；其他則包括了護理、清潔等職務。
在財務管理上，少數幸運世代大規模在公司股票上投資，也是最後一批能領取確定給付制度老人年金計畫（defined-benefit pension plans）的人。而後，美國大部分的公司行號逐步將年金制度改為確定提撥制度（defined-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了。這個世代因隨著他們遠離藍領階級的工作後，也逐步脫離工會組織，當然，這也影響著他們對公共議題的看法，比起其他世代更具有極端的政治意識型態（politically polarized）(Carlson, 2008)。
就健康的面向而言，少數幸運世代步入老年後，壽命也比較長，殘疾失能狀態佔生命長度的總時間也相對而言較短。因此，這個世代享受著更獨立且健康的晚年生活。更者，退休年齡在每個世代表現不一，如圖六所示，退休年齡乃可以從青少年的教育程度、中年的職業、薪資、健康一直累積延續到老年的情況來決定的，少數幸運世代男性在退休年齡階段（60-70歲）比起好戰士世代待在勞動力市場更多，但是比艱困世代來的較少。最末，有個需要澄清的重要觀念是，少數幸運世代的好運並非來自於人口數量少，重要的是，每個世代存活在世界上的生命週期中，由是否遭遇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所經歷的歷史事件帶來之影響所決定的(Carlson, 2008)。
肆、美國代間的不平等與各國之比較
在了解代間不平等的議題之前，我們要知道實徵性研究很難證明不平等是如何從父母身上轉移到子女身上，如果要問說：為何不平等情況會從父母移轉到他們的孩子？成長於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是否在長大後，還是維持低薪，而後生下的子女依然貧困？為何有錢家庭的兒女長大後，依然有高薪的工作，生下的子女繼續維持崇高的社會地位？那麼，我們必須從是否上一代受到的平等機會結構大於下一代開始探索問題的答案。平等的機會相對應平等的結果，是美國核心價值之一，亦即個人的天賦、能力、動機將能成就其社會地位與結果。這個價值又稱為美國夢（American Dream），美國夢的定義是每個人是否能自由地憑藉自己的努力而完成夢想，以及只要努力工作、有企圖心努力進取，絕對可以讓自己的生活過的更好(Corak, 2016)。
儘管美國夢象徵著美國最重要的實踐價值之一，但實際上並未有如此完美的現況產生。世代不平等的源頭來自於三個社會結構：家庭（孩子的成就機會）、市場（勞動力市場）與國家（政策走向）(Corak, 2016)。但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為先探究第一項最重要的家庭成因。家庭背景的要素其實就足可能推翻“只要努力每個人都能實現願望”的假設。家庭背景象徵著你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不過，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已經比起大多數國家小孩，更容易跟他們父母一樣有相近的社經地位。
要測量不平等，首先可以從父母的成就與孩子成年後的成就是否相關得知。具體代表的變量包括收入、職業或是個體在工作單位能掌握的權力大小，我們亦可稱之為階級（class）。例如圖四顯示美國的指數為.47，解釋的意義是：假如一個出生高收入家庭的父親可以賺高過來自低收入背景父親100%的薪資時，那一個來自高收入家庭父親的孩子，長大後只能賺取高過來自低收入家庭父親所生下孩子的47%薪資水準。假設該數字為.2，代表著高收入父親與低收入父親的薪資差異如果是100%，那麼他們孩子的收入差異只剩下20%，代表國家像是芬蘭、挪威與丹麥等國(Corak, 2016)。所以，較低的數字代表著較高的社會流動。透過這樣的比較我們得到了各國家與社會中世代不平等的指數。
為何會有這樣的數字出現？Solon（2004）從世界各國的經濟期刊文獻中獲取各國經濟發展的數據，然後依照標準差作出一組可供跨國比較的數字得知各國不平等的情況(Solon, 2004)。但要了解跨國的“代間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的差異，其實不只從家庭層面來看，更需要由勞動力市場、國家政策對個體的影響來分析。不過，這些跨國比較數據充分已經可以顯現每個國家中的家戶是否能提供足夠的能力與資源來投資與培養孩子的成就，還有該社會脈絡對不同社會地位者能所提供的工作誘因結構的實際情況。例如圖四中美國的.47其實是加拿大的.2之兩倍，所以我們能知道加拿大代間不平等情況只有美國的一半(Corak, 2016)。但另有學者Mazumder (2005)在Unequal Chance一書中提出美國對加拿大是.61：.23(Bowles, Gintis, & Groves, 2005)，所以其實是三倍(Mazumder, 2005)。
在美國26%的孩子能擁有社會排行最富有10%的富爸爸，30%的孩子擁有最不有錢的窮爸爸，有3%的孩子擁有最窮10%的超窮爸爸；在加拿大，有18%的孩子孩子能擁有富爸爸，40%的孩子擁有窮爸爸，有8%孩子擁有超窮爸爸(Corak, 2016)。對於中產階級而言，兩國的代間不平等是差不多，但是對於最富與最窮者而言，卻有較大的差異。此外，加拿大女性比美國有更高的勞動參與率，但是美國父母在職場上工作的時間卻比加國父母長。40%孩子之母親每週都要工作40小時以上，但在加國，只有25%孩子之母親的情況是如此。
圖五介紹的是將圖四中各國的代間所得形成的代間彈性指數重新進行比對，建立一種評量不平等比例的基尼指數，這個圖代表是一種相關，當不平等越高時，代表越少代間流動。這個指數透露出該國比起其他國之間，社經地位不平等對下一代孩子發展的影響有多深遠。這個發展泛指者包括大學教育機會、獲取好工作的機會、家庭社會網絡的聯繫、職場歧視等等。在圖五中，越右上代間不平等程度越高。也就是階級再製的程度越嚴重。
伍、結論
本文描述了美國近百年來七個世代的變遷，與其身處的社會脈絡、歷史事件、人口學因素、政經條件以及移民人口的變化息息相關，期盼藉由美國世代變遷的蘊含讓吾人深思代間流動的的重要，更重要的是，當局者應思考在政策上要如何賦與每個家庭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投入栽培孩子的人力資源、培養其教育成就，使得中年後能獲得更優渥的就職機會，以改善階級再製的情況。
圖一：各世代的出生人數與年齡差異(Carlson, 2008)
圖二、各世代的人口總數(Carlson, 2008)
圖三：世代間種族於三十歲就業的比例差異(Carlson, 2008)
圖四：美國與其他二十一個國家的父子薪資差距比較(Corak, 2016)
圖五：美國與其他二十一個國家的基尼指數比較
圖六：美國各世代退休年齡比較(Carlson, 2008)
參考書目：
Bowles, S., Gintis, H., & Groves, M. O. (Eds.). (2005). Unequal Chanc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7tbdz
Carlson, E. (2008). The lucky few: Between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and the baby boom.
Corak, M. (2016). 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992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Retrieved from https://ideas.repec.org/p/iza/izadps/dp9929.html
Dawson, D. A., Meny, D. J., & Ridley, J. C. (1980). Fertility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Contraceptive Revolution.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12(2), 76–86. https://doi.org/10.2307/2134749
Howe, N., & Strauss, W. (2000). Millennials Rising: The Next Great Generation. Vintage Books.
Mazumder, B. (2005). Fortunate Sons: New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Dat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2), 235–255.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053970249
Solon, G. (2004).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http://dx.doi.org/10.1017/CBO9780511492549.003
作者 黃芳誼 為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