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國際

鬱躁的家邦

地理上,台灣與香港的距離很近,桃園出發的班機不到兩小時就可以抵達赤鱲角;但是在過往的歷史上,兩地卻有截然不同的經歷。

日本的殖民統治是為了擴充領土,因此從一開始就大興土木,推動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相對地,英國人佔領香港是為了轉口貿易,消極而放任向來是治理的基調,一直到殖民統治終結前三十年才所改變。隨著共產黨革命,戰後的台港都接納了大批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逃難人士,但是香港從沒有基於省籍的族群差異,當地出生的「外省人」都成為了講粵語的正港香港人。就如同先前的日本人一樣,國民黨打壓台灣本土文化與語言,港英政府卻為了避免紅色中國的影響,卻積極扶持香港的在地認同。在七○年代,台灣就有活躍的政治反對運動,但是只有零星的社會抗議,仍未構成社會運動;香港則是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卻沒有要求民主化的集體訴求。台灣的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密不同分,同樣都是基於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心願,香港的民主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愛()國運動,因此,當台灣人逐漸忘卻了六四事件,香港人的悼念活動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年。

在原初,「一國兩制」是中國領導者開給台灣的「和平統一」之政治條件,沒有想到隨著中英談判的登場,結果香港反而成為首先實施的地區。從一開始,「台灣的香港化」就是北京所夢想的情節,相似的以經促統、拉攏政商權貴的統戰策略都在兩地出現。但是沒有想到的,近年來反而出現「香港的台灣化」,在台灣出現的「本土」、「公投」、「建國」等政治語言陸續在香江出現,也引發各種政治效應。台灣人與香港人命運相連,他們都沒有參與「回歸」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也同樣是在「回歸」之後,才出現了挑戰統治者大忌的「獨立運動」。

不無聊的香港史

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於香港的理解是零碎化,而且流於既有的刻版印象,例如香港人務實而權變,不關心政治自由,只在乎商業利益,或是他們沒有在地的認同,寧願移民而不是留下來為改善。這些殘缺不全的觀點,不能解釋為何香港人的雨傘運動能夠撐了79天,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則只有24天。再且,包括泛民、自決派、本土派在內的反對陣營,也有各種深入而細膩的意識型態與路線之辯論。台灣人對於香港的無知與偏見,或多或少是反映了過往的片面接觸,例如來台就讀的「港澳生」、過往流行的港劇與港片、或是吸引觀光客的若干景點(例如柯P覺得很無聊的太平山夜景)。就如同中國觀光客看到台灣偏佈大街小巷的宮廟,就以為這是民國遺風,或是台灣人將各種中國人「不文明」的舉止當成是文革遺緒,台灣人也是選擇了自己想要看見的香港人圖像。

要重新認識香港,徐承恩最新出版的《鬱躁的家邦》是非常值得推薦的著作。這本近六百頁的鉅著高舉香港人的「本土觀點」,打破了過往歷史書寫的若干框架。首先,香港的歷史起點不應從英國人開埠的1841年,而是要從嶺南各族群如何與北方漢人文明、東亞沿海世界諸勢力之互動開始談起。就如同台灣的平埔族原住民一樣,他們長期週旋於包括漢人移民、西方殖民者等在內的各種勢力,最後被漢人同化。宣稱嶺南的廣府人、客家人、蜑人都是「中國人」的說法,是民族主義者的歷史偽造。

其次,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統治時期,香港人也不是沒有抗爭。在民國革命、港罷大罷工、六七暴動等事件中,徐承恩細膩地梳理菁英與普羅大眾之對立,及其與港英政府、中國各政權之複雜關係。在九七之後,香港有各種美化、浪漫化港英時期的論點,例如所謂的「有自由、沒有民主」的說法。相對於此,本書記錄各種香港人爭權益的抵抗運動,他們的意識也從大中華文化主義逐漸移轉在地的改革。

最後,徐承恩將九七主權移交之後的變革視為一種「新殖民主義」,因為香港人並沒有經歷真正的解放,反而陷入法治與人權的倒退。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可以視為香港人民爭取自由與自決的展現。本書特別關注雨傘運動落幕的一系列國族主義運動與本土論述,深入剖析了其中的路線差異。在近來銅鑼灣書店事件、人大第五度釋法、本土派議員被解職、民主派選委造王失敗等打擊下,香港的反對運動暫時陷入了低潮與困境。儘管如此,徐承恩仍相信,香港已經具有「在已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之條件,只要香港人能夠更覺醒,未來有可能進一步開展成為「為己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民間史學的貢獻

徐承恩是全職的醫師,也是兼職的史學家,也取得中大社會學碩士的學位,因此這一本歷史書寫吸納了許多社會科學與社會史的洞見。儘管國族主義的召喚總是充滿激情,細心的讀者從本書行文中也可以發現作者豐厚的知識底蘊、細膩的心思、以及謙虛與寬容的個性。按理說,這樣的本土歷史說寫應該由專職的學院知識份子來進行,因為他們更有餘裕與資源來從事公共啟蒙。然而,香港扭曲的情境卻不鼓勵這樣的努力。從很早開始,香港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中國,而不是香港,從事本土研究往往被視為學術生涯的不利選項。此外,嚴格的學術績效管控也阻礙了學術界與公眾之對話,因為那會被視為「不務正業」。到了晚近,連學術自由都受到進一步的限縮,批判性的言論越來越不見容於當權者。

禮失求諸野,學院研究越是積弱不振,或是自我設限,也就是越鼓勵民間的知識生產,因為真誠而勇敢的知識探索才能回應深陷重大危機的社會之需求。《鬱躁的家邦》的出版標誌了正在萌芽中的香港國族意識,在未來也將會被視為一項具有深刻意義的里程碑。

作者  何明修  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最近更新: 201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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