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際，香港特首選舉已經塵埃落定，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 (以下簡稱「林鄭」)以777票高姿態當選。較其他參選者，林鄭算是最遲宣佈參選入閘的一位，然而在沒有明確清晰的政綱下，她都可以以高票當選，其實社會一向都清楚特首人選最终都是北京欽點的那一位，提名期間輿論一直都揣測北京會屬意林鄭抑或另一位參選人曾俊華，直到林鄭從北京述職回来旋即宣佈有關香港西九文化區將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消息，並長期展示故宮珍藏，主流媒體及輿論頓時把這消息視為北京給香港的暗示(或明示)，林鄭既是消息傳達者，對於促成這好事功不可沒，紛紛製造「共識」將林鄭說為特首選戰的「真命天子」。但「西九故宮」在香港所掀起的反响及爭議，顯示雨傘後社會的輿論角力之餘，更暴露市民對這個極小圈子選舉的犬儒及反感，更對林鄭當選後的管治認受性造成沉重打擊。本文試從媒體披露及創意反抗，討論分析故宮在香港政局以至公民社會帶來的文化政治啟示/ 政治意涵。

偽程序、欠諮詢

事緣林鄭在去年12月22日出發到北京前稱只出席特區故宮文化合作項目的儀式，對與北京簽署香港故宫博物館一事三緘其口 (完全沒有提及) ，但翌日突然宣佈與故宮博物館簽署合作協議，宣佈將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會捐出 35 億，資助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展示故宮珍藏，預計 2022 年落成。消息本身突然之餘，遂引發社會廣泛迴響爭議，因為由撥地興建故宫，到資金来源，以至設計及策劃整個展館等都必需牽涉一個過程，而涉及如此大形建築更有廣泛嚴密諮詢程序。自林鄭「公佈」這決定後，社會才陸續「發現」，就撥地問題，原來15年6月，西九董事局已經在「檢討」有關用地用途，到10月完成，認為可以不用建大型表演場地;而差不多時間，同年9月，北京故宮「主動」向林鄭提出，在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事情的湊巧，表面上完全符合「程序」，但在原初的規劃中，這塊地因地點較偏遠，故用作表演藝術用途，可吸引人流。現突然改為博物館，無助於推動人流，更反映政府計劃的朝令夕改，受北京指令把故宮空降於西九。[1]其次，就博物館的設計及規劃，據香港網媒《傳真社》(Fact Wire) 早前報道，早於去年6月，國際知名建築師嚴迅奇已經獲聘參與文化博物館計劃，即所謂「PROJECT P」。林鄭對此非但沒有否認，更承認是自己率先接觸嚴迅奇，聘請他做「前期顧問」報告。原來，根據西九管理局的指引，只要顧問費不多於500萬，顧問合約就不需董事局批准。先偷步以程序規限內的金額請嚴迅奇做前期研究，到研究做完後，「剛剛好」董事局可以聘請他正式做建築顧問，然後「剛剛好」港府就和北京故宮簽了備忘錄。類似的大型基建及文化項目必須經過招標程序，確保過程透明，沒有私商授受的情況。林鄭為政府官員多年，對此等「程序」暸如指掌，而林鄭在這些程序上取巧的原因，有評論指，是為延續梁振英管治下與一些財團及金主合作，籍以爭取他們的支持，也順便向中央交功課，以證明自己在推動國情教育和中華文化盡心盡力。[2]

故宮的國族符碼的暴力

問題在既然邀得國際級設計師負責故宮項目，又何須這樣保密行事？林鄭解釋說保密是為了「避免尷尬」。此語道盡背靠北京、欠缺認受性的特區長官的技術性官僚意志：北京想為慶祝香港回歸廿年而把故宮這「國宝」送給香港作為「恩賜」，但想繞過繁複的行政程序，更重要的，是避免雨傘後備受批評的特區政府再製造「政治炸彈」。自處為只能詮釋主子意欲的特區政府，就只能以非理性去邏輯的詞彙作辨解。北京紓尊降貴的施恩心態，被正在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說得清楚，形容「合作」是慶祝香港回歸廿周年「最好最大的禮物」。他又指，「北京故宮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博物館之一，在香港建造「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以行動證明特區政府對文化藝術的高度重視」。他認為，香港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到過北京故宮博物館參觀的香港人，都「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3]明顯地，「故宮」降落於西九，負着歷史、文化，及政治任務，以文化為名來統合香港人薄弱反叛的國家民族情感為實。回歸廿年以來，港人的中國人國族認同未有顯箸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趨勢。據港大2016年所做的一項民研顯示，相對於去年6月，特別年輕巿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感由7.7分升至8.1分，但「中國」的身份認同程度，今次就跌至最低的4.6分回歸以來新低。[4]在回歸廿年作出此舉惜，正好為北京製造契機，也是一種宣揚掘起大國的國體。

西九作為文化民主性的角力空間

特區的尷尬，亦在於其平衡動作 (balancing act)，要應付社會自雨傘運動後對梁振英政府施政失誤的強烈不滿，尤其在西九這燙手山芋問題上。「西九文化區」在2000年代初出爐時，已經成為政府、發展商，以及挾著日漸濃烈本地意識的文化藝術界爭議之地。文化區的整體設計藍圖，最初大興諮詢，結果卻變成「單一招標」，涉有「內定」之嫌。所謂「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政府最終交由地產商承辦，市民憂慮這種模式衍生很多問題，部分更是難以解決。其一，地產商既是私人機構，以盈利為最高目標，自然會盡量爭取西九龍計劃中的地產收益，如此，區內的文化發展是否要讓步？此會否破壞文化環境及氣息？[5] 除硬件外，文化區應包含甚麼軟件，更令文化界人士詬病。政府對甚麼有代表性的藝術應該被包括在西九文化區内的想像，都局限於西方箸名的博物館上，如考慮採纳法國龐比度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 等藝館概念設計空降於西九，又或仿效不少國際城市，例如倫敦、紐約、法蘭克福，以至東京的M+藝術區 (Arts hub) 理念，幫助打造香港為同類的國際文化都會。不少學者都批評，此乃重複顯示特區政府仍停留於「被殖文化心態」，忽視甚至不屑好些民間衍生的人民文化，如粵劇和電影得到了民間的認同，發展蓬勃，產生了很多經典作品與影響深遠的藝術家。又如國學、哲學、文化政治評論、文藝創作與不同文化互相翻譯等的文化活動，也帶動了富有生機的香港出版業、報業與文化雜誌界，跟其他中國大城市比較也旗鼓相當，所以，香港也曾經吸引文化創作人到這裡成立她們的創作基地。一些藝術工作者甚至抨擊，政府這種由上而下，欠缺諮詢及透明的決策方式，忽視西北文化區應有的定位，就是表揚本地藝術工作者及提升本地藝術素養、創作及教育的場地。他們成立民間聯席，呼籲「民主參與文化」，就是要從無民意代表的官僚體系中，爭取一個更公開公平的民主參與程序，因為文化規劃應該由下而上的官民合作的過程，也是體現香港政治與政策民主化的重要里程。[6]

文化反抗空間?

其實，要規劃一個地方的文化區，挾着多元、複雜以至存在矛盾的考慮：在軟件上怎樣包含具地方特色的藝術形式，又要表現對國際上不同文化的開放及兼容，好能提升民眾的藝術素養；既要規定一定的空間作恆常展覧及表演用途，又要保障規劃中有不少用来作培育本地藝術的工作室，適合不同年齡，背景的人士的教育空間，以至近年在藝術場館流行的M+概念，乃將開放空間，讓公眾能自由互動地表達及發揮創意的地方。在香港，因「地產霸權」的盛行而將西九的定位集中在硬件上(例如興趣多少屋苑、商場及酒店)，及把文化與商業混淆；再加上西九座落於尖沙咀海傍，更是備受爭議的廣深港高鐵終站，故西九文化區亦將被地產商主導的西九董事會打造為重點旅遊區。包括有文化界成員的西九管理局名義上是籌劃文化區的最高決策者，但因對香港藝術文化政策欠缺一套長遠願景而失之交臂，或淪為政府及地產發展顧問的應聲蟲。

本來，故宮珍藏深具歷史、文化及藝術價值，設置於西九，對於增加香港以至外地遊客對其認識又欣賞，甚至為港人提升一點中國歴史的認識，也是值得一看。但姑勿論背後原因為何，這種欠缺諮詢的做法，將好事變壞事，自毁官民協作的文化民主空間。而林鄭本人更是這種手段的表表者，由2005年天星碼頭被清折而後重置，其身為發展局局長，挺身為政府的粗劣諮詢過程護航，奠定其「好打得 (強悍)」形象，而事件亦展開香港為文化保育抗爭的新社會運動一頁。而近年，以行政主導為名急就章的做法已愈「常態化」，由機場2009年高鐵的興建，第三條跑道的融資模式、劉江華的「撥款事件」，到今天興建故宮博物館，預示港府傾向用繞過諮詢程序，或減少透明度的方法來處理公眾資源；只要經過「合乎程序」的方法，就可以自決自行。

在一眾爭議聲中，林鄭徐徐宣佈成立補回為期6周的「諮詢」，但被好些文化界人士批評為假諮詢，因主要不滿諮詢有預設立場，因此無法討論應否興建故宮博物館及其選址問題。另外，西九故宮缺乏專業的文化考量，其定位及性質現階段仍然模糊。文化界要求將西九故宮計劃推倒重來，重新就此事諮詢公眾及文化業界。現林鄭既已順利甚至高票當選，也就是說她必需兌現對北京的承諾，對於這些文化界團體的素求，似乎也會按其一貫作風，敷衍了事。，面向七月林鄭上任後，她一方面為了答謝那七百多少圈子選委的一票而要履行的承諾，但面對民眾她則是低民望的長官，要應付及安撫日漸強大的後雨傘公民社會，甚至日漸濃烈的本土主義。這空降的故宮，將為林鄭的管治埋下炸藥，亦可能標誌着北京籍着林鄭的強悍處事方式，踐行「去民主化」的專權管治時代正式來臨。(378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