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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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看似高度整合,然構成此龐大機器運轉的各個環節,卻具有高度複雜度,進而形成中國獨特的模式。而中國模式之所以如此特別,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其打破了現代化理論中,「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線性發展模式,在當今的中國治理場域中,由此可觀之此一前現代的政權,透過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並嘗試處理其與後現代社會的整合問題。本文將嘗試分析此三個環節之內涵,並探討中國如何達成內部整合。

前現代的政權本質

中國後極權政體的本質,具有排他性及指向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權力核心,以及權力核心對社會政治動員之特質,自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為了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上透過多次的政治動員,以黨國體制的一元化核心為領導,試圖建構出中國特色結合馬列主義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以此作為政權的正當性壟斷意識形態。

這個後極權主義的政體,政治上採高度集權的「列寧式政黨」,儘管有一個看似制度化的權力繼承模式,但這個甄補模式,並沒有形成西方現代化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相關的規則變遷,例如2012年構成中央政治權力配置的政治局常委,從9人縮減為7人的重大變革,卻基本上仍在人治的架構下,利用黨國意識形態教化,大規模政治動員,來進行正當化宣傳。

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30年間,是中共政治動員狂飆的年代,1980年後大規模政治動員開始減少,但並未消失,儘管1980年代後的政治動員減少了暴力色彩,但依然著重黨國的教育意義和意識型態灌輸,並且以「中國崛起」、「中國夢」等民族主義話語,激起內部的愛國主義,同時以民族主義,作為國際交往的驅力和對內部的正當性來源。

在國際交往方面,中國的大國外交,要做到減少外國勢力對中國政權穩定的破壞,避免國土喪失,並減少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而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美國在川普上台後逐漸退出跨國協定的框架,中國當局更向外擴張,並試圖以國際穩定者的態勢來取代美國,舉凡一帶一路、國企大肆投資並收購西方企業、支持減緩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等等,中國追求在全球的框架中界定出大國崛起的位置,逐步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強權,並且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同時確保國內民意的支持。畢竟在加深全球化的過程中,某方面來說也會加深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快速增長的全球經貿和協定,可能會鬆動後極權主義的控制,但中國也可因全球化取得更先進的技術和資本,這是中共現代性治理下必須加以調適的困境,倘若中共調適成功,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這不僅能服務中國國內的利益,也可以加強民族主義的話語權,最終的目的就是持續鞏固政權之正當性。


在內部統治方面,黨國體制的正當性來源,除了意識形態,即所謂「革命的先行者」、「歷史的選擇」之外,中共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改變意識形態發揮的作用。過去,意識形態佔據最高的指導性地位,各種政策都誕生於意識形態的需求,但在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逐漸轉變成經驗辯護的手段,以及在事後為政策辯護的工具,更重要的優先問題變成,如何對日常事務進行更妥善的治理,並且不斷保持經濟高度成長。中共對於良善治理的定義,並非來源於對公民社會自由民主的保護,而是以現代化的官僚制度,加以控制、治理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並且讓經濟成長維持在一個合理、令人民滿意的水準,在妥善處理日常公共事務和維持經濟高度發展之下,讓中共政權不斷獲得統治的正當性,改革開放後逐漸取代過去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成為政權正當性的新來源。


然而,這個政權並未、也不能拋棄自身建構的光榮歷史、偉大的黨國神話,後極權政權因為意識形態而起,加上現代性的官僚治理術,以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支撐政權的正當性,同時因為意識形態神話而無法否定自我,這是中共政權內在的矛盾,民族主義因中共煽動而起,鞏固了政權的合法地位,在步入現代性的同時,政權也無法拋棄意識形態的統治神話,而是必須加以轉換和調適。

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

過去,沈大偉提出中共具有很強大的收縮和調適能力,在每次「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的過程中,每一次改革都會解決某方面的收縮,每一次調適也都會帶來新的問題,接下來又會進行調適和收縮,這個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一直處於變化的動態和互動的過程。為了應付現代化社會的各種挑戰,包括中產階級的興起、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要求、對於知識和言論的開放、社會福利的要求等等,使得中共不得不對民意做出回應,但是在列寧主義政體的本質下,某方面因為強國家的特質,可以有效處理治理面對的挑戰,但是在另一個方面,也因為列寧主義標榜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相較於民主制度,缺乏有效雙向地回應民意的機制,在國家步入現代化的同時,列寧主義的政體既是一個優勢,也是一個劣勢。

而中共的調適能力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逐漸由上層的指導式動員,轉變為以回應下面、基層的民意需求為主,意識形態的動員轉變成間歇式,同時以符合現代化的宣傳形式加以包裝,技術官僚不斷加強國家的管理能力,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回應性,並將經濟改革的受益者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同時以高壓式的管制行使國家暴力對其權威的挑戰,並逐步在黨組織和人事安排上導入制度化的軌跡,或許中國的確面臨很多深層性的結構問題,但這個模式運行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堪稱良好且順利。直到習近平上台後,這樣一種調適能力正在逐漸喪失,沈大偉則進一步認為,目前中共只能執行有限的改革,未來很可能面臨經濟停滯的風險,導致政權出現更大的系統性危機。

黎安友也曾以威權韌性來形容中國共產黨,但由習近平上台後的作為觀之,過去的調適和彈性似乎正在緊縮當中,意識形態的動員又再度被拉高到頂點,同時公民社會的空間也正在縮減,習近平的反腐,表面上是為了處理黨國的正當性危機,但同時仍以反腐作為派系鬥爭的手段,大大影響中共內部的團結,並且破壞過去官方和公民社會的灰色空間,過去的模糊地帶和彈性正在流失,威權韌性正在消失當中,這是否會影響中共未來的調適能力,仍待觀察。

依照裴敏欣的觀察指出,由於中國的列寧式政權體制缺乏排他性和有效的問責機制,菁英共謀和濫用權力是該體制下的通病,經濟成長的優勢僅僅只能解決由於資源極度缺乏造成的問題,但無法有效根治資源分配不均,和政府缺乏監督所發的社會矛盾,中國社會不斷在承受更高的外部性社會成本,舉凡環境問題、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抗爭事件增加、官員腐敗加劇等等,菁英的勾結無法有效妥善處理上述問題,社會大眾也沒有一個制度性管道來表達不滿,在黨組織滲透能力下降、黨在群眾中威信吸引力受到侵蝕、黨內紀律遭到破壞這三大負面發展之下,中共的治理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正在不斷遭受破壞,尋租式的權貴資本主義之腐敗,最後會讓共黨政權長期停滯,上述因素都會破壞中共的威權韌性,甚至是使體制走向崩潰。

在經濟面觀之,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結構所面臨的困難,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經濟成長高度追求所造成的困局,倘若中國依然利用財政政策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就會違反183中全會所說的「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唯有提升自由市場在經濟之中的比例,才是符合現代國家發展脈絡之下的路徑,也正是中共當局所說的「新常態」。但是這個「新常態」的轉型模式,所帶來的經濟成長放緩,能否為目前中國人民所接受?倘若隨著經濟下滑,資本長年來過度集中引發的泡沫化,政權將面臨合法性危機,也就是前現代後極權政權的本質,加上現代性的治理術的調適、轉型失敗,而使中共很可能會崩潰,無法走向已開發國家之進程。

後現代社會的整合難題

中共目前的調適模式,對於其國內仍然有相當的正當性,儘管近年來中國國內社會抗爭不斷增加,每年的維穩經費也逐年上升,大體上尚能維持在一定程度的穩定,但是中共對於港台的政策施力,就顯得欲振乏力,甚至是有極大的負面效果,所謂的「中國因素」,已成為港台公民社會抵抗中國政策工具施力的負面標籤,對於新一代的港台年輕人而言,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選擇問題,才是政治認同的核心。

以台灣的經驗觀之,台灣在民主化後經過20幾年來統獨的論辯,已經形塑出堅實的台灣人認同,並且越來越可以將經濟和身分認同加以切割,這正是後物質社會的特徵,越來越多人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層面的滿足,以及個人性的進步價值,包括廢死、同婚等等,這一點在後太陽花時代的年輕階層非常明顯,國民黨在2014年草率通過的服貿協議,最終遭致太陽花運動的反撲,所謂天然獨一代並不排斥赴中就業,也不排斥和中國來往,但他們的認同是和經濟分離,當中國可以用經濟成長推高國內民眾的認同時,這一套現代性的模式無法套用在台灣身上,當這兩種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發生衝突時,經濟問題反而更會凸顯認同的差異,在台灣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認同是不會隨著商業來往加深而有所融合,台灣優先、民主機制優先已經大於對中國經貿利多的追求。

在香港方面,過去的香港人走務實主義,在港英的治理下,港人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和法治,儘管是有限度的民主,但也是在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民主,因此港人得以切割政治和經濟事務的認同,並習慣將身份認同和政策偏好分開,尤其是經貿政策。但是,在回歸20年後,中港一體化的矛盾越來越深,如今香港人也開始思索認同和經貿發展的問題,任何有關中國對港的經貿政策,即便是在現代性治理下對港有益的政策,也會遭致港人的質疑和反彈,港人對自己做主、港人治港的追求,已經高於中國經貿政策的利多,所謂一國兩制已經完全破產。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多次重申「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關係,並不是分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顯示一國早已高於兩制,1997年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完全破產,原先預期對台灣的示範效應,也變成更加負面的對照,香港人正在思索台灣人當年思考的問題,即可以為了經濟發展,拋棄對自我認同的探尋嗎?以及中共設定的經濟發展框架,中港一體化的進程,真的是香港人想要的模式嗎?中共念茲在茲的「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僅沒有發揮效果,港人看到的只有中國富人和中資的炒房,還有紅色資本的無盡投資,一般民眾並未享受到中共所說的經濟紅利,而在另一個層面,香港已是高度發達的社會,港人要的不是經濟的利多,而是港人自治的承諾,健全民主的體制,實現真正意義的普選。

討論至此,仍須注意到中共政權模式注定與港台等後現代社會不相容之命題,仍然存有悖論,港台社會對於中共政權本質的拒斥,其關鍵仍在於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選擇問題,一旦中共政權能提出一套無設前提的整合方式,展現在文化、娛樂、科技、語言等面向的吸引力,將很有可能提供港台社會一套拋棄「民主/專制」選擇命題的正當性論述,換言之,後現代社會不必然就得繼續擁抱現代化意義下的民主治理模式,這與傳統的民主崩潰論不同,而是後現代社會解構前提,擁抱自我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

結論

就當前的情況觀之,中國治理模式已然跳脫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模型,在經濟發展與治理工具快速現代化的同時,中國政權能仍維持前現代蘇丹主義式的政權本質,並持續透過意識形態教化、民族主義動員,來回應人民的正當性信任問題。而對於維繫政治權力的甄補制度,則包裹在黨國體制與庇蔭網絡之下,呈現高度人治的色彩。

在前現代政權本質的外緣,國家透過現代理性官僚模式的治理,構建了高度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體現在國家對公民社會強而有力的治理能力,包含對經濟政策的調整、社會維穩、言論及身份監控機制的全面提升,創造了中國政權的高度調控彈性。

當中國這樣一個前現代的政權,透過現代化的治理工具,來嘗試治理或投射力量到一個後現代本質的社會時,一個極為複雜且有趣的圖像便呈現出來,具體的案例可從中國因素如何進入香港或台灣社會窺知一二。目前看來,中國式治理模式面對港台社會高度個人主義式的自我認同探詢需求,仍未能提出一套有效的整合機制,換句話說,港台社會對於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訴求,直接掙脫出中國所設定的發展主義框架,這將形成壓力龐大的正當性信任危機。

中國政權儘管目前在中國境內已發展出一套整合調適的機制,但作用在港台社會卻處處可見到整合不良的反作用力,一旦未來中國社會也逐步邁入後物質主義的社會,中國該如何調整其治理模式?中國對港台的治理或力量投射所產生的示範效應,會帶給中國社會正面抑或是負面的影響?倘若中國無法調適,未來中共政權是否會崩潰?

這些問題將涉及中國政權如何將整合的尺度,跨越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不同性質,從目前的狀態觀之,有幾種可能的路徑:

第一、反應式威權、韌性威權的再調適成功:中國成功度過中等收入陷阱,以現代化治理技術逐漸走向已發達國家,並化解前現代政權本質所造成的正當性信任危機。面對步入後物質的中國社會,中共政權必須要持續發展一套整合前現代政權、現代治理與後現代社會的機制,並成功維繫現有的中國模式。

第二、和平轉型至西方現代意義下的民主制度:逐步開放政治自由,中共主動或被動釋出權力,轉型為民主政黨。前現代政權性質瓦解,走向現代化,回歸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範疇。

第三、中國崩潰論,完全轉型失敗:中國經濟轉型失敗,在走入已發達國家前就已泡沫化,因為經濟凋敝引發政治社會的動盪,進而造成中國的解體,現代化治理機制失靈,國家能力大幅消退。第二種崩潰的可能則是中國成功走入後物質社會,但在後物質的中國社會中,依循港台發展的脈絡,難以適應並接受中共目前這一套模式,進而引發政治動盪或革命。

參考閱讀:

  1. 黎安友、施道安,《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左岸文化,2013
  2. 黎安友,《從極權統治到韌性權威: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麗文文化,2007
  3. 裴敏欣著,《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2017
  4. 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5. 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2017
  6.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三聯書店,2017
  7. China's Future ,David Shambaugh, Polity; 1 edition , 2016/03/14.
  8. Taiwan's China Dilemma: Contested Identities and Multiple Interests in Taiwan's Cross-strait Economic Policy, Lin, Syaru Shirley, Stanford Univ Pr, 2016/06/29.

作者  邱亦睿  為政治工作者,許家睿   為國會助理

最近更新: 201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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