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執政，剛過了一週年。美國主流媒體，一般都對這位充滿爭議的總統十分反感。有人預計他可能將在通俄調查中栽跟斗，至少會被指控妨礙司法公，因而面對彈劾危機。有更多人則預測共和黨將在今年底的中期選舉被唾棄川普的選民懲罰，丟失國會多數。

但川普從共和黨初選到大選，表現一直都與專家的預測警告逆向而行，逢關過關地當選總統。最近有民調顯示共和黨在年底選舉的支持度在稅改後大幅改善，亦有民調顯示大選時投了川普的核心工人階級支持者，對其支持仍未減退。[1]

這年底共和黨會否真的在中期選舉大敗、川普會否無法做完任期，真是誰也很難說。不過無論政治人事將如何發展，川執政一年，已經成功改變了華府不少重大政策的取向。這些轉向，其實在華府醞釀多時，現在只是經過川普以更戲劇化和尖銳的方式完成。

川普時代的第一個政策轉向，便是從克林頓起幾任總統擁抱全球自由貿易轉到約制自由貿易。美中貿易，當然首當其衝。川普反對自由貿易，乃是他前年大選的致勝關鍵，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基礎。

誰選出了川普？

2016大選川普贏得選舉人票，全靠幾個中西部老工業區民主黨票倉 -- 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橫跨東部與中西部的賓夕凡尼亞州-- 在這次出乎意外地投向了川普。

選後不少分析發現，令這幾個州從藍轉紅的關鍵，是多個在上兩次或一次選舉都高比數投奧巴馬的所謂“奧巴馬要塞”（Obama Strongholds），這次都轉向川普。後來不少媒體和社會學調查，證實了當年票投左翼奧巴馬，現在票投右翼川普的所謂“奧巴馬-川普選民” （Obama-Trump voters）確實存在。[2]

這次轉投川普的奧巴馬要塞，很多都是傳統工業區，近二十年慘受廠序外移威脅，變成失業遍野。川普的反自由貿易綱領，對這些地區的選民無疑十分吸引。除了“奧巴馬-川普選民”之外，在選舉日因為覺得希拉莉投不下手而留在家裡的民主黨支持者肯定有不少。民主黨初選時，很多大工會的地方分部都支持反對自由貿易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但一直與民主黨建制過從甚密的全國工會領導，卻急不及待地推薦希拉莉，當時引起不少會員不滿。這些工人在選舉日有多少真的出來票投希拉莉，實在成疑。

在上兩次選舉投了奧巴馬，這次投川普或在投票日留在家中被動投川普的選民，肯定不是種族主義者。要理解他們為何支持川普，便要理解過去三十多年美國階級政治的轉化。

川普選民怨恨全球化

1970年代，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工會勢力大漲，成功爭取到工資的持續增長。工資高增長，乃是1970年代通脹危機的根源。當時很多力量強大的工會爭取到工資增長與通脹掛鉤，所以他們並非通脹的最大受害者。但工資高增長卻令企業利潤下降和放貸者實際利息收入下降。面對這一困境，商界便開始力推自由貿易，讓企業更容易到低工資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並容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更容易進入本國市場。這便是1980年代列根開始推動全球化的背景。[3]

傾向商界的共和黨一直支持自由貿易。民主黨因為依賴中西部工業州的工會會員選票，所以一直反對自由貿易。例如在1992年總統選舉，克林頓便以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態出現，主張在每年更新中國享受低關稅最惠國待遇時加入人權條款，如中國人權沒改善，便立刻大幅增加對中國貨的關稅。

但克林頓當選後，即在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強力遊說下180度改變立場，擁抱自由貿易。克林頓在1994年宣布將人權問題與中國最惠國待遇脫鉤，後來更為中國爭取到永久最惠國待遇，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掃清最後障礙。之後美國工序紛紛移到中國。美國製造業崗位消失，工會在1970年代爭取到的工資增長、福利和保障，忽然間化為烏有。

面對收入和地位急速下滑的工人在1990年代末掀起反全球化運。1999年西雅圖世貿會議時的大規模街頭暴力衝突，乃是這個運動的頂峰。但高峰過後，工會運動因為製造業的全面外移而消沉，反抗全球化的聲音也逐漸減弱。本來站在工會一方反對自由貿易的民主黨，也全面擁抱全球化。在2000年代開始，支持自由貿易成了美國主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

曾經是歐美社會中流砥柱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化壓力下，只見到一代比一代的生活更絕望更沒保障，更被主流政黨與媒體拋棄。川普的競選工程，就是看準了這一群有怨無路訴的選民，動員起他們的憤恨。

自由貿易政策的終結

川普當選後，即重用“另右”（Alt Right）白人民族主義運動主將班農（Stephen Bannon），委他為白宮戰略司長（chief strategist），還委任他進入由軍方、外交和情報系統高層組成的機要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班農刻意淡化他的白人民族主義色彩，強調他只是經濟民族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剝奪美國工人的生計。

但川普就任不到三個月，班農便出現失勢的跡象。首先是川普抵不住傳統共和黨人和軍事外交大老的壓力，取消了班農在國安會的席位。同時有人向媒體放風，說川普政府內出身自華爾街的官員，已自成一派，與川普的女婿、猶太裔地產商Jared Kushner結盟，推動繼續擁抱經貿金融全球化的路線。白宮內華爾街派在與班農的鬥爭中佔上風，班農最終在八月下旬被川普開除。

但川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其實一直沒有因為班農離開而真正減退。川普在上任前，已經決定委任Robert Lighthizer為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在美國對外經濟關係有舉足輕重的位置。而Lighthizer，就是從列根時代起，即積極反對自由貿易的代表人物。

在Lighthizer主導下，美國展開了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從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據報美國立場十分強硬，令很多人擔心談判最終會破裂，使北美自由貿易告終。而川普在十一月訪問中國後，亦宣布對多種中國進口貨品徵收反傾銷的懲罰性關稅，更決定與歐洲連成一線，在世貿否定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地位。若世貿判決歐美勝訴，中國不獲自由市場經濟地位，以後歐美便可以輕易針對被指責為傾銷的中國貨品徵收高關稅。

另外，川普與國會共和黨在去年底成功通過的稅改方案，其基本原理，也與復興美國工業經濟有關。這次的減稅方案重點是減企業利得稅。這個改革的假設，就是美國的高利得稅讓大企業不願在美國投資，並將投資與利潤轉移到低稅天堂；因此減稅改革將令很多美國企業從海外回流，逆轉工序外移的長期趨勢。

川普逆轉全球化的政策能否持續，就要看這個政策能否真如承諾般為美國藍領工人帶來更多就業和工資增長了。

美中和諧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

除經貿關係外，美中關係在地緣政治問題上，也正在惡化。川普政府批准台灣巨額軍售案，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又積極推動各種有利台灣、惹毛北京的法案，如允許美國軍艦停靠台灣的《國防授權法》、允許台美軍政高層互訪的《台灣旅行法》。這些動作，每一個都在打破1979年美台斷交之後的各種規範。同時美國的戰機和軍艦經過南海有爭議海域，近年來越加頻繁。

美中矛盾升溫，並非川普一人造成。美中關係的漫長蜜月期，其實在奧巴馬政府後期已經結束。今天外國企業在中國政府大力扶助國有企業下受到越來越大的歧視和擠壓，再加上工資上漲、經濟放緩、外匯管制加緊等因素，原本是中國親善大使的美資企業，對中國市場已經沒有像以前一樣熱情。去年初，中國的美國總商會發表會員調查，當中四分一受訪企業已開始或正計劃撤離中國、三成企業表示中國營商環境正在惡化、八成表示他們已經不再受歡迎。

本來美資企業熱衷在中國擴展業務的考慮，乃是十多年前華府採取與中國親善政策的基礎。1993年剛任總統的克林頓宣布將中國最惠國待遇的續期與人權問題掛鉤，得到工會、南方工業與民意的支持。北京見形勢不妙，即展開大量活動拉攏美國大企業，給予它們實際好處或將來可獲巨大好處的期望，著令它們代北京遊說白宮和國會放棄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

同一時間，北韓在蘇聯瓦解後全面倒向中國，並決心發展核武和長程導彈。中國即利用幫助制止北韓發展大殺傷力武器作為爭取最惠國待遇無條件續期的籌碼。[4]

北京這個一邊拉攏美國大企業，一邊以北韓迫經貿的策略十分成功。1994年中，克林頓政府和國會決定將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鉤。之後的續期，便變成例行公事，直到中國在2001年進入世貿。

可見，後冷戰的美中和諧，建基於北京向美國大企業讓利與北京承諾幫忙制止北韓發展大殺傷力武器。但這兩個基石，今天已經碎裂。

自胡錦濤時代起，中國扶助國企壟斷市場，令很多當年幫中國大力遊說華府的企業吃虧。例如前述的電訊公司與能源公司，現在都已經被中國大國企擠到了一邊。近十年美國國會多番指責中國操控匯率和傾銷產品並威脅立法制裁的議案，背後其實有很多在1990年代曾當中國說客，但後來在中國吃了大虧的大企業在遊說支持。有學者甚至將這個現象叫作美國的“反中企業起義”（anti-China corporate insurgency）。[5] 

另外，時間已經證明北京不是無意便是無力阻止北韓發展核武與長程導彈、暗助北韓。奧巴馬政府在卸任前，公佈中國東北國企違反國際制裁，暗助北韓核計劃的詳情。

1990年代令美中關係和諧的因素現已消失，美中關係惡化已經成勢。美國外交建制內的親華派勢力正在消退,對中國不那麼友善的觀點,正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今年一月，美國國防部發表《國防戰略》報告，表示反恐戰爭隨著伊斯蘭國的陷落而不再是國防重點。今後的國防重點，將會是以各種軍事和軍事以外的手段壓制中俄--特別是中國--作為破壞國際既有秩序、挑戰美國價值和欺壓鄰國的專制力量。

新戰略環境下的台灣抉擇

川普在經貿上和地緣政治上不斷挑戰中國，既有出於他的個人喜好與風格，也有更深遠的結構性原因。長期被全球自由貿易、廠序外移蹂躪的傳統工人階級是川普反全球化政策的社會基礎。美資公司在中國遭到擠壓歧視、華府外交軍事體系中人發現過往依賴中國解決朝鮮核問題的路徑早已行不通。這乃是川普政府在亞洲地緣政治上對中國不客氣的背景。這些新的政策取向，恐怕在川普離任後，也仍會繼續。

現在台灣面對的國際戰略環境，跟第一次綠營執政時的2000年代初大大不同。在小布殊時代，美國忙於反恐戰爭，十分依賴北京幫助華府暫時穩住東亞局勢；其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全面擁抱全球化的政策，也決定了當時華府與北京的親密關係。在當時的環境下，台灣的利益往往成為犧牲品，或起碼得不到華府的高度重視。

今天在美中交惡、競爭加劇的新形勢下，台灣作為中國海洋前沿外華府盟友的角色便顯得特別重要。各種有利台灣的政策和法案，將更容易通過、成真。台灣怎樣小心利用這個新的戰略環境給予的機遇，平衡北京日益凌厲的擠壓，開拓出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與維持兩岸之間的正義與和平，將是對台灣政府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