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後戰爭型態和國際秩序的轉變，國際間衝突已然很少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內衝突。然而，即使衝突的類型和範圍有所變化，對人類和國家安全的危害並未隨之消失。因此，維和部隊的干預常被國際社會當作用來維護和平以及避免大規模人類浩劫的政策手段。在定義上，維和行動包含聯合國主導或非聯合國主導的行動，可由國家單邊發動、聯合國授權，或是由區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主導。在任務內容上，為了因應實務上的需要，聯合國維和部隊任務內容從傳統的維持和平，發展到更多元及整合性的建立和平。不少學者更引用經驗證據指出干預的多種好處，像是任務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有助於有效減少被干預國家內針對平民的暴力 (Bove and Ruggeri 2016)、在內戰後國際干預比國家行為者自己更能建立國家內部的永續和平 (Fortna 2004)、國際干預能有效減少國際和國內衝突 (Fortna 2003)。雖然也有研究指出干預對衝突行為並未有所影響，國際衝突仍會重複發生 (Diehl et al., 1996)，而且，不可否認的是，國際維和部隊的干預行為也帶來許多負面效應，並引起諸多爭議，像是正當性和有效性問題 (Karim and Beardsley 2016)、維和原則和實踐的衝突問題 (Peter 2015)、以及對被干預國人民的非預期性影響等等 (Karim and Beardsley 2016)。
但國際社會並未因此停止使用國際干預，甚至在冷戰後國際干預的個案數量有增加的趨勢。這也使得國際關係學界更為重視發展有關國際維和行為更為嚴謹的理論建構和質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透過回顧當今關於國際維和行為的相關辯論和重要議題，指出現今學界過於重視在維和行動的框架下進行經驗上的個案研究和大樣本分析以評價維和行動的成功或失敗，導致忽略對維和理論本身的政治性進行批判性反省。本文將維和行動定義為一種論述性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特定論述不但限定學者本身的研究問題選擇、思考的角度和面相，論述主導的行動更決定了我們生活的國際政治現實。本文透過女性主義對理論之規範性預設、主張和實踐結果進行批判性探討。本文建議，理論發展不只局限於描述性理論，更應該重視其批判性和規範性的政治本質。本文更指出，未來研究方向不該侷限在維和行為者或學者本身有限經驗建構理論或經驗性研究，更應該重視被干預國內生活之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經驗，以之為基礎思考如何能減少或避免維和行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本文回顧國際關係學界近幾年針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文獻，整理出經驗和理論上不同學者針對維和行動的反省與批判。經驗上，本文將學者的經驗研究分成維和行為對於干預國、干預國內人民、以及干預國本身的正面與負面影響。理論上，本文將批判維和行為的文獻分成女性主義與回歸在地兩類。
一、 維和部隊的正面影響
透過對維和文獻的歷史回顧，Fortna 和 Howard指出，經驗上，維和部隊是極為有效的政策工具 (Fortna and Howard 2008, 284)。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逐漸成熟將研究焦點聚焦在有效性的議題和辯論上。本文從維和定義上的爭議，探討到冷戰時期、後冷戰、和1990後文獻的種種變化。
在定義上，作者們指出概念的多樣性。簡單來說，維和行動一詞指稱派遣國外人員維持和平與安全 (Fortna and Howard 2008, 285)。在1996年的Ghali Report中，傳統定義的維和行動已經不再侷限於維持和平，更加入了強加和平(peace enforcement)的新任務，這代表了當時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之正面影響的樂觀態度。在2000年Brahimi Report中更將維和行動進一步制度化。而實務上的任務內容演進也帶動了學界對維和研究的熱潮，引發學界對特定研究議題的關注，像是維和與和平間的相關性，以及部分維和行動成功和失敗的原因。
諸多經驗研究證實了在國際和國內衝突的個案中，維和行動的確能帶來和平。如果維和行動有利於國際和平與安全，那麼為什麼國際干預的個案仍是少數仍懸而未決。在此問題上，更令人關切的是，誰有權決定派遣維和部隊到何處進行干預。在現今聯合國的制度下，唯有安理會(Security Council)五大常任理事國(Permanent 5, P5)有權決定維和部隊是否發動。只要有一國否決，維和部隊將無法成行。大國間的政治角力和利益決策不但主導了何處需要干預，更決定了干預的型態和手段的選擇權。干預包括武力和非軍事干預。在現今整合性和多面向的維和任務中，武力干預常伴隨建立和平(peacebuilding)的政策實踐。除了人道救援外，更幫助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或地區進行重建，而在當地建立起自由民主國家是建立和平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有些研究也指出民主制度和政治穩定間的正相關性(Strand and Gates 2004)。
儘管實務和學界對於維和行動抱持信心，它在1990s的實踐與失敗引發了許多對於干預的悲觀論調和反省。但這並未讓干預行動停止。2000年後，有許多非聯合國主導的干預行動出現，這代表了國際社會認定以干預手段實踐和平的必要性。而學界也進一步以比較研究探究為何有些例子是成功的，有些是失敗的，識別影響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以求改進日後的行動。而強加和平和建立和平任務的出現並非沒有爭議，例如過度管理(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s)和民主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對當地的混合影響常常成為關注討論的焦點，因這兩者背後的目的是希冀透過建立健全的國家和民主制度實現主權和民主。
不同學者指出維和行動能促進民主，而M. Doyle和N. Sambanis (2006)指出維和行動有助建立最小程度的民主，形成衝突團體的爭端解決的先決條件。
對維和行動負面影響的討論更把被干預對象的利益和其觀點帶回到學界，使維和研究不再停留在干預者本身，或是宏觀研究層次，而是帶動了從微觀層次出發的維和研究，也就是回到人本身思考維和行動的影響。干預者和被干預者兩造所欲往往有所出入。C Clapham (1998)主張，被干預者想要外來資源，而干預者想要解決問題。而且，被干預者又可分成政治菁英和一般民眾，其利益和對維和手段的看法因人而異。
二、 維和部隊的負面影響
1. 和國際社會主權原則相互衝突
儘管國際干預立意良善，但也違反國際社會的主權獨立原則，而主權獨立與互不侵犯，乃是國際社會的根基。如英國學派內部多元主義(pluralism)和團合主義(solidarism)在人道干預規範和原則上的不同主張，反映了正義與秩序不同價值的追求。主張正義至上者，如Nicholas Wheeler(2000)容許追求個人人權的正義凌駕秩序之上，即便是要干涉他國事務。相對地，主張秩序至上者，像是Hedley Bull(2012)則認為保持現狀並維持國際秩序，才是實踐正義的最佳方式。
同樣地，Matja Peter則指出維和行動反映了干預原則與實踐相衝突之處。Brahimi Report和Capstone Doctrine中所建立的干預基本原則是同意(consent)、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和不使用武力(nonuse of force)。然而，這樣的原則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幾大原則並未反映出原則在實踐上的演進。現實是，國際社會演化到從守勢維和行動演進到攻勢維和行動。維持中立已然不可能。而且，由於安理會態度的轉變，聯合國更容易派遣維和部隊前往沒有和平可維持的國家。違反中立和使用武力原則不可避免地引發外溢效應。舉例而言，當維和部隊選擇加入衝突團體的衝突，意味著維和部隊的干預可能引發當地衝突團體反彈(Peter 2015, 362)。而且，由於維和任務演進成整合型的多功能任務，同時進行人道救援、政治和軍事行動。貿然參與維和任務可能導致對援助團體的負面效應(Peter 2015, 363)。最後作者指出，許多對過去維和行動的檢討常常是後設的，只是重申對原則的遵守。但並未反映新的實踐和非預期結果的發生。我們必須要能認知新的維和趨勢，並建立新的原則，以作為未來維和行動的根據(Peter, 2015, 366-67)
2. 干預無助於建立民主條件和緩和衝突
不同學者指出維和行動能促進民主，但也有學者不同意此說法。例如，Gurses M. 和 Mason TD (2008)指出維和行動對民主並無影響。相反地，國際干預不但不能促進民主，反而可能損害民主。在以民主化達到在地永續和平的論述中，常常預設西方國家決定干預的時機和實踐方式的角色。然而，民主制度有其特定的起源、歷史演進、和特徵。將特定的民主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國家而忽略當地的文化、歷史、與脈絡很可能遭到反撲，因為賦予西方國家干預的關鍵角色可能將在的行為者去政治化，且進而排除被干預對象參與干預決策和實踐過程的可能性。在移植民主的過程中，干預者往往只重視在當地建立正式的民主制度和爭端解決機制，但同時也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傳統爭端解決機制調解糾紛的角色(Autesserre 2009)。更有甚者，衝突往往有其演變歷史和起源，衝突可能是結構和過程的以事件方式表現，並非單純局限於衝突團體的利益和理念角力。儘管民主制度有保障法治和人權的好處，但其實踐並不一定將當地社群中的政治領導者納入民主過程中。因此， 民主制度在不同國家的單邊實踐加上對民主本質的忽略可能將在地行為者、他們的背景知識、和傳統衝突解決機制的實踐排除在民主過程成和機制外。
3. 強加民主和國家制度對當地社會和人民的影響
除了去政治化外，維和部隊對當地人民帶來的另一重大影響是性剝削和虐待(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Sabrina Karim和Kyle Beardsley(2016)認為是軍事化男性特質(militarized masculinity)和父權主義(patriarchy)影響了性剝削和虐待的發生。性剝削和虐待包含了許多形式，包括商業性交易、性暴力、以及以性換取食物等行為(Henry 2013, 122)。相較於軍事化男性特質容易導致男性容易養成激進和具有破壞性特質，父權文化則較能解釋何以父權社會相較於非父權社會更容易導致性別歧視和性別不公的情況發生。以往諸多學者主張軍事化男性特質是導致軍人剝削女性的主因，但是此變項無法充分解釋在整合型的維和任務中，除了軍人外，也涉入了許多平民，而平民對被干預國人民的剝削並不亞於軍人，如警察部門，因為他們不但不受軍隊規範拘束，且更容易和當地人民和社群進 一步互動(Karim and Beardsley 2016, 103)。
4. 削弱維和部隊正當性
由於維和部隊不一定保持中立，會視情況介入衝突。選邊站的結果便是被選擇和維和部隊合作的衝突團體正當化，而之外的團體則是被去正當化。Kate Grady(2010)指出，維和行動導致的性剝削和虐待可能削弱聯合國的中立和正當性。結果很可能引來當地交戰團體針對維和部隊的報復行動，不但增加部隊人員執行任務的危險，更可能延長衝突和任務執行的時間和成本。
三、 女性主義的批判
許多女性主義學者則是針對維和行動造成的性別暴力提出嚴正批判。自從2001年以來，陸續有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英國拯救兒童組織(Save the Children UK)、聯合國內部監督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l Oversight Office, OIOS)揭發不同國家維和人員和人道援助工作者對被干預國人民剝削情事。性別暴力的原因可能是原生國家的戰後社會的結構(Ndulo 2009, 130)、貧窮(Save the Children UK 2006)、信任(Ndulo 2009, 146)、受害者和加害者分屬不同法律體系管轄(Ndulo 2009, 158)，以及對維和人員性行為的免責(Zinsstag 2006)。性別暴力的結果可能導致對當地人民，特別是女性，直接和間接的人身傷害。前者例如性剝削和虐待(Karim and Beardsley 2016)、AIDS/HIV和其他性傳染病(Bratt 2002)，後者則包括維和經濟帶動的性產業強化和建立當地性別角色和關係(Jennings 2010)。
女性主義其實並不只批判維和行動本身和其造成的結果，還有理論和概念本身及其預設。Marianne Marchand(2003, 148)指出，性別在三個相關聯的層次上運作:意識形態、身體、以及社會。Laura Sjoberg(2012)指出，性別做為女性主義主要用來批評維和行為的分析工具，定義為:社會建構的期待和結果，在其中個人被視為特定的性別將具備特定的特徵，如男性應具備男性特質，而女性則應具備女性特質。在維和行為的理論中，概念和詞彙常常是去性別化的。和平和人權是兩個普遍常見的維和口號，但可能是帶有性別和種族色彩的。從一方面來說，這些概念是種族化的。對於維和行動的授權和判斷常常是以從西方起源的具有狹隘定義的和平和人權概念為基礎(Kaldor et al. 2007)。要注意的是，這些概念雖然起源於特定地區和歷史時期，但其普世化的色彩使其個殊性埋沒於去歷史和抽象的語言中。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概念常常是性別化的，因為它們是立基於男性主義的安全觀理解之上。女性主義者指出，和平的建立不代表沒有暴力的存在或使用。舉例而言，暴力可能通過排他和邊緣化的方式呈現。"女性軍人在去武裝化、去動員化、和再整合(DDR)的過程中常常是被忽略的，因為她們並不被視為軍人或只被視為隨軍者或反動份子的妻子"(McKay 2004, 154)。Cockburn(2004)則進一步明確指出，暴力和安全是連續性的，且性別暴力並不隨著和平時期的出現而消失，而是可能在戰後以新的形式出現。雖然女性的議題是人權的一部分，但人權相關論述並未特別關注女性和戰時針對女性進行的傷害。Sarah Spencer(2005, 170)宣稱性別暴力是安全和平平的一部分。同樣地，Letitia Anderson (2010, 257)則呼籲我們應嚴正對待性別暴力，因為類似的暴力在某些狀況下可能危害和平與安全。
Marsha Henry(2013)和Laura Zanotti (2008)主張維和任務本身是具有殖民和帝國主義色彩的。Henry認為女性主義常常將批判焦點放在性別間的權力不平等，而忽略了其他權力關係的存在，例如種族。他認為維和行動必須同時考慮性別、地緣政治以及殖民主義(Henry 2013, 124)。維和行動事實上是一種干預國對被干預國教化的政治計畫。另一方面，Zanotti則指出維和行動是一種帝國主義的論述，透過健全的從上到下監督和執行機制，為被干預國貼上混亂之地的標籤並對之進行干預。此外，Carol Harrington更警告雖然性別專家專責處理各種形式的性別暴力，但他們可能是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共謀(2006, 368)。此外，沒有證據支持維和行動可減少整體的性別暴力(2006, 350)。
四、回歸在地之學者對維和行為的批判
對於維和行動的政治性進行的一系列批判思考並不僅侷限在帝國與殖民國身上，而是希望透過對干預與被干預國間權力關係與干預在被干預國當地的實踐結果的反省，將焦點重新帶回被干預的人民主體性與在地脈絡。許多主張維和的在地化的學者，如Ginty和Richmond (2013) 指出干預的結果便是將權力的層級關係、意識形態和利益，以及一些和權力有關的其他因素和認識論視為理所當然。換句話說，干預的出發點並不是被干預國的人民，而是干預者的觀點，在此脈絡下的干預不但脫離在地人民日常生活的經驗，且可能導致我們忘記思考干預國責任和實踐結果的政治性(2013, 768)。同樣地，Severine Autesserre (2009, 249)也指出，衝突後的維和架構是以國際行為者為主體理解的暴力和干預，當地衝突解決的機制可能顯得毫無相關和不正當，從而正常化國際和在的行為者間的權力位階關係。
在地化的文獻更指出在地行為者的主體性和脈絡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和平的多元性實踐。Richmond(2010, 685)主張建立和平不只是國際協助的涉入地點，也是在地人民和權力斡旋、被當權者吸納，以及展現多種形式的抗爭性的地方。換句話說，不同國際維和可能導致將當地人民去政治化:戰後於自由主義維和行動往往將被干預者視為被動和較缺乏主體性的行為者，Richmond認為在地人民是行為者。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則應該作為和平的基礎，而非由上到下由制度和國際行為者單方面決定。
雖然Richmond指出在地行為者和其生活經驗的重要性，但他們如何和權力斡旋，為何只有抗爭性的主體性能被看見而非其他形式等問題，Richmond並未提供解答。事實上，雖然在地行為者的經驗和觀點重要也必須要被納入，但在地行為者並非同質性的團體，而是由許多具有不同生活經驗的人所組成。Elisa Randazzo (2016)對何謂在地和何謂日常生活等概念指出質疑，主張在地主義並不代表不受權力所影響。相反地，將在地人民和其生活經驗作為出發點思考維和行動的正當性和結果可能忽略選擇主義的矛盾(paradox of selectivity)(2016)。Randazzo認為在地主義往往被簡化為對於自由維和行動的回應，例如從上到下轉變成從下到上的途徑，但不一定能夠看見在地行為者間的異質性與權力關係，而正視這些因素決定了只有某些行為者與其主體性能被看見，或是正當的。在地主義無法回答許多和權力相關的問題，例如，為何雖然主體性具有多種形式，但只有抗爭才是主體性的展現?
Michael Barnett(2006)從另一角度切入，批判自由維和行動過於個人化和重視國際行為者而忽視在地行為者。他指出共和式民主能較好地促進公民參與以展現其主體性。然而，儘管在地行為者能透過參與審議發聲，他並未提及是否所有行為者都有公平發聲的可能性。
五、 小結
本文藉由回顧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國際維和行動的不同角度的思考，指出理論所持立場和論述不但限定不同學派學者本身的研究問題選擇、思考的角度和面相，論述主導下的決策行動更決定了我們生活的國際政治現實。雖然大多學者往往批判自由主義的維和行為對於被干預國人民和社會的影響，但不僅是從上到下的維和行動，由單一理論和預設所決定的理論框架也可能限制我們進一步了解維和行動究竟如何對被干預國人民和社會形成負面影響。本文主張學者應不局限於對維和行動影響的經驗性研究，而更應注意對更基本層面的概念和理論預設提出問題。此外，學者更應該在理論之外，回到維和行為影響的對象，也就是干預國人民本身，重視被干預國內生活之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經驗，以之為基礎，審慎思考如何能減少或避免維和行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作者陳麗劦為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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