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南向政策與人才交流目標
由於新南向政策是奠基在以人為本基礎上進行規劃，因此與新南向國家加強雙邊之人才培訓與雙向交流即成為相關部門落實新南向政策重要的工作目標。對此，教育部依「新南向政策綱領」、「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擬定「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106-109年），希冀從充實短期人才及培育長期人才雙管齊下，促進臺灣大專校院開拓與東協及南亞國家的實質教育交流，深化雙方互動及聯盟關係，達成創造互利共贏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願景。該計畫基於「以人為本、雙向交流、資源共享」為願景，推動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之人才互動和交流。而其具體政策目標為，期待從106年至109年間，新南向國家在臺留學/研習人數每年成長20%、到了108學年度時新南向國家在臺留學/研習學生人數達5.8萬人（新南向政策專網，2016）。
臺灣招收國際學生之規定與新南向國家學生來臺求學之人數與發展
基於新南向政策以人為本的政策基礎以及其所強調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雙邊人才之互動與交往的重要性，就此本文進一步地檢視近10年來新南向國家學生來臺留學攻讀學位和短期研修之學生人數的歷年變化情形。從表(一)可知，心南向國家學生近10年來臺留學並以攻讀學位為目的之學生人數逐年穩定成長與上升。2007年時，新南向18國來臺攻讀學位之學生人數為8760人，其中來自東協10國的學生就佔了8341人，比例超過95％、而南亞6國則占了3.8％、紐澳則更僅佔了1.2％的人數比例。由此可知，當時來臺攻讀學位的學生大多來自於東協10國，其中並以馬來西亞之3775位學生最多，而馬來西亞來臺攻讀學位的學生亦佔了該年度新南向國家學生人數的39％、而後四名的國家的則為緬甸、印尼、越南和泰國。10年之後，到了2016年新南向18國共有21882名學生來臺攻讀學位，與10年前相較成長幅度達150％。其中東協10國學生來臺攻讀學位的人數為20779，佔總體18國的95％，此比例與10年前相當、而南亞6國則有1031位學生來臺攻讀學位，佔總體比例的4.7％，較10年前成長了約1％、而紐澳學生來臺攻讀學位的人數則下降至72位，佔總體比例亦進一步下降至0.3％。而2016年時，在新南向18國當中，馬來西亞學生來臺攻讀學位者人數最多，共有12689位，佔總體人數的58％、而另外四名的國家則分別為越南、印尼、泰國與緬甸（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對於東協10國學生的吸引力與競爭力較大、相對下，對於紐澳學生的吸引力則較小。
表一、新南向18國學生來臺留學學位生人數
|
國家/年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
|
學位生 |
||||||||||
|
馬來 西亞 |
3775 |
4106 |
4828 |
5444 |
6039 |
6927 |
8141 |
9925 |
11534 |
12689 |
|
越南 |
873 |
1169 |
1623 |
3442 |
2244 |
2535 |
2568 |
2741 |
2895 |
3165 |
|
印尼 |
1287 |
1353 |
1392 |
2301 |
1677 |
1855 |
2043 |
2345 |
2725 |
3131 |
|
泰國 |
571 |
638 |
659 |
680 |
718 |
725 |
799 |
816 |
768 |
784 |
|
緬甸 |
1582 |
1229 |
994 |
726 |
558 |
433 |
407 |
412 |
467 |
567 |
|
新加坡 |
75 |
84 |
117 |
136 |
158 |
179 |
181 |
199 |
190 |
196 |
|
菲律賓 |
144 |
193 |
200 |
172 |
159 |
178 |
190 |
171 |
174 |
212 |
|
汶萊 |
6 |
7 |
6 |
8 |
11 |
14 |
13 |
16 |
18 |
22 |
|
柬埔寨 |
28 |
17 |
11 |
6 |
7 |
6 |
2 |
2 |
3 |
8 |
|
寮國 |
0 |
0 |
0 |
0 |
1 |
2 |
4 |
4 |
4 |
5 |
|
東協 合計 |
8341 |
8796 |
9830 |
12915 |
11572 |
12854 |
14348 |
16631 |
18778 |
20779 |
|
印度 |
309 |
323 |
342 |
368 |
388 |
439 |
496 |
649 |
804 |
933 |
|
尼泊爾 |
11 |
15 |
16 |
18 |
16 |
21 |
28 |
29 |
34 |
32 |
|
巴基 斯坦 |
2 |
2 |
2 |
3 |
3 |
8 |
14 |
21 |
36 |
34 |
|
斯里蘭卡 |
4 |
5 |
7 |
8 |
5 |
13 |
15 |
15 |
17 |
14 |
|
孟加拉 |
11 |
14 |
16 |
17 |
22 |
22 |
20 |
13 |
15 |
17 |
|
不丹 |
0 |
0 |
0 |
0 |
0 |
0 |
1 |
1 |
1 |
1 |
|
南亞 合計 |
337 |
359 |
383 |
414 |
434 |
503 |
574 |
728 |
907 |
1031 |
|
澳洲 |
45 |
49 |
47 |
39 |
36 |
38 |
27 |
35 |
31 |
42 |
|
紐西蘭 |
37 |
35 |
34 |
29 |
30 |
35 |
34 |
34 |
31 |
30 |
|
紐澳 合計 |
82 |
84 |
81 |
68 |
66 |
73 |
61 |
69 |
62 |
72 |
|
18國總計 |
8760 |
9239 |
10294 |
13397 |
12072 |
13430 |
14983 |
17428 |
19747 |
21882 |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
在非學位生人數方面，新南向18國學生赴臺研修之人數近十年也是逐年增加，2007年時新南向國家學生赴臺研修之非學位生人數為4195人、到了2016年止，人數上升至9649人，成長幅度達130％。以2016年為例馬來西亞學生赴臺研修之非學位生人數最多，約佔新南向18國總人數的35％，其次較多的則是印尼、越南、泰國、新加坡和菲律賓。南亞6國方面，印度學生赴臺進行短期研修的人數最多且佔比也最大、而在紐澳方面，澳洲學生赴臺進行短期研修的人數與比例大幅地超過紐西蘭。順此，從上述的比較可知，新南向國家學生赴臺主要以取得學位為主要目的、另外，無論是來臺留學或短期研修之人數在近十年來皆呈現成長的趨勢。從這個方面來看，臺灣在吸引新南向國家學生來臺留學與研修之「引進來」策略方面之成效顯著。
表二、新南向18國學生來臺研修之非學位生人數
|
國家/年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
|
非學位生 |
||||||||||
|
馬來西亞 |
223 |
173 |
430 |
417 |
2196 |
2563 |
3224 |
3361 |
3412 |
3362 |
|
越南 |
634 |
739 |
1161 |
1917 |
1668 |
1383 |
1065 |
974 |
1148 |
1609 |
|
印尼 |
1243 |
1537 |
901 |
1487 |
898 |
1048 |
1143 |
1214 |
1669 |
1943 |
|
泰國 |
364 |
413 |
509 |
532 |
586 |
721 |
747 |
719 |
713 |
965 |
|
緬甸 |
30 |
6 |
7 |
4 |
7 |
23 |
33 |
76 |
112 |
78 |
|
新加坡 |
83 |
118 |
123 |
159 |
196 |
242 |
425 |
479 |
557 |
434 |
|
菲律賓 |
144 |
169 |
185 |
211 |
314 |
317 |
336 |
395 |
359 |
446 |
|
汶萊 |
1 |
1 |
0 |
1 |
6 |
6 |
12 |
7 |
7 |
15 |
|
柬埔寨 |
8 |
7 |
3 |
0 |
2 |
0 |
2 |
2 |
1 |
2 |
|
寮國 |
0 |
0 |
0 |
3 |
1 |
1 |
0 |
1 |
0 |
1 |
|
東協合計 |
2730 |
3163 |
3319 |
4731 |
5874 |
6304 |
6987 |
7228 |
7978 |
8855 |
|
印度 |
106 |
85 |
96 |
109 |
157 |
149 |
149 |
208 |
339 |
377 |
|
尼泊爾 |
7 |
6 |
5 |
7 |
14 |
14 |
9 |
24 |
20 |
14 |
|
巴基斯坦 |
1 |
1 |
0 |
5 |
3 |
4 |
3 |
2 |
3 |
9 |
|
斯里蘭卡 |
2 |
1 |
1 |
3 |
4 |
5 |
3 |
1 |
1 |
4 |
|
孟加拉 |
0 |
0 |
1 |
4 |
4 |
3 |
2 |
3 |
0 |
1 |
|
不丹 |
5 |
4 |
0 |
2 |
0 |
2 |
5 |
11 |
14 |
8 |
|
南亞合計 |
1211 |
97 |
103 |
130 |
182 |
177 |
171 |
249 |
377 |
413 |
|
澳洲 |
162 |
158 |
212 |
231 |
219 |
233 |
286 |
336 |
376 |
305 |
|
紐西蘭 |
92 |
69 |
40 |
59 |
75 |
63 |
67 |
48 |
72 |
76 |
|
紐澳合計 |
254 |
227 |
252 |
290 |
294 |
296 |
353 |
384 |
448 |
381 |
|
18國總計 |
4195 |
3487 |
3674 |
5151 |
6350 |
6777 |
7511 |
7861 |
8803 |
9649 |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
國際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
根據boyd＆Ellison（2008）對於社群媒體的定義，奠基於Web2.0基礎上之社群媒體主要功能包括使用者可以在資料頁面上建立公開或半公開的個人資料頁面，並且一改過去Web1.0時代網路使用者的匿名性，在社群媒體上用戶彼此之間有機會真正地瞭解對方的真實身份與特質。其次，使用者可以基於自有的人際關係網路在網路空間上具體化和視覺化其好友名單、並且使用者亦可基於好友名單和名單中之成員進行線上乃至於線下之社會互動。對此，社群媒體不僅為使用者開拓了在線上複製或創造與其他使用者進行互動的空間、亦提供了使用者得以透過線上的聚集，將線上之互動人際互動進一步地轉化成線下社會生活中實際互動的可能。換句話說，社群媒體的出現不僅開拓了人們彼此之間社會互動的可能與類型、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更展現了線上與線下社會生活的相互影響與雙向社會互動性，更成為了構築當前人們之日常與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社群媒體的種類繁多，包括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即時通訊軟體（Instant Messaging）、影音分享與串流平臺（Streaming Media）、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以及線上討論平臺（Discussion Platform）等。
在針對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所進行的相關討論中，主要關注的研究焦點在於人們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是否有助於使用者獲取不同類類型的社會資本。對此，雖然當前學術界對於何謂社會資本有著許多不同的定義，但多數學者對於社會資本所共有的概念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鑲嵌於個人際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源，而這種社會資本可以是有形地、亦可以是無形地。且這種鑲嵌於個人人際關係網絡和社會關係上的社會資源，可進一步地提供人們實際生活所用（林南，2007）。由於社會資本是鑲嵌在個人之人際關係網絡而來，因此個人人際關係網絡的特質亦會進一步地影響到個人所能獲取之社會資本類型；對此，Granovetter（1983）依據人們彼此之間互動關係的頻率與密度作為判斷人際關係網絡之類型，其具體的判斷標準包括相處時間（amount of time）、情緒強度（emotional intensity）、親密度（intimacy）以及互惠度（reciprocity）。若個人與他人之人際關係相處時間長、情緒互動強度與親密度高，且彼此的互惠程度也高的話，此種類型之人際關係網絡類型稱為強連結關係（strong ties），而此種人際關係中的網絡成員通常為擁有親密關係的親朋好友與家人之間；另外，若人際關係間的相處時間短、情緒互動與親密度低，且彼此互惠程度也低，則此種人際關係類型則稱為弱連結關係（weak ties），此類型之人際關係成員多屬於日常生活中比較沒有親密接觸的一般性朋友或街坊鄰居等。對此，Granovetter認為不同的人際關係網絡類型會提供不同的網絡資源，在強連帶關係中由於成員彼此間本來就擁有親密的互動，因此成員間較能相互提供情感上的依附與支持之感受、相反地也由於成員彼此間所擁有的生活經驗可能較為類似，因此強連帶人際關係所能提供的新訊息和新知識的功能則相對較弱。另外，在弱連帶關係中，成員彼此間不僅相處之親密度較低、生活經驗亦有可能有較大差距，因此弱連帶關係的成員雖未能提供如強連帶關係的情感依附與支持，但卻較能提供成員新資訊和知識的功能。對此，Putnam（2000）根據人際關係種類的不同也將社會資本的類型分成兩類，分別為黏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此類社會資本所指為人們透過與同質性團體或親朋好友（networks with homogeneous individuals）維持緊密的互動與聯繫，藉以從此人際關係的互動過程中獲得情感的支持與慰藉（Emotional Support and Attachment）；另外，橋接性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則是人們透過拓展和維持與異質性人際關係成員（networks with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s）的互動，此類成員可能為同事、同學、社區鄰居或相同社會和宗教組織會員等，藉此獲得新資訊或知識。另外，在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的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中，留學生一直以來都是研究的重點；順此，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在留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留學生在留學生活中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是否有助於其獲取社會資本等，皆是當前針對國際學生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議題（Antheunis, Vanden Abeele & Kanters, 2015）。
順此，以下本文就國際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對於社會資本獲取、生活適應和劉學學習經驗等各方面之社會生活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進行文獻與研究的梳理和討論。Lin et al. （2011）探討美國國際學生使用臉書之經驗是否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獲取以及留學社會生活的調適和適應問題。該文研究發現，透過臉書的使用國際學生得以有更多的機會同時保持與母國親朋好友以及留學國中不同文化和族群背景之同儕之溝通和交流，而這樣的經驗亦有助於美國的國際學生獲取和累積線上社會資本。Mikal＆Grace （2012）研究發現，國際學生在其留學生活中越常使用社群媒體和母國之親朋好友聯繫者，其在留學國之生活適應情形也越好。其原因即在於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與母國親友保持密集的聯繫和互動，將可有效地協助留學生和母國之親友在網路和線上空間中建立起線上共感（online togetherness）的效果，而這樣的效果不僅可以提供當留學生面臨適應問題時的情感依附與支持效果，也可以進一步地協助國際學生從社群媒體的使用中獲取黏結型社會資本。Rui＆Wang （2015）的研究表示，國際學生若願意使用留學國的社群媒體不僅將有助於國際學生和留學國當地學生進行互動與溝通、亦可進一步地協助國際學生拓展在留學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並據此獲取橋接型社會資本。然而，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對於國際學生而言不一定全然地帶來好處，亦有可能使得國際學生產生文化或生活適應方面的孤立性和邊緣化。Lee et al.（2011）的研究就發現，由於韓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即便到了韓國留學後，其依然維持著在母國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使得韓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但不常與當地學生進行互動與溝通，這樣的母國社群媒體使用習慣亦對於中國大陸學生學習和適應韓國當地文化產生負面影響。另外，更進一步地相關研究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使用社群媒體的行為與經驗對於獲取社會資本產生不一樣的效果。Ji et al.（2010）從文化差異的觀點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會影響到人們的社群媒體使用行為，該文作者將社群媒體使用行為具體地分成為專業搜尋（Expert search）、溝通行為（Communication）、連結行為（Connection）、內容分享（Content sharing）和認同展現（Identity）五類。該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與韓國的社群媒體使用者常透過專業搜尋和連結行為的使用經驗來獲得橋接型和黏結型社會資本、相對地，美國的社群媒體使用者則多是透過溝通的使用行為來獲取黏結型社會資本。
經過上述文獻之梳理，研究者發現當前有關於國際學生和留學生在留學生活中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的探討與相關文獻大多集中在針對美國、英國與澳洲等英語國家之留學使用經驗為主。缺少針對非英語系國家之國際留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進行探討、另外，針對新南向國家學生在臺灣留學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以及其對於社會資本獲取影響的探討更尚未可見。由於，一方面為了補足當前針對新南向國家學生在臺留學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探討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基於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在不同的留學群體、不同的留學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而這種不同的社群媒體使用行為又會進一步地對留學生在留學國獲取社會資本產生不一樣的影響（Sleeman, Lang＆Lemon, 2016）。順此，本文以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為研究對象，藉以探討其在臺留學之日常生活中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以及此經驗對於新南向國家學生獲取社會資本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由於本文欲瞭解，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包括僑生與外籍生），如何安排和使用社群媒體，以及這樣的使用經驗，又會對於在臺灣的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留學日常生活以及社會資本的獲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本文是從在臺灣的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者經驗的角度來探究其使用行為與生活意義建構的內涵。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採取的是質性研究的觀點來進行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在質性研究的方法中，深度訪談法（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不僅是經常被使用的資料蒐集方法，此方法亦被認為能夠有效地蒐集人們的經驗、感受與每天的日常實踐，藉以協助研究者得以更深入地瞭解和勾勒出被研究者隱藏在日常行為與社會生活背後的概念與意義（Branthwaite＆Patterson,2011）。
本文從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進行資料的蒐集以及深度訪談的工作；在受訪者取得方面，研究者是透過滾雪球的方式進行（snowball effect），起先，研究者先是訪談了身邊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再經由受訪者的介紹認識並訪談了其他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在經過了半年的訪談和資料蒐集後，本文共成功地訪談了17位於在臺灣留學與研修的新南向國家學生；其中男性受訪者有10位、女性有7位，另外有13位學生是來臺灣攻讀學位之學位生、而另外4位則是來臺灣進行短期語言學習或交換的學生。在這17位學生當中，有8位來自馬來西亞、3位來自印尼、4位來自越南、1位來自巴基斯坦、1位來自澳洲；而在這17位學生中11位為僑生背景、外籍生則有6位。另外，受訪者中12位為大學部學生、3位為碩士班學生，還有2位為博士班學生；而其所就讀的學生分佈在臺灣北、中、南各個地區。訪談方式方面有6位是面訪、其他11位則是透過Line、Skype、Facebook或其他即時通訊軟體所進行的線上訪談、訪談時間約為1-1.5小時，訪談所使用的語言為中文或英文、另外，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使用錄音筆進行錄音，並且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進一步地將訪談內容擅打成逐字稿作為之後分析之用。在分析方法方面，本文以不斷分析比較法（Constantly Comparative Analysis）作為資料分析策略。研究者在完成線上訪談後，逐一地將訪談內容擅打成逐字稿、並逐字閱讀訪談稿內容，逐行、逐句或段落將其概念化（conceptualizing），並由此萃取出的層次更高的主題概念（themes）進行分析。而在本文分析當中，以代碼P作為代表每一個受訪者在分析時之身份，以達到資料匿名和保障受訪者的目的、若受訪時所使用的語言是英文，則研究者在進行逐字稿之擅打時則會將其進一步地轉譯成中文。
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者從受訪者的訪談逐字稿內容中歸納出在臺灣留學之新南向國家學生日常生活中最常將社群媒體使用在以下三種行為，包括:跨國溝通、資訊蒐集與學習互動、人際關係網絡建立與交流；以下，研究者即依序針對此三種日常社群媒體之使用行為進行分析，並據此探討臺灣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對社會資本獲取的影響。
(一)、留學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實踐:跨國溝通的日常
所有受訪的學生（100％）皆表示，其在臺灣留學與生活的過程中，經常地使用社群媒體和在母國的親朋好友進行聯繫與溝通。透過在留學日常生活中高頻率地實踐跨國溝通行為（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即便他們不在母國，還是可以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和母國親友建立線上共感（online togetherness）的心理感受。例如，受訪者P3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說明了日常生活其如何使用社群媒體和母國的親友保持聯繫與溝通，以及這樣的使用經驗對於其又有什麼樣的生活意義。對此，P3表示:即便我來到臺灣已經3年了，但我還是會維持2星期到1個月打視訊或Line回去一次、平常我跟爸媽彼此就會聊聊生活的近況呀，我也會跟他們分享我在臺灣所經歷的事情或酸甜苦辣的心情感受什麼的，而且我覺得很方便的是因為馬來西亞和臺灣沒有時差，所以我可以很方便的跟家人聯絡（P3訪談資料）。從受訪者P3的使用經驗可知，其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不僅突破時間與地域的限制，更讓移民生活中從事跨國溝通的每日生活實踐（everyday practices of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migrants’ life）變得可能；而使用社群媒體於跨國溝通實踐的過程中不僅充分展現了其低成本與高效率的特色、亦由於其快速連結和溝通的特性展現了即刻連結（instant connectivity）效果（黃厚銘、曹家榮，2015）。換句話說，即便P3目前人身在臺灣，但由於社群媒體提供了快速和即刻連結的效果，因此其依然可以同步地和其親友保持溝通並在社群媒體的平臺上進行情感的互動與交流，據此建立線上共感的心理效果，並據此獲得心理上和情感方面的慰藉和支持的效果（Schroeder, 2016）。另外，來泰國的受訪者P9則因為另一半還留在母國，因此分享了其社群媒體使用經驗與對其日常生活的意義。由於受訪者P9在來臺灣念博士班之前，已經在泰國有了論及婚嫁的女朋友，由於工作的關係所以她目前還沒有辦法一起過來；因此，社群媒體所提供的聯絡即時性，彌補了當前兩人無法見面的問題，其表示: 因為現在我女朋友因為工作的關係還沒有辦法來比利時跟我一起會合，所以我們目前必須要短暫地分隔兩地；但我覺得社群媒體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以前在中國可能因為在一起久了而且也天天見面，所以我們比較不會用社群媒體來天天聯繫。但現在不一樣了，我們可能要大半年或一年才有機會見到面，所以到了比利時之後反而我跟我女朋友天天都會用社群媒體來聯繫或聊天，有時候一天都會聊到1個多小時，有一種重新談戀愛的感覺（受訪者P13訪談資料）。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在臺灣的新南向國家留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一方面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透過維持和母國親朋好友高頻率的交流與互動，社群媒體的即時溝通功能協助了在臺灣的新南向國家留學生能以更為方便和成本更低的方式在其留學的日常生活中執行由社群媒體為基礎的跨國溝通實踐行為（Kraemer,2013）。另外，使用社群媒體之溝通行為和情感支持效果的獲得上亦跨越了時空的限制，且進一步提供使用者即便身處世界各地都還是有家的感覺（feeling at Home worldwide）並且獲得來自家和親友的情感支持與慰藉（Nedelcu,2012）。
(二)、留學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實踐:資訊蒐集與學習互動的日常
在資訊蒐集和學習互動的使用行為方面，受訪者中有13位（76％）的受訪者表示，使用社群媒體於資訊蒐集和學習互動是他們在臺灣留學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使用行為。在資料蒐集方面，來自巴基斯坦的碩士生受訪者P11說明了社群媒體的使用對於其剛來到臺灣時的重要性，受訪者P11表示:像我來自巴基斯坦，在來臺灣之前我根本沒有來過亞洲的經驗，所以我剛開始來真的很不適應，因為我什麼都看不懂也聽不懂，且在我們學校的巴基斯坦學生很少，我也沒機會認識他們。所以這個時候社群媒體就很重要了，我就可以用社群媒體來問其他的臺灣同學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所以我覺得社群媒體對我剛來的時候真的很重要（受訪者P11訪談資料）。受訪者P11的使用經驗不只展現出了社群媒體對於留學生一開始要適應臺灣新的留學生活的重要性，而P11的使用經驗亦與Sin＆Kim（2013）研究發現類似，該文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不僅在國際學生之留學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亦對於留學生蒐集留學國當地之相關資訊有著很大的幫助，包括如何在銀行開戶、健康保險、留學國在地生活等資訊蒐集和獲取有著正面的幫助。另外，來自越南在臺灣攻讀碩士學位的受訪者P7則分享了，其在學校修課時，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對於其日常學習的重要性，受訪者P7表示:像我們所上的同學，每學期的課程都會在臉書上成立修課同學臉書社群，同學不僅會在臉書社群上面討論課程內容，也會在上面分享各自的讀書心得。這對於我一個外國來的學生來說很重要，因為這能夠幫助我更快的了解老師的上課內容、也協助我和其他修課的臺灣同學互動和溝通（受訪者P7訪談資料）。而P7使用社群媒體來協助學習的經驗，亦與Ahern, Feller＆Nagle（2016）的研究發現相似，該文發現國際學生透過臉書學習社團的建立可展現出資訊交換更迅速、課程參與發表機會更公平以及促進學生彼此間互動等多項正面效果。由上述討論可知，在臺灣的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有助於其在臺灣留學時之資訊蒐集和線上學習活動的進行，並可據此促進學生適應和參與在臺灣的日常生活和同儕的互動與學習。
(三)、留學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實踐: 人際網絡建立與交流的日常
在人際網絡之建立與交流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方面，受訪者中有15位（88％）皆共同表示了，他們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不僅協助他們認識與他們來自相同國家的同學、同時也協助了他們認識臺灣的當地學生以及其他外籍學生。這15位受訪者皆指出了臺灣同學在關心外籍學生以及在使用社群媒體與他們進行互動和聯繫的熱情與主動性。例如受訪者P2、P4與P15說到他們的使用經驗時表示:臺灣學生都會很熱情的用社群媒體來跟我們互動和聯繫，臺灣學生不僅會主動加入我們的臉書，平常的時候也會透過臉書或其他社群媒體來關心我們的日常生活，這對我們適應或融入到臺灣的生活和學習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受訪者P2、P4、P15訪談資料）。從上述的訪談資料與使用經驗分享顯示，受訪者透過臉書社群和其他社群媒體的使用成功地促使受訪者將原本不認識之人際網絡中的隱性連結（latent ties）成員得以觸發和激活（activate），並進一步地將其轉變成實際生活中的弱連結人際關係（Haythornthwaite,2002）。換句話說，受訪者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不僅有助於其與其他同學的互動和交流，透過這樣的使用經驗亦協助了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拓展異質性人際關係網絡。另外，從受訪者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可知，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新南向國家學生有了更多的機會和臺灣的學生進行交流和互動、而臺灣的學生亦有了更多的機會和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進行互動和學習。透過彼此間的跨族群溝通（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行為，不僅將有助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們彼此相互了解與認識對方的文化，亦如Lin et al. （2011）的研究發現所述，透過臉書和其他社群媒體的使用國際學生得以有更多的機會與留學國中不同文化和族群背景之同儕之溝通和交流，而這樣的經驗亦有助於國際學生獲取和累積社會資本。
結論與討論
近年來隨著社群媒體的興起，人們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究竟會在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人們的使用經驗又會怎麼樣進一步地影響到使用者的社會生活和社會資本的獲取等議題，一直以來都是社群媒體等相關研究所關注的研究主題。而在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和討論中，大多是集中在針對歐美和英語系國家之國際學生和留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的探討，較少針對非英語系國家留學生之日常使用經驗所進行的探討、更尚未見到針對來臺留學之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與其對於社會資本所可能產生之影響的相關研究。對此，本文為了補足當前研究之不足，以在臺灣留學之新南向國家學生為研究對象，藉以探討社群媒體在這些學生之留學日常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及學生們的使用行為又會如何進一步地影響到其獲取社會資本。本文研究發現，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在其留學之日常生活中最常將社群媒體運用在以下幾個面向中，包括跨國溝通、資訊蒐集與學習互動及人際網絡建立與交流等三個面向。學生透過高頻率跨國溝通的實踐，不僅和在母國的親友建立起「線上共感」之心理感受、更透過高頻率的溝通與互動，學生亦可從此溝通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來自母國親友的情感慰藉與情緒支持。另外，本文研究也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經驗對於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之學生而言，不僅有助於其進行資訊蒐集、亦促進了新南向國家學生與臺灣當地學生的學習互動和跨族群間溝通行為的進行；另外，新南向國家學生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亦協助拓展了學生在臺灣之人際關係網絡。對此，總體而言，本文認為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之社群媒體使用經驗對於獲取黏結型和橋接型社會資本皆有正面的效果。
參考文獻
林南（2007）。社會資本理論與研究簡介。社會科學論叢，1(1)，1-30。[Lin, N. (2007).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Research.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1(1), 1-30.]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2017）。新南向專區。取自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629CC6F403F7402&sms=F42C4CEA6ED95269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Department (2017).The statistical data of New Southbound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629CC6F403F7402&sms=F42C4CEA6ED95269]
黃厚銘、曹家榮（2015）。「流動的」手機： 液態現代性的時空架構與群己關係。新聞學研究，124，39-81。[Huang, A, H-m.＆ Tsao, C, R. (2015).“Mobile” Phones: The Time/Space and Society/Individual in the Liquid Modernit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4, 39-81.]
新南向政策專網（2016）。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取自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cbf0a167-7c9e-4840-ba5b-2d47b5badb00&pageType=SouthPolicy [The website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 (2016).The Policy Program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cbf0a167-7c9e-4840-ba5b-2d47b5badb00&pageType=SouthPolicy]
楊昊（2017）。檢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議程、網絡與挑戰。問題與研究，56(1)，123-143。[Yang, A. H. (2017). Revisiting Taiwan's New Southbound Policy: Agenda, Networks and Challenges. ISSUES & STUDIES, 56(1), 123-143.]
Ahern, L., Feller, J.＆Nagle, T. (2016). Social media as a support for learning in univers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cebook Groups. Journal of Decision Systems, 25(1), 35-49.
boyd, d, m., & Ellison, B., E. (2008).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210–230.
Branthwaite, A, Patterson, S. (2011). The power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4(4), 430–440.
Granovetter, M. (198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Sociological Theory, 1, 201-233.
Haythornthwaite, C. (2002). Strong, Weak, and Latent Ties 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 385–401.
Ji, Y, G., Hwangbo, H, M., Yi, J, -S., Patrick Rau, P. L., Fang, X., & Ling, C. (2010).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6,11-12, 1100-1121.
Kraemer, J. (2013). Friend or Freund: Social Media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in Berl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9(1), 53-77.
Lee, E., Lee, L., & Jang, J. (201q). Internet for the internationals: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motiv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llege adjustmen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14, 433-437.
Lin, J.-H., Peng, W., Kim, M., Kim, S., Y., & LaRose, R. (2013). Social networking and adjustmen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edia & society, 14(3), 421–440.
Mikal, J. P., & Grace, K. (2012). Against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abroad: Viewing Internet use during study abroad as a possible experience enhancement.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6, 287-306.
Nedelcu, M. (2012). Migrants' New Transnational Habitus: Rethinking Migration Through a Cosmopolitan Lens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9), 1339-1356.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1th e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ui, J. R., & Wang, H. (2015).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9, 400-411.
Schroeder, R. (2016). The Globalization of On-Screen Sociability: Social Media and Tethered Together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5626–5643.
Sin, S.-C. J., & Kim, K.-S. (201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The informational valu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5, 107-116.
Sleeman, J., Lang, C., & Lemon, N. (2016). Social Media Challenges and Affordanc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ridges, Boundaries, and Hybrid Spac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5), 391–415.
作者 林顯明 為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