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二十五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的會長，我被學校判了停學一年，不得上訴。

事情始源於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學生會為了記念雨傘革命，將校內的民主牆改名為連儂牆，並把原本十多條煩擾的民主牆規條刪減至三條，鼓勵同學發表自已的言論，擴大言論的自由空間。同時，我們亦相信身為大學生，同學們都應有自覺性，而不是用規條限制什麼是可以説的、什麼是不可説的。一切的目的就是單純地透過連儂牆讓同學謹記雞蛋為了民主、為了公義，而奮起抵抗港共政權的香港歷史，希望同學可以反思現在香港的狀況，在連儂牆上發表和討論。我們本打算維持兩星期試看同學的反應再作檢討和改善，可是最終的結局卻是兩名同學需要進行社會服務、一名同學被即時停學一年，還有一名被即時退學，並終生不會再獲取錄。

人民只會在壓迫下反抗

自上任以來，校方曾威脅過停止協助學生會收取學生會費，亦曾提出收回學生會管理的大樓和房間，更對我們的活動加以審查，處處阻攔。每一次雖然我們據理力爭，但仍未有升級的抗爭行動，希望可以為同學福祉，盡量配合學校，但校方則視學生會為病貓，步步進逼，最後向民主牆伸出魔爪，把我們逼至死角。

 

民主牆改名為連儂牆後， 學生會便在九月二十六日收到教務長來電，表示當天要跟我們開一個臨時會議。為了尊重校方，同時又擔心有特殊情況要處理，於是無論當天的日程有多麼繁忙，我們最終都選擇把一切事宜推辭，跟校方會面。但是意想不到的是，這個會議拉起了一切的序幕。

 

在會議中，學務長表示因學生會改變了民主牆的規條及民主牆的使用方式，所以限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把連儂牆拆下來。我當時感到十分奇怪，只因我曾詢問過歷屆的學生會成員，他們均表示學生會擁有民主牆的絕對管理權，民主牆規條的制定及修訂，自然也是由學生會負責。既然如此，在是次事件中，為什麼自己修改訂下的規條突然要學校恩准呢？至於我們被指改變了民主牆的用途更是令我摸不着頭腦。以前的民主牆也不過是學生會的告示板，是後來才由學生會自行決定改變其用途，供同學作為發表言論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民主牆和連儂牆除了名字相異以外，性質和用法就跟以往沒有分別，又何來有改變其用途之說？然而，校方對所有疑點所存在的態度是：現在不是跟你理論，我們只是「通知」你們，還有民主牆不是給你們寫上敏感字眼的地方（當時有香港獨立的字眼在連儂牆上），而是用作學術討論。

 

會議的內容就是那麼直接而粗暴，面對突然其來的「通知」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以歪理掩蓋打壓言論自由的意圖，我等絕不妥協。

 

為了守護大學應有的核心價值

 

九月二十九日凌晨時分，有同學拍下學校保安將連儂牆拆毀並蓋上鮮紅色的畫紙一幕。當我回到學校後，見到染紅的「民主牆」上張貼着校方告示：民主牆已經不再由學生會管理，而是交給理工大學學生事務處管轄。所謂在學校的管轄，就是每當有同學嘗試在紅紙上貼上評論，但第二天的凌晨又會有保安把評論字條拆下，並換上新的紅紙。自從民主牆被「染紅」後，同學唯一自由表達聲音的平台都被破壞，面對強權對待學生權益和學生會的管理，將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踐踏於地，這種有違大學之道的做法，讓我意識到這個牆，我一定要死守到底，要不然這間大學只會崩壞下去。

 

在九月二十九日起，學生會開始在牆上掛起黑布，並把其他學生會管理的報告板換上黑紙，每天在校內數個地點設立街站，向同學講述事情源由，我們又收集同學和學生組織的簽名 （最終有4000多個簽名和50多個學生組織聯署），同時學生會也張貼大字報要求學方清楚交代拆毀民主牆的因由，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答覆。可是過了一個星期，就算我們再多次給電郵校方，也完全收到任何回應。面對校方對學生訴求的無視，我們無法讓事情拖延而消耗下去，無奈之下只能直接找校方高層討一個合理的説法。

 

十月四日，一眾學生為了捍衛大學的聲譽，無奈下靠著碰碰運氣的心態走上我校的「李嘉誠樓」（即行政大樓），希望透過直接會面能讓事情有所進展。我們到達行政大樓的十七樓，本是希望透過秘書通傳負責相關決定的高層前來跟我們商討，但等待過後，校方卻派了物業管理的高級保安打發我們。隨後我們再請高級保安直接往十八樓（即校長室）通傳，希望校方不要再躲避學生，高級保安也答允我們很快就會有人下來與我們見面，於是我們便再次等待。可是再一次令我們感到失望的是，校方根本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安排任何高層人員前來跟我們商討，所看見的，只是一個個高層人員在十八樓的後樓梯偷偷離開的一幕。眼見如此，我們也管不了保安的阻撓而直接往十八樓走上去，但那時候高層人員都差不多走光了，就剩下一個代理副校長和學務長來不及離開。我們心急如焚，希望兩位還沒離開的校方高層可以代為向我們解釋清楚狀況，但他們只是不停帶我們「遊花園」，最終還是沒有給出一個答案。

 

因為這一天，暴風雨開始無聲無息地向我們來襲

 

十月四日，我們再次向校方邀請出席公開論壇，可是再一次了無音訊。最後，在十月五日，我和學生會評議會的主席宣布絕食明志，以表對捍衛民主牆的決心。縱然在絕食四十四小時後，校長終於願意歸還民主牆的管理權於學生會，可是在這四十四小時內，不單沒有任何一位校方高層來過與絕食的學生見面，更可笑的是因爲一些校園活動，校方竟放置爆谷機(編注:爆米花機)和棉花糖機在絕食學生身邊。從那時開始，我已經不單是因為學生會不被尊重而失望，更是對一眾辦學的高層之人性有嚴重的質疑，我從未想過，學生可以完全不被他們放在眼裏。

 

威權時代下的犧牲往往是反抗者的結局

 

本以為民主牆運動會在學生會取回民主牆管理權後便會結束，但這卻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校方指出我（學生會會長）、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校董會學生代表和一名碩士生，因受到理工大學的物業管理處投訴，指責我們十月四日在「李嘉誠樓」的行為失當，違反校規，所以決定將案件轉交至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所觸犯的條例包括：（1）誹謗、襲擊或毆打大學教職員（2）拒絕遵守由相關人員的指令並因而影響其教學、學習、研究或處理大學行政事宜（3）進行任何有損大學聲譽的行為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們四位學生在收到通知後，便諮詢了法律意見遞交了一份書面自辯給學生紀律委員會。我本是學生紀律委員會的必然學生代表成員，但由於是次案件跟我有直接利益衝突的關係，所以我必須避席。可是以我一直以來對學生紀律委員會的了解，該組織就是由一眾不同學系的教授組成，當中沒有律師，處事欠缺透明度及專業性。直到一月二十三日，四名學生被召開紀律聆訊會議，需要單獨地會見校方，但內容都是沒有太大分別，就是一開始假定一眾學生有罪，直接打斷學生的辯解，並表示委員會不會把行動背後的誘因視為做法對與錯的因素，只是針對我們當時的態度是否「恰當」。校方當時直接查問我們覺不覺得自己做錯、有沒有後悔及會不會道歉，更用一些奇怪的比喻來形容我們的行為，例如：金庫着火了，就算是幫忙救火，進去了都是不對的。整個過程中不曾拿出過我們任何違規的證據，也沒有提及過我們的書面自辯，更是談不上法理依據，一切都是「認為」我們有錯就是有錯。

 

二月二十八日，我屆學生會卸任 。

 

三月一日，便是暴風的到來。

 

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悅婷被判 - 社會服務令60小時。

 

學生校董李傲然被判 - 社會服務令120小時。

 

學生會會長林穎恒被勒令 - 即時停學一年。

 

碩士生何俊謙被勒令 - 退學並永不錄取。

 

一切為最終判決，不得上訴。

 

我確實知道我們當時對待校方人員的態度並不友善、聲音大、指手畫腳，但我們從沒有如校方所說般：誹謗、襲擊或毆打任何大學教職員，而我們所作的一切也只是單純地為了我校的聲譽，希望言論和學術自由能得到保障。可是，最後校方為了做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就在缺乏實際證據和解釋的情況下，不惜開創先例重判了四名學生，在我校和整個學屆散播一場永不驅散的白色恐怖，告誡往後的學生不能違背校方的意願，因為在威權統治下，當權者就是有能力清除異已、清除一切不穩定因素。我本以為這些只會發生在極權國家，想不到極權的不一定是國家，也可以是一間失去辦學理念的學校，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切是何其的荒謬和不仁。最後，事件就在四名學生在模糊不清的指控下，面對處罰而結束。

 

黎明到來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

 

在民主牆運動上，我幾乎沒有後悔過做任何的行動和決定，唯一可能令自己感到後悔的，就是行動影響了其他同學令他們要一起被罰，進行社會服務令甚至被退學及永不錄取。理大高層利用我們四人的判決為踏腳石，散播白色恐怖，創造極壞的先例，影響的不只是我們四人，更是未來的一眾莘莘學子，比起這些，停學一年又算什麼。

不論是理工大學的學生，還是其他院校的學生會，甚至是香港人或是台灣人也好，在這個時代，當權者往往用恐懼蠶食我們，由審查大家的言論及行為到開始讓大家會自我審查，使我們一步步地變成受他們掌控的棋子、變成一個只會賺錢的機器人。如果你不想成為一個被操控的人，希望你可以相信內心的一道光，相信自己珍而重之的信念和價值，不會為了迎合時代而放棄它。只要大家堅持和忍耐，好好裝備自己，總有一天，每個人自身的光芒定能相交一起，創造出屬於我們的黎明，我是這相信的，亦因爲相信，所以我無畏無懼。

作者   林穎恒   為第二十五屆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