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台港兩地各自歷經了當代政治與社會的重要分水嶺，其影響將延續整個世代。在台灣，自從2014年3月18日年輕學生與市民史無前例的佔領立法院、稍後甚至衝擊行政院，延續24日的「太陽花運動」不但促使台灣社會警醒「中國因素」對民主的傷害、實質而具體的審視兩岸經貿互動與各項協議所帶來的影響，更在2017年的法庭判決中首次引用「公民不服從」(civic disobedience) 宣判被告無罪，甚至在2019年的判決中以當時警方執法逾越「比例原則」，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政治上它不但在當時影響了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的執政、加速其在縣市長選舉(2014)與總統大選(2016)中的潰敗，以致在2016年讓民進黨實現首次總統與國會的「完全執政」，完成台灣民主化以來的第三次政黨輪替；在社會上也催生出年輕的「太陽花世代」陸續投入基層政治與選舉；更有所謂的「天然獨」之說，鞏固了以台灣為核心的文化認同。
受「太陽花運動」所影響，香港的大專學生組織學聯宣布要在2014年7月1日提前「佔中」進行公民抗命，要求公民提名，最後有511人因留守被警方抬走清場。隨後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通過的關於特首普選問題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簡稱「831決定」)，企圖以控制提名權以及實質任命權的方式，「百分百」確保所謂的「普選」不會出現令北京意外與尷尬的結果。「831決定」使部分原先立場溫和、傾向溝通的民主派人士大失所望，從此走上對抗北京的道路，也正式宣告1980年代以降經歷過渡期與九七主權移交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回歸」(派)路線畫上休止符。如果說當代的美國中國研究專家集體誤判了中國的崛起與發展，中國並不如現代化理論的範式預言般走上西方式的開放與民主；而其實在中國一隅的香港人何嘗不是在沒有太多的選擇之下集體誤信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天真的以為北京會信守承諾、尊重差異? 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在2014年9月28日石破天驚的展開，87枚催淚彈說明這個缺乏正當性(legitimacy)又罔顧民意的特區政府意圖以暴力來進行管治。
2019年6月9日迄今已經歷時超過半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反送中」)中的警暴以及社會撕裂，其實早在「雨傘運動」中已見端倪，香港「淪陷」的痛苦，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雨傘運動」後的香港社會目睹了本土主義的持續發展，包括青年本土派政治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的成立(2015年1月)、各區的反水貨客衝擊事件、學聯首次拒絕參與六四燭光晚會(2015年6月)、政治素人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2015年11月)、香港民主進步黨成立(2015年12月)等。2016年2月9日的旺角警民衝突象徵了勇武抗爭與港獨主張獲得了一定民意的支持，本土主義從一種次文化正式走向公共領域，自決的呼聲四起甚至對傳統民主派與建制派都構成有力的挑戰。香港民族黨的成立(2016年3月) 表明不會承認《基本法》，標誌港獨從言論走向行動；同年4月更有學者集體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訴求「內部自決」、主體意識與政治革新等主張。6月，政黨香港眾志正式主張以「二次前途問題」為核心，透過具憲制效力的前途公投進行政治議程的討論。9月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取得19%的得票率，約40萬選民支持。
作為反擊，北京不但繼續扶持台灣的親中政黨與政治人物，更利用其經濟實力「收買」台灣，包括觀光統戰下的經濟依賴，以及《惠台31條》(2018)與《惠台26條》(2019)等措施，甚至在2019年1月拋出「習五條」，首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在香港，則透過要求候選人簽署確認書的政治篩選方式排除異見人士的參選，並且以入出境管制限制來港的人士，更聯合本地社團與中資機構啟動輿論機器重建一國兩制的論述，在校園內外致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畫下紅線大力批評港獨。2017年6月，中國外交部更指《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在強調「全面管治權」之下，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民主發展一度陷入低潮，轉而強調向下扎根社區以及向國際尋求支持。
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本專書即從台港兩地的政治、社會運動、媒體、跨境經濟、法治與教育等多個層面邀請學者專家就太陽花與雨傘運動後至今的台港情勢與民主挑戰做出討論。
在台灣政治方面，2014年太陽花運動後國民黨失去政權，而民進黨則在蔡英文領軍下在2016年大選中取得了行政與立法部門的首次完全執政，儘管如此，民進黨政府卻遭遇嚴峻的內政與兩岸關係挑戰。在此背景之下，林濁水(第一章)縱向的從戰後至今歷史的角度，以及橫向的中美貿易戰爭端，仔細地爬梳了整個反送中抗爭的前因與當前發展，他認為目前兩岸三地面臨官方建構的想像共同體與民眾實體生活共同體之間斷裂的現象，形成價值觀落差極大的三個共同體，他因此期待一個「理性合理的法政經濟秩序」。
在香港政治發展方面，王岸然(第二章)清楚地回顧與分析了香港本土派的前世今生。自2007年的青年「本土行動」所發起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至2015年首次參與區議會選舉，到2019年的「夏日風暴」(作者語) 社會運動，香港的本土派的派別與屬性各異，但是在政治上逐漸產生影響力。香港本土派的發展過程極具動態與泛民主派也存在競爭與合作的關係，王岸然認為今後北京會加強警惕並且務實的調整對香港各派的政策 (特別是「拉一派打一派」)，然而香港人距離真正的民主仍然遙遠。
在台灣的社會運動方面，何明修(第三章)分析2016年以降社運團體與民進黨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聚焦《勞基法》關於工時與休假的修法、同性伴侶婚姻平權、落實非核家園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界定的土地正義等四項議題，持平地探討其為何引發爭議與反彈。他清楚地指出蔡英文政府執政時的消極應對、矛盾反覆等處理不當，有時成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團體之間衝突的原因，更深化了民眾的焦慮。改革並不容易，許多時候充滿曲折與妥協，敏感而困難的議題尤其如此，一個具廣泛性的社會聯盟因此重要。
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方面，鄧鍵一(第四章)對比雨傘運動並透過現場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了「反送中」運動中「無大台」的宏觀背景與六項特徵，包括自發動員的政治文化(有組織發起者但是無領導者)、運動領袖角色的轉變、沒有明顯的抗爭策略路線分歧、共同體情感所鞏固的抗爭升級 (卻也自我約束)、網路平台的橫向統籌與策略創新等。在特區政府沒有妥善回應民意下，「無大台」將令更多示威者參與激烈的抗爭，甚至產生不斷惡化的狀況與後果。
在台灣的媒體部分，在中國因素的影響與滲透之下傳媒「染紅」也備受各方關注。王立(第五章)探討中國滲透媒體的案例 (包括旺旺集團收購中時集團、併購「中嘉案」爭議等)，顯示北京利用台灣的民主體制透過資金直接與間接地影響媒體的報導方向與人事安排，以作為統戰的工具與宣傳的武器。作者亦批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認為其態度保守、被動，對於危害民主、影響政治的假新聞的散佈缺乏遏止力。王立因此認為應該進行「廣電三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修法，並強化相關部會的執法以及民眾的意識，以回應目前的困境。
在香港的媒體部分，1997年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內涵歷經了劇烈的變動，楊建興(第六章)藉由具體的言論審查事件(例如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演講事件、文化機構大館邀請海外流亡作家馬建演講事件、異見藝術家巴丟草取消在港展覽事件，以及由中聯辦所控制的三聯書店企圖就書籍內容施壓作者等)，討論緊縮與消失中的新聞與出版自由。他認為囿於中港兩地巨大的文化與制度差異，當年不少港人在別無選擇之下接受「一國兩制」，如今現實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急速變形滑向「一國一制」，港人唯有反抗才能保衛自由香港。
論述可以影響民眾的主觀認知與政治行為，在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鄭祖邦(第七章)以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為框架，拆解分析了當前主要政黨的論述，他主張不論是「兩岸和平論述」(反台獨) 或「經濟發展論述」(拚經濟)等僵固的二元對立框架都容易成為一種反民主論述，簡化與空洞化對重要議題的思考，甚至弱化反思能力。他提醒「模糊化的策略在長期經濟利益的獲取上是值得懷疑的，反而很快就會對台灣自身民主的發展予以否定」，因此強調民主化與本土化應該並行不悖，也應該抓緊民主深化的契機。
面對北京透過大灣區等經濟整合計畫，以及跨境人口移動逐步消弭中港邊界、將香港進一步融入中國的政經格局中將帶來甚麼機遇與挑戰? 林前(第八章)認為大灣區將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提高中國的創科發展、打造「創科共同體」，彷彿區域版的《中國製造2025》，扮演融資、「白手套」和「試驗地」等重要角色；大灣區也預示一種新的跨境治理架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此種「小組治港2.0 模式」將進一步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最後，是藉此強化青年工作、促進人心回歸，但是成效卻仍舊成疑。
香港的法治在「後雨傘時期」淪為「威權法治」，戴耀廷(第九章)認為北京及其特區政府代理人首先藉由搶奪法治的話語權，以「法律與秩序」為名扭曲法治的公義原則；強調《中國憲法》在香港憲制秩序的凌駕性以打壓政治異見者；甚至藉由幾乎不受任何制約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常態性釋法影響香港法院的裁決。以《國歌條例》草案和選舉主任越權褫奪參選人資格等為例，戴耀廷指出當前的「威權法治」使法律淪為當權者打壓反對聲音的工具，如今唯有法官的醒覺與勇氣才能維護香港的法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抗爭者也會繼續對抗倒退的「威權法治」。
在教育方面，李華(第十章)探討了中國在其境內(新疆、西藏)與境外(香港、澳大利亞、台灣等地)的教育統戰，他認為這種細雨滴潤的統戰特點是在北京的操控下透過美化與片面的教材進行具隱蔽性的洗腦教育，除了淡化政治意味，海外的教育機構因為資源與名聲的考量也頗多積極地與中國官方聯繫。此外，教育統戰也具有高度的組織協同性，配合大規模的經費進行「大統戰」；最後長期向年輕一代培養愛國主義教育，以期產生更多海內外「小粉紅」，教育作為銳實力 (sharp power)的一環需要各國政府積極的應對。
黃偉國(第11章)將焦點轉往香港的高等教育，藉由分析鍾庭耀民調事件(2000)、打壓浸會大學職工會事件、雨傘運動後的白色恐怖等四個具體案例，顯示早已有大學管理層主動淪為「政治尋租者」，不僅打壓校內工會、意圖製造白色恐怖，甚至採取裡應外合的方式保持被動與沉默，嚴重影響院校自主。黃偉國指責大專院校管理層在北京的壓力下如今已經變成反民主及學術自由的打手，使學術自由淪為空泛的宣傳口號，而關鍵因素是校內缺乏制衡及督促大學管理層正視捍衛學術自由的力量。
於總結部分，在「亡國感」危機意識的籠罩下作為太陽花世代的黃守達(第12章)討論台灣民主與主權的前路。他認為此刻的台灣並沒有樂觀的資格，而「唯有戰鬥才能對抗中國及其代理人的全面入侵」，我們因此不應該低估台灣青年參政的意義，因為這是屬於台灣青年的無大台運動。台灣跨黨派的青年更關注社會上的進步議題與台港的情勢，他們試圖克服世代間的落差，以行動帶領台灣找到出路。葉健民認為目前的「反送中」抗爭已經一掃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失敗主義情緒，不論結果成敗，已經鼓舞了世界上為威權所壓迫的抗爭者；抗爭同時也開啟了「二度回歸」的歷程，香港人必須要放棄天真、認真地思考如何面對中國與之生存相處，在葉健民看來這是香港人的共業。
結論
過去幾年，台港兩地官方的形式互動出現前所未有的低潮，包括光華新聞中心主任與駐港辦事處處長在內的代表遲遲因為工作簽證問題無法履任，其中來自北京的干預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幸而在兩地公民社會的互動上雖然也遇到阻礙卻能夠突破障礙，強化兩地進一步理解與攜手同行。在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不論就境內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公民社會的打壓，或是針對境外以「一帶一路」為名投射更強大的中國政經與文化影響力，均讓人不可忽視中國對全球民主與世界局勢的衝擊，中國作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參與者與受益者，卻也是逆自由與開放最主要的干預者，局勢難以樂觀。在地緣政治上，以中美貿易戰所構成的「新冷戰」環境中，作為東亞邊陲與的帝國夾縫中的台港兩地，更是難以逃避中國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展望將來，北京勢將加緊對香港的全面控制，同時在國際社會中繼續否定台灣的主權與國家性。情勢發展令人焦慮，我們卻沒有悲觀的權利，更別無選擇的必須勇敢直面、拒絕失敗主義，為一切可能的狀況預做準備，並且密切關注中國國內的情勢變化，這不僅是制度的選取、更是價值的選擇，是維護自由與生活方式的不得不然，而本書就是來自中港台三地不同背景專業的作者針對太陽花與傘運後的台港民主挑戰所做的最新思考與親歷證言。
作者 葉國豪 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