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邊看中國
中國思想史學者葛兆光在《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中說他從2006認真投入「從周邊看中國」的探討，如今的觀點是，以強大武力征服建立起來的大清，把不同制度文化族群納入一個大帝國中，結果要依現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的概念來界定中國，就滋生了「種種困境」；不只如此，國共政權先後繼承了帝國版圖，並「以傳統中國的大一統觀念，努力維持這個內部族與文化相當複雜的國家。」「在經由條約建立獨立主權平等外交和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現代，傳統對外的朝貢體系已經崩潰，對內羈縻/自治策略也往往遭遇挑戰。」麻煩多多。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年出版之時，正值中國和左鄰右舍海域緊張持續升高，中國軍機軍艦繞台頻率增加之際。一年後中美貿易大戰爆發，全球經濟劇烈動盪，中美之間，軍威展示互別苗頭，雙方價值觀、世界秩序的立場全面針鋒相對；再一年，緊張强烈波及台灣，張忠謀憂心忡忡於世界局已一步步落向「修昔底德霸權爭戰陷阱」而「台積電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策略家必爭之地」，在這同時，香港反送中運動登場，馬上和各地烽火，各處風雲相激相蕩不可收拾。10月中共19屆四中全會決議對港澳加強管制，習近平定調香港發生暴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最緊迫任務。香港衝突應聲升高，煙焇迷漫火光四起，已進入進準六四或準二二八的恐怖狀態，難以想像其下一步的發展。
依現行法律，香港不能把在境外的台灣或中國犯了罪的香港人引渡出境接受審判，陳同佳案的僵局發生後，香港政府修逃犯條例，讓香港可以把逃犯送台，也一併讓將來嫌犯可以送中。嫌犯送台香港人肯定，但是嫌犯送中的計劃香港人強烈反彈，反送中運動於焉爆發。
這樣，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引渡事件居然令香港天翻地覆，還強烈衝擊到中台兩方，中美之戰也因此添柴加火，舉世瞠目結舌。在這同時，中國整個內部，尤其是維吾爾族的人權遭遇也一併被提出來韃伐。蝴蝶效應之強之廣真是離奇。
港、台、中引渡關係高度扭曲亂成一團
葛兆光說宋與明兩個朝代，國家疆域、政治制度、文化風俗上都很中國，國家統一和國家統合間沒太大的矛盾。換句話說，雖然當時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體制還沒登上人類歷史舞台，但是中國之內和中國之外的「內外之際」算是淸楚的。不過兩個共和國先後繼承了多民族帝國大清的疆域後，中國之界定，就有了複雜的麻煩，「內外之際」就出了問題，形成了中華帝國「核心穩定，邊緣模糊。」的特色。[1]
為了保障雙方往來法秩序，常態是不同國家或不同法域間彼此簽署條約、協議建立司法互助和罪犯引渡制度。如今台、港、中都分別和許多國家簽了可以進行罪犯的引渡跨境的刑事犯的條約、協議。例如中國方面，已經和75個國家簽署司法協助協定，55個國家簽署引渡條約，當中37項已經生效。
香港方面，97回歸前已經和近百個國家、地區有引渡安排，不過因為回歸而失效，但是也重新和20國簽訂了引渡協議。因為涉及國家主權，簽的叫協議不叫條約，而且不叫「引渡」叫怪怪的「移交逃犯」；香港97簽協議前，先起草全新的《逃犯條例》，做為基本規範，其中列有「不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條文，就是這條文，成了今天送中風暴的引信。
另外，台灣，和10 國有引渡條約，另外3國有移交受刑人協議。
至於台、港、中三方兩兩之間，引渡機制建立的情形最是扭曲詭異，不合邏輯：
一、港台由於都屬自由法治的體制，這樣性質的兩個地方本來最容易彼此間建立司法互助和引渡制度的，但是在現實上要簽約簽協議困難重重。
二、中港台三者間最早簽署引渡或罪犯遣送協議的是台、中之間，這有3怪。
1.刑事犯的引渡遣送是國家主權的行為，它又涉及到人權保障爭議，所以依台灣的例子，和台灣有引渡條約的10國有9個是有邦交但民間往來很少的迷你小國，相反的和台灣往來非常密切的大國，因為不承認台灣是主權國家，所以彼此簽不成引渡條約。然而在中、港、台三者間最早簽有引渡之實的罪犯遣送協議的反而居然是主權爭議到現在還沒完沒了的台灣和中國，邏輯上極怪。
2.人權觀念的落差，也往往使引渡協議難以達成，但體制在民主自由精神上最格格不入的台灣和中國之間卻也簽署了。
3.引渡協議高主權意涵高人權相關性，卻由名義上「去主權意涵」的兩岸兩個非政府組織簽署，最早由紅十字會簽，然後換成海基海協兩會簽。這怪象難倒了法律學者，如何自圓其理，眾説紛云地提了一些非得創新不可的論述。[2]只是論述再堂皇再創新，本質上卻不過為了掩飾兩會是公權機關其實，民間組織其名的現實，以及雙方不得不默認各有主權其實，卻必須公開否認其表的現象而已。
三、引渡制度的建立牽涉到主權承認問題，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港兩個法域中的最高法，雙方又都承認香港對轄區內擁有終審權，所以依中國立場，港中之間既沒有主權爭議，人流又極度頻繁，商業往來極為緊密，[3]因此兩個法域之間的罪犯遣送制度的建立既有必要按理也沒有困難，但是現實上卻沒有建立。
三、從中國看香港：
由於中、港間沒有正規的引渡協議，後遺症很大。多年來的作法，是中方透過國際刑警組織或其他非正式管道移交香港被通緝的逃犯，但是香港卻在移交中國的通揖犯上儘量推三阻四，令中方很火大。因此許多中方人士眼中，香港甚至是「逃犯天堂」。
由於台港間同樣沒有正規的引渡制度，於是陳同佳引渡爭議時，民進黨政府駡香港是「逃犯天堂」，而國民黨駡自己政府把台灣變成「逃犯天堂」，大家吵成一團的怪事。
在陳同佳案發後，一開始，台灣強烈站在司法主權立場，要求香港把罪犯「送台」，但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中港、台港間沒有正規的罪犯遣送制度，她說沒有制度是「法律漏洞」，為了補漏洞，所以她提案要修改罪犯條例。一開始，台灣政府對香港修法的說法很肯定。2019年2月13日台灣法務部肯定香港保安局修訂條例防堵漏洞的提議說樂見其成。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902130243.aspx
不料香港修改逃犯條例的作法很快激發出香港反送中運動，台灣政府跟著改變立場，強硬地說不會在《逃犯條例》修法前提下與港府協商；即使修法通過，在港國人被送中威脅沒有排除前，政府不會同意港方所提個案移交，台灣甚至警告可能發布香港旅遊警示。https://www.hk01.com/政情/327281/逃犯條例-陸委會-修例威脅未除-通過後亦不移交陳同佳
陳同佳洗錢罪香港刑期10月23日屆滿前夕，18日陳的牧師宣布已致函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願意香港服刑完畢後到台灣自首受審。在此之前，台灣方面強調曾一再要求香港引渡到台灣接受審判，但是都沒得到正面回應，現在特首林鄭宣布已致函台灣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並說香港將提供台灣合法及合理的協助，負責偵辦的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回應，陳同佳只要入境台灣，當局便可立即逮捕偵辦。
從宣布撤銷修法，再到讓嫌犯到台灣投案，港府實質認了錯並退讓了，林鄭月娥並因此如肆重擔地說陳同佳計劃自首「是一個令人釋懷和寬心的結局」；但是台灣朝野藍白綠卻都不這樣看，陸委會、法務部都改變立場而拒絕接受陳同佳投案，呼籲香港政府繼續扣押並追訴其殺人罪，同時指責香港刻意放棄司法管轄權，別具用心，強調陳同佳不在廢死的香港受審而寧到仍維持死刑的台灣，其中有詐。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8174
政府拒絕陳投案被馬英九批評是放棄主權。由於社會反應不好，22日台灣政府強調不放棄管轄權，「香港不辦，我們來辦。」陸委會跟著宣布將派人到香港押人，香港不接受台灣管轄權侵門踏戶而拒絕。接下來陳同佳牧師宣布為避免繼續的政治爭議，陳將在台灣選舉過後再投案，這時台灣政府的反應是再改變立場而呼籲陳趕快投案。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6281
本來對反送中的支持，民進黨大獲香港民主派超高程度的肯定，而如今，民進黨對陳同佳投案立場一再反覆，香港民主人士心中挫折之深難以想像，原來他們認為面對北京，在追求民主法治人權上，香港和台灣是價值共同體，甚至是命運共同體，現在大大質疑自己原來的想像。
從香港看中國
在香港一旦政府要建立制度，反而引起了不可思議的強抗爭，所以港府不客氣地強力鎮壓。
反送中運動登場時向港府提出五大訴求：撤銷送中修法、釋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取消抗議「暴動」定性、儘快實現立法會和特首選舉「雙普選」。
很快的港府讓步承諾撒回修法，但是另外四訴求堅持不讓，於是運動持續，習近平強烈要求港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先前林鄭月娥說，逃犯不能送中送台是立法漏洞，所以必須修法補漏，依理，所謂的漏洞無非來自不經心的失誤、或刻意的犯錯。毫無疑問的，漏洞說是中國看香港的觀點，不是香港自已的觀點。香港怎麼看，應該回歸到立法之初的立法意旨。
從立法過程來看，逃犯不能送中送台的規定的確是刻意設定的，但卻不是犯錯，而是英方和港方被諮詢的代表，基於中國與香港截然不同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人權保障紀錄加以排除。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現時《逃犯條例》把「中國」剔除在外，是以住立法者「慎思而達」的決定，非常正面，因此現時《條例》並不存在「法律漏洞」。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4520
事實上，這也是同様和中、港都有司法協助條約、協議的加拿大、英國、美國、德國只和香港有引渡協議，和中國沒有引渡條約的理由。換句話說，在人權法治的價值和體制上，香港人自認是和加、英、美、德同屬一國，而的確是「中國內地」的外地。這種自視有異於中國人的認同，鮮明地表現在香港大學在反送中運動剛爆發的6月作民意調查之中：高達53%稱自己為「香港人」，自認為中國人的只有11%，自認是香港的中國人也只有12%。
53%稱自己香港人，很驚人，這已經是今天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水準了！
在2008年，北京辦奧運，且成為世界最成功脫離華爾街金融風暴的國家那一年，香港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升到最高點，相對的香港人認同是迄今最低的一年只有18.1%，這個數據很湊巧正好跟政大1992調查到的台灣民眾台灣人認同17.6%一模一樣；1992到2008，隔了16年，台灣人認同升到過半，成l為51.6%；相對的從2008到今年，香港的香港人認同也過半，時間卻短了一些，只有11年。
無論如何，北京居然會讓港府撤回逃犯條例修改，實在是令人印象深刻。
儘管香港政府對民眾的訴求只做到撤回法案，沒有做到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要求，因此抗爭和鎮壓都持續；但是畢竟五大中最關鍵的一大——「徹底撤回逃犯條例」，港府已經接受了，運動者說，這証明果然抗爭才有用。
逼迫到逃犯條例居然撒案，很不簡單，但是香港民眾基於中港有別而對港府推動中港一體化政策的抗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同時令人更加意外的，政府在民眾強烈抗爭中收回成命的同様也不只是一次。
****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歌頌中共黨國體系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生、家長和市民大規模抗爭，港府撤回課程。
****2003年港府在北京指示下依據基本法第23條起草《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以規範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5項罪行進一步嚴密管制香港人民，結果在群眾抗爭、立法局議員杯葛下，港府撒回立法。
中國原始觀點：暫時不動，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在群眾大規模上街頭後，香港警察鎮壓手段相當殘暴，但北京仍然忍住，沒讓戰車像六四事件一樣開上街頭。回顧起來，北京讓香港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撤回管治香港的重要政策和立法，難道是原因是郭台銘說的「經過六四以後，大陸領導人都非常節制」嗎？並不是，關鍵是北京早在1949就訂下來的「暫時不動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如今依這政策，北京認為還不是結束對香港的利用的時機，必須讓步以便繼續「利用」。
源頭在1949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告建立，14日，廣州解放，解放軍揮師南下、3天後精銳部隊進駐深圳河畔，兵臨門戶洞開的香港城下，舉世判斷情勢已經一面倒：香港解放指日可待。但解放軍突然接到中央命令按兵不動。
為什麼按兵不動？當時舉世嘩然，因為那時侯正是二次戰爭結束，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努力維持帝國體制，但是都不敵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殖民運動，紛紛結束殖民統治。那裏會想到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結束香港殖民統治的中國共産黨居然會做出不願意光復香港這種怪事。
北京對香港這個只要利用，寧不收回的意志一直堅持到1982年才由於英國主動挑起談判香港租界未來主權和管制問題而被逼到牆角，才進行調整，結果是形同半收回半不收回以利繼續利用的一國兩制奇特體制就這樣用上了。
中共對香港充分利用寧不收回的決心最戲劇化演出的時間在1967。
文革時，不只紅衞兵在中國國內翻天覆地，鼓動之下全球各地毛派大造其造反，香港自然不可能例外，1967年5月香港毛派發動六七反英大暴動。香港的暴動中共媒體一面倒叫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嗆「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接下來，7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決議，接下來中國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通牒，香港毛左大受鼓舞，不料周恩來等主張在香港必須「有理有節有利，不能照抄內地紅衛兵做法」的「充分利用派」仍然不死心地想要終止暴動，但無能為力，直到8月紅衛兵在北京毆打英國外交官、焚毀英國代辦處，周恩來與毛澤東才下決心嚴厲管控鬧事的北京紅衛兵，六七暴動終於結束。
北京諸如此類的做法，和北京鬧翻了後的蘇聯就一點也不客氣地嘲笑：反帝反殖「講一套，做一套」──一邊高呼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一邊就容許帝國主義者留在國境內。但是北京盤算既定，便笑駡由人，然後一進入聯合國，馬上要求把港澳排除殖民地的列名，並在1972獲得通過，採取了掩耳盜鈴的策略。
由此可見，收回香港人不滿的成命的事早在1967年就發生了，而且居然還發生在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文革時代！換句話說，理念上再怎麼瘋狂，現實利益的考量仍然是北京決定性的最後依據。
荒唐的事還不只是這樣，一個比香港六七暴動不受注意但更古怪的事發生在澳門。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成功，新政府實行去殖民化政策，要把澳門歸還中國，中共居然拒絕，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經過兩年的洽商，雖然雙方共同肯定澳門是中國領土，但是歸還時間仍然留白，一直到1987年，在《中葡聯合聲明》中才確定在1999移交主權。
香港的戰略定位：金融中心，樞紐性中介
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蔣介石強硬認為中國一旦戰勝，理應收回香港，中英因此很不愉快，不料反帝反殖民叫得比蔣大聲的毛上台後，卻反而長期任人笑駡也要堅拒收回香港。他所謂的充利用，是運用香港「自由港」的國際地位，發展中國的海外關係及貿易，突破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香港當做對鐵幕和外面自由世界的中介樞鈕。
如今看來，由於在中國之外的香港擁有獨立而完善的司法系統，金融系統和世界水凖服務系統等等以實行法治，長年以來，發揮的中介效能大到完全出乎1949年當年中共想像到的：
一、香港是外資進入中國最大的管道。中國官方統計，2017～18中國大陸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中，990億通過香港，比例是80%。
二、香港是中國公司最重要的募資中心，近六成的IPO選擇在香港；中國企業還在香港發行了數千億美元的債務。
三、是中國國有銀行最大的離岸市場，他們的總資產有大約7%是在香港。香港銀行又是中國貸款來源，相關貸款餘額達5～6千億美元。
四、香港是中國第一大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截至2017年底，已達9,810億美元。
五、人民幣兌換成美元的重要渠道。
六、「滬港通」後成為外國資金購買中國內地股票的重要渠道。
七、香港目前還仍舊享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關稅區地位，中美貿易戰後仍然未被美國列為徵加關稅的地區，使得很多中國商品可以從這裏轉口。很多海外禁運的高科技產品也從這裏進口到中國。
上述一切，在在指出了香港這一個金融中心，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外面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中介樞紐的位置，它的要性真是非凡。顯然香港是所謂中國迄今偉大崛起以及此後繼續崛起所不可或缺，所以香港必須以有外於中國的身份繼續被中國充分利用，所以當前時刻距離中國把香港完全納為內外一體的時間仍然遙遠，以致於港府必須把納港為內的政策、法案撤回。然而不幸縱使如此，香港抗議民眾已經澈底對政府失去對信賴，於是抗爭和鎮壓持續。
10月31日中共19屆四中全會閉幕，發表公報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據據一國兩制強化對港澳加強管制並對台加強推動統一。4日中共正式定調香港風暴是暴動，習近平並肯定林鄭月娥香港的鎮壓，13日習近平公開說「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最緊迫任務」。香港警民應聲衝突激烈化，大批警察使用鎮暴武器進攻中大、理大，青年與學生自殺或不明原因死亡的事件持續増加，香港煙焇迷漫火光四起，已進入進準六四或準二二八的恐怖狀態。
在對抗中，港府特首依據《緊急條例》訂立規例執行禁蒙面法，11月18日港高等法院判禁令違憲，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放話違憲與否，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又一個「邊緣模糊」，令社會無所適從的情境浮現。
另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樞紐—台灣
面對外面世界，除了香港之外，中國還有另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樞鈕，台灣。
香港的中介角色是二次大戰一結束，中共就決定了的；但是台灣在那時是中共急於武力解放的地區，只是受困於冷戰格局，統一目的無法達成。等到了中美聯手制蘇的戰略格局形成，中共抗蘇優先於統一台灣，中共統一大業就繼續擱。不料就在這段期間台灣創造了經濟起飛的奇蹟，於是因為文革而一窮二白的中國，一旦要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對台招商引資就成為借重的的重中之重。
迄今，中國對台招商引資成就非凡。柯文哲喚「天啊！原來我們是紅色供應鏈的一部分。」，驚嘆地談到他看到的報導：台灣出口40%到中國，進口20%還是中國，中國對美國輸出前20名、台商就占9家，前100名、台商占37家。他非常驚嚇地認為台灣經濟已經對中國産生了沒有救藥的依賴。
柯文哲引用的數據強調中國經濟上磁吸台灣的能量簡直大到無與倫比，這沒有問題，是對的；但是他認為所以台灣可以被中國繼續利用的價值已經所剩無幾，這就錯得離譜。
柯文哲認為只因為目前最有效率的垂直分工是中國唯一考量，否則他警告，如果蔡英文惹毛了中國，一旦中國下定決心把供應鏈全部斷掉，自己從頭做到尾，台灣撐得住？[4]
在這裡柯文哲有很誤會了。事實上中國從來沒有和外國、台灣做「最有效率的垂直分工」是唯一考量的國家産業政策，而且所謂紅色供應鍊更不是專門安排來和台灣的進行產業鍊的銜接的；相反的，中國正是以國家補貼取代「最有效率的（國際）垂直分工」的途徑努力要在國內建立自己的一條龍的產業鏈的。當2013，<金融時報>說中國IT産業已經逐漸打進精密零組件的供應鏈，形成紅色供應鏈時，首當其衝的是台商，紅色供應鏈形成了對台商的替代效應。如今2025計劃，更是一個由國家資本主義支持形成一條龍産業鏈以挑戰西方産業系統霸權的宏圖。
從去年到現在，中國推出的對台31項、26項措施，其基本精神無非要台商替中國在技術還不如人時，為中國所「充分利用」，替中國把中國的系統霸權建立起來，然後一如過去的太陽能、光電等産業般淪為被紅色供應鏈取代的「慘業」。
如今2025計劃因為美國發動「科技產業系霸權的保衞戰」而受到嚴厲的打擊，以致於紅色供應鏈要從上、中到下游完備地形成，遇到愈來愈大的困難，而對台31項、26項措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的。從這樣的脈絡觀察，在可見的未來，根本不會發生柯文哲所警告的，因為蔡英文嗆聲拒絕一國兩制，北京就會怒而切斷兩岸產業供應鏈的事。
事實上，如今積極要切斷兩岸供應鏈的，反而正是發動貿易戰的美國。從貿易戰發展到現在，台對中出口大減，這的確表示了部分台商和中國斷鍊的現象，但様的斷鏈完全符合美國的期待。伴隨著台灣對中出口大減而發生的是台灣對美出口增幅世界第一。這說明了台灣和中國斷錬不影響台商和全球產業鍊的銜接；同時伴隨發生的還有台商大量回台投資，以及包括美商在內的外商大幅加碼對台投資，美國政府正是前所未有地鼓勵美國500大投資台灣。也就在柯唯恐蔡惹火北京而對台實施經濟制裁時，北京連續兩年推出經濟「惠台」措施；最後，因為美國禁售晶片給中國，中國華為為了彌補來自美方上游元件的斷錬，只好積極擴大向台灣聯發科技等廠商採購，強化對台産業鏈的聯結⋯。
諸如此類和柯文哲警告內容相反的事項接二連三不斷地發生，在在說明明中國深刻感受到對台灣的利用還不夠充分，還非繼續不可，就像對香港還必須繼續高強度的利用一樣。也因此，雖然柯文哲對蔡是不是「惹毛」中共非常驚嚇，但是他實在要想一想，為什麼郭台銘主張兩岸是一中兩國，比蔡主張的維持現狀嚴重太多太多，北京並沒有什麼惡言回應。
從中日貿易戰～美國Chimerica到中美系統霸權大戰
2018，美國下令禁止美商把晶片賣給中國中興通訊以打擊中國2025製造強國計劃，張忠謀說，將來5G可能發展出兩個競爭的系統，今年又說，在中美貿易戰中，台積電已經成為國際地緣策略家必爭之地；郭台銘則直接說科技産業將從現在的One World ,One Systerm發展成為One World, Two Systerms；李開復說，全球各國都不得不在中國與西方陣營之間選邊站，因為一旦某個公司的產品成為了業界標準，該公司就能在之後的幾十年「躺著收錢」。「正因此，5G網路的標準制訂、頻譜分配十分關鍵。」中國現在已經積極介入行業標準的制訂進程。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98121
這些評論都共同指出當今的中美貿易大戰，本質上是全球科技産業系統覇權之戰。
事實上，設定産業標準規格的系統覇權之戰由來己久，從打字機鍵盤、録影帶規格之爭，一直到當今的5G晶片之爭無不如此。然而過去，系統覇權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資本家自家的事，在廠商自由結盟自由競爭之下形成，而今天的系統霸權之爭則是一方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巨擘，另一方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的世界工廠。
在二次大戰之後在美國全力支持下經濟迅速復甦的日本，財團和官僚緊密結合，透過滙率制度、設置貿易障礙等手段，對內採取形成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對外在西方世界的自由貿易體系中參與競爭，結果令美國電子、汽車等產業毫無招架之力，終於發動美日貿易戰，逼迫日本滙率調整，撤銷貿易障礙，美國這兩様措施的效果都非常強烈，然而在電子科技産業領域，對日本效果可能更強烈更的是美國資訊電子産業和日本不同的營運模式。美國在營運模式上採取垂直分工以對抗日本的垂直整合，美國大廠專注品牌和最上游元件的生産，然後中下游澈底委外生産。[5]在這經營模式之下，美國科技産業巨擘可以充分調度全球各地最有利的比較利益和日本廠商競爭，日本終於在這種由美國政商貫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壓抑之下進入了失落的20年時代。
台灣、韓國的科技業就因美國的委外經製造策略受惠而崛起，等到2000美國更在為了進一步更有效動員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及和平演變中國的雙重考慮之下，逼迫台灣電子業大廠西進中國，美國的政策得在台灣得到陳水扁和馬英九前後兩位總統的大力支持，這又造成了台灣産業的空洞化，並進入了20年薪資所得停滯的歲月。
這樣，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中美經貿發展出難以想像的緊密關係。在中美貿易大戰前夕，2015年，中美雙邊貨品貿易上升到5266億美元，其中美國從中國進口高達4101億元。這樣不可思議的經濟整合關係，史家弗格森杜撰了一個一度燴炙人口的「中美國」Chimerica加以描述：中國製造，美國消費，天作之合。
從主導全球的金融和産業巨擘以及像沃瑪爾這樣的企業以急急於經濟發展以求脫貧的中國來說，毫無疑問，Chimerical當然是天作之合。
然而，這一個天作之合，很快地産生了兩個強烈的副作用。
首先，這對於全球各地産業出走到中國的社會造成了産業空洞化的巨大痛苦，同時貨品貿易上美中逆差2015年居然高達2939億，令美國人十分憤怒，於是激起美國社會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這正是川普和全球各地迷你川普們崛起的關鍵，中美貿易大戰更因此由川普正式啟動。
台獨VS.反台獨，經濟民族主義的對峙在台灣
全球化深化後，經濟民族主義在各地崛起，力道投射到台灣後，首先所得在平均值以下的人、地區成了全球化的受傷者，因此台灣民眾的經濟民族主義在南部首先浮出，2001年，澈底翻轉了政治傳統上全台各地都是藍大於綠的格局變成北藍南綠的格局；並且在2014年爆發了學生教授集結社運團體反服貿並佔領國會的風暴，接著使國民黨在2014，2016選舉大崩盤。台灣社會台灣人認同和台獨認同也在2016升到最高點。於是就是在由胡錦濤開頭，習近平加碼後來柯文哲還跟進的兩岸命運共同體訴求高嗆的同時，台灣社會本來就存在而有別於中國的命運共同體認同愈趨強勁。
警覺到這現象的中共，在2008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透過馬政府和國民黨地方公職的協助，積極到南部採購農漁產品，並擴大陸客來台觀光以進行統戰。這個統戰在國民黨運下，在民族主義的型塑上，形成了和1990年代以來發展的逆勢。反台獨的經濟民族主義於焉興起，並在2018後成為韓流崛起的一大基礎。於是在台灣內部形成了兩股互相對立經濟民族主義。由於台灣畢竟早已不再是農業社會，因此以農産品貨出去為號召的反台獨經濟民族主義在2018年底2019年初上升到一個高峰後就迅速退潮，國民黨選情因此陷入極度的窘境。
無論如何，在後工業化的台灣相信可以靠農産品貨出去而維持經濟民族主義，不免是知識上相當幼稚的念頭。
反西方科技産業系統霸權的中國經濟民族主義
一旦產業巨擘設定了業界標準，主導系統霸權後，産生的另一個副作用是，固然巨擘能在之後的幾十年「躺著收錢」，但是中下游廠商，尤其末端組裝的利潤就被壓縮得極為微薄。例如，有一個被朱雲鵬引用的數據：
中國出口237.45美元的iPhone手機到美國時，在中國最後組裝的附加價值8.46美元，其餘成本，來自美國佔68.7美元，日本67.7美元⋯⋯。
産業系統霸權這樣的利潤分配自然會引起被編配到中游，尤其下游組裝製程位置的國家的不滿。2000我指出了這一點 [6]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聽到這說法後，很快地由江丙坤領銜成立了華聚，希望運用工研院等的成果串連中國進行産業規格合作大業，不料北京一旦注意到這個問題，更有興趣的是形成自己主導的産業鏈，而不是和江丙坤合作，於是紅色供應鍊開始發展，許多台灣領先的産業淪為被替代的慘業。這一觀念一旦醱酵，中國力爭系統霸權的意志愈來愈強烈，於是在強烈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導下，2025計劃出台，終於中美兩國都在經濟民族主義掛帥下，爆發了系統霸權之戰，貿易戰火愈焼愈旺。
從Chimerica到Chiwanrica及台灣在系統中的角色定位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産業迅速空洞化，到了馬英九時代，不論是台灣企業或僑外投資額度都空前低落，景況極為驚人。在這景況下，一方面2000後科技業中高毛利的晶圓廠台積電，雖然資本週轉率低，但是維持非常高的資本報酬率，它的新廠房仍然絕大部分蓋在台灣；另一方面低毛利高資本週轉率而資本報酬率仍然相當高的電子組裝廠，則大舉出走中國，並從傳統型代工發展到和上游廠商共同開發，成為電子專業製造服務，更養成了傑出的全球運籌管理能力。2000之民進黨執政後，國家産業政策從國民黨財經官僚如蕭萬長等「鼓勵硬體代工製造，懲罰軟體設計」的策略轉向鼓勵由硬到軟的轉型，於是台灣這一出走一留台但利潤都豐厚的産業架構起了IC設計、關鍵零組件成長昇級的巨大空間進行轉型。[7]
在台積電和五大電子組裝場在整個全球產業鍊中分別在上下游卡住關鍵的中介樞鈕位後也就使得，弗格森「中美國」Chimerical，中國製造，美國消費的說法不足以呈現中美貿易的完整內涵，從産業鏈的角度來看，有巨大缺陷，必須加上Taiwan稱呼Chiwanrica 才完備。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00325/32385281/
由台積電和鴻海等組裝業形成世界級的規模和在鉗鑲成為Chiwanrica架構中不可或缺的環結，才有一旦中美系統霸權之戰發生，台積電已經為地緣策略家必爭的現象和郭台銘面對中國打壓的詢問時嗆聲誰怕誰的這現象。換句話說，台灣和香港都成了中國在經濟上和世界銜接，跳不過去的關鍵中介。只是一個在金融領域，一個在科技製造領域有別而已。
由於中美台的經貿關係的實相是這樣，因此當韓國瑜延續著馬英九、蕭萬長等國民黨一貫的認識而強調台灣市場「靠中國」，而柯文哲又顯然認同韓國瑜的「靠中國的慨念」以致於被「紅色産業鏈可能和台灣斷鏈而大大驚嚇」時，我們聽到了郭台銘予以當頭棒喝：台灣最大的市場是美國。
郭台銘這樣講的基礎很簡單，那就是台商賣到中國的除了機械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要進一步加工製造為終端成品後賣到美國的中間材料。
事實上從Chiwanrica的角度看，美國不只是台灣最大的市場而己，更是最重要，最基礎的元件的來源，沒有美國這些元件的提供，根本就不會有台灣生産中間材並在中國設組裝廠的條件。因此，美國有充分條件讓台灣産科技産業全盤斷鏈，至於中國，在2025一條龍大業成功前，中國只會擔心的是台灣在美國壓力下和中國斷鏈，因此，柯文哲未免太過於杞人憂天。
中國「內事外辦」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台灣列為它的神聖領土，統一是中國不變的長期目標，反獨是一貫的基本立場，然而既因為台灣在中國之外擁有自己的中央政府，行使獨立主權，不統一的現實已經長期化，另一方面中國在受到文革催慘後，改革開放成為國家死裏回生的唯一途徑，對港、台招商引資引進技術勢在必行，於是對台雖然統一目標不變，反獨立場不放棄，但是還是不得不在長期目標不變的前提下在具體對台政策上適度的彈性因應。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灣在兩岸關係上放棄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和老死不相往來的三不政策 [8]採取幾近革命性的作法：解除戒嚴、開放兩岸往來、結束動員勘亂不再把中共當成叛亂團體。在這同時北京也為了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務實地決定對未受自己統治的港、台、澳在來往時採取「內事外辦」的策略。在這策略之下，實務上認定台商就是外商，1988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第5條正式規定，台胞投資企業「享受相應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待遇」，此後1994中國通過《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台商比照外商是其核心精神。在中國為偉大復興而精神昂揚的2018，國台辦張志軍在人大常委會䆺外商投資法草案時要求「明確這是涉外不是涉內的法，港澳台應界定為特珠內資，不列入草案。」
然而在中美産業系統霸權之爭迅速上升之後，3月人大開會前，人大發言人表示「港澳台投資既不同於外資，也不完全等同於內資，實踐中一直參照《外商投資法》。」顯策略回到繼續充分利用上，而定位也回歸到內外分際「模糊的周邊」上。
這一點，5月中郭台引用列為自己在中國的3個護身符之首，他強調「第一、中國有《外商保護法》」，「政治問題」，兩會期間北京繼續把全體台商包含在該法之內。無論如何，2014大嗆台灣邊緣化了，我若是外商 不會投資台灣的郭台銘，在川普啟動貿易大戰，而系統霸權之爭枱面化後，他一面嗆聲在Two Systerms形成過程中，他的企業可以雙邊押寶，既繼續留在中國，也東征西伐投資於全球各地，更重要的，他在中共繼續確定「內外模糊的周邊立場」後開始大幅加碼對台灣的投資。
他雖然繼續強調台灣必須解決和各國簽FTA的難題，但是也一方面說說高雄是一個數據時代的Hub，處理數據的中心，他不會擺在敏感的地方，因為中美貿易，他今天不曉得中美貿易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必須要，鴻海正式在台灣成立工業互聯網AI應用實驗室，未來5年投資在AI領域也至少在百億以上，未來天津、深圳生產的硬體產品，也將移往高雄製造。
貿易系統霸權之戰與民主改革問題
在全球化深化後，由於中國持續持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不公平的競爭，中國巨大地崛起造成的威脅以及産業空洞化造成的劇烈社會痛苦滙集成了美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的洪流，川普因而發動中美貿易戰，中國情勢險峻無比；相對的，全球化雖然提供了中國巨大崛的效應，但是中國內部所得分配的惡化情況還超過美國，2013年，中國人大開會，冠蓋雲集、珠光寶氣，國會議員的富與貴，資本主義大本營美國瞠乎其後。40年前皮契諾在智利建立了「企業家的國家」，現在整個世界已經迅速地、深入地往「企業家的地球」的方向飛奔而去，中國搭在這樣的列車上，社會內部矛盾也險峻無比。
這兩個無比的險峻交相激盪，高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從當上總書記後就不斷因為強烈的亡國亡黨危機感，而不斷警告不能步上蘇聯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情境。
面對當前危機，西方世界固然一方面經濟民族主義抬頭，另一方面強烈譴責中國國進民退，益發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的現象；再一方面，對要怎樣處理自己內部的矛盾，政策仍然有左有右，立場紛歧。
至於中國，早己走在軌道上以求救國的經濟民族主義當然不會換軌；另一方面習近平持續進行史上規模最驚人的反貪鬥爭，以減低社會矛盾的衝擊；最後，既然西方因應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矛盾，都左右兩條路線並峙，那麼很難想像中共不更走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因此中國和西方世界對立的國進民退只可能深化，難以改革到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軌道上。
2017年，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共重新定義中國内部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變成「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等於宣布鄧小平所謂東南西北傾斜，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走資路線在走了40年之後已經「完成了他歷史階段的任務」，現在要回到中共社會主義傳統上了，這就是這幾年，年年習升高對毛的崇拜的理由。http://www.my-formosa.com/DOC_128463.htm換句話說，在新自由主義蔚為風潮的時代，西方世界期待中國在經濟發展後必會進一步民主改革的確並不切實際。
於是，當前舉世共同面臨的危機就不只是經濟民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對仗風暴而已，更是自由民主價值和集體主義威權主義的對仗的另一個風暴共伴加乘下的危機。如今中國一步步走回毛路缐，為的不是什麼，竟是和西方國家崛起的民粹主義一樣，都是對新自由主義帶來嚴峻的國內矛盾的管治策略。世局之亂居然糾纏如此，愈發可見中美衝突解套何等艱難。
早經濟民族主義一波的政治民族主義危機
在帝國和帝國主義大退潮的歷史中，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催生了一波波的民族主義運動。
反全球化這一波民族主義性格是經濟的，在這一波興起前蘇聯瓦解時的一波則是政治性的。
1990前後蘇聯帝國瓦解，中歐、東歐各民族紛紛獨立建國是一波民族主義大高潮，然而這風潮在亞太地區也同様波及，只不過，亞太地區的風潮主調不是獨立建國，而是已獨立建國的許多國家認為，他們民族和國家的主體性在冷戰時期被壓抑了，現在理當解放。
首先，菲律賓在1991國會通過決議，耍求美軍撤離蘇比克灣基地、日韓社會反對美軍基地的聲浪也開始浮現、日本努力從經濟大國政治侏儒追求成為正常國家、中國迅速結束和日本蜜月期，反日運動急速激烈化、中日兩國間釣魚台主權爭端日益尖銳化、中國在2000前後中國從韜光養晦開始邁向大國外交，持續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進並和左鄰右舍的「列弱」關係愈來愈緊張、就在歐洲持續裁軍期間，東亞進行新一波的軍事競賽、台灣民眾台獨支持度在不到10年間由不到10%迅速跨過半數、香港雖然沒有形成強烈的國族主義，但是香港共同體認同的熱度快速上升⋯。到了2008中國光彩地辦了備受稱贊的奧運並成為最順利渡過華爾街金融風暴的國家後，中國民族主義更加昂揚，在中國海軍之父劉華清古怪的海權戰略思維下和環中國陸緣海周邊國家全面升高海域緊張，2010天安艦事件後，美中分別主導的海上跨國聯合軍事演習規模、頻率全面上升，如今中美又以一路一帶和印太戰略佈展開經濟布局動員各國民族主義互別苗頭。
在這期間，中國周邊的「眾弱」，他們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可憐態度從一生高嗆亞洲主義以反美的馬來西亞的馬哈迪說法中可見一斑：
「當中國貧窮時，我們畏懼中國。現在中國富裕了，我們還是害怕中國。我認為我們勢必要找到方法來因應中國。」但是他既在華為爭議上說，支持中國而不是善變的美國，又對一路一帶說「希望大陸以同理心看待馬來西亞面對的問題，不希望出現新版殖民主義。」
這樣民族主義或共同體認同情緒全面上升的東亞情境，無論如何正是中港和中台緊張大幅升高的背景。這樣的政治性的民族主義緊張現在又和經濟民族主義滙流再被納編進中國充滿矛盾的「中央清楚，邊緣模糊」的歷史之流中，情勢更加糾纏複雜。
本來後冷戰東亞民族主義的勃興有兩個層次的內容。其一是個別性的國族的民族主義，一個是跨國性的，以美國、西歐為他者的東亞共同體主義。日本、馬哈迪、李光耀等人或從抽象的價值觀或從具體的政治經濟結盟都提倡了「亞洲價值」或「東亞價值」。然而在大局衝擊下，跨國主義不敵國族主義，沒有具體發展。
港台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工程和想像共同體和實體共同體的斷裂角力
國民黨政府在二戰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和1997香港回歸後，兩地的統治者面對身份「模糊」，而社會經濟發展，甚至文化、價值觀都和「祖國內地」大異其趣的兩個邊緣地區，都一方面積極進行由上而下的文化工程以進行官方民族主義的重新建構，企圖營造港中一體化和中台一體化的共同體想像；又一方面以「兩制」的策略使中國和港台兩地維持在實體上不同的生活共同體之中，於是就造成了官方的想像共同體和官方經營的民眾實體生活共同體的斷烈現象。官方想像共同體在缺少實體生活共同體的支撐下，很快地虛幻化、弱化；而民間植基於現實生活的本土想像共同體愈來愈凝聚。
港台兩地面官方民族主義化工程都遇到反抗，都同様出現本土化運動和反中國化課綱運動。最後，台灣在1990年代後台灣人認同迅速取代中國人認同，而香港在2008之後香港人認同也迅速取代中國人認同。
實際上，官方透過文化工程進行共同體意識的營造，以英國統治愛爾蘭的作法為例效用是可疑的甚至是負面的。
在愛爾蘭，倫敦官方民族主義的文化同化政策可以算是相當成功，而凱爾特人的反同化的是失敗了，因為今天凱爾特語已經被英語取代了。只是愛爾蘭在語言本土化的抵抗雖然失敗，但是倫敦要消滅他們的共同體意識更是根本性的失敗。於是出現了稀奇的現象：一些最優秀的英文文學家詩人往往也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者。
既然是這樣，中國在港、台推動中國化的文化工程明顯並不是明智之舉。
本土認同成長於和中國的接觸
1990年代前，在蔣經國三不政策之下，國民黨政權透過關門灌輸的途徑進行官方民族主義型塑的工程。就1990前後的民調來看，功效很明顯，依政大選研中心1992的調查，在國族認同上，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只有16.7%，低於中國人認同的25.5%，——要注意，這已經是解嚴和民進黨建黨並鼓吹台灣意識後的第5年了2在5年前落差肯定還會大得多。1992再隔一年，兩岸辜汪會談，兩岸經貿迅速成長，這一年第一次突破100億美元，一路成長到2016年，1,796億美元。經貿熱絡伴隨著的自然是台灣登陸經商觀光民眾鉅量增加。獨派人士因此為台灣社會中國人認同會上升，台灣人認同下降而憂心忡忡，而統派人士則樂觀其成並積極推動。不料兩岸人民愈接觸，台灣認同愈上升，中國人認同急速下降，而政治上的台獨認同依聯合報調查，在1997是43%，統一23%，獨立正式領先統一的認同。
對照起來，中港之間，從2008之後，人來人往愈趨熱絡，也成了香港人認同快速上升，中國人認同迅速下降的原因，只是在這同時港獨認同增加相當有限，這和台灣不一樣。這個差異的存在應該是這樣：台獨的認同上升是建立在台灣本來就擁有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外的中央政，實質上是一個獨立國家，所以認同台獨，只是對現狀的承認；相對的，97後，香港主權屬於中國，民眾考慮到可能性後，港獨的認同難以上升。
由於這樣的差別，香港民運人士追求的是可以信賴的一國兩制，而台灣則維持兩制但是拒絕一國。
由此可見，香港反送中抗爭在行動上固然激烈但是立場非常的溫和，而台灣走上不一樣的路既然是現狀的承認，也談不上立場的激進。
然而香港的運動卻被中共定位為暴動，是分裂主義，可見彼此價值觀的落差真大到完全南轅北轍，遇事只能雞同鴨講的不幸程度了。
一國兩制VS.一個命運三個共同體
北京的規劃是，香港回歸成一國之後，把香港/內地間既有的兩制延續下來給個50年過渡期，再歸於一制。中共把他宣傳成為鄧小平的偉大發明。是鄧1980年代初提出的憲政構想，是關於國家統一乃至人類未來發展之科學理論。
然而一國兩制在東方歷史上至少有兩個原型。
第一個一國兩制的原型是滿人征服了滿、蒙、藏、回民族後實行的「一個帝國多體制」。一國多制，源於滿人對多元文化的尊重，這樣的多元主義和中國「變夷為夏」的一元主義立場根本不相容的，雖然滿清皇帝對漢文化浸淫很深，但是無人如何，在大清體制下，滿族、蒙族地位都高於漢，因此國家沒有對各民族採取漢化的同化的政策的理由。對大清帝國滿人統治者來說，多體制是一個永遠不變的體制設置，這和中共對兩制，只可能是50年的過渡期的設置又完全不同。
第二個原型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統治台灣的陳儀實施的，他統治台灣時建立了台灣無論在貨幣、金融制度乃至於外貿、關稅管理都獨立於「祖國大陸」的獨立體系，完全和今天「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情況一模一樣。
大清多元帝國各民族雖然同樣接受了被滿人政權征服的命運，但是其多元體制的恆久存在，很清楚地，無論在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上從來不是一個共同體。如今香港、中國內地、台灣過去同樣面臨東西方帝國主義侵凌的命運，現在又同樣面臨中共意圖在三地之上建立一國體制的命運，但是三地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價值觀上仍然是三個迥然不同的共同體。
在大清帝時代，香港台灣在同樣淪為帝國殖民地後，命運從此和中國分途，但是如今卻又同樣面臨中共企圖在兩地之上建立一國兩制的命運，只是在未來，一個最可能是統一永遠遙不可及，一個已在以過渡為核心精神的一國兩制體制下掙扎奮鬥。
大清帝國，如同西方自波斯大流士建立多元帝國後，體制大體穩定，不料到了清末，在當時西潮衝擊下，開始進行把整個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的新政，於是蒙藏等地開始動盪，一直到今天，今天香港三次動盪反愛國課程、23條國安立法、反送中居然也一模一樣地是中共對香港緊縮兩制空間走向一國而引起的。
從台灣看中國
做為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學者，思想家，葛兆光遣詞用句有政治現實和學術份際上儘可能的細心拿捏，尤其他強調說歷史學家只做過去歷史的解釋，只描述那樣這樣的中國之界定出現了種種複雜與麻煩的狀況，[9]他不提出未來政治選擇的答案；然而就生活在中國周邊和中國之外活活生生的眾人就不只是從旁看到了理論的複雜與麻煩而已，而是身陷於中國因為價值觀、世界觀、國家觀的混亂帶來的痛苦和災難之中，要解決這樣的痛苦，沒有只做學問的推演而不透過政治決斷尋求突圍的餘地。香港人如此，維吾爾人如此，越南人如此，台灣人也一樣。
早期的台獨運動者雖然一心一意希望在中國之外獨立建國，不會對葛兆光提到的中國人帝國史觀有興趣，他們認為不必去管中國人想什麼，只要自自顧自地公投制憲建國就好，他們跳開中國民族主義內容的問題直接討論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然而，在1980年代戰後嬰兒潮一代投入台獨以後，他們對外方面有這樣的現實：「中國太近，上帝太遠」而這個中國已經比老台獨搞運動的時代強大多多；對內方面，他們必須考慮到島內對中國有不同情感的不同族群怎樣共建共同體意識的問題，於是必須開始「從台灣看中國」的探討。
1984年黨外博觀雜誌社出版了專輯<瓦解的帝國>，以台灣人為主，廣泛勾勒中國周邊內外弱小民族痛苦的歷史經驗與當代處境。指出大清是多元帝國，和傳統一元主義的中國文化
大一統主義本來就有尖銳矛盾，後來又和國、共的民族國家觀念格格不入。因此，早在大清，無論是帝國的建立或維持都是艱難的工程，其間如平準咯爾、左宗棠西征、岺毓英平雲南都是透種族清洗的手段營造的帝國榮光。書中又特別孫中山一生在民族主義的建構上翻覆多變混亂，可能不是他個性的緣故，而只是在歷史大劇場中，他在不同時段分別成為內在於中國各種矛盾價值觀的代理人而己。[10]
1978年，民進黨全代會通過< 民進黨黨務評議報告>簡要地再表達了中國和中國周邊內外關係的關切：
包括日本、韓國、中國、中南半島、蒙古、台灣在內的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亞世界，進入十九世紀以來，整個的國際秩序、國家建制、文化傳承和創新甚至價值安頓都面臨一個全面重新建造的局面，其過程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成，也因此整個處在不穩定的狀態。[11]
到了2006，<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出版，針對中國繼承了大清多元帝國版圖，在上面套了民族國家的體制，又不能忘懷天朝秩序的輝煌造成的麻煩，並非出於湊巧地提出了和11年後葛兆光在<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中核心見解相當同致的觀點：
19世紀東西方的接觸既是政治、軍事的衝突，經濟利益的競逐，也是文明和世界秩序的衝突。
主權觀念的混亂並不是由中共開始，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他的一生就一直陷入在東西方觀念混雜的漩渦裏，主張一變再變。中國總是把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文明中各式各樣不相容或互相取代的國家、主權觀念囫圇吞下混成一團，實在是中國本身和中台乃至與周邊國家之間許多痛苦的來源。[12]
結論
葛兆光說中國應該如何適應或改變這一現實世界，就成為巨大的和棘手的問題。儘管是這樣，他強調基於學者分際他不提出答案，他的重點是想「改變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自說自話”的習慣。」然而台獨運動者基於政治改革者的身分，沒有不揭露理想的立場。[13]<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這樣建議：
在華人政治秩序方面，對於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這一事實，中國無論如何不應長期繼續迴避，應該承認華人是多國家民族，包含中國、台灣、新加坡。在這樣的理解下，該書建議在中國漢人本部組成聯邦取代單一國家概念。
其他中國境內各弱小民族則以邦聯方式出現。
<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認為中國必定不可能太快接受這樣的世界圖像，不過認為中共在處理對台交流上已經出現許多理性的策略，如果繼續採取：高政治性議題方面各自以片面立法或政策宣示的方式處理；在低政治性議題方面，循序推展。
這建議是理性的，也是理想的，但願也是未來的事實。因單單從兩岸幾十年來的極度頻繁的互動中有太多的經驗看當兩岸愈採取兩國定位時，往來的順暢秩序便愈容易合法理地建立。無論如何，華人和他們的周邊民族已經因為價值觀、世界觀的混亂矛盾而痛苦太久了。總該誠懇老實，而且前瞻進步地面對以讓一個理性合理的法政經濟秩序降臨了。
[1]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
[2]依維基百科整理其理由有：法律定位上會有民間協議說、部門規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説、行政協議(合同)説、國際條約說、準國際條約說、準條約或行政協定說等等不同位階的解讀。
[3]香港從改革開放前到現在，長期都是中國對外最重要的人流、物流金流門戶。雙方往來之密切難以想像。例如到現在，香港都是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又如2018年中國出國觀光客1,497萬人次，其中到過香港的高達608當中37項已生效萬，居然多到40%。雙方關係的密切真可驚嘆。
[5]美光、英特爾不在此列。
[6]林濁水,梁文傑，「民族主義、系統霸權和臺灣問題」，中國評論，N.30，Jun. 01, 2000，頁 61-5。我文中對中共對台灣的善意顕然懷有幼稚的期待，應該這樣比較實際：仍舊對中國人理性有信心，但是其理性化不是一蹴可幾。另外，從系統覇權角度切入問題現在證實是對的，只是現在的發展出來的嚴重程度更出於當時預料。
[7]林濁水，2006，<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這是2006我看台積電鴻海的角度，注意到到他們在Chimerica產業鏈中樞紐角色是在看到了弗格森Chimerica的觀點提出之後。
[8]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9]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
[10]林濁水，1982，<瓦解的帝國>。
[11]民進黨黨務評議報告，1987，收在林濁水文集，<路是這樣走出來的>p28~29。
[12]林濁水，2006，<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共同體>p290～291。
「假使單守天朝觀念或西方主權國家觀念都會更單純得多，恐怕兩岸早己和平往來。如中國只繼承華夷之辨的天朝觀念，也不會在「內戰」都停了半世紀後還硬要和台灣糾纒不清；甚至只採取西方權力政治觀念，以地緣政治的角度考量台灣，都可能採取中立化台灣的戰略部署，而避免過度對台施壓，致使其沒有選擇地被嵌鑲在美日圍堵島鏈之中。至於面對全球化，本應呼應以主權的自我節制，但是陰錯陽差地，全球化大量進入中國的台商成為要脅的對象和累積國力以不合時宜地鞏固其混亂主權觀念的籌碼。」
[13]無論如何，蔡英文對方案含糊其詞，只強調「維持現狀」儘管得到不少支持，畢竟不是民進黨或民主運動者的主流。
作者 林濁水 為台灣新社會智庫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