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

香港的本土派本是景況堪憐，但他們與香港主流的泛民主派在過去數年關係欠佳，可說同病而不相憐，在2016年初的所謂「魚蛋革命」事件之後，泛民主派選擇了與本土派割蓆並譴責所謂「暴力」的立場，在2016年尾，有兩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被港府以不符宣誓誓言為理由，入稟法院DQ(Disgualty)他們的議員資格，泛民主派只在原則上聲援，發起的只是人數有限的和平抗議遊行，並無社會抗爭行動，到了2017年10月再有4民泛民主派議員同樣被DQ之後，本土派也無力再低迷的政治氣氛之下協助泛民主派抗爭，泛民也無意發起抗爭，一心以為可在補選時輕易贏回議席。

2018年對反對派不論是主流的泛民主派，或是在政治上新冒起，但現實世界中被無情封殺及壓迫的本土派，同是黑暗的一年，本土派的代表性人物，黃台仰及李東昇要流亡德國尋求政治庇護，留下來的梁天琦則要面對6年的牢獄之災，63名參與「魚蛋革命」事件的本土派成員被控各類罪名，B今30人已定罪，平均承受3年的刑期，更慘的是他們的受刑當時不獲社會上保守市民同情諒解，包括泛民主派的人。

2018年對泛民主派也是教訓沉重的一年，一般港人同意DQ屬不公平及不尊重民主原則，佔六成支持度的泛民主派本應以在單席位補選中可以贏回四個議席，但輸去兩席給建制派，一般認為是本土派由於失望拒絕出來投票給泛民的結果，這失去了近2成的支持票，本土派的「性格」顯露了出來。

更令泛民心寒之處，是港府單以泛民候選人從前曾是發表過同意港人應有提出獨立訴求的權力(不是候選人支持港獨)而被DQ，兩名候選人的資格(要由候補人選參選) ，不理會這兩名候選人在補選前簽屬了「確認書」，表示不會支持港獨，至此泛民主派的政治參選權利可說是俯仰由人，完全握在中共的行政權之手，全無抗爭議價的能力。

2019年開始，中共打擊與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關係密切的泛民主派更進一步，「佔領中環」的3名發起人連同其他6人被控以「搧惑公眾防擾」的罪名，9人全部罪名成立，6人須入獄服刑(當中兩人因年老及疾病改為緩刑2年) ，兩名在港德高望重的法律及社會學教授因為身為發起人而需服刑16個月，(當中戴耀廷在服刑4個月之後因保釋申請被接納暫獲自由，等待2020年2月的上訴聆訊)。

而在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因為一條<逃犯(修正)條例>的提出而引發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可說是香港自戰後以來所未見，到本文完稿之時尚在進行之中，這場運動筆者形容為本土派的一場「大翻盤」，令本土派與中共政權的爭持之間，重新有了議價的空間，甚而可說是反被動為主動。

本文將介紹及評論香港本土派的出現，發展過程、與港獨派及泛民主派的關係，面臨的困境，並前瞻本土派在可見將來的發展情況。

緣起/本土始於保育/本土派成為排外社運/城邦建國論/與大陸移民的矛盾/「雨傘革命」與本土派/香港民族論的出現/本土派開始參選(2015)/梁天琦參加補選(2016)/「魚蛋革命」/2016年本土派的大起跌/補選顯示本土派的重要性(2018)/夏日風景之後本土派還有參政空間嗎？(2019)/結語。

緣起：

本土派作為一個參與選舉的政治派別，最早也只是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本土派以「傘運素人」的名義出現於政治舞台，效果是象徵性大於實質，只是在幾百人的名額內有幾個人當選，但已廣受關注。

而香港「本土派」的緣起，出現過程混雜，定義不清，論述各異，這情況到今天還是一樣，大概與泛民主派類似，派系很多，關係複雜多變，但要簡單之時也可以很簡單，是指立足於香港，以香港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政治力量，反映到各類社會訴求。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香港不同於中國。所以，本土派在理論層面不會排除港獨主張的訴求，這與主張大中華一個中國，甚而與中共競比誰更愛中國的泛民主派，有著基本的不同。

香港的民主派崛起成為政治主流，助力來自於89年的64事件。之前的民主派只是英治時期以各類團體形式起家的社會運動界。工運、教育、居民權益這類社運力量在70年代已經成形，有限度參與了當時港英政府開放了的地區選舉活動，(是政局、區議會)。在80年代中新興了一批所謂「論政團體」，主要是因應時代轉變，香港要交回給中共所以起而參政，成員多了專業中產學者。這些力量在80年代後期合流，以爭取香港的民主為共同目標，構成了今天所謂泛民主派。

89年的64事件，令港人長久深藏的恐共心理再被激化，而另一方面香港要回到中共的統治已經不可逆轉，除了要追求民主之外，寄望中國民主發展及對64學運的支持，令民主派有意無意之間將自己定位於比中共更愛國的道德高地之上。這定位也深受當年一般港人的認同，紀念64與「保釣」這類活動成為香港泛民主派一直視為爭取選票支持的靈丹妙藥。

在1996年一項有關身分認同的調查之中，港人自認為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佔去40%，而10年後同樣的調查，結果相同。但在2018年尾的一次調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以100分為指標，結果顯示受訪者對「香港人」的感覺最強，平均有81分，相對「中國人」則只有62.4分，按類似的調查顯示，香港人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一直在升高，「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一直在下降。簡單地說，97年的政權轉手前後，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是穩定的多數，但這情況在過去十年完全逆轉，大多數香港人是先認同自己香港人的身分，其次才是中國人，年輕人中明確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數比例，為數更高。本土派興起及本土意識的高漲，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隨之出現在香港這幾年甚受歡迎的一句口號，是「Hong Kong is not China」。

「本土」這個用語，台灣人應該不陌生，本土政治力量是指台灣本地人自然發展起來的政治力量，相對是戰後才由中國大陸「移殖」到台灣，然後在台生根的國民黨政權，在香港的本土論述之中，也有一個說法，指控香港政府由於要聽命於北京，所以是一個「外來政權」。這說法始終沒有大行其道，因為香港政府的組成及公務員系統的成員，還是本地香港人，親北京所以出賣了港人利益，是「港奸」多於外來政權。

本土始於保育(2007)

「本土」這詞語始於2007年一場保育運動。港府被指相藉發展之名在中環地區拆去有殖民地歷史意義的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傳統上英國總督到港就任都會坐遊艇在皇后碼頭登岸)一群左翼年輕人，(後稱80後)發起了連串的抗爭活動，並成立過一個叫「本土行動」的組織，但這組織出現時間短，也無其他行動，之後的5、6年80後青年人作為一個世代(1980年後出生，時20到30多歲)曾經是香港社運的前衛代名詞，直到本土派的崛起成為最能代表年輕人理想的稱呼。(本土派不限年輕人)究其原因，80後被指過於空談理想，過於「大愛包容」，過於親近泛民主派，後來，甚而溶入其中，成為離地(台灣叫布接地氣)及小圈子的社會活動者。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中，80後被冠以「左膠」的稱呼，在本土派的政治觀中不單成為競爭對手，甚而是拖慢以至破壞「雨傘革命」的眾人，80後「左膠」在傳統的泛民與新興的本土派之間已經沒有什麼位置，基本上消失於2019年筆者暫稱之為「夏日風暴」的社會運動之中。

本土派成維權社運(2012)

本土派作為一個社會行動派別，出現於2012~2014年的連串的「驅蝗」行動。港人將國內遊客形容為「蝗蟲」，本來是一個極具侮辱性而不合理的字眼，而且帶有歧視性，所以始終沒有大行其道，只流行於一時。名詞的起因是因為大陸一方低端遊客的大量湧入香港，而這些遊客也往往夾雜大量「水貨客」，因為他們大量搶購一般民生用品，特別是奶粉，令到香港的父母因為購買不到奶粉而大起恐慌，四處搶購，一時間成為極大的社會問題。港府終要在2013年3月1日起執行「限奶令」，將奶粉定為戰略物資，遊客出境只限攜帶兩罐。

同時間，「雙非政策」也出了極大問題，「雙非」是指嬰兒父母皆非香港居民，只是以生育旅行方式在港出生，按「基本法」會成為香港人。港府已於2012年尾以行政指令所有醫院均不會接受非本地孕婦的分娩預約。這一段時間由於醫院床位被大陸孕婦佔用，而早數年前的雙非兒童，居於深圳者開始要到香港跨境尋求幼稚園及小學學位讀書，香港新界北地區學位緊張，迫使港人子女反而要到其他區域求學，這些混亂逐漸引發港人憤怒的排外情緒，起而示威爭取保護港人利益，本土意識受到強化。

從這簡單的回顧可以看到本土派的出現是源於一般社會也會出現的歧視及排外現象。歧視大陸到港新移民也是香港人的一貫文化。大陸人移民到港的名額是每天150人，由英國政府時代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是一樣。由於中國視之為主權問題，也有國內官員貪污受賄的利益問題在內，中國政府一直堅拒港人有任何審批這150個名額的權利。

城邦建國論的出現

在這期間一位學者陳雲著的書「香港城邦論」(ISBN978-988-15504-1-5)，在關心政治的年輕人之中引起極大討論，而本土派的論述也由環境保育到維權排外，進化而成為一套香港人有權以城邦形式建國。城邦國基本上還是附從於中國，類似古代周朝的分封，也似古中華帝國與外邦的藩屬關係，也似古代希臘城邦聯盟成國的關係。本土派由是進化成為一個帶有獨立色彩的政治訴求，成為本土目標的一個選項。本土派與傳統的泛民主派開始在民主的訴求上有共通性，也開始因選舉競爭的問題而有矛盾性，甚而敵對性，大家處於又要團結，又要鬥爭的關係。

本土派的排外性質

本土派與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有矛盾，由來已久，也是所有社會主流族群會期是新外來族群的慣常現象。香港的情況比較特別，早來港生根的港人連同本土出生，在97年前還擁有次等英籍BNO，(British Nationals Overseas)也還包括97後本土出生的港人，合起來自視為已經是另一族群，是「正宗」的香港人，由於按香港法例新移民居留七年就可取得正式香港人，再加上約有60萬人為非華裔人士，佔人口8%。在香港現時約750萬人口之中，97年後移民自大陸不及百萬，為期短於7年不會超過35萬。

由這些數字可以看到已經融入社會自視為香港人始終佔據極大多數。另一簡單的觀察是20多年來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已經居港7年)始終保持在6成左右；所以說新移民會一定支持中共對港的管治，沒有可能的依據，反而居港時間一長能說本地廣東話的新移民，一樣可以成為本土派，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

亦由此可見，香港人的排外立場，並不等同歐美國家歧視排斥不同種族新移的情況，即不會是嚴重的種族衝突，而只是族群之間的內部矛盾。事實上最維護香港權益的所謂本土派的勇武者，不乏並非在港出生而是自小來港的大陸移民。2016年「魚蛋革命」被捕及被控以暴動罪成判刑最重2人，都不是在港出生。(梁天琦，時26歲，湖北武漢出生；盧建民則在安徽出生，6歲來港)而年紀最大的一位陳和祥(案發時71歲)，也是國內出生，年輕時移民香港。本土派香港人的概念，只是認同香港人的價值及身份，肯加以維護，便算是香港人。在眾多新聞事件中備受港人讚賞認同的港人，有英、美、澳、紐、加拿大及歐洲的白人，有亞洲的韓國人、日本人，更多是早數代已經在港生活生根的印巴裔人。非華裔港人佔香港人口的8%。

「雨傘革命」與本土派

眾所周知，2014年香港發生了由泛民派所主導的「佔領中環」運動，後來發展為並非原來構想的「雨傘革命」。「雨傘革命」發生地點是鄰近中環的金鐘區，再在港島以東隔一區的銅鑼灣區，及九龍半島的旺角區。「雨傘革命」延續了近3個月，基本訴求是民主改革，香港各大小政黨及政團都有參與，形式只是在各佔領區設置物資供應站，安排了大量的小型政治活動如座談會等。

三個月的過程中，基本上3個佔領區皆由佔人數眾多的泛民主派所主導，特別在主場的金鐘區設立了廣播站用的「大台」。佔領區為一般民眾提供了互相認識及討論時政的平台，很多民眾不滿「大台」沒有運動方向，不戰又不退，時有衝突發生，很難將「雨傘革命」的過程與本土運動並無原則上的衝突，有的只是本土派更主張勇武衝擊去爭取改變，泛民堅持和平理性，這情況大致上與2019年的「夏日風暴」非常類似，只是運動刺激了一批所謂「傘後組織」的出現，本土派鼓吹的勇武抗爭路線，為這些組織所接受，甚而進一步提出激進的革命及香港獨立訴求，這情況可視為「雨傘革命」的餘波。

「港獨」作為一項訴求在香港的地緣，政治現實及港人不願支持下直到今天還只屬紙上談兵。但對少數年輕人而言，爭取香港的獨立是一種類似宗教信念的理想，這個夢想反映到投票行為之時，變成非常實在的影響。

「香港民族論」的出現

正式出現香港應該爭取「獨立」的訴求始於緊接「雨傘革命」之後的2015年初。同時間中共顯然無意再在香港發展民主，所以任何與民主有關的訴求、口號，經常都會被簡單地冠上謀取港獨帽子，以合理化對港人的政治打壓。中共官員曾經批評「城邦論」，「自決論」都是鼓吹港獨，一些次級別的代言人，如人大代表范徐麗泰，便點評之前出現的，只是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是明顯的港獨行為。「港獨」的帽子是隨意派發的。

在2015年的2月份一期「學苑」中，(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組織了一個專輯，名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四篇文章；分別談及分配權利與義務的共同體概念，香港的本土政治史，香港的本地文化，以及香港人作為民族而應有的自決權利，描繪出香港年輕一代對「香港民族」的願景，及後「學院」更進一步邀請5位學者及評論員撰稿，合併四篇專題文章出版專書，為香港民族論述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書名「香港民族論」，這書與前述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成了香港本土派及港獨論述者最完整的兩本理論書籍。

本來每間大學的學生會刊物都是影響力有限的，多是免費派發。這一期「學苑」的民族論文章卻被當時特首梁振英在2月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直指為港獨思潮，必須加以警惕，這幾篇文章及之後的專書因而受到社會各界的留意及廣泛討論，「港獨」因而成為一個社會話題，被愈來愈多香港人討論，不再視之為禁忌。

值得注意的是書的序言也特別強調了「港獨」其實不是目的，「學苑同學並無視獨立為唯一正確的價值準則，正如獨立的價值所言，尊重人的選擇權才是終極價值，故我們堅持港人應有自決之權利，選擇自己的命運。」中共顯然不願意對這類論述作任何有價值的討論，「自決」、「選擇自己的命運」與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不矛盾，甚而有共通之處，但都被歸類為搞「港獨」，並以此作藉口，予以最野蠻的政治打壓。

本土派開始參選區議會(2015)

2015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是第一次讓本土派踏上選舉之途，成績相當有限，但極具象徵意義，受到政治觀察家的高度重視，因為從中可預見到3個月後一次補選立法會議席，及2016年9月本土派成功樹立起短暫而光輝的參政成就。這次選舉，除了「熱血公民」打正已經標榜了數年的「城邦本土派」的旗幟參選以外，(7人參選全數落敗)其他參選者以素人、或稱「傘後素人」，作為參選的特色，結果共有8人當選，當中包括新成立的「青年新政」的鄺葆賢醫生，而另一成員是一年後的立法會成功當選的游蕙禎，他在這次區選僅以300票敗選於親共的資深政客。

香港的區議會並非有權力的議會，370萬選民分區選出431個選區每區一名議員，這431名議員分18區組成18個區議會，負責的是區內各類市政交通社區服務的小事情，兼備負責反映民意的諮詢模式，選民人數及地域有限，是不足萬人及步行可及的數條街，8名素人當選區議會當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數，傳媒形容為本土派不俗的成績自然是象徵性的，但也是實質性的，因為本土派的素人普遍全無地區關係及經驗，支持度也有10%到20%，這放到分5大選區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中，足以在每區取得議席，這在立法會中會構成關鍵的少數，一年後立法會的選舉結果，也基本上確實如此。

「魚蛋革命」(2016)

2016年2月8日晚為農曆新年大年初一的晚上，香港發生了一場繼多年前結束的「雨傘革命」後，被形容為「魚蛋革命」的警民衝突事件。這事件港共定性為「暴動」，民主派不幸地認同這一定性，加入官方一同譴責，種下了本土派與民主派極大的心病，事件後有80多名市民被控以襲警，非法集結及暴動等不同罪名，30人已經定罪，包括梁天琦自己亦在2018年5月被判襲警及暴動罪成，判監6年，正在服刑中，而「本土民主前線」另一主要人物黃台仰，則在2017年9月案件開審前與另一被告李東昇離港到德國，尋求政治庇護，於2018年5月，獲德國政府批准政治難民身份。

與港共及中共宣傳並定性「魚蛋革命」參與者為「暴徒」的負面標籤相反，香港人一般視抗爭者的行為具社會正義性，與其他社會運動無異，只是行為激進了，事件起因是按香港的社會習慣，政府不會在農曆新年期間清趕市面上的無牌小販，這習慣為不成文地讓基層市民能在新年期間賺取額外金錢，年年如是，2016年這人情被取消，警察突然嚴加禁止，引來很多社運活躍者跑到街上支援小販，甚而加入擺買，視為抗拒資本家壟斷經濟的正義行為，只是他們沒有如「本土民主前線」一樣帶領民眾直接衝擊警隊，做成警民大衝突整個晚上，直到年初二早上才停止，梁天琦則因一戰成名，本土派亦因而成為勇武社運路線的同義詞。

梁天琦參加補選(2016)

2016年2月28日香港的新界東選區，(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分成5大選區；分別是新界東、新界西、九龍東、九龍西、及港島區，每區經比例代表制選出5到9名直選立法會議員)有一個因為有立法會議員辭職而空出需要補選的席位，任期只是到9月半年時間，「本土民主前線」決定派梁天琦參選，組織本身只有一年歷史，參加多次社會運動因作風較勇武而為港人認識。這個組織的知名度急速上升是因為參加並主導了2016年初的「魚蛋革命」，作為一個社運組織，召集人黃台仰算是廣為人知的公眾人物，但梁天琦並無知名度，他迅速為港人認識是因為「魚蛋革命」及他在選舉論壇上表現優越。

由於只單一議席的補選，將由7名候選人中以得票最高的一位勝出，結果得勝的依然是泛民主派全力支持的大律師楊岳橋，得票率是37.19%，而梁天琦只得到15%的選票，單以數字而論，泛民主派依然是代表性的主流，勝出是意料中事，但若細心比較，當知初試啼聲的本土派得到的支持非常可觀。

以票數目而論，楊得票160,880，比第二位屬建制派自由黨的周浩鼎所得150,329，只險勝一萬票，泛民勝得如此狼狽，只因梁天琦分去了66,524票，這些本是會流到泛民的非建制支持者的票，梁的得票放到有9個席位的比例代表制選舉時，可穩得一席，若平均分給2個人，每人3萬3千票，有可能取得最尾2席，我們還需考慮，梁天琦的組織全無選舉經驗，助選是靠臨時加入的年輕學生義工。梁的對手不論泛民或是建制都是選舉經驗豐富，兼具有明星級的政客助選，筆者由此得出結論，初站上香港選舉政治舞台的本土派，有15-20%的堅定支持，這亦反映在之後9月的立法會選舉及2018年兩次補選中，本土派可以得到2成港人的支持。

很明顯，這兩成支持是從泛民主派傳統上的六成支持者中，分去最激進的兩成人，民主派明白本土派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反對派別，威脅到泛民主派20多年來佔反對派壟斷性地位，策略上泛民是順水推舟，在「魚蛋革命」後附和政府指責暴力不當，亦批評本土派搞港獨不智，打擊本土派之餘，亦可塘塞中共認為泛民主派是港獨的「黑手」及同謀者的指控。

9月本土派的大起跌(2016)

2016年9月，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議員分成兩大組別，分別為地區直選及功能選舉，地區直選民主派從來以約6成的多數佔優勢，這經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反映出來，功能組別泛民則只能在法律、醫生、社福、教師、會計師，資訊科技等組別得勝，保守的工商專業或職業類別永遠佔多數，所以整個立法會70名議員中，民主派反而處於少數地位。

2016年的改選後，在直接反映民意的35席直選議員之中，建置派得16席，非建制派有19席，當中包括了明顯屬本土派旗幟的3席，直選是經5大分區選出，每區有6-9個名額，在這裡須留意在泛民陣營之內還有信念接近本土的「自決派」，這一派以黃之鋒為代表人物，名義上不主張香港獨立，但提出港人應有「自決」命運的權利，若經公投決議，可有爭取獨立的權利，筆者且稱之為「泛本土派」，而中共則視之為「泛港獨派」，同樣處於被最強力打壓迫害之列。

顯而易見，泛本土派一舉在19席中佔去6席，等於佔去由傳統泛民壟斷的非建制陣營3分之一的人數，而這6人全是第一次參選成功的新人，本土派連同親近本土派的力量可說一時無兩，但本土派的高興是短暫的，當中四人先後被港府以司法手段剝奪了議席，而中共更進一步，表明會以行政手段篩選禁絕有港獨色彩的本土派參加立法會選舉。

在這次選舉前，梁天琦表明準備參選，由於這時他尚未被檢控暴動之罪，所以參選資格本來沒有問題，一般更認為以他在補選中有15%的支持度，得到6萬5千票的支持，勝出成為議員沒有問題，(在2012年的新界東選區，9名得勝者中最尾2人分別只有2萬8千票及3萬1千票。)

但負責選舉事務的部門突然在選舉提名過程之中加入了選舉資格「確認書」的制度，這制度是香港的選舉法例之中沒有的，變相為議員的資格加了政治性的篩選，讓香港非民選的行政權凌駕了民選的立法權，結果是梁天琦的參選資格被一個低級公務員DQ了(Disquality)這非常之可笑及粗暴，沒有人相信是這位公務員的決定，決定誰人符合基本法中要求愛國愛港，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一定來自北京，梁天琦是被北京DQ的。

代替梁天琦參選的是來自另一新出現本土政團「青年新政」的梁頌恆，與這組織另一成員游蕙禎，則成功報名並參選成功，另外「熱血公民」的鄭松泰也是清楚的本土派，也成功當選為議員，此外，屬泛民但接近本土理念倡議港人有自決權利的「香港眾志」成員羅冠聰，及獨立但也在政綱中支持港人自決權利的劉小麗也成功當選，還有十年前搞保育天星皇后碼頭的朱凱迪今次也高票勝出，這6位全屬第一次當選的議員。

本土派在選舉中初試啼聲的成功喜悅只有幾個星期，在10月立法會復會後首天進行的宣誓中，有6名議員的宣誓被指不認真及不符合誓言，先後失去了議員的席位，上述的6人中佔了四人，分別是梁、游、羅及劉，首先2人是梁頌恆及游蕙禎，他們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Refucking China。主持宣誓的立法會秘書表示不能確認他們的宣誓有效，按先例，他們只需再在立法會會議的第一天在新主席的監視下再宣誓便可以，但港府指示主席拒絕了他們再宣誓，並入稟法院確認他們不符議員資格，在香港法院有裁定之前，人大常委會開3次特別會議，用會議決議形式指宣誓不符者馬上失去議員資格，由於按香港基本法，人大常委對香港法例有最終的解釋權，法院結果依從了人大常委的定性，兩人失去議員的資格，兩人在上訴失利之後，也沒有尋求參加補選，因為中共已經在政治上辦了他們有罪，按梁天琦的先例，再補選也過不了「確認書」一關。

這時刻泛民的立場是劃清界線，將責任全推到了兩人身上，認為只是兩人政治不成熟闖的禍。泛民沒有抗爭，只搞了些抗議集合會，在隨後的上訴失敗，而終審法院拒絕了兩人的上訴之後，港府再入稟法院只另外四名非建制派議員當初的宣示同樣無效，當中包括上述「自述派」的劉小麗及羅冠聰，於是四人當了一年億元後同樣被DQ。中共的不仁慈，更喜歡〝宜將餘勇追窮寇〞，開始濫用DQ的權利，令其成為一把架在泛民政課頭上的刀。

補選顯示本土派實力還在 (2018)

一般不論是泛民或是本土派的論者，都以為中共以行政手法阻斷本土派參政之路之後，本土派會被港人漸漸遺忘，泛民主派以為港人沒選擇之時那10-20%的票還是會回到泛民的候選人處，但2018年舉行的兩次補選，顯示本土派的支持者可以十分堅定，非本土派的投任由泛民的候選人落敗。

由於泛民利用上訴的方法拖延九龍西兩名被DQ的議員中一人補選，所兩次在這區的補選都是泛民與建制派對決方式的選舉，一般以為長期的6成支持優勢下補選幾乎從未落選敗過，但這次在九龍西兩次補選都先後輸了，震驚了民主派，唯一合理的解釋，被DQ兩人都是本土派或自決派，選民不願接受民主派的人代替本土派，所以選擇不投票。

第一次補選再2018年3月，為4名被DQ的議員作補選，其中一席維功能組別(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別) ，被DQ議員姚松炎博士，他是一名教授，形象良好的泛民主派，他突然改到九龍西補選，(功能組別選民保守，不滿他宣示不當自誤失去議席)得到民主派支持，但以兩千多票之差輸了，給親北京政團「民主建港聯盟」的候選人，泛民敗思不得其解，歸因於選舉工程做得不好，於是輕敵。

選前，北京及港府已經表明一定會DQ有港獨主張的候選人，一如梁天期的情況，港島區參選是代替原被DQ的「香港眾志」的成員，這政黨的政綱明言不支持港獨的立場，但應有自決的權利，北京指要求自決等同倡議港獨，周庭的參選資格被DQ，泛民安排由前民主黨員歐諾軒出選補選，歐結果已比建制派的對手多9% 9500票險勝，另新界東則為民主派前議員范國威順利勝出，比建制派對手多了兩成票，范同學前民主派成員，退黨後自組一小黨在2012年曾勝出，范國威非本土派但之前曾經有反水貨客反自由行等本土議題行動，被視為非本土派特別敵視的泛民。

這裡補充一下在這段時期本土派同泛的對立及互不信任，戶不支持的情況。先是泛民不滿本土派新人當選後不與他們溝通合作，自成一派，游惠禎及梁頌恆被DQ過程雖屬政治迫害，但也有不少泛民的評論員將責任歸咎於梁游兩人的政治不成熟，輕言港獨更是危險的政見，主將泛民與本土派切割關係，可以形容為兩派的支持者的心病從來嚴重，而兩派支持者在網上的惡罵更是司空見慣。

在這背景下，本土派有相當的人不贊成投票給泛民有所謂「焦土派」，或「射落海都唔益泛民」的說法，就算本土派的人都完全政治封殺不能參選，本土派亦可經不投票突顯本身的力量，可迫使欲爭取本土派支持票的候選人，要走更靠近本土路線的政治主張。

到了2018年11月26日的九龍西選區第二次補選，本土派的「性格」就更請清楚顯示出來，一般認為被DQ的劉小麗若可參加補選，勝出的機會極高，但劉小麗的補選資格也被DQ了，劉備DQ的理由是2016年參選時的政綱有認同港人有獨立的權力，只是她不支持香港獨立，泛民顯然早知劉備DQ的機會甚高，所以早安排泛民資深的政客，工黨的李卓人作為候補的參選者，李卓人有20多年的議員資格，上次2016年因配票不足而在新界西選區失利，問題是李卓人並不被本土派所喜愛，甚而因其所謂「大中華」的立場而十分敵視，(李為友聯會主席)更對泛民這類大佬話事指定人選的做法泛感，再民主派總動員助選的情況下，李卓人以10%票的距離慘敗給建制派的一名新人，可是震驚了整個非建制陣營，李卓人選後承認泛民得不到本土派的支持是敗選的原因，承認民主派有責任在下次選舉時幫助本土派取得議席，這是明白到本土派在沒有自己代表之時是可以不投票的。

這次補選九龍西的投票率同3月十一樣低只有44%，李卓人得票93047，ˇ對手建制派得106457票，差1萬3千多票，如果回看2016年時，九龍西有6席，約28萬票按比例代表制分給6名當選者(建制派只集中票源給2人，非建制得4席) ，清楚是本土派有兩人共得票4萬多，其中游蕙禎當選，自決派的劉小麗六人3萬8千票當選，清楚顯示非建制陣營(從前是泛民)的16萬多票中泛本土占了一半，這16萬票在補選時並無全數回來支持李卓人，而只有9萬3千人，本土派非本土不投給文化已然確立。相對而言，親北京的保守票10萬多是非常穩定的投票，也並無增加。

本土派還有參政空間嗎 (2020前)

表面上，由於中共的不惜以橫蠻的手段禁止有任何主張港獨的人參選亦由於已經有司法案例的背書，政綱中有主張港獨的被視為違憲而失去參選資格，港府用的行政手段禁止港獨主張的人參選將會是必然，問題在於如果本土派步將港獨派求寫在綱領之中，只談一國兩制，高度字話(聯合聲明的承諾) ，能否在2020年參選立法會？

這還是一個灰色地帶，中共始經沒有表示過只要曾經主張港獨，發表過港獨的言論，就一生不可以參選，可以這樣看，只要以後不支持港獨並明言支持一國兩制，一如其他泛民的表現，中共是為周庭及劉小麗劉有再參選的希望的，中共對其他民主派也只是持這態度，雖則深明所有近年發生的麻煩，都是由美國在背後持的，泛民主派所有搞出來的，本土派在未得到美國進一步支持之前，並無真正的威脅能力，這並不是中共仁慈機講道理，而是務實的做法，中共不想迫到本土派絕望之時走上街頭抗爭，重演一次四年前的佔領，再2019年夏季發生的一場延續了一百天尚未結訴的抗爭運動之後，中共的警惕性加強是必然的，但不見得在政治上一定更強硬，因為港人已經表現出不怕中共強樣還是要全力抗爭，強硬不利香港的穩定，自然也不符中共的利益，需要調整的對港各派的政策就是務實而自然的方向。

結語：反修例風波有例本土派

在2019年夏天之後，一切又變得更複雜，但不見得更難預測，中共其實只蕙朝兩個相反的方向走，兩個相反的路向布會同時出現，按一般人對中共本質的了解，斷言事件以暴力鎮壓的悲劇收場，若是中共會變得死硬，會將所有勇武抗爭者逮捕檢控，投入獄中繼而對支持勇武路線的本土派作滅絕性的封殺，完全斷絕本土派的政治前途，到杰速本文的一課(九月中) ，這可性還不能抹殺，但似乎已經過了用解放軍或是深圳的武警鎮壓的危機。

一般以為九月開學是一大危機。而到10月1日中共70周年國慶是中共另一不能容忍出亂的日子，最新的新聞是港府已經決定取消每年必備的煙花匯演，親北京團體在國慶日必定進行的公眾活動相信亦盡可能取消，當日市面會處於半戒嚴的情況，警方會嚴防有民眾聚集鬧事，中共比勇武派更可怕出現不能控制的暴亂。

另外一方面，多個月來民間自發的武力示威亦隱然在8月尾9月投升級到了盡頭，示威者用上了汽油彈及破壞地鐵(類同捷運)設施，在街頭燃燒物品等，但在警察防暴隊伍集結及企圖大規模捕人前快連逃離現場而非在力拼，所以一般街頭的騷亂多在午夜前結束，星期一市面還是回復正常運作。

不升級但又不停止的抗爭及不合作運動還會持續下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整個抗爭陣營是得到美國支持，英國快將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表明要介入香港的政治，在這情勢之下，中共還是要務實地面對港人的民主訴求。不能用武力解決之時，還是要回到政治解決之途。

中共可以因需時間進行政改的諮詢，拖延民主改革但也不能拖延太久，否則港人的抗爭又再出現，更會升級，在徹底取消一國兩制軍管香港不可能之時，北京將不勝其煩，筆者估計中共多少要推行一些更民主的改革，以緩和情勢，安撫港人，當然香港人享有真正的民主還是很遙遠的。

最後，筆者認為最有利於本土派有兩點，一是大多數本土派與泛民主派一樣，並無到最前線參加有暴力性的抗爭活動，所以也無已知有名氣人物因刑事責任而失去參選資格，(香港法例是坐監3個月以上的人五年內不能參選) ，第二是中共的鬥爭哲學之一是拉一派打一派，中共是最忌諱的是有美國關係的泛民主派，本土派由於是新興派別一來與美國的關係較淺，二來本土派與泛民有競爭關係亦不團結，只要本土派不搞港獨，放鬆本土派參選有將反對陣營分化，以利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運作，對中共而言是利多於害的，真的如此之時在不用太意外的。

作者  王岸然    自1985年起在香港<信報>撰寫政治評論文章，每星期一篇兩千字，歷時35年

(中間1996年到2005年曾經中斷改於<蘋果日報>寫政論，另作者本業是在大學教授不同法律科目，近是2019年初在「香港教育大學」教授通識課：香港人權及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