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自六月初爆發至今，已經超過三個月。這段期間，運動一直升級，同時示威者以各種形式開展不同戰線。一方面令運動能量得以持續，同時令政府不斷面對各種難以預測的抗爭方式，疲於奔命。如果要回顧這場運動的起點，其實早在3月、4月，民間人權陣線已經發起過兩次遊行，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只是遊行人數不多，行動沒有獲得廣泛注意。直至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才一下子激活了過去三年多的社運低潮。6月9日晚上，大部分市民結束遊行不久，仍然期待政府正面回應。但就在當晚，政府迅速發新聞稿，表示會於6月12日，按原定計劃審議法案。這個消息，尤如給全港市民大潑冷水，也令市民感覺到，6月12日會是整場運動的「死線」：如果市民不能於當天或之前，阻止立法會審議法案，一切將會成為定局。
政府當晚不顧民情的回應，加上6月12日的「死線」，成為了抗爭大幅升級的催化劑。面對眼前十分具體的「死線」，加上和平示威並不奏效，市民紛紛以各種方式，自發於6月12日到金鐘示威，務求阻止立法會審議法案。有人發起當天罷工罷市、有人以「野餐」為代號，號召市民到立法會外示威，也有市民透過網絡互相聯絡，希望當天以比較激烈的方法阻止法案通過。這個背景，成為了最後整場運動討論「無大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篤灰，不割蓆」等行動論述的宏觀基礎。而這個背景出發，所謂「無大台」，除了指沒有運動領導之外，還包括沒有統一的行動方式，「勇武」的行動升級，與多數香港人常用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並行不悖。所以，是次運動「無大台」的性質，大致上包含以下幾個元素：
「反修例」運動「無大台」的主要特點
（一）這是一場群眾自發運動
群眾自發運動（self-mobilized movement）是香港社運文化其中一個由來已久的事情。早在2003年七一遊行的時候，陳韜文、李立峯等學者已經注意到，傳統意義下的運動領袖及社運組織，在香港各個大型遊行的角色微乎其微。儘管香港的大型示威、遊行都有社運組織發起、統籌，但香港市民普遍只視他們為組織者，不是領導者。當時的現場問卷調查發現，大部分示威者都傾向與家人、同學、朋友、同事等夥伴參與示威，獨自參加的也不少，但與所屬組織參與示威的人士，普遍不足一成。在雨傘運動，這個情況更加明顯。當時在金鐘佔領區進行的現場問卷調查發現，分別只有14.3%、13.3%、6.5%、5.7%受訪者表示，自己是因為響應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其他有份參與的團體」的號召而參加雨傘運動。換言之，即使經過了長達一年的「預演佔中」，「三子」作為佔中的主要發起人，仍不被視為雨傘運動的領導人物，群眾普遍仍然認為自己是自發參與這場運動，而不是來自某人或某政團的號召。
這次「反修例」運動，仍然承傳著這種強調自發動員的政治文化。在6月9日及16日兩次大型遊行，分別有75.8%及84.2%示威者表示與朋友、家人、同學等夥伴參加遊行；而表示與所屬團體或界別參與遊行的，則分別只有3.9%和3.5%。更具體地，受訪者對群眾自發示威與社運組織發起的示威，有很實質的自覺。在6月和7月數次現場問卷調查，我們問示威者有幾同意「群眾自發示威比社運組織發起的示威更有效用」、「群眾自發示威比社運組織發起的示威更能代表我的聲音」兩句子，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受訪者分別有73.4%、73.9%。而兩者的百分比，在6月至7月期間，都逞逐步上升趨勢（表一）。換言之，這場「反修例」運動，一方面延續香港市民強調自發參與的政治文化；同時，隨著這場運動推進，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沒有團體籌辦的示威，市民對自發行動的信念越來越強。
（二）運動領袖的角色有實質轉變
儘管香港市民一向強調自發參與，不認同自己為社運組織和運動領袖的追隨者，這並不代表運動領袖在本港的社會運動完全沒有角色。例如在雨傘運動期間，一些主要的物資調配仍然十分依賴主流社運組織作出安排。另外，「雙學五子」仍然充當示威者的代表與政府談判。但是，在這場「反修例」運動，主要政治人物及傳統社運領袖的角色進一步減退。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在6月21日晚上，黃之鋒嘗試發起投票決定是否繼續包圍警察總部，但他的建議並不獲在場示威者理會。當然，主要社運人物和立法會議員作為與制度有關係的知名人士，仍然有他們的角色，例如在一些衝突現場，一些立法會議員會刻意立在示威者和防暴警察中間，希望緩和雙方衝突。這是他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身分才可以做到的事情。又或者，黃之鋒等主要社運領袖因為他們的名氣，可以擔當國際連繫的工作，讓國際社會了解香港的狀況。示威者對這種「分工」都沒有異議。
在9月28日金鐘紀念雨傘運動五周年的集會現場，我們問示威者有幾同意一些關於社運領袖的句子。87.5%「同意」或「十分同意」「社會運動沒有領袖都可以順利進行」。這正好符合了上述自發行動作為「無大台」體現的部分。有趣的是，這不代表示威者十分不信任社運領袖。「同意」或「十分同意」「社運領袖其實不了解群眾的想法」、「社運領袖總是有自己的利益計算」的受訪者則有32.4%、45.9%。換言之，在「無大台」的環境下，示威者已經普遍認為，在動員、推進運動的實際操作層面，領袖的角色可有可無，但這不代表他們對運動領袖抱強烈負面觀感。甚至乎，一些積極地參與支援示威者的政治人物，會極受示威者愛戴，例如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他四出奔走在不同戰線支援示威者，就被稱為「鄺神」。
（三）沒有抗爭策略的路線分歧
路線分歧是多個社會運動都會遇到的情況。在雨傘運動前後一段時間，「泛民主派」與「本土派」的分野就是本港抗爭策略路線分歧的主軸。前者強調以「和理非」方式示威，避免抗爭過程出現破壞行為或肢體衝突；後者則傾向「勇武」，認為當政府不聽民意的時候，把抗爭武力升級並無不妥。在雨傘運動前直至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和理非」與「勇武」一直是兩條難以兼容的路線。甚至乎，「大台」的爭議正正是來自雨傘運動期間，一些團體爭論哪些人士或組織可以使用「大台」向群眾發言所引起的糾紛，而一些人士傾向認為「大台」是被「和理非」霸佔了用作宣傳有利己方的訊息。不少時候，「和理非」與「勇武」會互相攻擊，以鞏固己方的支持。但是在「反修例」運動，6月9日政府不顧民意堅持審議法案，親手為抗爭升級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加上經過傘後幾年的社運低潮，年輕一代對當年「和理非」與「勇武」的路線分歧並無深刻概念，對不少示威者來說，「和理非」與「勇武」各有各做，只要達到目的，其實並無不可。而且，在「無大台」的背景下，沒有任何個別的社運組織或人士可以主導抗爭形式，既有社運組織之間的路線分歧，在這個「無大台」的環境下，更顯可有可無。從數據可見，我們自6月17日的調查開始，就定期問受訪者有幾同意「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而一直以來都有接近八成或超過八成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這個說法。
這種互相配合，到了八月左右，更具體地成為了「和理非」與「勇武」互相配合。在七月至八月初，雖然「勇武」抗爭一直升級，但同時抗爭群體也意識到，示威者總不能無止境地把武力升級。到了8月18日，民陣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規模集會。大部分示威者都很自覺地同意，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武力升級，「和理非」也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的場合，讓他們向政府表達不滿，同時鞏固「和理非」與「勇武」的團結與支持。結果，8月18日的集會結束後，大家罕有地度過了一個沒有警民衝突的晚上。
（四）群眾普遍接受抗爭武力升級
在「無大台」的環境下，不同行動者各自在網絡上拋出各種想法，再醞釀成各個行動方案。這個過程中，固然出現了很多充滿創意的行動方式，但不能否認，整場運動都以趨向武力升級為過去幾個月的主軸，但這個過程中，鼓吹、實行武力升級的示威者，並沒有變成了運動的極端小眾。反而，群眾在運動推演過程中，同時越來越認同武力升級。這種認同，有一部分固然來自整個局勢，例如政府自從宣布「暫緩」修例後（而民意明顯不接受），一直不肯撤回方案；7月21日元朗事件令市民對警察的不滿大幅升溫等背景因素，都令一些市民認同抗爭升級。更重要的是，很多一般示威者接受抗爭升級背後，是建基於與前線示威者的團結心態。在7月21日的遊行，我們在現場問卷調查問普遍示威者對激進示威者的看法，「我覺得他們正在為我發聲」、「我覺得我們坐在同一條船上」、「我覺得自己是他們一份子」三句子，都分別有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換言之，在「無大台」的環境下，示威者對激烈抗爭及武力升級的認同，並非來自他們信任某織組或某人物可以對行動策略作出正確決定。反而，在一場沒有領袖，而且持續升級的運動當中，示威者對激烈抗爭的認同，有很大部來自他們與其他抗爭者視為「共同體」的集體認同。事實上，有些時候，一些較溫和的示威者也會對前線的做法有意見。例如七一當晚，有一些人儘管不認同前線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但同樣被示威者「齊上齊落」、共同進退的手足之情所打動。又例如，8月13日的機場集會，有示威者攻擊一名《環球時報》記者，的確引起非議，但很多人仍然儘管不十分認同部分前線示威者的行動，仍然強調「核爆都唔割蓆」。可以說，正因為這是一場「無大台」的運動，抗爭者之間建立了很強的共同體自覺，這種自覺成為了他們接受前線升級行動的情感因素。
（五）自我設限的激進升級
雖然在這次運動「勇武」與「和理非」並肩而行，而群眾亦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但這並不代表抗爭者肆意使用暴力。相反，正因為這是「無大台」的運動，沒有人可以自行設定和主導議程來合理化偏離期望的抗爭方式。雖然整場運動在三個月內迅速升級，但大部分時候，抗爭者的升級行動都小心翼翼，避免武力升級偏離民情。例如七一當晚，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大樓後，他們不會破壞古董文物、會付款購買飲品，都是在升級過程中自我設限，避免失去民意支持。到了近期，他們所謂「大肆破壞」，其實只限港鐵設施、店主支持政府的店舖、建制派議員的辦公室等等，這些都是在抗爭背景下有合理原因的行動。外國大型示威有時見到的無差別破壞店舖和建築物，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一直沒有出現。其實，如果仔細看連登討論區的帖文，有很多所謂「檢討post」，都是網民從自己的日常觀察，判斷某些行動是否偏離民心，讓行動者之間互相討論。當然，抗爭者也有過一些引起非議的行為，例如6月24日包圍稅務大樓、8月13日在機場「捉鬼」等行動，都被一些市民視為「過火」行動，而示威者檢討過後，都有就不恰當的升級行動向公眾致歉。
（六）以網絡平台「橫向」統籌運動
當然，「無大台」不等於沒有組織。在這次「反修例」運動，傳統上由社運組織負責的統籌工作，很多都透過Telegram、連登等社交媒介或論壇進行。雖然網絡平台未必可以做到正規團體的精細分工，但從效果而論，一般社會運動需要的行動計劃、文宣、物資調度，網絡平台都做到大概功能。甚至乎，網絡平台的「橫向」統籌，比一般組織層級更能夠做到策略創新。資訊開放是其中一個關鍵。Telegram的公開頻道、連登討論區基本上都是開放平台（雖然連登的帳號並不容易申請得到），任何人都可以在這些平台提出行動方案，然後討論區裡面的「推」、「讚」等功能，則充當了某種投票作用，讓工作組的示威者知道哪些行動方案比較可行。這種直接的「表決」功能，讓行動者可以繞過一般組織的層層決策架構，更迅速因應情況更改及完善策略。另一方面，由於網絡平台只是一個平台，它們不是組織，它們沒有定位，也沒有所謂既定的支持者。換言之，以網絡平台統籌的運動本身沒有任何政治定位的意識形態包袱，而在「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論述下，一個以網絡平台統籌運動的確比較能較做到各種策略創新。雖然我們難以客觀斷定，網絡平台的統籌效果是否比傳統組織理想，但至少在示威者眼中，它們的作用十分具體。我們在6月26日的現場問卷調查，就問到示威者使用Telegram和連登的狀況和對這兩個台平的看法。分別有64.6%和80.4%表示會於Telegram和連登閱讀資訊；23.0%和24.9%分別表示曾經在Telegram和連登就這次運動的事項投票。另外，63.7%「同意」或「非常同意」「連登及Telegram比社運組織更能就運動作向作出正確決定」、57.2%「同意」或「非常同意」「連登及Telegram是大眾冷靜商討運動方向的平台」，更有67.2%「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會親身參與連登及Telegram提出的行動建議」。
「無大台」運動得以延續的宏觀因素
上述六點，旨在仔細勾勒「無大台」這個行動論述的實質內涵。無可否認，這次「無大台」的抗爭的確讓這場運動出現了各種前所未見的可能，也讓香港的社運面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高度。我們無需要刻意比較「無大台」抗爭與傳統社運組織的優劣。反而，一場「無大台」的運動持續四個月，仍然能夠一直動員，累積民氣，獲得支持，這些並非偶然而來。我們不能忽視當中的宏觀條件。
首先，自從這場「反修例」運動於6月爆發以來，它一直是一場「防守式」抗爭。即是，至少在運動初期，它純粹旨在阻止政府通過修訂一條會嚴重損害一國兩制的法案，並非爭取某種政策或利益。相對後者來說，「防守式」抗爭較少觸及個別階層的利益分配問題，也較少觸及複雜的政策細節，比較有利在「無大台」的基礎下，抗爭者無分彼此地捍衛某種價值。然後，踏入七月中，因為警察在不少警民衝突中，都有濫用暴力的情況，一次又一次激起民憤，成為了運動得以持續的助燃劑。尤其是7月21日晚上，黑幫人士在元朗無差別襲擊市民，警察卻袖手旁觀。這把市民對警察的不滿推至高峰。現場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自7月中開始，「不滿警察處理示威的手法」取代了「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為了市民參與運動的最主要原因（表二）。但是在往後的示威，警察違規執法的情況越來越嚴重。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的地鐵車廂無差別毆打示威者和普通市民，成為了繼7月21日元朗事件後，把熾熱民情推向另一個頂峰的藥引。種種因為警察濫暴而累積下來的民憤，令到運動的焦點和訴求更加明顯和尖銳，導致政府即使正式撤回草案，也無助平息局面。換言之，整個「無大台」抗爭所需的團結性，一直在一種無需要處理任何涉及與政府談判或讓步細節的環境下，持續獲得維繫團結的養份。
階段總結
上述兩點宏觀因素反映出，其實政府對事情的研判和回應才是構成運動是否繼續升溫的根本原因。不過，政府可能一直沒有注意到，在一場「無大台」的運動，沒有可以談判的對象，沒有可以叫停運動的領袖。政府要直接面對的，就是群眾本身。假設政府不能完全回應「五大訴求」，那麼提出一個怎樣的方案去回應群眾訴求的最大公約數，這需要政府對民意很清晰的掌握。可惜的是，這似乎是政府最沒有興趣理會的事情。按他們對抗爭行動的理解，他們似乎仍然傾向認為，激烈抗爭只是一小撮人的行為。他們看不到普遍示威者對激進前線的支持，也理解不到，正因為政府的不回應或拙劣回應，可能令到更多本來是「和理非」的示威者，正在轉向參與前線的激烈抗爭。
直至筆者完成本文的時候，整場「反修例」運動不單沒有緩和的跡象，反而進一步升溫。在10月1日的警民衝突，有警察近距離以實彈槍擊一名中學生的胸膛，再次激起民憤，三日後，政府繞過立法會實施「反蒙面法」，尤如火上加油。現在，只要有防暴警察出現的地方（而他們的確會無緣無故在沒有示威的地方出現），都會惹來大批居民包圍、指罵警察，然後演變成警民衝突。到了這個階段，整個香港社會已經接近全民動員。而且，經過了四個月的「演練」，香港市民已經很大程度上熟習了上述「無大台」運動的操作共識。過去一段時間，總有人問，這種「無大台」的抗爭形式可以走到多遠。從這幾個月的發展來看，事情已經不是「無大台」抗爭可以走到多遠，而是政府和警察還有幾多能耐，去承受不斷惡化的狀況及可能出現的最壞後果。
作者 鄧鍵一 為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