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019年)四月初的時候，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如果人類只顧物質生活每日吃得飽，那與豬狗禽獸有什麼差別，強調「人類有精神生活所以會選擇去信仰佛祖，而自由民主也是我們的精神生活與信仰」，這段話被認為是針對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發大財」的口號而來，隨後引發了社會上不少的爭議及國民黨立委的炮轟，最後以道歉收場。[1]事實上，在這樣的言語風波中，如果只是去批判民進黨政府官員「不食人間煙火」、「不顧老百姓死活」，似乎也容易讓我們忽略其中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省思的內涵，特別是這類言詞之爭的背後也象徵著台灣近年來在「中國因素」影響下所引發的「護主權／顧肚子」的政治二元對立，並且這樣二元對立框架的運作邏輯還會讓我們很容易去忽視甚至於輕蔑了台灣民主深化的成果與進程。

在去年底縣市長選舉過程中，韓國瑜在高雄甚至於全台灣颳起了一股強勁的「韓流」旋風，其所提出的「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的競選口號更是風靡一時，最後也順利當選高雄市長打破民進黨長期執政的現況，其後，甚至贏得國民黨黨內初選進一步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日前韓市長更是再接再厲地提出「國家安全人民有錢」作為其重要的總統競選口號，這樣的口號也可以說是去年「發大財」的進階版。在這樣的口號中，事實上就是試圖去形塑出不同政黨在論述上的差異與對立，所謂的「國家安全」就是一種「兩岸和平論述」，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帶來的是戰爭，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才能帶來兩岸真正的和平。同樣的「人民有錢」背後是一種「經濟發展論述」，這樣的論述也同時支撐並連結了和平與戰爭這樣的二元對立框架，亦即，只有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才能帶來兩岸和平，才能讓台灣分享到中國崛起過程中的經濟利益，兩岸的經濟融合才能促進台灣更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所以，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是一個帶來和平「顧肚子」的政黨，民進黨這種「顧主權」(主張台獨)的意識形態政黨，無法苦民所苦只會帶來戰爭，最終讓台灣走不出去民不聊生。

筆者認為無論是「兩岸和平論述」或「經濟發展論述」都容易成為一種反民主論述，因為在這兩種論述背後分別豎立起「戰爭／和平」、「主權／經濟」這樣的二元對立框架，它會讓我們在這樣的二元對立的論述形式中對相關議題的思考加以簡化與空洞化，缺乏反思能力，進而分化社會內部的團結。例如，顧主權的人就等同於不要和平嗎？喪失台灣自我決定的權利難道就會換來長遠的經濟發展嗎？沿著這種僵固與簡化的二元對立邏輯，我們很容易就落入「拚經濟」或「恐懼戰爭」這兩種正負情愫並存的思維邏輯，乃至於會說出「民主不能當飯吃」[2](郭台銘語)、「國家主權意識都是屁話」[3](柯文哲語)，這就會使得相關的和平與經濟論述都很容易貶抑了台灣自身民主發展的成果，而成為一種反民主論述。

中國因素與台灣反民主論述

從2014年的反服貿到當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都讓我們更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因素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乃至於威脅。中國政府不斷地透過各種手段來試圖對台灣進行政治控制，分化台灣的團結與影響民主的進程，最終達成其統一的目標。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九○年代以來中國因素與台灣國族發展(本土化)和民主化開始產生越來越密切的關聯。基本上，在九○代中期以前，台灣民主的相關論述與實踐基本上都是以戰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作為反省與批判的核心。然而，在九○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台灣總統直選與96年台海飛彈危機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都再再促使了中國因素進入了台灣的日常政治，[4]並且對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具體影響。

基本上，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作用可以劃分成兩個階段或形態，而不同的形態也提供了不同反民主論述的合理化基礎。第一個階段或形態可以以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這個事件的前後發展為代表，在這個階段，中國對台灣是以一種顯性的霸權形態來出現，除了飛彈危機之外，在台灣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或參與國際場合受到中共打壓或矮化的爭議事件(例如：2003年SARS危機台灣加入WHO)、總統大選時的文攻武赫(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時中共國務總理朱鎔基的言論可為代表)等等。後來在許多的競選場合「台獨會帶來戰爭，兩岸需要發展和平」就成為常用的競選口號，一直到近來韓國瑜市長還提出「台獨比梅毒還可怕，台獨必然帶來戰爭」這樣的比喻都是在延伸這樣的論述脈絡。中國政府也不斷提出相似的論點來警告台灣人民，並且要我們認清中華民族的復興、兩岸的統一是歷史大勢所趨，如此「戰爭／和平」的對立框架也就成為分化台灣內部團結的一種論述方式。

第二個階段或形態則可以以2008年台灣政黨第二次輪替國民黨再度執政此一事件為代表。在2008年之後，由於國民黨再度執政繼續以「國共平台」的架構加大了兩岸之間的交流幅度與層次，兩岸經濟交流協定(ECFA)更是其中關鍵的一環。這就使中國得以在兩岸創造出一種與資本結盟的體制，一方面有利於台商資本，另一方面，中資也可以直接進入台灣社會藉以間接達成政治控制的強化。所以，從過去的國共平台到目前ECFA的運作，都提供了中國直接或間接介入台灣事務的重要空間。中國不需要再以先前文攻武赫的霸權形態出現，[5]而是開始以利益的結盟或放送此種柔性而間接的型態來出現，例如：「大陸觀光客」(從旅遊團到自由行)、「高科技或農業產品的經常性契作或不定時的收購」乃至涉及到教育與文化領域的「陸生」(從交換生演變到直接招收陸生)等等。相較於傳統的武力威嚇，當前中國因素的一個重要運作面向就是「中國政府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對他國或境外區域從事經濟吸納，使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進而執行其政治目標」(吳介民 2014b：135-136)，也就是所謂「打台灣，不如買台灣」、「以商逼政，以經促統」的策略。我們可以說「九二共識＋ECFA」就是使中國因素能在台灣社會發揮作用力且完備的權力體制或一種宰制結構，其中最特殊的一點就是在這體制與結構中我們看到一個由共產主義所發展出的威權政體竟然「妥善地」結合了全球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來試圖達成對其周遭地區的政治控制，這可以說是中國因素在整個體制運作上最為特殊之處。這正是當前台灣「拚經濟」這些相關口號能喊到震天嘎響的重要背景條件。但是，拚經濟的經濟發展論述往往遮蔽了中國欲透過經濟手段來達成對台灣政治控制的意圖，並且還進一步利用了台灣對中國在某些面向上的經濟依賴來分化台灣社會，以陸客來台觀光來作為一種政治控制手段就是一個顯例。

這些相關論述都並非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以兩岸特殊的政治與經濟互動條件作為社會基礎。基本上，「九二共識＋ECFA」這整套政治經貿依賴結構的建立，會進一步培植一批擁護此一結構的「在地協作者」(local collaborator)(如：親中的資本家、政治人物或相關團體等等)，他們基於自身或組織的利益、個人的情感、政治的意識形態，藉由台灣的民主環境去形塑或支持相關論述，導致中國政府的政治意志能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台灣社會的日常政治(選舉的結果、媒體輿論的製造等等)。所以，當前台灣的民主發展深受外部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從九○年代以來不僅是內部的族群政治，還有外部的中國因素逐漸在台灣的民主化與國族難題中占據了主要的位置。[6]正是在九○年代以「台灣」為核心的國族意識的打造和國家機器的建構正式在「國家」政治的層次上交會在一起，當時有學者相當憂慮此種「新國家」打造過程中民主化與本土化的交融趨勢，並從「民粹威權主義」的角度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一種民粹式的「同質化」國家的打造(本土化)並不利於「多元化」民主社會的開展(民主化)。[7]然而，此處筆者嘗試論證的是，對台灣這個深受地緣政治牽制的國家而言，本土化並不必然會妨礙了多元化社會的開展，並且，民主化也會有利於台灣擺脫乃至於改變長期被動的地緣政治處境以及中國霸權的挑戰。正是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我們才能將中國因素和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相互關連起來，如此才能進一步去釐清台灣相關反民主論述在建構上的相互糾結，並且去面對這些論述在相關民主認知上的挑戰。

反民主論述之一：經濟發展論(拚經濟)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可以說刺激了台灣社會較為集體且全面性地去思索在兩岸服務貿易乃至於整體ECFA這些經濟協議與架構背後的政治問題，不過，事實上服貿協議在2013年6月21日就已經在上海完成簽屬。只是回到台灣後，在立法院三讀審議前先後進行了14場的服貿公聽會，正反雙方代表各執一詞。支持服貿的陣營往往側重於從全球新自由主義市場開放的角度來加以正當化，相關說詞「台灣要有競爭力」、「台灣不能鎖國」、「台灣要走出去」、「要把握中國市場的機會」、「台灣要面向全世界不能被邊緣化」等等相關說詞不斷出籠。

《服貿協議》是台灣生存發展的鑰匙，如果不開放，經濟根本就沒有出路；如果不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台灣完全失去競爭力，而《服貿協議》正是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的敲門磚。如果連兩岸的關節都打不通，還談什麼TPP、RECP？民進黨就是基於「一邊一國」的理念，置全民利益於不顧，最終遭到「經濟選民」的唾棄。[8]

在這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開放、競爭、迎接挑戰才是王道：推縮、閉關則招致停滯、萎縮。台灣要選擇哪條路？台灣如果連服貿都簽不下、通不過，其它區域型FTA、ECFA後續談判就更甭談；台灣如果不能加入這些區域組織，經濟將在全球貿易版圖中被邊緣化。為了台灣經濟的未來，民進黨就放服貿協議一馬，給台灣經濟一條生路吧！[9]

在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論述中一直是迎合著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開放論調，台灣不能鎖國要走出去才會有競爭力才能生存下去。不過，一個獨特的前提就是要通過或仰賴中國市場才能走出去。相關論述之所以獲得正當性，正是中國此一威權政體以國家資本的方式參與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台灣相關的經濟發展論述可以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名義下，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遮掩了中國以國家資本對台灣進行政治控制的意圖。事實上，即使經過太陽化運動的洗禮之後，相關論述仍是相當有韌性的存在著：

我們可以推演出一個邏輯：「反服貿」=「反中」=「反全球化」。事實勝於雄辯，今天的現實是台灣越來越被邊緣化。物極必反，經濟才是大家最關心的。最近媒體公佈「台灣最需要解決哪一個問題」，「積極經濟發展」都獨占鰲頭。台灣所剩的時間不多，大陸企業正積極走出去，全球也開始擁抱中國。太陽花，或許終究是一個美麗的錯誤。[10]

我們也可以從上面的論述來推導出作者未宣稱的邏輯就是：「簽訂服貿」=「擁抱中國市場」=「參與全球化」，而這樣的邏輯就使得反服貿的民主運動是讓台灣背離全球化浪潮的一種「錯誤」。筆者認為，反服貿不等同於放棄台灣的經濟發展，事實上在太陽花運動中提出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想像。

一場社會運動除了是行動具體展現的場合，它也是各種論述進行符號展現與象徵鬥爭的平台。在太陽學運動期間，運動成員之間在行動背後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左／右論述之爭，前者以「反自由貿易」為重要的符號，後者則以「反中」作為訴求。[11]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形成此種論述立場的差異與過去十年年輕世代的社運發展以及中國因素都脫不了關係。首先，從社運發展的角度來看，2004年開始的樂生運動實際上就是新世代的抗爭者繼承了台灣左派社運的血統，不牽涉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從找回弱勢者被剝奪的聲音出發，關懷、理解進而展開行動。其後，反全球化、反都更、反迫遷、反滅農、勞工權益、性別平權等，具體行動包括了反蘇花高、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等土地與環境議題。這樣的社運脈絡恰好與2008年以後展開的以「反中」為核心的右翼社運區隔開來，包括了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反課綱等等。[12]所以，這樣的社運發展系譜也就提供了太陽花運動中成員之間論述差異的物質基礎。不過，如果再從中國因素的角度來看，或許我們應該提出一種更具整合性的說法，亦即，太陽花運動對中國因素的抗議所內涵的不僅是「反中」的問題，中國因素做為一種體制性與結構性的力量，它是一個威權國家結合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來試圖對其周遭地區進行一種政治性的宰制與殖民，所以，在對中國因素進行的抗爭脈絡中本身就會提供了反中國的霸權(右翼)與反新自由主義(左翼)的聯合戰線的空間。在「318青年佔領立法院 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就可以發現到此一整合性立場的展現：

反對服貿，不是「逢中必反」，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這些跨海峽的財團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業者。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和 WTO、FTA、TPP一樣，這些國與國的經濟協議，都是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各位青年朋友，這些由大財團、大企業、少數執政者所組成的跨海峽政商統治集團，隨時可以拋棄台灣，他們隨時可以轉往世界上任何一處勞動力更廉價的地方；他們就像吸血鬼一樣，吸乾一個國家青年的血汗，就開始找尋其他國家青春的肉體。各位台灣的青年們，台灣是我們生活的土地、這是我們賴以維生的地方。為了阻止這個不公不義的經貿協議、為了阻止這個踐踏制度、威權復辟的政黨，請跟我們一起站出來，請跟我們一起站出來守護我們的台灣！

台灣已經不再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經濟型態，亦即，一種以計畫經濟為基礎，由威權式政體由上而下指導市場經濟的發展。「發展」(如GDP追求)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求文化的保育、環境的永續、社會的正義。中國此種以國家資本來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與台灣早已不相容，此一威權政體試圖以國家資本不僅進行國內的社會控制，還有周邊地區的政治控制，不僅在台灣即使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同樣受到強烈的抵制。香港在「一國兩制＋CEPA」的政經體制下持續累積了許多社會深層的矛盾，特別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房地產的高漲、就業前景不佳，這些特別導致香港年輕人的前景渺茫。許多香港八０後的青年就從抗爭運動中創造出來一種「後物質主義價值」(post-materialist values)重新界定了城市的歷史與認同，挑戰了傳統上以自由經濟、發展主義為導向的政府政策與核心價值，[13]並且將城市的發展聯繫上民主的規劃、和市民的認同。[14]不以「中環價值」(以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作為至高的原則)為核心，轉而通過小店、小社區和舊建築物建構成為平等的城市本土性(保衛菜園村)，這也就是通過對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的衝撞創造公平而正義的城市空間，讓人們對這個城市擁有真正在地的歸屬感。所以，不是「民主不能當飯吃」而是我們的社會正在落實一種不同的經濟發展想像，在民主深化的過程中，或許我們將更珍視環境的保育、在地文化歷史的維護、整體社會經濟成果的分配與正義原則。

反民主論述之二：兩岸和平論(反台獨)

韓國瑜市長去年在競選期間曾說「經濟100分政治0分」這樣的主張，其內涵在於民進黨因台獨的意識形態，不願接受九二共識，兩岸政策妨礙經濟發展對人民生計產生衝擊。仔細來看所謂「政治0分」是指台灣人不要有自己政治立場的表達，不要去觸怒中國(中共)，好好相處才能荷包滿滿。韓市長的話猶言在耳，就在同年底正好發生知名麵包師傅吳寶春赴上海展店捲入「台獨風波」，連忙發表「兩岸一家親，支持九二共識」的聲明，在聲明一開始就寫到：「我是吳寶春，一個生於中國台灣的麵包師，台灣，是養育我的土地。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兩岸一家親』是我堅持不變的態度。」這種「被表態」或者「自我審查」的情形早就不時出現在台灣社會中，例如，近期香港一芳茶飲的風波、85度C、海霸王集團、許多知名企業人士(HTC王雪紅、奇美許文龍、長榮張榮發)、更有眾多前往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等。

在中國分化台灣社會的壓力以及實現個人或企業利益的考量上，台灣社會似乎會形成一種想法，就是可以採取一種「去政治化」或「中立化」的立場來迴避這樣的問題。不過，這種模糊化的策略在長期經濟利益的獲取上是值得懷疑的，反而很快就會對台灣自身民主的發展予以否定。正如台北市長柯文哲曾批評蔡英文總統「台灣與美、日站在一起，也不需要對中國惡言相向」、「中國被回嗆才會派軍艦、飛機繞台灣」。此外，今年6月「台北市雙子星開發案」被經濟部投審會以中資問題為由駁回，柯市長認為審查時間延宕脫口說出「什麼國家願景啦，什麼國家主權意識啦，在我看起來都是屁話」[15]。在這種發展主義至上的經濟想像中，不但擱置了台灣主體性與自我決定的權利，也同時正當化了中國此一威權政體各項作為的正當性。

如同前述，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並肩而行，而著名的民主理論研究者Linz和Stepan[16]在《民主的轉型與鞏固的問題》(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書中就強調「民主是國家治理的一種形式，民主要能得到鞏固，它首先要是一個國家。」他們在當時就進一步斷言了香港移交中國之後，其民主化運動所會面臨的一個局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變成一個民主政體，無論那裡的民主運動範圍和力量有多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出於自身的考慮，特別是為了和澳門，尤其是和台灣實現統一的計畫，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自主性和自治地位，但是這個決定權最終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相較於台灣的處境，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香港在政治結構上缺乏國家條件(stateness)，香港特區政府只是中國統治香港的「在地且直接的協力者」。當前的香港政府似乎沒有尋求政權正當性的誘因，也就更不需要進行所謂的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革。

回顧香港民主運動的過程，在八○年代中英談判過程中，香港人民被排除在談判過程之中。然而，泛民主派人士經過一系列辯論提出所謂的「民主回歸論」，以「民族」(中華民族)和「民主」(中國民主)兩大原則來面對九七問題，也就是要在「民族」原則外加上了「民主回歸」的外衣，進而提出「港人民主治港」的訴求。1989年的六四事件，無疑對「民主回歸論」是一個打擊，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強化了香港社會抗共的情緒。不過，弔詭地是，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並不因此而否定了自身的論述，反而許多人秉持著對中國的情感與承擔投入了香港支持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於1989年5月25日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由司徒華任主席，也就是香港人要基於愛國的情懷更積極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香港的民主運動就是中國廣大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何香港後來年年紀念六四事件的基本動力。對泛民主派而言，如果七一遊行是所謂的街頭路線，在議會裡頭則是推動政改，也就是在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架構下爭取特首與立法會的全面直選。然而，經過二十年的爭取港共政府卻屢屢拖延無法兌現承諾，在2014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常委針對香港2017年普選做出了完全不符港人期待的決定，也就是所謂的「831框架(決定)」[17]，在當天62位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者共同署名發表〈對話之路雖盡，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書〉，其後雙學[18]更進而發起罷課以及後續爆發的雨傘運動，極大程度的衝擊了香港傳統的政治與社會格局。在傘運之後，年輕世代的覺醒在於香港的命運已經不應寄託在中國民主化的發展上了，香港人不需要年年行禮如儀地紀念六四來召喚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對雨傘世代來說，追求民主最大的原因不是普世價值，而是屬於守護自己的土地，香港要「命運自主」。[19]

所以，從香港一國兩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一直只是想利用模糊性的政治空間或中立性的政治策略，最終都是無法滿足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需求。無論是國民黨主張的「九二共識」或是香港泛民派的「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對北京政府而言永遠都只能是「一個中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中國是主體其他的對象都只能是不能自我作主的政治客體，正是這樣的結構困境讓香港的民主運動備感艱辛。

台灣民主深化的新局

無論是經濟發展論或兩岸和平論都是與中國因素的作用聯繫在一起的，當前中國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模式，在極度拜物的方式下來進行對內的統治與對外的擴張，並支撐了唯經濟發展至上的相關論述。如同中國央視主播曾在評論反送中運動時說：「持續的暴力示威給香港的經濟造成了嚴重衝擊。現在香港除了天氣熱之外，經濟的方方面面都像寒冬一樣冷。如果再這麼折騰下去，我們真的要問一句，香港人吃什麼？」[20]在這類「顧肚子」的神聖論述邏輯下，極力去掩護和正當化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這是台港兩地民主發展共同挑戰。共產主義理論的祖師爺馬克思(Karl Marx)早在陳明通主委所引發的言論風波前，就在《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中就提出過相似的看法：「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麼，他就還不如一頭載重的牲畜，他不過是一架為別人生產財富的機器，身體跨了，心智也狂野了。現代工業的全部歷史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

八○年代末期，柏林圍牆倒塌冷戰戲劇性的終結，結束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於此同時，中國透過改革開放大幅提升了其經濟力量與國際地位，這使得台灣逐漸無法以經濟制度上的對比來確認中國作為敵人的形象，而兩岸人民不斷擴大的交流與互動，也使得傳統黨國教育灌輸下的萬惡共匪的形象逐漸瓦解。因此，台灣的民主發展適時填補了此一真空，透過「極權社會」（中國霸權）與「民主社會」（民主台灣）的對比，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中來強化彼此之間的差異。當然，廿一世紀初恐怖主義與反恐主義的發展促使了全球民主人權論述的高漲，也更進一步刺激了兩岸民主與不民主的對立趨勢。今年以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美貿易戰都讓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了重新的認識，並對中國因素背後所隱藏的政治控制有所警覺。整體而言，此種地緣政治的變動造就了台灣民主繼續深化的契機，民主作為台灣自主價值建立的一種方式，台灣的人民必須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民主實踐，來決定並確保自身及其未來世代所想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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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明通「豬狗禽獸說」 藍委轟他下台 要求蔡總統道歉〉，《自由時報》，2019年4月2日。

[2]郭台銘先生談太陽花運動的相關發言段落：「民主當不了飯吃，一個街頭、一個路過，耗掉社會多少成本跟資源。你們是在虛耗社會的資源、虛耗社會的成本，以民主作為一個無限上綱的symbol、一個象徵、一個精神，我就是民主。民主不能當飯吃。將來這些人，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為，一定會付出代價。」

[3]柯文哲市長的相關發言段落：「我跟大家講，其實很多人在問說台灣現階段到底要什麼東西，當然有人講說喔什麼國家願景啦，國家主權意識啦，在我看起來都是屁話，什麼意思你知道，如果啦齁，雙子星要不給我過的話，欸五天就告訴我，不要花五個月好不好，對我來講這五個月就是浪費，所以老實講，你說這就是，真的啊，你要不給我過，你五天就跟我講了，你要審查是不是中資，是不是什麼，你要花五個月才知道，我跟你講，恐龍尾巴被打到，你不要說過了五個月頭才發現說有問題，才轉過來看，對我來講太慢。」

[4]吳介民、李丁讚，2008，〈生活在台灣：選舉民主及其不足〉，《思想》第9期，頁40。

[5]從幾次台灣總統大選的經驗中就可以從中共「助選」方式的改變看到這兩種型態的變化，例如：1996年總統大選就是製造了飛彈危機直接發射了兩枚飛彈到台灣基隆和高雄外海、2000年總統大選則不斷言語恫赫不可選出支持台獨的候選人。其後的選舉就漸漸不再「直接」出面而改採間接的方式，例如，2012的大選以包機的方式鼓勵台商回台投票、在選前關鍵時刻許多台灣資本家紛紛表態挺九二共識。

[6]筆者此處並不是認為對威權統治的反省不再重要了，例如，「轉型正義」就是一個必須持續處理和面對的課題。在此，筆者只是想要強調在當前台灣民主化發展上，「中國因素」的重要性將會不斷地上升。

[7]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7-55。

[8]「社評：服貿協議是國民黨無能的印記」，《中國時報》，2014年02月07日。

[9]「風評：放服貿一馬 給台灣一條經濟生路吧！」，《風傳媒》，2014年03月13日。

[10]「諷刺！台灣最大問題第一名還是『拚經濟』，兩岸監督條例根本沒半撇」，《商周》，2017年03月20日。

[11]曾柏文則認為太陽花學運裏頭至少有四條論述軸線：台派深耕的「反中國因素」軸線、左派的「反自由貿易」論述、民主改革派的「反黑箱」、青年學生的「世代正義」的訴求。請參閱曾柏文，2014，〈太陽花運動：論述軸線的空間性〉，《思想》第27期，頁130。

[12]劉美妤，2014，〈一夜長大：台灣青年社會參與之濫觴〉，《思想》第27期，頁113。

[13]Ma, Ngok, 2011,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Asian Survey 51(4)：683-712.

[14]Ku, Agnes Shuk-Mei, 2012, "Remaking Places and Fashioning an Opposition Discourse: Struggle the Star Ferry Pier and the Queen's Pier in Hong Kong." Environment＆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1)：5-22.

[15]「主權意識都是屁？市府發柯P逐字稿 被嗆：越描越黑」，《自由時報》，2019年06月27日。

[16]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7]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了三項決定：(1)2017年有權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只有提名委員會，而人數、組成和委員的產生辦法，依舊按照現行由1200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2)特首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提名，才能出閘選特首。(3)限制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此三項被稱為「落三閘」的人大831決定已經為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定下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組成、委員的產生辦法和候選人出閘門檻等具體框架。

[18]在香港所謂「雙學」是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反國教運動時中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

[19]陳雅明，2015，〈香港人意識：雨傘世代的命運自主意志〉，收錄於香港大學學苑編輯委員會編，《雨傘世代自決未來》(1月號)。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頁26-27。

[20]參考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TIx1Ja7QI。

作者  鄭祖邦  為 佛光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