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反修例抗爭已經持續超過150天，即使面對香港警方近乎完全失控的暴力鎮壓狂打濫捕，群眾的怒火並無消褪跡象，衝突也未見盡頭。

這場香港戰後最大型的全民抗爭終局如何難以逆料，但它已經徹底扭轉了我們對香港社運和一國兩制的基本判斷。

首先，這場波瀾壯闊的抗暴運動，把2014年以來香港社運界的失敗主義情緒一掃而空。雨傘運動無法成功爭取政治改革，令不少人陷入情緒低谷，大家一直被那份政治無力感壓得喘不過氣來。與此同時，正如楊建興、戴耀廷和黃偉國的文章所言，近年香港人的自由和法治傳統卻不斷地被侵害蠶食，情況每況愈下。面對政權的種種無理打壓，公民社會卻看似反撲無力無心戀戰。過去五年，北京以人大釋法去遞奪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高鐵站一地兩檢安排公然侵害特區的自治權限、特區政府一再以選舉確認書安排去剝奪公民參選權利等劣行，都沒有引起公民社會的強力回應。就連在多場立法會補選中，泛民候選人也是鍛羽而歸，無法取回議席。社會運動看似走進了低谷，公民社會也普遍瀰漫着一種失敗主義的負面情緒。

但今年六月以來香港抗爭者顯示出來的韌力和睿智，絕對令人嘆為觀止。走在最前線的勇武派，前仆後繼無畏無懼，和理非則以遊行集會文宣創作配合行動全力支持。六月以來的場面，是完全跨越階層、地域以至年齡世代的全民參與，人人都努力尋找辦法出一分力，唱歌、圍人鏈、連儂牆、罷買罷食等形式多樣創意無窮，大家各適其式但人人堅持表態。抗爭甚至跳出香港面對世界，海外游說爭取國際輿論更是重要戰場。這場全方位立體多元的抗爭，足以為世界各地社會運動楷模。這場運動最終成又好敗又好，香港人也打了漂亮的一仗。香港人的堅毅和勇敢，已經贏盡了世人的尊重和認同。我們顯示了對自由的堅持和對強權的不屈，充滿智慧地去以弱制強，鼓舞著世界各地無數同樣面對威權壓迫的抗爭者。過去數年的所謂社運低潮，原來只不過是一個沉澱過程心靈轉折。又或者如鄧鍵一所言，今天的抗爭正是雨傘運動中香港人強調自發參與的政治文化延續，是從多年運動經驗中汲取教訓去蕪存菁的升級版。

但這場運動，也令香港人重新理解一國兩制下的自身處境。

香港的命運繫於中國對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渴求，北京容許兩制並存，目的在於充分利用香港的國際聯繫和金融體系的發展經驗。一國兩制當然意味着中港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兩者尊卑有別高低有序。但在不少樂觀的港人心目中，香港的生存空間不單只限於《基本法》上列明的自治條文，還取決於兩個因素。

第一，很多人相信因為香港仍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鵝」，雖然今天對全國的經濟貢獻也許大不如前，但始終還是難以取代。因此他們會認為北京對香港的處理手法始終會有所節制，投鼠忌器，甚至忍讓三分。更重要的，是隨着開放改革中國不斷與世界往來持續面對西方文明時，不少人以至學者都期望這些接觸會在內地引起連串良性變化，產生移風逆俗啟迪民智的作用。例如中產階層理應會更重視私有產權和堅持限制公權等，而人民也會更講求個人權利甚至追求民主。潛台詞是，中國越追求發展改革，必然會更有可能與世界接軌擁抱普世價值。換言之，中港兩制在價值觀念衹會越走越近。在中國趨近西方文明過程中，香港甚至可以產生領導作用反客為主。

但觀乎過去五個多月的發展，回頭再看這兩種假設顯然是過份天真樂觀。香港群眾的五大訴求當中，只有撤回修例一項在拖拖拉拉近三個月後北京才願意作出讓步。但踏進了七月，整個抗爭的焦點早己轉移到停止警暴，要求獨立調查，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央到目前為止還是寸步不讓，甚至返過來不斷為香港警隊濫暴行為搖旗吶喊全面肯定，令前線警員更加有恃無恐完全視法律於無物。目前的情況，是香港經濟體系已受到嚴重打擊，國際形象也全面受損，但這些代價也不足以令北京選擇以更為理性的懷柔政策去處理香港情況。即使在最近完結的中共四中全會，出來的信息還是全面肯定林鄭處理局勢的手法。換言之，在北京把這場抗爭定性為挑戰中央、危害國家安全、甚至是一場勾結外國勢力的叛逆行為下，政治考慮將凌駕一切之上，香港的貢獻和經濟作用也變成了次要考慮。

至於所謂國內民風的良性改變，從這五個月的發展來看，這個期望也似乎完全落空。國內媒體對香港抗爭進行鋪天蓋地的負面報道，全力渲染衝突暴力場面、但又對警方濫暴情況避而不談，是意料中事。中國官方早已把這場抗爭定性為挑戰中央勾結外國的叛逆行為，大陸媒體全面配合上綱上線是中國傳媒生態的黃金定律。所以，生活在大陸的民眾對香港這場運動因而缺乏全面理解，出現仇港情緒實在情有可原。但這種情況卻同時出現在知識水平較高、與外界接觸更多的一群身上，卻令人相當失望。大陸留學生和海外華人對在世界各地聲援香港的行動施以恐嚇挑釁，甚至動手動腳出手打人的情況，屢見不鮮。這種流珉行徑背後可能有組織策劃，但這種敵視香港情緒卻明顯普遍地存在於旅居外地的大陸人之中。

更令人難過的，是這種情況也出現在香港。生活在香港的內地學生，可以直接掌握到更多本地的資訊，理應可以對這場運動有更清晰全面的了解，會明白到這場抗爭本質上是一場香港人爭取自由捍衛尊嚴的鬥爭。他們應該看見，即使過程中確實有零星的挑戰國家行為出現，但總體上群眾針對的對象主要還是林鄭政府，市民怒火如今完全集中在警暴問題上。可惜在所謂「民族大義」「國家主權」之前，他們似乎祇能看見《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在機場被襲一幕和個別國旗被辱的場面，其餘一切看似無關重要。他們當中不少在香港已經生活了一段時間，又受過港式教育，但很多人始終在對權威的態度和對民主自由的觀念上，與港人的理念南轅北轍話不投機。也許因為可以出外留學的一群，始終是能夠在國內制度下享受到好處的勝利者。在他們眼中，中國現時的制度有能力為國家帶來繁榮昌盛，也可以把自己生活不斷改善，因此共產黨絕非港人所想那麼腐敗不堪全不可取。就如林前和王立所言，國內經濟發展看似生機處處，還不斷向外擴張。既然如此，這些內地人自然無法理解和接受香港人搞亂這個良好秩序的所為。換言之，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人要面對的不單是一個專制政權威權政府，還要承受中國社會中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撲。

這場抗爭如何走下去，難以逆料。但這個驚心動魄的自由之夏，把香港引進了二度回歸的歷程。就如在九七之前，我們再次要拷問自己，如何去面對中國。擺在眼前的，是近一個世紀最為生機蓬勃的中國經濟，兩地經貿聯繫較諸回歸前更加千絲萬縷緊纏交錯。但我們卻不會再如九七前對北京的民主承諾抱有幻想，廿二年間也看清了專制政權下的所謂自治。北京對港會繼續會誘之以利，以經濟好處去招安統戰，但從今以後對異見聲音嚴打壓迫也更加不會手軟，堅持對港進行全面管治。香港人必須放棄天真撫心自問，對自己的底線和可以接受的妥協程度，坦白地作出抉擇。

如何回答對中國是戰是和、是共生共存還是勢不兩立這個宿命難題，是全體港人的共業。鄭祖邦指出任何抗爭運動必須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建構，香港社會有必要對自己的政治訴求形成一種清晰的的想法，這當中必須回答中國之下民主香港的可能。王岸然的文章清楚指出本土意識已經落地生根，但這又是否意味香港社會已經形成共識要與中國一刀兩斷，卻難以妄下定論。站在抗爭最前線的年輕一羣，也許對中國早已完全絕望，但對不起少和理非而言，「光復香港」大概還是止於要求北京信守承諾尊重香港高度自治，而「時代革命」則是要求根本性制度變革，當中落實《基本法》列明的政治改革和雙普選，更是重中之重。這份心情固然天真，甚至流於幼稚，但對中國的感覺，香港人依然是恨愛交纏，欲斷難斷。誠如何明修總結台灣社運經驗的文章所言，在抗爭路上總會遇到面對現實的漸進主義和絕不妥協的理想主義之間的艱難抉擇。如何去爭取社會的更大認同、怎樣去選擇與中國相處之道，由始至終都決定了香港的社運走向和政治發展。

在這個歷史分岔路上，我們與台灣社會命運相同，兩地三千多萬人都要去尋找面對中國的生存方法。香港自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種種磨合之痛，台灣朋友看在眼裡也是百般滋味。台灣面對的是軍事恫嚇經濟壓迫，我們承受的是粗暴壓制直接打擊；形式不同，但都是要求我們祇能放下尊嚴跪著吃飯。同樣地，這個挑戰不單來自威權壓制，也在於內部分歧。在香港之內，我們有黃藍之別，台灣地上，何嘗不是有藍綠對抗？怎樣可以在各自社羣內找到共識，有待摸索。台灣朋友，明年將會以手上一票去回應時代，身處香港，我們大概要付出更大代價去捍衛自由。但兩地民眾同樣擇善固執，擁抱普世價值，各自擁有成熟而活潑的公民社會，絕不輕言放棄獨立思考。在捍衞尊嚴的路上，大家總有共同關懷類近經驗足以互相借鑒補長取短。未來日子，台港連氣，互相扶持，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

 

 

 

 

 

作者 葉健民   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