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危機一個月，這場走向終局的無聲之戰大致底定，是由兩個不同概念交織：主線是中美新舊霸權對撞，是修昔底德情境中不義的伯羅奔尼薩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但可能改變不義之戰的本質，是港台回應中國因素的支線——希羅多德情境中帝國大軍壓境之時，弱小民族捍衛自由而戰的波希戰爭（The Persian War）。

「伯羅奔尼薩戰爭所明顯指出的一件人們必須認識清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太大的權力將為自身帶來毀滅。雅典建立帝國的大業，最後結束於毀滅。她所興建的富強帝國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權力政治成功的範例。然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她的濫用權力終於導致她的衰敗覆亡。」

「希羅多德是紀錄希臘人為爭取自由而打敗強大的波斯那一次光榮的戰爭之史家。他們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是捍衛自由、反抗暴君及其由奴隸組成的軍隊之自由人。希羅多德親眼看到這場爭鬥。當時的口號是自由，所下的賭注則是希臘的自由獨立或奴役。而事實上，光憑這場戰爭的問題關鍵，已足以保證希臘人絕不致淪為奴隸。」

——Edith Hamilton，《希臘之道The Greek Way》

如果我是一百年後撰寫中美對抗的史家，我會選為寓意深遠的開篇，不是2020年初在武漢爆發的百年疫情，不是528習近平按下綠色同意鍵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也不是529川普在玫瑰園宣布制裁中國的演說，而是520、521、522三天，台北、香港、華盛頓、北京，平靜和暴烈的真實時刻（moment of truth）。

520，台北賓館灰白的巴洛克建築，這個日治時期總督官邸佈置了紫綠主視覺，巧妙的融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場低調而精緻，簡樸又現代的總統就職典禮，象徵中華民國台灣的新美學。這可能是台灣民主史上最受到世界祝福的時刻，蔡英文演講前播放邦交國及各國政要的祝賀影片，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得到史無前例的國際關注和認可，防疫成功讓共同體意識更鞏固，台灣社會的亡國感一掃而空充滿明亮情緒。

521，下午三點五十北京突然白晝如夜、閃電暴雨，四點港媒傳出消息，召開兩會的北京要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通過港版國安法作為基本法附件，晚上九點人大記者會召開正式確認，香港命運在不尋常的異象中一錘定音。同一天，白宮發布長達20頁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正式定調過去四十年對中戰略失敗，將全面圍堵中國擴張。

522，北京兩會的對台報告，沒有九二共識，只有統一不見和平。這是中共在1979年元旦發出《告台灣同胞書》，終止對金馬長達20年單打雙不打的轟炸、確定和平統一方針的40年後，對台思維的重要轉折。

香港成了第一張骨牌，應聲倒下的連鎖效應是國際奔相走告，提防中國擴張的野心，圍堵態勢形成，28日中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29日川普宣布制裁中國，中美關係從戰略競爭進入對抗年代。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為了13億市場，發展出「以介入改變中國」的論述正式破產。中美雙方驅逐記者、美國驅逐有解放軍背景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各種經濟、科技、學術脫鉤措施，派對已經結束。

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一度讓世界暫停，卻讓中美矛盾加劇，北京對香港的這步棋，也預留武統台灣的伏筆，處於中國及西方意識形態斷層帶的香港和台灣成了前線，學者吳介民提出新冷戰的東方柏林——香港是極權前線的東柏林，而台灣則是民主前線的西柏林。[1]

2019年609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開啟了港人長達半年史詩般的反送中抗爭，面對實力懸殊的中共，be water的香港抗爭者，發展出弱小者的自殺戰略已經自我預言實現。一年後攬炒成真，香港垂死前發出尖銳的鳴叫，就像刺鳥一樣，震動了世界。

中美港台走向終局，但是誰的終局？

然而，要理解這三天，以及這三天將帶我們走向什麼未來，便要先清楚現在美中港台身處的歷史階段。

這個發展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參與者和塑造者，美中台港四條支線在二戰後各自發展、逐漸趨近，現在正式交會。

若以國際關係角度，2008年北京奧運的大國崛起，為2013年習近平接班鋪墊，現在的世界格局便已隱隱浮現。習近平這位紅二代，父親是80年代中共最開明的元老之一、鄧小平、趙紫陽的改革開放最堅定的支持者習仲勳。習近平一度被中國自由派期待是中國的蔣經國，然而，過去韜光養晦的習成了各派系皆可接受的共主而出線，卻是懷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除了以打貪將過去派系共治的權力收束一身，積極發展一帶一路論述，將中國影響力從陸路推向中亞到歐洲，海路從東南海對南海，為中美爭霸的今日留下伏筆。

中港台關係也在同時期質變。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以ECFA大開兩岸大門，中國因素開始進入台灣視野，公民社會從2008野草莓運動醞釀，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強而有力的回應，讓兩岸大交流時代劃下句點。中港矛盾因2003年開始的CEPA大交流而累積，香港本土認同萌芽，2014年跟北京爭取實現雙普選承諾的佔領中環運動，因受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影響，意外發展成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之後中港關係失速墜落，但也為5年後的反送中運動鋪墊抗爭經驗和社會基礎。

而最關鍵的是中美關係因川普意外轉折。2016年拒絕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上任，兩岸關係進入可預期的冷和階段，但半年後川普趁歐美反建制浪潮當選美國總統，川蔡通話讓美中台關係起了化學作用。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沒有指定接班人，隔年三月人大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歐美開始警覺習近平野心，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打。

最後一根稻草是去年港府精心設計，藉由一起港人在台殺人事件而趁機推動的逃犯條例，所引發巨大的蝴蝶效應，不但衝擊今年年初台灣大選結果，更讓北京在一年後決意碾壓香港，進而確立中美對抗局面。

「修昔底德情境」的兩條大歷史線索：中國百年屈辱及冷戰遺緒

「香港危機」打開了西方焦慮多時的潘朵拉盒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由美國國關大師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修昔底德的偉大著作提出的概念，將中美矛盾定調為兩大強權的鬥爭，和當年雅典挑戰斯巴達的新舊霸權矛盾類似。而伯羅奔尼薩戰爭的結局是，注定一戰的兩個強權兩敗俱傷，最終被波斯帝國征服、希臘文明覆亡。

外界定義這是「新冷戰」，事實上，近兩年中美從輿論、法律、科技、貿易、特工等層面，早已進入攻防激烈的無聲之戰。而「香港危機」再加上「百年疫情」，將中美矛盾升級到熱戰邊緣。

但只看近因很容易墮入現實政治的實力猜度，遠因有助於我們更清晰這個格局的本質。歷史之業（karma）需要解決，否則難以進入新局，中美走向對決是匯流了幾個未處理的歷史遺緒，可能到了再也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時刻。

目前的格局，大致上由兩條歷史大線索和三個在地脈絡交集而成。

大歷史線索是中國百年屈辱和冷戰，中共同時繼承了大清帝國崩潰過程的民族屈辱，和蘇聯從共產國際的極盛走向解體的失敗教訓。三個在地脈絡則是1949國共內戰後，中港台各自發展70年的政治社會演變——中國的極權化和台港的本土化及民主化。再加上歐美近年反建制及反全球化浪潮，最終匯聚成「無聲之戰」。

其中最根本的歷史遺緒，是古老中華帝國的百年屈辱。19世紀末大清帝國崩潰前被列強割據，而後新中國建立過程依舊內外苦難交迫，這個古老民族的巨大創傷從未被治癒，也因此，在國共鬥爭中取得勝利的中共建政後，先韜光養晦，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走向擴張之路。

再者是歷史尚未終結。冷戰的起源是二戰時蘇聯和西方結盟對抗納粹德國，但後期產生摩擦，1945年蘇聯紅軍佔領柏林，希特勒自殺納粹德國投降，歐洲戰事結束。第一次柏林危機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共同戰略，為了分散美國對蔣介石援助的行動，[2]1948年蘇聯封鎖西柏林而有第二次柏林危機。西方靠空投救援成功後，1949年5月將德國分為東西德和東西柏林。

也因此，美蘇對決的冷戰雖然以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蘇聯解體告終，但繼承了列寧式黨國體制的中國，因改革開放、加入WTO而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比當年的蘇聯更富強。另一方面，習近平十分警惕蘇聯崩潰教訓，[3]接班後更加中央集權，而面對自由陣營的價值高地，中共則更加強意識形態宣傳，對外滲透破壞民主體制以削弱其正當性。

崛起的中國，需要和西方真正的「和解」和「清創」，遺憾的是中共建政後，在意識形態清洗、經濟科技高速發展和民族復興使命的混合結果，並非走向與世界共榮之路，而是為了保護紅色政權，以及滿足國內外「中國人/華人Chinese」的民族自尊心，展現霸權以減緩揮之不去的恥辱感。

對美國來說，無法接受新霸權被挑戰的現實政治邏輯簡單易懂，但中國對美國的心理複雜得多。雖說中美之間歷史上並無真正仇恨，甚至美國是讓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關鍵，但中國對美國投射的是西方列強當年對積弱中國的欺壓，無論是制度鬥爭或台港的核心利益，都可以輕易踩到民族自尊心。

也因此，中美矛盾可用實力原則理性評估的強權地緣角力，但也是古老帝國需要被解決的創傷導致的東西文明衝突，非理性的成分很大，恐怕比冷戰時美蘇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較勁更為難解。

「希羅多德情境」的三個在地脈絡：中港台未完成的1949命題

但除了歷史大線索外，後1949的台港邊陲，經過本土化及民主化洗禮，也發展出能左右大局的支線。台港處境更類似希羅多德筆下，雅典人為了捍衛自由奮戰，對抗波斯帝國大軍壓境的歷史。

1949除了確立東西柏林的冷戰前線格局外，也是國共內戰的勝負底定，導致中港台三地各自發展70年的關鍵年份。

當年4月中共解放軍渡過長江，蔣介石敗局已定，國民政府撤台，10月在金門短短3天慘烈的古寧頭戰役，打斷了毛澤東解放台灣的一鼓作氣，緊接著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進入東亞讓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得以喘息生根。

1949年末，國共內戰尾聲，南方各省都已被解放，五萬解放軍打到羅湖，已做好度過深圳河解放香港的準備，而英國駐軍只有1萬，但中共中央卻下令不過河維持現狀。周恩來的名言：「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成了中共70年來對港政策的方針。

也就是說，1949年中港台命運一度可能合流，卻因中共的權宜之計各自發展。[4]對北京來說，當年保留實力，延宕70年的問題來到可以解決的時刻，但沒料到的是，台港主流社會從想統一到希望維持現狀，又在和中國互動過程中產生質變，人心背離，讓這個歷史時刻更加複雜。

台灣本島住民在200萬中國難民的文化衝擊，和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下，產生了推動民主化的本土意識。但同時，中華民國政權也讓台灣不同於香港的孤兒命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前，可以上國際談判桌和列強平起平坐，1949年以前在中國從沒真正穩定的中華民國安定了下來，和台灣社會在作用力及反作用力下發生質變。1979年是轉折點，美中建交、中共確立和平統一方針、美麗島事件在國際和社會壓力下，為台灣打開漫長卻痛苦的新局，但也是學者吳乃德所稱，台灣民族精神上最飽滿動人的「台灣最好的時刻」。[5]台灣人花了50年完成寧靜革命，共同體意識在今年大選大致完成。

1949命題對中國與台灣來說，都屬於未完成式，但中華民國在台灣因經歷了民主化，蛻變成富有活力的民主體制及公民社會。族群從矛盾、仇恨到逐漸共融，七十年的絕望掙扎相較現在的小確幸，若非其中一份子很難深刻體會。也因此，當中國和台灣對1949命題的答案不同時，台灣社會自然為了保護好不容易長出的主體性和自由的果實，而產生「抗中意識」。

香港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又是另一個故事。香港從純商業不管政治的自由港，因回歸意外讓民主意識萌芽，再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並在去年反送中運動徹底轉化為爭取公義和自由的象徵，學者吳叡人提出的防衛型「香港民族主義」正式誕生。[6]台港各自長出不可逆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意識，讓北京管治香港的成本大幅提高，而要收回台灣幾乎只剩武統選項。

若客觀分析台港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起初是回應內部問題，隨後是捍衛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不具擴張性。因此目前的對抗局面，事實上是港台邊陲及原霸權美國，對古老中華帝國亟欲「打破現狀」的被動回應。於是兩核心與兩邊陲的雙重矛盾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朝我們撲面而來的大時代。

 

 

 

 

 

作者 張海渱 為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