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傷害美國及歐盟的軟實力和自信心，但疫情過後，世界應對北京的野心，會比疫情前更不友善，因為疫情揭露了中國醜惡的臉孔[1]。」 --伊凡．克雷斯戴（Ivan Krastev）
疫情肆虐一年餘，新冠肺炎對全球造成深遠的影響，全球化倒退，疫情民族主義加深國家與種族之間的對立與衝突，產業鏈移動、重組，經濟復甦重心轉移到亞洲，美國的領導力削弱，中國影響力上升、挾其專制挑戰民主，以美中為主導的兩個體系、多層次與多型態的新冷戰已然展開。不只美中關係回不去，世界也已經回不去。
全球化倒退，民族主義高漲，美中實力消長
疫情促使各國將重大戰略物資產線留在本國或區域內，包括醫療防護用品、藥物、驅動世界的晶片以及5G技術。加上嚴格的邊境管控與檢疫措施，資源的流動受阻，迫使供應鏈模式改變，傾向更在地化，區域化，也更加多元化。事實上，在疫情之前，因應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供應鏈調整已開始進行，而疫情讓國家拿回以往掌握在跨國企業的主導權，調整速度將更快。
因邊境人流管控、封鎖與隔離的壓力、及追究病毒起源等因素，產生「疫情民族主義」，各國民族主義與本土民粹主義抬頭，許多國家向中國求償，攻擊亞裔人士事件持續增加；相同的，中國也以高漲的民族主義與攻擊性的戰狼外交回應外界的質疑與批判。這個敵意螺旋不僅危及亞裔族群的安全，也持續加深世界對中國的負面觀感。
川普時期奉行「美國優先」單邊主義，從國際組織中退卻，讓中國趁隙取而代之，掌握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位置。而對疫情處理的不力，也重挫美國的領導力。北京運用專制的優勢，為抗疫成就宣傳「制度優勢」，並對比西方國家—民主制度—抗疫成效的相形見絀。
儘管學者認為，疫情處理的優劣，依靠的是政府治理能力與官僚經驗的優勢，與「制度」或「政體」並無必然相關性。但多國智庫估計，疫情使中美經濟復甦反差明顯，讓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時間提前2-4年（從2032拉近到2028年），引發各界高度重視。
其實，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長達廿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總體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不是何時的問題，而是趕超的過程，及超越後對國際結構造成何種衝擊的問題。
拜登的美國夢：強大、韌性、創新型經濟體
拜登上台後拋出幾項經濟政策：
1、科技戰持續。持續對中技術禁令，4月初新增一批實體清單，將7家超級電腦企業與組織列入黑名單。
2、產業鏈「去中化」。對內分階段盤點涉及競爭優勢與國家安全的關鍵產業供應鏈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優先盤點半導體晶片與先進封裝、電池、稀土和藥品等4項供應鏈；1年內完成6大產業領域的檢視與改善對策。期望與盟友合作打造供應鏈，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3、投入基建計畫創造就業、強化科研能量。在3月底公布規模2兆美元的基建計畫，目標是創造「世界上最強大，最具韌性的創新型經濟體」。
拜登說：「這就是美國與中國、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基本問題是：民主國家還能為他們的人民創造福祉嗎？」將內政與振興經濟與「民主與專制」之爭掛鉤，是因為民氣可用，美國民意與政治氣氛都支持對中強硬，國際社會持續反中也符合此趨勢。
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3月4日民調顯示，89%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手，而非伙伴； 70%認為，即使會傷害雙方經濟關係，美國仍須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狀況；近50％認為制約中國的影響力應是美國的頭號外交政策目標。此趨勢與同期蓋洛普（Gallup）民調相符，後者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降至歷史新低的20%，甚至低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34%。
「習近平非常直白，骨子裡沒有一丁點民主。他非常聰明，跟普丁一樣，認為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中，專制是大勢所趨，民主無法運作。」拜登在上任後首次記者會上做出上述形容。他要證明，美國民主及其民主資本主義模式仍然有效，它優於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式的制度。「這是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新冷戰是價值與制度（民主v.s.專制）的競爭，跟冷戰最大的不同是，行為者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環，在高度互賴下進行的競爭與對抗是遍及各領域、也沒有國界的區隔，美中脫鉤、形成兩個市場，兩套標準，兩種制度。
「國際規則」：是你的規則，還是我的規則？
美國務卿布林肯上任後在幾次受訪中表示，美國及盟邦、夥伴都和中國有著既競爭、合作又對抗的關係，「這無關圍堵或壓制中國，而是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當北京侵犯人權、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承諾時，美國與盟邦必須團結一致發聲、行動，支持「基於規則的秩序」。
布林肯表示，美國應充分利用聯盟優勢來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當美國退縮、放棄自己的責任，不參與編寫、制定國際規則時，中國就會填補並取代美國，使美國處於軟弱而非強勢的位置。
當布林肯在美中2+2對話上批評中國的許多作為「每一項都威脅到維護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楊潔篪長篇大論抨擊美式民主並激動回嗆「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地位出發對中國對話」，背後的潛台詞是「你口口聲聲說『規則』，是依你的規則，還是我的規則？」答案當然是「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國的「意圖」究竟為何，一直令國際社會捉摸不定。北京一慣說法是，堅定不移的和平發展，永遠不稱霸、不搞擴張，但書是：「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核心利益、不容挑戰。
「不稱霸」、「和平發展」溫情且無害。但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反問：「如果你不準備稱霸，為什麼老強調自己不稱霸？」。李光耀認為，當中國更加強大，認為世界更應尊敬他們。他們強調自己不是霸權，絕不稱霸。但是當我們做了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事情時，他們就說「你讓13億人民不高興」，他們要你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裏。「北京要求尊敬，要求服從[2]」。這番對中國思維與路數的詮釋非常到位。
中國夢：經濟力與軍力為後盾，以我為主的國際秩序
中國的「發展」意指「富民強國」，國家富足、軍力強盛、不受外力干預（不受欺侮），區域國家都承認並順服於中國的至尊地位（學術的說法是「朝貢體制」[3]）。「中國夢」的內涵，是建構以經濟力與軍事力量做後盾，「以我為主」的東亞乃至於世界秩序。
2016年，習近平說，「中國沒有意願挑戰現行國際制度和秩序，也沒有意圖尋求霸權。」（同時北京也說南海仲裁案的裁決是「一張廢紙」。）到了2021年，習近平說，美國是中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東升西降」是未來的政治判斷。
習近平的自信發言，可能是基於應對經濟放緩壓力及重大政治議程（二十大）所必要，不過，北京的態度與說詞變化，讓外界相信，即使沒有「稱霸」的意願，但中國在尋求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仍不可避免的將挑戰既有秩序與美國主導地位而衍生種種衝突，即學者米爾斯海默所稱「大國政治的悲劇」。
季辛吉3月底在一場會議上表示，美國必須和中國針對全球秩序達成新諒解，以確保國際體系的穩定。但他也提到，「問題是，北京能否接受世界新秩序？」由誰主導的新秩序，這才是問題的重點，也是衝突之所在。
中俄聯合中東國家反制美日聯盟
美國高舉民主大旗串連、箝制中國，中國也不是塑膠，以民族主義、軍事及外交手段全面回擊。透過共青團挖出去年H&M等企業宣布不採用新疆棉花的宣示並釀成一波抵制西方成衣業的輿論；對台侵擾的軍機軍艦持續且數量增加、更在周邊海域與美軍對峙。
在美中2+2對談後，外長王毅接連出訪俄羅斯與中東，3月23日中俄聯合聲明指出，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不接受以推進民主為藉口干涉主權國家內政。27日中國與伊朗簽署一項價值4000億美金、長達25週年的合作協定，涵蓋對伊朗能源與基礎設施的投資，換取石油供應的穩定，確保其經濟增長。這項協議加深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削弱美國對伊朗的孤立，宣示新疆人權問題並不影響北京與穆斯林國家的交往，其影響力不受影響，必要時絕對有能力串連其他國家抗衡美國主導的聯盟。
而王毅在伊朗總統哈桑 (Hassan Rouhani)的會談中說，美國應儘快撤銷對伊單邊制裁，並「取消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長臂管轄措施」。未來，新秩序下的美中關係，在各場域的操作與發言將更形直接且針鋒相對。
美日啟動建構新秩序的重要一步
4月16日，美日舉行正式會談，會後發表「新時代的全球夥伴」聯合聲明，罕見地「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這是兩國自1969年以來首次在聯合聲明中加入與台灣直接相關的內容。
雙方並「深切關注」新疆和香港的人權問題，反對任何單方在東海改變現狀的嘗試，也批評北京在南海「非法主權主張及活動」，批評中國的行為「有違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包括經濟和其他形式的脅迫」。並再次確認尖閣諸島是日美安保第五條適用對象。
兩國承諾加強投資5G、AI、半導體供應等先進技術，將繼續透過雙邊、G7及世貿組織的合作，應對不公平貿易措施，例如侵犯知識產權、強迫科技轉移或扭曲市場的補貼等。同時，尋求改革世衛組織，確保其不受到不正當影響。這些宣示都明顯針對中國。
向來謹守份際、避免對中國說三道四的日本，在這次會談中展現更強硬的姿態，具有重大意義。學者分析，美日聯合聲明文件有別於一般會談的聲明，可視為美日安保的補充文件，亦即同盟的安全防護網已將台海納入。
在歐盟宣布制裁新疆人權問題且推遲中歐貿易協定，以及美日聯合聲明宣示在各領域共同遏制中國，揭示「新秩序」下美日對上中俄的格局已成形。新秩序格局下，台灣的價值更形凸顯，包括地緣戰略的樞紐角色，半導體科技的關鍵地位，以及防疫與民主治理能力等，都是美國欲建構民主聯盟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戰略角色提升，台美推進各領域實質合作
4月9日美方公布新的對台交往準則，明確鼓勵美行政部門與台灣互動，美國官員將能常態性在聯邦機構接待台灣官員，也能前往駐美代表處參與活動及會晤。隨後，拜登派「老友」前參議員陶德率團訪台，隨行的包括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與史坦伯格。白宮官員向媒體表示，此次代表團訪台是應拜登請求進行的。此3人訪台是拜登對台灣、以及對其民主承諾的「個人信號」。
在美國政界與學界在討論其對台「戰略模糊」是否要調整為「戰略清晰」之際，此舉除了平衡同一時間美國氣候特使凱瑞訪中，也凸顯美方「一中政策」不會改變，「戰略模糊」會持續，但將透過具體且實質的方式增強與台灣官方的互動與合作，包括軍事、外交、先進科技、及國際事務參與等，並在印太區域提升台灣的安全地位。
未來，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變好還是變壞？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結果天差地遠。如何管理分歧與競爭，在合作部分有實質進展，避免難以挽回的衝突，需要各方運用智慧，共同合作來因應。
[1]伊凡.克雷斯戴（Ivan Krastev，索菲亞自由戰略中心(Center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任）, ”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Politics And the Pandemic)”, 三采文化，2020年7月,p.88,p.96
[2]海峽時報據《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所做採訪，2011.01. 24，BBC5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mobile/world/2011/01/110124_lee_kuan_yew_by_jiangrui
[3]「朝貢制度特有的恩威並施性質及“懷柔”和“羈摩”政策使之成為與藩屬國和平共處的絕好途徑。奧妙在於：外邦人只能按中國的條件與中國交往，這使他們承認並被納入中國事務的體制，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不再具有威脅性，維護中國作為‘中央國家’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在貢國方面，統治者受皇帝冊封而使其統治合法化，受帝國保護防止外國侵略並獲得援助。」張寶香，「東亞朝貢體系影響下的亞洲新安全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15.08.27,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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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敏之 為政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