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百年，約略可以區隔為建黨至建政30年（1921-1949）、毛澤東主政30年（1949-1976），以及改革開放至今約40年。其中，第一階段是革命（革國民黨的命）、第二階段也是革命（革右派、資產階級的命），世人只會追究其政治穩定問題，鮮少涉及人權。直到第三階段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成為以追求經濟成長及國家建設為目標的相對正常國家之後，在國際的關注下，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才逐漸呈現於國際媒體的鎂光燈下。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包含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與江澤民，以及胡錦濤、習近平等四個時期，每個時期約10年。隨著中國政局及社會的發展，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的訴求也跟著轉變，一開始是對政治異議者的人身自由、司法保障提出要求，後來逐漸關心中國媒體的新聞自由、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非政府組織的結社自由，及異議者的政治自由等。到了晚近，最經常被提出的問題，則包含宗教自由、涉及法輪功的器官移植問題、新疆再教育營問題，以及香港追求民主問題。

宏觀地看，在鄧小平主政時期，及江澤民、胡錦濤接續掌權時期，由於經濟發展有求於國際，抱持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因此，對於國際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中國都抱持「軟迎」心態。截錄維基百科中的資料，中國官方面對國際關於人權問題的指責，最經常的說法，類如：

「中國高度重視促進和保護人權，堅持將人權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展，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再如：

「中國的人權事業正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但由於中國發展不充分和發展不平衡，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還存在著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這些早期回應，可以歸納為兩個要點。其一，國情說，認為人權是一種演進中的觀念，當代的人權觀念不同於前代，因此，根據每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應該有不同的人權要求；此外，根據每個國家不同的國情，也應該有不同的要求標準。其二，過渡階段說，認為人權要求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暗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將可以達到令人滿意的人權成果。

對應於中方的國情說、過渡階段說，西方的因應，一開始稱為「和平演變」（peaceful revolution），後來發展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兩者意義相近，意謂透過不斷的、密切的、深入的接觸，將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納入整個國際體系之後，中國將會逐步產生改變，最終將與國際社會一致，抱持相同的普世價值。

因此，關於人權問題，透過彼此相互適應及妥協的觀點，中國與西方合作中有鬥爭、鬥爭中有合作的狀態，維繫了30年，直到2012年習近平掌權，一切才發生改變。

首先改變的是中國的習近平政權。習近平強調「四個自信」，包含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意謂在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不再需要西方擔任「教師爺」的角色，不再歡迎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指指點點。而後，他在國情說、過渡階段說的基礎上，根據前人的說法發揚光大，提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主張。

此一主張，在江澤民主政時期，1991年的中國第一份人權白皮書中即有所表述：

「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危害中國人民生存的，首先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占人類總數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第一次真正享有了應有的人格尊嚴，生命安全獲得了根本保障。」

但原本是基本的、基礎的、出發點的生存權、發展權，到了習近平時代，國情說取代了過渡階段說，生存發展權變成了中國人民關於人權問題的最終選擇，成為「中國特色」體系的一環。習近平主政下，今年（2021年）六月間發表的中國第二份人權白皮書中就說：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將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堅持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堅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道路。」

習近平主政下，生存權、發展權不只是「首要人權」，更重要的是另一句話：「沒有生存權、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皆無從談起」，這等於說，至少在現階段，中國仍在努力發展經濟的階段，不會在意國際指責的「其他一切人權」。那麼，在習近平宣布中國已經踏入小康社會、完全解決貧困問題之後呢？依據中共說法，除了生存權，還有發展權，而發展是沒有盡頭的，意謂中共當政一天，就不會接受國際的人權指責。

對於中共的說法，原中國維權律師、現任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中共強調生存權發展全是基本人權，比公民權利重要，「這種說法很有迷惑性」，彷彿一個人如果吃不飽、穿不暖，談選舉權是不切實際的。但他說，從人權、法律、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成立，言論與信仰自由、選舉權等，和經濟發展並不矛盾衝突。中共的宣傳故意將兩者對立起來，但放眼世界，保障人的自由和創新的權利，反而有助於經濟發展。

面對習近平時代的政策轉向，尤其2018年中國宣布修改憲法，取消中國國家主席連選連任的限制之後，美國認清了「交往政策」的失敗，包含人權問題在內，美國目前仍在摸索面對中國的政策方向。此前，美方提出階段性的「競爭、合作、對抗」的主張，希望在包含人權領域相互對抗的同時，不妨礙雙方在其它領域的競爭與合作，並希望建立起「護欄」，或劃出一條保護線，或設立一種防護機制，防止對抗、競爭影響合作，但在七月的雙方外交高層會晤中，中方強硬否決。

在七月間與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會晤時，中國副外長謝鋒明言：「競爭、合作、對抗」三分法就是遏制中國的障眼法，對抗遏制是它的本質，合作是權宜之計，競爭是話語陷阱。此外，根據香港媒體引述消息，中方已經放棄與美國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理想。由此觀之，中國和國際社會或和美方，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交手，已經進入無可討論、沒有互動、成為衝突重要因素的新時代。

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習近平除了在立場上更加堅定之外，手段上也更為嚴厲。習近平經常採取一網打盡、一勞永逸的手法，例如「709案」，對於中國繼民主異議人士之後而起的維權運動，2015年7月9日起，中國政府展開跨省約談與拘捕手段，超過300名維權律師及事務所人員、維權人士等被牽連。此外，更有「廈門聚會案」，2019年12月間，多名來自全中國各地的異議人士在廈門舉行私人聚會，卻遭到大抓捕，當中包括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和人權律師丁家喜等人，都在聚會後相繼遭到拘禁。

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網路防火牆、器官移植、宗教信仰自由等，雖然中國官方態度及手段強硬如昔，但近年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點，已經逐漸轉移到新疆和香港，其中，中共在新疆採取的「再教育營」等手段，已經被部分國際人士提升到了「種族滅絕」的高度，而曾經繁華的香港，讓國際見識到了一個法治、自由的社會，在中共的管理下，如何淪落到人民出逃的境地。

新疆問題，原是民族問題，而如何處理漢族和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中國歷史上不乏各種嘗試，始終沒有圓滿解決方式。中共治理新疆，一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防止分離為中心」之間循環，前者重在發展經濟、後者重在打壓抗議者。

新疆在2009年發生「烏魯木齊七五事件」，事件中的新疆維吾爾人和當地漢人相互砍殺，最終，根據中國官方統計，造成197人死亡，其中多數是漢人，另有1,721人受傷，以及大量車輛、建築物被焚毀。於是，中共換下當時的新疆自治區區委書記王樂泉，由當時的中共政壇新星張春賢接替，張春賢採取「柔性治疆」的辦法。

根據中國官方資料，張春賢治疆期間，新疆經濟增長顯著加速，生產總值在2014年突破9,000億元人民幣，經濟增速進入全中國第10名，但經濟增長並沒有打消新疆維族人的分裂意識，意外在2014年接連發生。

當年3月1日，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恐怖攻擊案，造成29人罹難、140人受傷，中共認定這是維吾爾分離分子主義者企圖組織恐怖活動。4月30日，就在習近平視察新疆的最後一天，發生「烏魯木齊市火車南站自殺式攻擊案」，造成3人死亡、4人重傷，中共查明為恐怖襲擊。

據媒體報導，習近平當時就指示，「必須深刻認識新疆分裂和反分裂爭鬥的長期性、複雜性、尖銳性，反暴力恐怖鬥爭一刻也不能放鬆，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但維族的分裂活動並沒有因為習近平的講話而停息，當年5月21日，烏魯木齊市場再爆發恐怖攻擊事件，致43人死亡、94人受傷。

習近平震怒下，張春賢的「柔性治疆」終於走到末路，新任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在2016年上任，對新疆採取強硬治理手段，目前引起國際議論的「再教育營」問題於焉產生，中共治疆的民族問題，發展成為人權問題，以至於「種族滅絕」問題。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2018年發布消息，證明中國自2017年4月起，在新疆至少囚禁了100萬名維族人，另有200萬人被關入「再教育營」，接受政治教育。之後的消息，包括這些名為職業訓練基地的「再教育營」建築照片，以及遍布南疆各地「再教育營」的衛星照片，更有逃出維人的親口證詞等，而各家媒體報導的關押人數，在100萬至300萬中間不等。

中共方對這些報導的反應，初始完全否認，其後辯解這些「再教育營」實為職業訓練基地，再後來，甚至有中國官員公開表示，所有這些學員都已經結業回家，但國際媒體後續的報導顯示，並沒有，再教育營仍存在，而中國官方自此即不再多做辯解，反指西方政府及媒體陰謀破壞。

另有報導稱，發現一車車的維族人被載運前往中國各地工廠。集中新疆勞工前往各地工廠任職，本是中共對新疆的長期政策作為，基於以上報導可以判斷：主要在騷亂事件屢屢發生的南疆地區，中共安排大量武警、解放軍四處巡邏，路上安置滿滿的攝影機，甚至還安排官員輪流到維族家中居住，就近監視，凡被認定有罪者則關入監獄，懷疑行為可能不檢者，就送進再教育營，訓練期滿則集體安排就業。

新疆長期為維吾爾等民族聚居地，在中共發動「生產建設兵團」進入開發之後，漢人數量急劇增加。根據2020年的統計，新疆全區常住人口2,585萬人，其中漢人1,092萬、維族1,162萬。關押100萬、再教育200萬，並持續監視著另外800萬維族人，這是如何龐大的維穩工程！但根據一名長期研究「維穩」的中國專家私下告知，這是一個實驗，實驗結果證明可行，而以中共目前的維穩能力，足以因應3個新疆。

新疆經驗證明不是衣食足就可以放棄人權，但中共仍堅持著馬列主義的教條，認為經濟問題是一切的基礎，並用此來解釋香港發生的情況，認為香港2019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完全是港府無能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導致年輕人在失去生活希望下迷失了方向。

因此，在2020年發布港區國安法之後，中共一方面堵絕了年輕人的街頭運動，另方面透過選制的改變，對「愛國者治港」的強調，堵絕了泛民主派的議會抗議路線，意圖在社會穩定之後求發展，透過讓香港與廣東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大灣區計劃」，改善香港的社會經濟，徹底解決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以來的社會不安。

除了人權問題，新疆問題涉及的是民族問題，香港問題涉及的則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但最終，都和中共政權的存續相關。中共給予香港的承諾，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人自1997年主權轉移之後，就期待著有朝一日的「雙普選」，包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特首）的普選，以及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但中共方面一再拖延，最終釀成「反送中」抗議事件。

從香港的角度看，中共一再食言，原先承諾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最終，「一國」的意義壓過「兩制」，中共黨國色彩的政治氛圍逐漸漫入香港；原先承諾的「港人治港」，遭到扭曲為「愛國者治港」，而在愛國幾乎等於愛黨的情況下，香港人的政治參與路途完全遭到封殺；此外，中共原先承諾的「高度自治」，北京也轉而解釋，北京擁有最高權，香港擁有的只是被賦予之權。最終，中共的承諾，對香港人來說，已經全面破產。

從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存在的問題，除前述的社會經濟問題之外，還有一個「解殖」的問題。許多研究香港問題的北京專家對香港的情況感到不滿，認為香港長期處在國家認同的真空狀態、香港社會與祖國母體長期溝通不良、香港政治文化長期妖魔化中國政治母體，以及香港人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歧視和排斥。北京專家們認為，這是香港尚未解除長期接受殖民統治的影響，也就是「解殖」問題。

在這樣的各自立場下，值此中共建黨百年之際，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不但已經建立起與國際社會相左的人權理念，並對國內所有異議聲音採取強力鎮壓的作為，在如今新疆維族繼續遭受關押、香港情勢每日探底的情況下，中國的人權景況，看不到一絲樂觀的苗頭。

 

 

 

 

 

作者 朱建陵 為中央社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