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有個理論，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不放。槍桿子就是軍隊，筆桿子就是騙人，就是有一個意識形態」；「西方學界所有「專制極權」的知識，都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蘇曉康[1]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盛大慶祝建黨百年，這也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明訂「兩個一百年」第一個階段性里程碑。「七一」紀念活動上，習近平大聲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必將在14億多中國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中國人民在72年前首次「站起來」，是毛澤東在建政之初宣示[2]，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擺脫帝國殖民、帝制封建與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與奴役。這一次「站起來」，人民面對的是「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的資源不均、內捲化、及明年二十大的「帝制」中國。站了又站，開放與緊縮，變與不變，有種永劫回歸之感。
新「三座大山」難攻堅，調整分配制度追求「共同富裕」
黨慶活動的氣氛，既歡樂又肅殺。「七一」前後，中央著手一系列對科技平台業者、培訓教育業及上市企業祭出各項反壟斷、網路安全與監管措施，阿里巴巴、滴滴出行、騰訊、百度、美團、教育培訓、網路遊戲、音樂產業（KTV）、甚至白酒、證券業等民企都在監管之列，殺得企業與投資人措手不及，哀鴻遍野。
用電玩來形容，重重關卡後，「Boss」終於登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工作會議，宣示下階段工作重點是實現「共同富裕」，方法是透過「三次分配」（第一次是市場分配，第二次是稅賦分配，第三次是社會捐助的分配），將「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此政策效應極快，隔天騰訊即宣布積極響應中央戰略，將投入人民幣500億元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預料將有更多「有資源」的企業或個人跟進。
外界推測，北京應會調整、新增稅制，加強稅收管理，例如加快實施財產稅和遺產稅，同時推出「鼓勵」捐助的配套措施，推動新一波財富重分配。澳洲麥格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Larry Hu)認為，這顯示財富和收入不均問題已惡化到決策者別無選擇、必須面對的程度。
長期以來，嚴重貧富差距，「看病難、住房難、上學難」的「新三座大山」積累民怨，而人口負成長、未富先老，種種問題勢將衝擊經濟增長，威脅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在疫情因素、中美全面競爭與二十大連任的政治需求下，習近平欲修正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產生的收入兩極化，將市場經濟路線做出調整，「劫富濟貧」[3]。這個論述是對貧富差距惡化的危機處理，是要再一次化解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危機。
意識形態論述調整，都是為了黨的生存
中共的意識形態（常稱為思想、路線），決定黨國集體思維與發展路徑，是為支撐其永久專制統治的合法性（正當性）提供內部說服、權力鬥爭、及向庶民大眾宣傳、動員的素材（論述）。每次修正，與其說是為解決中國的發展與人民生活問題，更是為了解決共產黨的永續專政與生存問題。
1990年代初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先後崩塌，令中共大為震撼，非常擔憂會步上後塵。為此中共展開系列研究，分析共產主義衰落的原因。中共從中學到的教訓是，必須維持黨領導層的團結，並抵禦自由民主思想的入侵（和平演變）。中共推行兩個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以強化執政能力：意識形態改革與權力交接制度化[4]。前者合法化其專制統治，後者維繫了黨內凝聚力、緩解路線鬥爭。
三十年來，中共的意識形態建構與調整，就是一個不斷「自圓其說」的過程。依據中共黨章，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從1970年代市場改革開始，其統治即面臨根本性矛盾：既須依靠資本主義來促進增長，又不得不受到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教條的約束。這個結構的矛盾，令其內部對於民主自由、資本主義等進行無數次的路線爭論，尤其是經濟增長帶來許多副作用，如貪腐、貧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既引發民怨而增加不穩定因素，又提供了以意識形態為名的黨內權鬥舞台，例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十八大前薄熙來政爭奪權，都衝擊中共的領導威信、甚至導致分裂危機。
這種「政左經右」的矛盾，讓中共必須不斷的推出新的論述，來解釋為什麼其當前政策並不違背共產主義教條，因此改革派一直小心翼翼用社會主義術語來粉飾他們的改革政策（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混合所有制」、「共同富裕」），以便抵禦黨內對於市場改革的攻擊[5]。另一方面，意識形態論述也涉及建立政治正統與最高領導權威（例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除了對黨內自我辯解，中共對社會採用大眾宣傳與政治教育進行政治動員、溝通說服，解釋一黨制的必要性，還利用反面手法、抹黑自由民主，以合法化威權體制[6]。例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優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中國特色」。
另外，中共的意識形態論述也運用在國際宣傳上，隨著國際局勢、整體國力、及科技發展有不同的包裝，例如在「六四」後中國遭國際社會制裁而陷於孤立，當時領導人鄧小平就提出「韜光養晦」戰略來應對，目的是以低姿態掩蓋真實意圖與野心，避免被「棒打出頭鳥」，換取發展的時間與空間，即「戰略機遇期」。包括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第一任期都延續此論述，包括「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和諧亞洲」等。
學習西方知識與科技支持經濟發展
從蘇聯垮台迄今，中共威權體制始終沒有如西方學者預言的崩潰，相反的，其發展韌性給西方民主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三十年間，中共歷經多次巨大內外挑戰，仍能透過意識形態調整與治理手段的改進而生存至今，學習力是一項關鍵，即有系統的幹部學習和培訓制度。
美國前財長鮑爾森描述1992年他與江澤民有過會晤，過程中江用英語向他強調中國採用美國會計標準的重要性，對於中國女子游泳隊贏得奧運4面金牌，江澤民講了句意味深長的話：「中體西術」[7]。這句話明顯引自清朝大臣張之洞的「中體西用」。
與清朝學習西方民主憲政以推行政治改革截然不同，中共的「中體西術」是用西方價值與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達成共產主義的「目的」。透過向西方「引智[8]」，攫取西方的制度、知識、智慧、技術、人才，以幫助自身現代化，從世界工廠邁向製造大國、乃至於科技強國；發展的一切成果，被有效運用於強化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攻擊西方民主與普世價值、乃至於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
大規模、系統性派幹部海外培訓是「中體西術」的重要作法之一。2000年起，中共開始具規模的海外培訓，中央與省級高階幹部多數赴哈佛進修，地方與年輕幹部則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國立大學為主。曾擔任中組部部長的李源潮更是「哈佛計畫」的第五期成員。在胡、溫的支持下，光是2009-2010年，中組部派到海外學習的黨政幹部約每年都有1萬人左右，許多省市也各自與外國機構合作，海外培訓蔚為風潮，官員視為升遷鍍金的捷徑。課程包括公共政策與管理、城市治理、醫療與社會政策改革、媒體與公眾溝通，也包括美國的政治體制與決策模式。
直到2010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為幹部出國培訓管理原則「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更有實效」添加了四個字「趨利避害」，除嚴控以培訓為名公款旅遊，更要防止國外思潮滲透、引發中共幹部思想混亂[9]，自此風向開始改變。據聞習近平接班後，下令接替李源潮中組部長的趙樂際，中止與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合作培訓項目，主因是避免中共官員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被「和平演變」[10]。
科技威權資本主義的美麗新世界
胡、溫時代，官員集體學習的課程多數由大學院校教授、智庫學者授課，當時風氣自由，包括「普選」、「邦聯制」等都可被討論，也常聽到「學習新加坡式民主」的說法，胡、溫兩人甚至不止一次在公開發言時提到「民主」、「自由」與「普世價值」。習近平接班後空間收縮，「集體學習」更多由黨內和官員講課，或由習親自發表談話，專業講師比重只剩五成[11]，集體學習已無開放性，幹部們只能鸚鵡學舌，生怕一不小心就「妄議中央」。
基於對西方「和平演變」根深蒂固的憂懼，加上網路空間「縫隙」太多、年輕人易受國外訊息影響，尤其是2019年香港的青年抗爭行動，令中共警惕，促使習格外重視年輕世代的思想政治課程，要求「從娃娃抓起」，強化意識形態論述的灌輸，培養出純淨、忠誠的「小粉紅」[12]。學者認為，思政課輔以經過篩選的歷史詮釋與扭曲的訊息，會給年輕人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會認同中共的歷史敘事（如「抗日歷史」）以及經過巧妙轉化、生活化的意識形態論述（例如「中國無所謂民主不民主，因為美國一樣不民主」），不容忽視其長期影響。
中共讓威權制度運用市場經濟改革來存續至今，其意識形態論述的調整，極強的學習力，配合強力的思想與訊息管控、抵禦西方民主價值與思維，讓他度過許多難關，進化成科技威權資本主義政權。當前，共同富裕正是改革主旋律，有企業掏錢捐款響應中央戰略，也有企業（華融）得到國企援助填補超過1000億元的鉅額虧損，「三孩」政策得到消極的回應，家長忙著找其他管道解決小孩補習問題。這個黨管一切、人民無所遁形、「不想跪、不能站、只好躺平」的美麗新世界，「中國夢」描繪的美好生活如此耀眼，卻又令人迷茫。
[1]「六四流亡者蘇曉康：不要低估中共的獨裁者學習曲線」，報導者，2021.07.01， https://www.twreporter.org/a/ccp-100-interview-su-xiaokang
[2]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開幕致詞。
[3]「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要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收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新華網，2021.08.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8/17/c_1127770343.htm
[4] 90年代初，前蘇聯倒台後，中共展開系統性調查，研究共產主義在全球失敗的原因，中國社科院的學者總結了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失敗的三個原因：1.執政黨內部的民主化導致黨內分裂；2.反對派利用群眾的不滿，發動對執政的共產黨的進攻；3..西方國家大力宣揚民主價值觀的和平演變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曾敬涵，《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意識形態、合法性與凝聚力》，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pp.2-8
[5]曾敬涵，pp.9-14
[6]曾敬涵將意識形態區分為正式意識形態，目的是向黨內解釋其現有政策並不違背社會主義，以維持黨的團結；與非正式意識形態，目的是向社會大眾解釋為什麼中國只能一黨專政而不能有多黨競爭的民主體制，意即將威權體制合法化。pp.18-21
[7]鮑爾森（Henrry M. Paulson），《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2015，p.47
[8]鄧小平在1983年提出「引入外國智力，促進四個現代化發展」論述，指「實現現代化必須大膽利用外國智力」，啟動中國官員海外培訓的規模化與制度化。
[9]汪東亞，于豔，〈向外借智：中國官員海外知名學府培訓全記錄萬維讀者網〉，鳳凰週刊（萬維讀者網），2011.12.05， https://news.creaders.net/china/2011/12/05/1112330.html
[10]習近平上臺後至少兩次在內部會議上提到「小平同志生多次警告，帝國主義把和平演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這話現在也沒有過時」。〈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高新，自由亞洲電台，2016.10.13，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10132016144734.html
[11]史書華，〈落後就要挨打！從課表到app，習思想全面壓境中國菁英的腦袋〉，天下雜誌726期，2021.06.28,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5408
[12]「必須培養擁護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有用人才。要從學校抓起、從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學循序漸進、螺旋上升地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習近平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19.03.18，http://www.gov.cn/xinwen/2019-03/18/content_5374831.htm
作者 吳敏之 為政治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