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人在過去半世紀經歷了翻天地覆的變化。在時代的巨浪之中，香港人由70年代開始的香港前途問題討論走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卻彷彿只是在其政治道路上不斷地重複失敗：爭取「三腳櫈」參與前途談判失敗、爭取「八八直選」失敗、爭取九七立法會「直通車」失敗、爭取零七零八雙普選失敗、爭取二零一二真普選失敗，乃到今日中共以《國安法》治港，香港全面失守的局面。

香港人固然也有成功的勝利時刻：譬如2003年大遊行拉倒了董建華、2012年反國教暫緩了中共國民洗腦教育的實施、以及2019年煞停了《送中條例》等。但小勝掩不住大敗，況且當年拉倒了庸碌無能的董健華，今日換上了狠毒百倍的林鄭月娥；當年暫緩了一科國民教育，今日卻所有科目都已經摻入了黨國元素；當年煞停了《送中條例》，今日《國安法》卻已經把香港的司法變得比中國更為殘暴不堪。

不斷失敗的原因，言人人殊。固然一方面實力懸殊，香港以一城之身與中國這一超級大國周旋絕不容易；另一方面形勢比人強，過去半世紀正值中國崛起，世界親中之時；再加上百家所說諸多因素，譬如解殖未成、資本家與中共結盟、民主傳統不足……但即便如此，亦難以掩蓋香港人自身在抗爭路上屢屢誤判的事實。

回首過去，且抱後見之明，香港人到底為何誤判連連、何以再三重蹈覆轍？本文將嘗試從縱觀的角度，總結歸納香港由1970年代至今，在其所走過的政治道路上誤判不斷背後的三大癥結——盲目樂觀、西方中心主義、以及中共滲透統戰，並在最後淺探應當如何糾正。

香港人的重複誤判—以梁家傑為例

2020年7月，香港政府以武漢肺炎疫情為名，防止民主派大勝為實，取消原訂於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並以懷柔姿態委任包括泛民主派議員在內全體立法會議員延任「不少於一年」。就泛民主派議員應否接受延任的問題，在泛民支持者內爭議激烈。反對者認為，延任的議會違反了《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第六十九條，因而屬違憲議會，理應拒絕委任並全體杯葛[ii]。最後，傳統泛民主派無視反對聲浪，接受香港政府委任，延任立法會議員之位。
惟在同年11月，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突然「反口」，借故取消四名已接受委任的香港傳統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議席。泛民主派全體立法會議員隨即集體總辭以示抗議。於總辭前夕，傳統泛民主派第二大黨公民黨的前黨魁梁家傑，在回應民間對泛民主派戀棧違憲議席、總辭來得太遲的批評時，爆出了一段晦氣話：「有花生友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大家點會早知今日係咁？……我當你係神算，但你點知中共會衰到咁？[iii]。」
梁家傑當然不是神算子，但作為曾經的一大政黨之首，理應也該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從錯誤中學習改正的基本能力。早在2017年，梁家傑在接受訪問時，便表示香港前途談判之際所出現的「民主回歸論」（即香港回歸中國，並在中國治下建設民主）只是中共哄騙港人接受中共統治的騙局，承認包括自己在內，不少當年支持「民主回歸論」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是一同被中共所騙。他特別回憶道，後來成為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的喬曉陽是如何玩弄話術，欺騙他相信香港可以在《基本法》下保持司法獨立[iv]。這令我們不禁反問：梁家傑何以沒有汲取教訓，何以在深深受騙後依然認為中共不會「衰到咁」，何以依然認為中共可信？
梁家傑的故事，其實就是港人在歷年民主運動中屢戰屢錯的尷尬縮影。香港人在與中共交手的過程中，總是無止境地重複充斥著「你點知中共會衰到咁？」的誤判，也不停在失敗後陷入「大家點會早知今日係咁？」的惘然之中。事實上，早在八十年代香港「民主回歸論」之前，便已有五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論」[v]；早在香港《中英聯合聲明》之前，便已有西藏《十七條協議》[vi]；西藏前車之鑑猶在，港人何以仍會提出「民主回歸論」？又或者，八九六四天安門屠城歷歷在目，港人何以仍相信一國兩制？乃至歷年和平遊行集會於爭取民主顆粒無收，港人何以多年來仍對「勇武抗爭」嗤之以鼻？
本文認為，在香港人屢屢誤判的歷史背後，隱藏著其思想上的三大癥結，分別是：盲目樂觀、西方中心主義、以及中共滲透統戰。

盲目樂觀

人類很容易便會對未來產生主觀、虛無而又盲目樂觀的想像。人類是如此篤信我們自己在腦海中描繪出的仙境神話，乃使這種無根的綺夢往往要比客觀的現實來得更為現實、又要比歷史的教訓來得更為有力。
根據Weinstein （1980，1984，1987）自80年代開始的研究，人類確實存在忽略不利的客觀因素的傾向，並經常地對自己的未來作出盲目樂觀的預測。而即便是所謂的政治學者和專家，也不免受自身主觀強烈的信念影響對客觀事實的判斷（Tetlock，2009）。人們經常先設地渴望及堅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再尋找「證據」來肯定自己的信念，因而造成對自己信念的盲目樂觀；而當人們找到愈多「證據」，則會對自己的信念愈樂觀，並愈堅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繼而造成一個自我肯定的循環。
香港人在過去的半世紀裡，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對自己的信念過份自信，一次又一次的對未來盲目樂觀，因而一次又一次地重覆失敗。梁家傑所謂的「你點知中共會衰到咁？」，其實也就是「我以為中共會好一點」。
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回顧90年代主權移交前後，中共在1954年所撕毀的與西藏之間的《十七條協議》屍骨未寒，中共在1989年於天安門所屠殺的學生鮮血未乾，港人卻已經逐步對一國兩制感到樂觀，甚至在1998年時於「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中顯示出高達44.5%的信心淨值（見表一）。

表一：由1993年6月至2003年6月間「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就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之調查。留意即便親眼目睹六四屠城，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在1994年後便一直保持正值，甚至在1998年中上升至高達44.5%。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後續的研究中，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到2007年到達56%的巔峰，並一直要到2014年才再次下跌至負值。[vii]

而事實上，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基本法起草委員之一李柱銘，便曾在受訪時，表示他本身對《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很有信心，並要一直到2003 年，政府打算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才信心大跌。他這樣說道：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便是港人對香港法治程度的評價。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出現大量警察濫用暴力或虐待示威者的情況，但絕大部分的警察均未有被調查或起訴；2016 年，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主動釋法，褫奪梁頌恆、游蕙禎二人立法會議員資格；2018 年，「一地兩檢」實施，香港土地被劃作中共管轄區；歷年來包括梁天琦、馮敬恩、羅冠聰、黃之鋒、周永康等在內的政治犯遭愈來愈嚴厲且愈來愈廣泛的的選擇性政治檢控……惟港人在這些年間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卻依然持續高企，並要待到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才急跌（見表二）。

表二：由1997年6月至2021年10月間「香港民意研究所」就香港市民對香港法治程度評價之調查。留意即便於2014年後經歷大量衝擊司法獨立的事件和司法不公的爭議，香港市民對香港法治程度的評價仍然一直高企於6分至7分的區間，並要待到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才急跌至4分至5分的區間。[viii]

2016年，公民黨時任黨魁楊岳橋便曾發表著名的「香港獨立司法有險可守」演講[ix]，雖然惹來了大量質疑香港法治程度的人訕笑和批評，但也獲其支持者認同。而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後，香港警察一直濫權濫暴鎮壓市民，被捕示威者在司法上亦往往遭受不公待遇，情況日益惡化，因而廣受國際關注。為此，時任港大法律系副教授、多年來推崇香港法治的戴耀廷終於在2020年3月於社交媒體Facebook撰文，宣稱「法治已死」（見圖一）。此語一出，四下譁然。雖然大多數網民均對戴耀廷的說法表示贊同，部分甚至斥責戴判斷太遲，但仍然有不少傳統泛民政治人物表示不同意，並堅持「法治未死」。

圖一：時任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在經歷多年對香港法治的堅持和守護後，在2020年3月7日於社交媒體Facebook撰文，終於宣稱「法治已死」。[x]
對一國兩制和法治可靠度的誤判，直接令香港人無法早日認識中共統治的真相和香港自治的脆弱。由此延伸而出，其實香港人一直持續地對中共的統治和香港的情況抱盲目樂觀（或不夠悲觀）的想像，因而未有採取更直接及更強力的反抗手段，磋跎了反抗中共統治的最佳時機。

中共滲透統戰

我希望在此提出：在很長的時間裡，由於缺乏主體意識以及民族自覺，香港人在政治上是沒有自己的、堅定的想法的。普羅大眾香港人的想法很容易便會受政治精英們所影響甚至騎劫。譬如在1982年，亦即鄧小平表示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一年，年初便分別有兩個不同機構所做的民調均顯示超過85%的香港人表示希望英國政府能夠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 ；而在更早的1981年，由《爭鳴日報》所做的調查更顯示，有四成受訪市民希望1997年後香港可以獨立，相反希望接受中共統治的只有3.3% 。但是，當一小撮左傾學生和社運人士高舉「民主回歸論」，甚至明言「反對香港獨立」[xi]時，由於大眾先天對政治的不熱衷，以及與精英間後天話語權的不對等，主流大眾的想法很快便被這群人的聲浪所掩蓋 。
但可悲的是，這群政治精英事實上也是缺乏主體意識的，也是沒有自己的、堅定的想法的。恰如香港普羅大眾深受這群政治精英的影響，這群政治精英到頭來也深受外來的政治活動和思潮主義所影響。這種外來的影響又可以分作兩類：來自中共的影響，以及來自西方的影響。
在此先談來自中共的影響：被奉為香港泛民主派一代領旗人物的司徒華便在其回憶錄《大江東去》坦承早年受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甚深，後來則跟中共的下線組織有過密切的聯繫。他曾強烈希望入黨（惟不遂），此後也繼續是中共在港的重點培育和統戰對象。他在回憶錄中也為六、七、八十年代中共如何影響、統戰和滲透香港各個學生及社運組織紀錄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連領導一代民主運動的「華叔」，原來竟也有很長的時間受中共統戰，故在回憶錄出版之際，轟動了整個泛民主派。
中共的這種操作當中最成功的例子，當數從1970年代開始冒頭的「國粹派」：當年近乎壓倒性地左傾親中的「國粹派」香港大學生和社運分子們，十分尊崇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文化大革命，並視中國為反資反殖乃至將香港民主化的希望。然而，在表面自發的愛國學生背後，卻是由共產黨無處不在的宣傳、滲透和統戰所推波助瀾。事實上，在「民主回歸論」誕生的背後，便充滿了「國粹派」和中共的操作。80年代學運領袖之一羅永生在後來就「民主回歸論」的背景受訪時，便坦承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隨於年月過去，「國粹派」中的不少人後來都與中共脫不了關係。部分人北上在中國經商賺大錢；部分人則被中共重點培育，在香港政商學等領域各佔要津（麥海華、劉麗凝，2015）；部分人更直接成為主權移交後中共治港班子的成員，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而「民主回歸論」的最大旗手之一，民主黨前身「匯點」的創會會長劉迺強，則在主權移交後搖身一變成為屢屢為中共代言攻擊港人及泛民主派的強硬親中派，並受中共委任進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於「民主回歸論」本身，則在2014年雨傘革命失敗後被認為「徹底破產」。

不論是要在現實中防堵抑或在學術上研究中共的地下統戰，永遠都是非常困難的。譬如上述這些人，他們到底是先是中共陣營的人，才後被命令組織國粹派滲透學運為中共統戰？抑或是先是在作為國粹派組織學運時被中共看中，而後才被吸納至中共陣營之中？正如前中共在港地下黨員梁慕嫻所言[xii]，隨著中共拒絕於主權移交後披露在港地下黨員名單，我們根本就無法知道真相，中共的地下黨員便能「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
另一方面，恰如普麟與林玉城（2020）所指出般，中共在新時代下利用「五毛」、「網軍」以及黨媒在互聯網大量輸出外宣和假消息，「在輿論戰與資訊戰領域，操作手段不斷進化日益精巧」；但如要將其系統化地研究，卻又難以有效地在中共的刻意偽裝和擾亂下取得學術上充足的證據（普麟，2021）。即便如此，我仍深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發掘出更多中共過往滲透和統戰的證據，發現在更多香港政治道路上「誤判」和「失策」的背後，其實也存在著中共的手影。

西方中心主義

香港在70年代出現第一波社運後，隨著社會矛盾湧現以及香港前途問題的逼近，香港政治精英們開始援引各種西方政治及社會學理論，以作其政治思想和行動的後盾。而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人和中共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矛盾日益劇烈，鬱躁而徬徨的香港人為搜索可資抗衡中共的論述，並同時尋求樹立自己在政治層面上於本地乃至國際的正當性，於是便愈加採用和依賴各色西方論述為其背書。譬如，如同羅永生在其文章中所述般，七、八十年代香港社運界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背後便充滿了當時在世界流行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反殖運動的影子[xiii]；而2014年佔領中環的原案，便是戴耀庭教授（2013）以當代西方社運界奉為圭臬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和非暴力抗爭（Nonviolence Resistance）作兩大原則而提出的[xiv]。
當然，參考他人的經驗和套用外國的理論，本質上並無不妥；但如果忽視他人／外國和自己／本地的實際差異，對他人的經驗不加批判地死搬硬套，對外國的理論全盤照抄，那便免不了犯下抽空脈絡的錯誤。
香港的政治精英在過去跟從國際思潮和套用西方理論的過程中，就算不是全盤照抄，那也至少是沒有充分按照香港實質情況來將之在地化（localized）的。此情形的背後，其實可以說是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xv]作祟。事實上，Wallerstein （1997）和Joseph, Reddy & Searle-Chatterjee （1990）便曾分別指出，社會科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非常根深柢固，乃致「殖民」了各地知識分子的思想，令他們忽略了本地社會的實質情況和經驗智慧，並將脈絡不同的思想強加於當地，從而傷害了各地社會。
我們不妨就以雨傘革命的原型佔領中環所提倡的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抗爭原則為例來剖析。佔領中環的失敗原因各家自有分析，但無可否認而又最顯突兀的一點是，發起人在事前以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公民抗命作其行動原型，又以之作例子向大眾解說，卻忽視了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的爭取對象是施行自由民主體制的聯合王國和美國，而非獨裁極權體制的中國。
另一方面，同丁洋（1996）所言，當對方以武力鎮壓時，又或當推翻暴政的時機出現時，並不適合教條式地堅持非暴力：

然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教條早已植根於傳統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心中，在雨傘革命發生前已成為了香港社運中幾近鐵律的存在；故當雨傘革命到後期，警察及親中流氓對示威者所施加的暴力愈加嚴重，各佔領區內形成了所謂「勇武派」並以武力來保護群眾和爭取抗爭空間時，「勇武派」便受到堅持「和理非」者所敵視，遭其譴責並被標籤為「鬼」（意指中共派來的間諜、內奸）。
可悲的是，即便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庭教授在雨傘革命結束後不久便公開承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爭取訴求可能已經過時」[xvi]，香港主流政治精英和卻依舊奉「和理非」為鐵律，並對任何使用武力的抗爭手法嗤之以鼻。這種對立在雨傘革命後嚴重撕裂了香港民眾，並使得香港的民主抗爭陷入了進退為艱的困局。這情況一直要待到反送中運動，勇武派示威者大規模地付出血與自由的代價後，香港民眾才在港警暴力鎮壓下凝聚出支持勇武抗爭的共識。
不得不提的是，香港民眾在以勇武手法對抗警察後，並未如非暴力抗爭理論中所預言般會失卻「道德感召」，反而更進一步贏得整個自由世界的支持和來自全球的聲援。此足見當忽略在地本土脈絡而強行套用西方理論時，理論和現實之間所出現的巨大落差，及其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思想之桎梏。

糾正癥結的四個進路：丟掉幻想、嚴防統戰、建構民族、拒絕大台

以上三大癥結，自香港社運初生之時便已一直困擾港人，源遠流長，頑根深植，實難一時三刻便完全糾正。但我仍希望在此提出四個進路——「丟掉幻想」、「嚴防統戰」、「建構民族」、「拒絕大台」：
第一，盲目樂觀所牽涉的是人類的天性，誠非單靠理性上的反思即可完全壓制。但香港人在主權移交以來三十年所經歷的，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幻想破滅，並被逼一步步地直視中共的真面目。香港人必須從過去的悲痛當中正確認識中共統治的本質，正確理解香港困局的問題，丟掉幻想，認清事實，才能超越盲目樂觀的偏見，不致再次滿臉期待地掉進陷阱之中。
第二，中共滲透統戰之術高明非常，更無孔不入。即便如此，香港人仍需時刻提高警覺，一方面對中共及其代理人的一切話語和行動嚴加防犯，對來自中國或其白手套的企業和資金再三慎視；另一方面亦須對任何不合理地為中共幫腔說項的人多加警惕。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廣泛利用五毛網軍和網絡假資訊大打輿論戰的當下，香港人必須留意來歷不明的言論和資訊，並同時培養出對其被動抵制和主動反擊的意識。
第三，西方中心主義在無形中主宰了香港人政治思想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港人解殖未成，未有建立起足夠的主體意識以及民族自覺，沒有「自我」，因而也就無法建立出屬於自己的想法。如同張崑陽（2021）所言，反送中運動期間港人無分政治光譜和階級，一同叫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便代表著香港人已形成一獨特的「本土共同體」，甚至可指向香港民族的初步形成。香港主體意識的抬頭，既有助於香港人思想解殖，更有助於擺脫中共從大中華民族主義出發的思想統戰；香港民族的逐步建構，將會是香港人擺脫過往思想癥結的重大突破口。
第四，沒有大台、沒有特定領袖、去中心化的「無大台」抗爭模式，成為了反送中運動的標誌特色。在反送中運動中，我們看到了普羅民眾在抗爭現場決策的自我充權、政治精英高人一等的神話破滅、以及由下而上的「網絡社運」組織方式。「無大台」在單一抗爭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創出反送中運動全新的抗爭局面，另有高人作述，在此不贅；但「無大台」在整個民主運動的大局中，則杜絕了如同80年代少數政治精英以「民主回歸論」騎劫整體港人意見般的悲劇再現的機會。只要港人繼續堅持「無大台」的精神，此後不論是中共對少數政治精英的統戰，抑或西方中心主義對少數政治精英的影響，也難以再輕易左右港人。
回顧吸取教訓，同時前瞻準備未來

「The only thing t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後人通常如此地理解這句說話：人類對歷史的教訓是如此的無知，以致我們無法從歷史的軌跡和經驗當中吸收任何教訓，並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那些我們早就犯下過的錯誤。
黑格爾的這句名言雖然被後人如此理解，但他真正的意思卻是：世上沒有任何兩項經歷是完全一樣的，因而在每一個時代中的每一個民族所面對的每一個情況都是獨一無二的；過去歷史中的情況在未來並不可能完全一樣地重現，歷史的經驗因而亦不可能被完全照搬挪用；每一個時代中的每一個民族都必須也只能依靠自己就著眼前的每一個情況作出獨立的判斷。
我認為，這句名言的兩面性恰好地形容了香港人誤判不斷背後的癥結。香港人既無法從歷史當中吸取教訓——所以才會一次又一次地盲目樂觀，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共欺騙——亦錯誤地挪用他人的經驗代替自己的思考——所以才會照搬西方的理論，釀造出理論與現實水土不服的悲劇。
誠然，香港在「誤判」這一問題上絕非是獨一無二的，這三大癥結也絕非是港人獨有的。盲目樂觀事實上是全人類在面對獨裁者和暴政時的通病（與希特拉交過手的歐美政客們，大抵都會對梁家傑那句「你點知中共會衰到咁？」很有共鳴）；中共不單止以滲透和統戰騙了香港，甚至也騙了全球（前美國助理副國防部長Pillsbury的《百年馬拉松》便清楚闡述中共是如何把全世界騙倒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困擾著幾近所有前殖民地（大家不妨參考一下拉丁美洲的困局）。
然而，香港所面對的，是二十一世紀全球最殘暴非道的極權，是有史以來極權統治技法的大成，是對當代人類自由文明的最大威脅。香港人絕對不能再蹉跎歲月，重覆犯錯，而必須立即回顧吸取教訓，同時前瞻準備未來。只有如此，港人才有生機，香港文明才有延續的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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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崑陽，（2021）。初生的香港民族：從英殖到反送中運動。台灣新社會智庫。取自：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8760-初生的香港民族：從英殖到反送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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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海華、劉麗凝，（2015）。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 。《思想香港》，第八期。

普麟，（2021）。淺談中國影響力研究在台灣政策社群所面臨的倡議困境。台灣新社會智庫。取自：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8781-淺談中國影響力研究在台灣政策社群所面臨的倡議困境

普麟與林玉城，（2020）。中國銳實力介入2020台灣總統大選輿論模式之分析。《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66期，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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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stein, N. D. (1984). Why it won't happen to me: perceptions of risk factors and susceptibility. Health psychology, 3(5), 431.

Weinstein, N. D. (1987).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susceptibility to health problems: Conclusions from a community-wide sampl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0(5), 4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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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典出《主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於2014年雨傘革命前夕突然宣佈結束《主場新聞》營運時所發表的公開信。蔡本為所謂「佔中十死士」，是在佔中主辦方召集下，計劃留守佔領現場到最後以完成公民抗命的十人之一。惟蔡在佔領運動期間完全消失，在佔領運動後卻又突然復出創辦名字相近的《立場新聞》，被指「有事去爬山，無事就指點江山（蔡東豪在佔中期間，經常去爬山，更以此為題材撰寫文章）」，因而被網民訕笑至今。詳參：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00

[ii]　王伯羽等（2020年9月19日）。《致全體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聯署信》。LIHKG 討論區。取自：https://lihkg.com/thread/2208619/page/1

[iii]　（2020年11月10日）。梁家傑怒斥批評者：你咁叻你做吖。原報導出自香港蘋果日報，惟香港蘋果日報因遭香港政府以國安法凍結資金，現已停刊，網上報導存檔咸皆下架。抄錄部分取自：https://lihkg.com/thread/2280328/page/1

[iv]D100 Radio。2017年6月23日。傑哥親述喬曉陽當年點氹佢就「民主回歸」落搭！釋法騙案，慎防中招。【左右大局】NR 。YouTube。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sSzTbMVaw

[v]　詳參：戈爾斯坦與吳繼業（2014）。《西藏現代史： 暴風雨之前的平靜1951—1955》。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vi]　詳參：（2021年3月10日）。歷史回顧：藏中《十七條協議》如何成為廢紙？。自由亞洲電台。取自：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n-tibet-03102021134816.html

[vii]　抄錄自：鍾庭耀。從民調檢視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之認同。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取自：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27full.html

[viii]　抄錄自：香港民意研究所。法治程度評價。香港民意研究所。取自：https://www.pori.hk/pop-poll/rule-law-indicators/g002.html

[ix]　原片已佚失，部分片段可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F36V02J2V8；另有報導可參考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新東補選-楊岳橋-如有人想搞司法系統-over-my-dead-body。影片中的該段演講如下：「香港仲有得救。香港仲有最後嘅防線，我哋仲有有一個獨立嘅司法系統，你同我都會相信嘅。而呢一樣，獨立嘅司法系統，如果有任何人想搞佢嘅話，Over my dead body！（香港是還有救的。香港還有最後的防線，我們還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是你和我都相估信的。而獨立的司法系統，如果有任何人想破壞它的話，就要先越過我的死屍！）」，而按立場新聞報導，該演講的下一段為「既然有險可守，就要好好守護每一寸的土地，更加不可以讓香港香港人接受無辜的犧牲，是我們香港人今天要記住的一點。」。

[x]　帖文擷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BennyTaiHK/posts/1340038979523193

[xi]　學聯等（1981）。〈就「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發表之意見書〉。《學苑》1980–81年第五回，頁70。

[xii]　梁慕嫻（2019）。千萬不要忘記中共的政治「騙局」。眾新聞。取自：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18720/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九七回歸-18822/communist-party-of-china

[xiii]　羅永生（2015）。民主回歸論的萌芽與夭折：從曾澍基早年的幾篇文章說起。思想香港。取自：https://www.thinkinghk.org/about-c20ll

[xiv]　戴耀庭（2013）。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取自：https://oclphk.wordpress.com/2013/01/16/20130116/

[xv]　此處所謂的歐洲，並非是指地理上的歐洲，而是指廣義文化上的歐洲；因而歐洲中心主義，實際上是指以北美洲和西歐為代表的歐美／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xvi]　詳參：（2014年12月12日）。戴耀廷：和平非暴力或已過時。yahoo！新聞。取自：https://hk.news.yahoo.com/戴耀廷-和平非暴力或已過時-073144327.html

 

 

 

 

 

作者 周竪峰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