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在香港本土幾乎已經不再有任何從事民主運動的空間，因此，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的反抗者，通過各種方式離開了香港，來到了到海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我所知道的香港流亡者到了海外之後，結合當地原有的支援香港民主運動的力量，以“國際線”為主要戰場，繼續為香港發聲，並成立了各種不同的組織，在各地演講，遊說，扶助生活困難的手足，不僅聲勢浩大，而且展現道義形象，在國際上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前不久，流亡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活躍參加美國召開的世界民主峰會，可以說把這樣的積極態勢拉抬到了一個高點。對於這些流亡的香港年輕人來說，現在正是他們摩拳擦掌，準備在海外繼續彰顯“反送中”運動以來的香港精神的時候。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結合中國海外政治流亡群體和海外民運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我有一些或許“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高提供給他們參考。

首先，歷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條非常艱苦的路，這不僅是會面臨生活的挑戰，更主要的還在於，要如何維持運動的動能，始終不放棄理想，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還能始終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就此而言，具備宗教信仰的流亡團體，例如藏人，例如法輪功群體，都能很好地克服這個挑戰。但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內心的支撐，而不僅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會被現實困境打倒，令人轉為犬儒主義，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關，遠遠大於理念的力量；另一個是宗教團體，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如尊者達賴喇嘛，如法輪功的李洪志。這樣的領袖不需要選舉，且因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不上的威望。有這樣的領袖存在，流亡群體就會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體不僅沒有這樣天然的領袖人物，反而往往會因為政治領袖的競逐而產生矛盾。不僅中國海外民運，其他各國的政治流亡團體都有這樣的問題。說到底，政治本身就會存在權力鬥爭的問題，這其實是正常的。但也因為如此，政治流亡群體的長期團結，其實是很難做到的，這將是香港流亡團體很快就會面臨的問題，應當現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機制，爭取能夠妥善處理維持政治凝聚力的問題。否則，一旦流亡群體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擊，流亡群體的公信力就會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體已經有心理準備，只要中共不倒，離開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難了。在這方面，切不可有過分樂觀的看法。中國海外民運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判斷很快就可以回國，但現在三十二年了，我們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要做好長期流亡的策略上的準備，這也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目前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普遍同情，對於流亡的香港人給予高度關注，這當然令人鼓舞。但從過去的經驗上看，西方國家對抗中共，更在意的還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發生的事情，對於流亡群體，一開始當然會給予最大的熱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熱情是會逐漸降低的。坦率地講，流亡群體不要對於所在國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樣的支持會持續，但會停留在道義層次上，實際的支持會逐漸減少。這當然不是抱怨，因為局勢隨時在變化，新的熱點不斷出現，哪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長期地聚焦在單一議題上，何況，西方國家的政治也是瞬息萬變。因此，我會建議香港流亡團體必須做好準備，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長期生存和奮鬥，而近二三十年來早就已經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區，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體去爭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還是港人會最關心。所謂“國際線”，其實是有時效效應的，不可作為長期的依靠。

第二，作為流亡的政治群體，維持海外的反對運動，其難度之一就在於財務問題。時間久了之後，人畢竟還是要先解決生存問題。如果目前的幾個主要的流亡群體不能長期支付工作人員的薪水，甚至是解決領導群體自己的個人生存問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到底能夠打多久，是令人擔心的。我的經驗和建議是：在流亡的初始階段，籌款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應當趁目前政治捐款還有一定空間的機會，把籌到的款項用合適的方式進行作長遠的規劃，例如可以買下房產，不僅作為流亡群體的基地，房產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會是一時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沒有資金的支持，這條路是很難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個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輕世代要從政治理念出發，建立廣泛的聯盟網絡，而不要用人群來進行劃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我在海外二十幾年的經驗來看，儘管不同的流亡群體針對的矛頭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獨裁專制；但不同流亡群體之間，往往會存在相互排斥現象。

以香港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香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分十分在意。在他們看來，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各管各的事情，沒有不要攪和在一起。在這裏，“我們”和“你們”的心理區隔現象，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這樣的心態，我認為也是不利於長期的流亡抗爭事業的。因為，今天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佔絕大多數，其中當然很多人頭腦中依舊有中共宣傳的遺毒，抱持大一統思想，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的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於中共是不滿的—否則他們也不會移民出來，因此對於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動是很想積極支持的，他們是龐大的潛在的支持力量和群眾觀基礎。如果把獨立訴求演繹成對作為整體的中國人的排斥，最後圈子只能越來越小，同溫層只能越來約薄。

在這方面，我認為流亡藏人群體在處理與漢族人之間的關係上，堪稱典範。尊者達賴喇嘛一向主張爭取漢人對於藏人訴求的支持，海外中國流亡群體與藏人流亡群體的聯絡非常多，互動非常熱絡，藏人流亡政府還設置了專門與海外漢人聯絡的專屬機構和負責人，每年都邀請漢人代表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去參觀訪問，交換意見。我認為這裡彰顯了達賴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夠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中始終保持政治能量，與這樣的政治智慧是分不開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鑒一下尊者達賴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此外，Be water作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時提出的街頭抗爭策略，曾經獲得相當的成功，沒有大台，沒有領袖，讓抗爭的力量能夠更加靈活有力。但是這樣的策略在彈丸之地的香港很容易執行，因為網路呼籲可以很快轉化成實體集結，但是到了海外，這樣的策略是否還能夠繼續有效，是很值得商榷的。香港抗爭力量離開香港，並不是聚居在一個地方，而是散佈在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不同的國家，如果還是按照be water的策略去組織和動員海外流亡群體的力量，困難度遠非香港可比。如果世界各地的香港流亡群體各自為戰，很可能導致力量分散，最後逐漸凋零。

最後，我接觸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輕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較沮喪，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裡，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時才能結束。對於他們，我想說的是：

流亡有被動的，也可以有主動的。作為主動選擇的流亡，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當你面臨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時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生命是寶貴的，不應當輕易放棄；當你如此熱愛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國讓你感到心理上無法呼吸的時候，流亡，其實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種延續。就此而言，流亡或許會帶來種種的不便，流亡當然也要為之付出代價，但是，因為流亡其實已經成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來，這些代價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為一種狀態，其實取決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麼位置上。

也許我的上述看法，有些香港年輕人不能苟同，對此我可以理解。但請相信，我是真誠期盼來到海外的這些朋友，可以吸取過去的流亡群體的經驗教訓，讓自己的流亡抗爭之路走得更加順暢，有意義。

郵寄地址：Dan Wang / 6900 Wisconsin Ave / Box 30563 / Bethesda, MD 20824

Paypa帳戶l： https://www.paypal.me/wangdan1989

Facebook：https://reurl.cc/LO1Da

Twitter：http://twitter.com/wangdan1989

智庫“對話中國”官網：https://www.dialoguechina.com

 

 

 

 

 

作者   王丹   為智誠；智庫“對話中國”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