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開埠半個世紀後，首次出現爭取選舉權的政治運動。事緣香港政府於1896年強行通過備受爭議的財政預算案，使香港商界人士深感不滿。立法局華人議員何啟，聯同遮打（Paul Charter）和韋赫（Henderson Whitehead）藉此發起爭取政制改革的運動，要求讓英籍居民普選立法局逾半議席。從表面來看，這次運動或許稱得上是香港第一場民主運動。
可是往後的發展，卻與真正的民主運動頗有距離。支持這次選舉權運動的，大部份都是在香港經常的西方商人：他們想透過推動英籍人士的「普選」，排擠仍未申請歸化的華人商家，剝奪他們對本土政策的發言權。在倫敦的殖民地大臣也察覺到這一點，可是他們也不願意讓不同國籍的香港居民，都享有同等的選舉權：那麼維持現狀，就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而最終香港政府採取典型的英式妥協作風，在行政局增設兩個由官方委任的民間代表，並把議席預留給遮打和伊榮（John Bell-Irving）這兩位「民運領袖」。除此以外，政府也在立法局增設一個華人議席，並讓何啟的朋友韋玉擔任新科議員。這場「民主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畢竟這場運動的本質，本來就是商界人士的抗稅運動。「抗爭者」想要爭取的，只是讓精英階層左右公共財政的特權，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戰前香港的主流華人民眾，固然並非如刻板印象那般政治冷感，對自由民主亦並非全無概念。香港勞工運動於1925年，在中國共產黨幕後操縱下發起大罷工：這場罷工的目標，是要煽動廣東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藉此為國共兩黨即將發起的北伐進行動員。也就是說，這場大罷工是由中國的政治力量策動、目標也是中國內部的政治變革。可是這些工運人士在動員香港民眾時，也得提出香港本土的民主化訴求，提出「香港定例局（按：立法局）應准華工有選舉代表參與之權。其定例局之選舉法，應本普通選舉之精神，以人數為比例」。勞工運動的領袖也許已臣服於共產黨對中國未來的構想，可是香港普羅民眾真正關注的，卻是更為具體的「本土」權益。
不過香港與廣東的邊界，在戰前一直維持開放，兩邊的人員大體上可以自由往來。那麼香港主流民眾想像中的「本土」，就不只是深圳河以南那三十里的袖珍天下，而是包含香港及廣東的粵語區。此時香港華人民眾的政治參與聚焦在廣東的政局發展，而香港華文報章則同樣重視香港和廣東的事態。他們有的希望粵語區能有更多的獨立自主、有的則希望廣東能在中國政治舞台發揮更大的角色，可是不同政治立場的最大公因數，既不在香港、也不在大一統的中國，而是在以粵語區為主的廣東。那麼香港主流民眾支持的，也許是廣東的「聯省自治」、也許是以「北伐革命」振廣東的聲威。而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即使實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錦上添花，並稱不上是真正的大事。
如此要待戰後東亞局勢丕變，令香港與廣東的邊界不再自由流通，促使香港轉型成獨立政治實體後，本土民主運動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空間。香港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三波民主化運動，都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輪流上演。
精英主導的第一波民主運動
英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一度丟失香港，使這個殖民地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不論是在集中營受苦英國俘虜、還是在倫敦殖民地部負責規劃的官僚，都因這次挫敗而深刻反省。他們認為在戰前華人民眾對香港缺乏歸屬感，使動員備戰的工作大打折扣，是香港失守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而要確立民眾的歸屬感，最終也不能迴避參政權的問題。
在香港重光後，港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於1946年5月1日，公布政府打算賦予香港民眾參政權，而其中一個選項是設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市議會。此後香港政府正式為政治改革方案展開公眾諮詢。可是楊慕琦的任期卻於翌年結束，接任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曾在香港擔任政務官，與香港商界精英有一定的交情。香港商界精英想要維護自身的特權，對民主化改革甚為抗拒，而葛量洪也同情他們的立場。除此以外，葛量洪認為香港最終無法逃避中國的主權主張，而透過政治改革塑造民眾歸屬感的努力，最終也因此只會歸於徒勞。因此在他上任後便採用拖延策略，透過不斷提出修訂案延遲政治改革。而中國政治局勢丕變，則使倫敦殖民地部猶豫不決，未有督促香港政府落實早已承諾的政治改革。
葛量洪與香港商界精英聯手扼殺政治改革的作為，催生出香港戰後第一波民主運動。
關注政制改革的民眾在羅士比（Charles Edgar Loseby）和貝納祺（Brook Bernacchi）牽頭下，於1949年1月成立香港革新會。而馬文輝亦於同一時間創立華人革新會：在這個組織於1953年被親共人士滲透騎劫後，馬文輝先後創立聯合國香港協會和香港民主自治黨，繼續推動民主和維護人權的工作。民主運動串連社區團體、又游說造訪香港的英國官員。除此以外，香港革新會也積極備戰1952年的市政局選舉：雖然市政局於市議會只有一字之差，其職權卻只限於衛生和文娛事務，卻是能讓部份民眾參與直接選舉的唯一機會。可是香港政府卻有意壓低投票率：他們在選舉前不足兩個月才公布選舉日期，把投票時間定在工作日的日間，也只在市中心設置一個投票站。雖然革新會的貝納祺成功當選，可是當日的投票率卻只有35%。葛量洪其後更以香港民眾政治冷感為理由，叫停一切政治改革的計劃，只肯象徵式地把市政局的民選議席從2席增為4席。
香港革新會卻仍然未有放棄，並於1953年展開聯署運動，要求在立法局增設直選議席。他們在五個月內取得超過12,000個簽名，可是香港政府卻質疑革新會的代表性，又傲慢地向殖民地部表示簽名的都是販夫走卒。不過第一波民主運動，還是透過局限重重的市政局選舉、以及民間社會的組織活動延續下去。在1950年代後期，革新會的競爭對手公民協會，也從保守派政權轉化第一波民主運動的一員。葉錫恩於1954年創立慕光英文書院，收取低廉的學費教育九龍東的貧苦子弟，並積極為社區問題仗義執言。她於1960年代成為全港知名的社運人士，並開始投身選舉政治。馬文輝其後則發起「$1運動」，讓民眾以小額捐獻資助葉錫恩到英國，就國會議員就香港政治改革問題進行游說。他自己亦繼續既有的民權工作，並接待訪港的英國國會議員，安排他們與香港民眾直接對話。
到1960年代中期，第一波民主運動藉政府準備推行地方行政改革的機會，在市政局內提出把議會改造成市議會的方案、並與民間團體聯手發起倡議運動。公民協會的張有興亦於1960年代末，多次造訪倫敦的外交及國協事務部。雖然香港政府對民主改革的方案置若罔聞，可是他們還是在公眾壓力下於1971年推出《市政局改革檢討白皮書》。其後政府於1973年賦與市政局獨立財政權，並大幅增加局內的民選議席。雖然這距離民主改革的目標仍然相當遙遠，可是第一波民主運動確實有對政府施加壓力，並迫使政府在各種民生議題上回應民間的訴求。
活在平行世界的民主運動
可是香港戰後第一波的民主運動，卻有其難以彌補的缺陷。這一波運動的發起人，都與主流民眾活在另一個世界。創辦香港革新會的羅士比和貝納祺，都是來自英國的訟務律師，而革新會大半的成員都是外籍人士。這個政治團體雖矢志為民請命，看起來卻像個社會名流的俱樂部。而革新會以外的活躍人仕，亦與香港主流社會沒有太多交集。帶領公民協會從保守步向民主的張有興，是生於英屬圭亞那的歸僑，在廿多歲時就開了間銷售進口成衣和瑞士鐘錶的貿易公司。馬文輝的身世則更加顯赫：他是先施百貨創辦人馬應彪的四子。葉錫恩對自己的紐卡素口音深感自豪，認為這是作為勞工子弟的印記：可是身處英國殖民地的華人民眾，還是會尊敬這位來自英國的英語老師，把她當成紓尊降貴服務民眾的上等人。
儘管第一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大都懷有善良的動機，他們長期被社會賦與社會賢達的角色，久而久之也會侵蝕其民主的理念。精英民主的一大弊端，是參與者容易產生錯覺，認為自己對民主運動的投身是個人慈善事業。他們偏向放大自己對運動的犧牲，甚至會把同路人視為搶奪功勞的競爭對手。當香港革新會在1960年代站穩陣腳後，貝納褀也開始把這個政團的成就「私有化」，不容黨內同志挑戰他的地位。葉錫恩曾短暫加入革新會，並代表該會參與市政局選舉。可是其後貝納祺卻要求葉錫恩服從指令，使二人最終反目成仇。其後貝納祺多次與黨友鬧翻，使革新會最終淪落成事實上的一人政黨。張有興在公民協會內，亦同樣以一言堂方式處理黨務。馬文輝雖然未有參與選舉政治，可是亦同樣欠缺人和：這也許是華人革新會創立不久即被親共份子奪權的重要原因。他後來創立的民主自治黨，亦於創黨初期鬧分裂，部份成員決定退黨另立「香港工黨」和「香港社會民主黨」—這兩個新黨派後來固然不成氣候，可是在香港政府眼中，馬文輝主持的民主自治黨也同樣是無足稱頌的小黨派。
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成員如何理解民主，倒是個值得思量的問題。不過肯定的是，這波運動實踐民主的方式，與「主權在民」的標準頗有距離。參與這波民主運動的精英，顯然都因自己優渥的生活感到良心不安，也對專權又充滿歧視的殖民地體制感到不滿。可是民眾在這波運動中的角色，主要是被動的受助者，而非獲得充權的參與者。革新會和公民協會之組織構成，儼如異議名流的俱樂部，對基層民眾來說就如生人勿近之地：更遑論貝納祺和張有興兩人，都因為固執己見而日益專斷。葉錫恩的社區服務於1970年代漸見規模，處事方式卻也變得流水作業：工作人員多年來一直協助民眾，就各種民生問題與政府部門周旋，此時卻染上因循的官僚習性。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成員雖然主張民主改革，卻未有為民眾充權、並放手讓他們把民主延續下去。在他們的認知中，民主選舉很可能只是一種「選賢與能」的機制，目的是要讓他們這種體制外的精英，能夠獲得「替民作主、為民請命」的公權力。這樣的「民主選舉」，其實反倒與東亞的科舉制度更為類似：只是考官由皇帝派遣的官僚、改成手握選票的民眾而已。其後政治議題的設定、公共資源的分配，就都交由拖著「父母官」身影的「民選精英」處理。擁有主權的主體，是關愛民眾的精英，而不是民眾本身。
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成員，把爭取民主當成個人的慈善事業，這種個人中心的作風使政權容易以逐個擊破的方式，把他們逐一收編過來。政權甚至毋須以利益收買人心：政權只要擺出和好的態度，公開讚賞運動成員捨己奉獻社會的精神，他們就會以為自己已獲得認同、過去的努力而取得成果，就收起過往對政權的批判態度。最先與政府妥協的，是公民協會的張有興。政府採納了他的建議，於1973年落實讓市政局財政獨立的改革、又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張有興為報「知遇之恩」，他領導下的公民協會也走回頭路，淪落成為政府保駕護航的保守派。到1980年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成員紛成為北京政權的統戰對象，不少一生為民主奮鬥的人士，也開始為中國阻撓代議政制發展的作為辯護。這部份是因為這些老人向來只知道要與英國殖民地主義奮戰，未能想像中國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殖民霸權：而投身社會運動的外藉人士，也多懷抱白人的罪疚感，使他們無法理性判斷是非曲直。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統戰論述讚賞他們對反對殖民主義的貢獻，讓這些垂垂老矣的長者感到自己的人生被人肯定。對於抱有精英心態的人來説，個人的付出有否獲得肯定，歸根究底比民眾能否實踐民權更為重要。
當本土出生且受過完整教育的嬰兒潮世代長大成人，第一波民主運動卻無法面對新世代的要求。嬰兒潮世代首次投身社會運動，是於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時，爭取讓中文成為香港的法定語文。他們自然亦有向第一代民主運動求助：可是這些前輩們，卻因個人主義和精英主義掛帥，把私怨看得比什麼都來得重要。當時公民協會正與革新會鬧不和，就是因為這樣，他們在市政局會議中把革新會聲援中文運動激動已全數否決。隨着運動的發展，嬰兒潮世代對市政局民選議員和第一波民主運動，都徹底死了心。去到1971年，新一代的社會運動甚至主張杯葛市政局選舉，認為這是讓中文運動升級的唯一辦法。可是第一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卻對新一代的憤怒茫然不知。葉錫恩於1975年到香港大學演講時，仍然在呼籲學生於市政局選舉投票，又批評不願投票的同學「推卸責任」，「堆砌不去辦事的藉口」。如此第一波民主運動，與其後的世代也稱不上有什麼承傳。馬文輝在「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卻拒絕參與其中，批評抗爭者在《聯合聲明》簽署前沉默不語，如今才「忽然出聲、日日出聲」：他忘記於1980年代上街爭取民主的抗爭者，在馬文輝最活躍的時代，根本還未長大成人。第一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既是流於孤芳自賞，就不可能會把有用的經驗傳授給新一代。嬰兒潮世代注定只能憑一己之努力，重新摸索通往民主的道路。
認同錯亂的第二波民主運動
嬰兒潮世代的香港知識階層，在身份認同上是自相矛盾的一群。在他們出生之時，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國界，已隨著中國赤化而實施邊境管制。他們在香港土生土長，並沒有戰前世代那種原鄉情懷：他們從一開始，就把香港是為自己的家鄉。可是同一時間香港的教育界和知識界，卻與本土文化出現斷層。香港在戰前和戰後，都出現過中國文人南渡的潮流。在1930年代末中日戰爭爆發後，幾乎整個中國文壇都南遷香港，把這個英國殖民地當成生產抗日文宣的基地。香港本土文人失去發表的空間，其固有的特殊風格又被南來文人貶斥：亦因如此，香港的本土文學在1930至1950年代期間陷入低潮，直到1960年代末才興起新一代的本土文學。這樣嬰兒潮世代的莘莘學子，讀的都是來自中國的文學、其審美觀是北方強加諸的標準，他們在長大成人前都不知道香港有個活潑的本土文化。
在香港光復後，又來了另一批逃避共產政權的中國文人。他們在冷戰秩序下，有的被香港教育當局重用、有的則獲得速版反共刊物的資金。嬰兒潮世代的知識青年求學期間，接觸到的教育課程和課外刊物，都在提倡某種文化中國論：正正因為香港不是政治中國的一部份，使其得以承傳未被共產黨摧毁的中國文化，而香港的知識青年亦因此任重道遠。
嬰兒潮世代的在1960年代開始步入青少年時期。他們對香港的殖民地制度日益不滿：雖然香港經濟急速增長，可是所得分配卻極度不平等。種族歧視的制度仍是司空見慣，而前線官僚的貪污腐敗無日無之，使基層民眾的生活百上加斤。除卻權責有限的市政局外，香港的行政立法機關皆未有舉辦普及的選舉、也沒有設置有效申訴的機制，使香港人有冤無路數。嬰兒潮世代不能像戰前世代那樣，將這一切都只視為暫時的苦難，把希望到寄托在衣錦還鄉的一天：因為唯獨香港才是他們的原鄉。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的警民衝突，正好就是嬰兒潮世代對社會不公的反撲。
隨着這個世代於1960年代末步入大學校園，比較關心社會的知識青年，就想從各種新思潮中汲取思想資源。當時西方大學生受美國民權運動影響，積極投入第三世界的返殖民運動，又因為距離製造美感的緣故，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產生憧憬：他們相信中國正在崛起，並將開創抗衡歐美帝國主義和蘇聯極權主義的第三條路。香港嬰兒潮世代自小受文化中國論的薰陶，看到西方進步思潮都把中國視為希望，也激起他們對中國的幻想：雖然過往文化中國論的教育，都主張與走上共產歧路的政治中國保持距離，可是這種禁忌在進步思想潮流下，卻顯得像個難以抗拒的禁果。香港人在1967年的暴動，親眼目睹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動員能力。雖然大部份的香港人，在暴動後都覺得共產中國是對香港的威脅，可是正值反叛時期的嬰兒潮知識青年，卻認為這股破壞的力量或許是社會變革的契機。
這一代的知識青年，就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變身為社運青年：他們或是考進大學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或是一邊自修一邊成立社會運動組織。在他們的政治思維中，卻有兩估互相拉扯的力量：他們一方面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希望把香港建設性公平公義的社會；可是他們另一方面，也對中國的發展抱有期望，覺得富強的中國可以成為香港改革的後盾。不同派系的社運青年，看待這兩股力量是時的比重也各有不同。其中一批社運青年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成功，中國就會富強起來，從而擁有把英國殖民者趕走的力量。他們雖然希望改革香港的制度，卻認為此等改革必須待中國復興後，才會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他們主張在這個階段，任何爭取社會改革的抗爭都是對現狀的小修小補，社運青年應該做的是認識中國、幫助中國走上富強之路。這個被稱為國粹派的派系，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即無以為繼：他們有的淡出政治、有的隱蔽地繼續親共、也有的改換立場投身別的派系。
與國粹派對立的，則是提倡積極加入社會改革的社會派。他們相信反抗殖民主義，必須先從社會基層做起、也必須植根於本土。不過雖然他們相信轉變始於足下寸土，卻仍然關心中國的發展，對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近代化抱有期望。與國粹牌相比，他們立場貼近至小接觸的文化中國論：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只是出於共產黨的宣傳，極權操控才是其背後的真像。可是文化大革命終結後，他們覺得中國還是會有機會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並與香港的繁殖運動互相照應。社會派的成員畢業後，憑着知識上的優勢成為新興的年輕才俊，並於各行各業繼續其改革社會的理想：他們有的以專業人士身份評論政治、有的在傳播媒介塑造輿論、有的則以會工作者的身份組織基層民眾爭取社區權益。他們最終察覺若然沒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提倡社會改革的努力只會事倍功半。如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就開始出現第二波的民主運動。而香港人指涉的民主派，也主要是這一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自相矛盾的「民主回歸」
這一波民主運動關注的，是香港人在本土的民主權益。民主派心目中的政治實體，涵蓋的也不過是深圳河以南的千方里地。他們在實踐上，必然是本土的、也只可能是本土的，可是他們的歷史觀、文化觀、和價值觀，卻依舊是文化中國的那一套：他們附和南來文人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香港只是個商業掛帥的文化沙漠。香港本土文學於1960年代末再次興起，在1970年代又迎來本土潮流文化的風潮：而縱使潮流文化有着市場導向的生產模式，可是當中亦不乏精緻的佳作。不過嬰兒潮世代的知識階層卻認為此時興起的香港文化，只是不中不西、東拼西湊的「雜取文化」，是權貴的娛樂產業掩飾社會現實的愚民把戲，根本無法與古典或近代的中國文化相比。他們認定香港在文化上無法自足、精神上無法自立，因此任何本土權益的追求，都沒有可能離開中國的框架。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北京政權於1978年展開改革開放。雖然中國依舊實行威權統治，可是中國的社會及知識界卻也出現百花齊放的氛圍。這種前所未見的發展，使糾結於本土與中國之間的民主派人士充滿期望，認為這正是「畢全功於一役」的時機。亦因如此，他們開始認定「民主回歸」不論對香港、還是對中國，都是個雙贏的萬全方案。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此時正處於關鍵的十字路口：香港既有近代化的經驗，又可以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轉型、以及中國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提供難能可貴的緩衝空間。民主派認為北京政權顧慮到香港的功用，在取得香港的主權後，將會給予香港自治的空間：此後香港可以利用主權移交後獲得的自治權，從殖民地體制轉型為民主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最終甚至可以成為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典範。
根據今日的標準而言，民主派「民主回歸」的主張，背後有着太多的一廂情願。不過在19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因多年的政治動盪而千瘡百孔，甚至可稱得上是一窮二白。香港卻於在同一時期與台灣、韓國、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就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而言，香港是整個東亞繼日本之後最富有的國家。而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後不久，就展開引入市場經濟手段極開放改革，這亦是超乎當代人想像的大變局。香港的知識階層雖會為本土文化感到自卑，對香港的經濟成就終究卻是自信滿滿：他們相信香港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在主權移交後成為主導中國近代化進程的一方。
當中國於1982年明確提出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堅持要於1997年後同時取得主權和管治權後，香港社會便因不明朗的前景陷入信心危機。嬰兒潮世代的社會團體，卻認為這是他們一展抱負的良機。雖然根據他們所做的民意調查，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想要維持現狀、至少可以容許英國在中國主權下延續管治權、也有些比較勇敢的民眾提議要讓香港獨立建國，可是他們卻在調查報告中忽視這些主流民意，反倒認同北京政權對香港問題的立場。他們矢志要改變殖民地制度、又認定民定沒有足夠的意志推動獨立運動，就先驗地認定「民主回歸」是唯一能讓民眾充權的方案。民主派這樣的立場，雖然未有充分尊重民意，歸根究底還是無關大局：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北京政權早就認定此乃中英兩國主權國家之間的協定，不容香港以第三方身份置喙。可是民主派這種「在中國主權前提下提倡民主自治」的矛盾方針，卻使香港未來幾十年的民主運動挫折重重。
北京政權在與英國談判期間對民主派頗為友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甚至致函香港大學生，宣稱「民主治港」乃是理所當然。可是他們在1984年與英國正式簽署《聯合聲明》後，卻迅即成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阻力。香港政府在1980年代初，根據過往英國撤出殖民地前的標準作業程序，開始在香港展開代議政制改革。他們先在市政局和區議會等地方行政體系引入直接選舉，並打算在立法機關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可是中國在1984年後，卻聲言香港引入代議政制，是英國試圖在1997年後延續影響力的陰謀，目的是要架空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北京政權反倒與保守反動的本地權貴越走越近，一方面想要吸引他們到中國設廠投資、另一方面則聯手反對任何推動民主化的努力。而負責起草《基本法》這份憲制文件的委員會，有過半數是來自中國的委員，而當中的香港代表也以權貴為主：李柱銘和司徒華是這個委員會內僅有的民主派，而且他們在1989年天安門學運後，就為北京政權所驅逐。最終《基本法》把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最早日期，拖延至2007和2008年，還規定在正式落實前，必須先獲得人大常委會、行政長官和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共同批核。
雖然香港民主派憑藉1980年代的代議政制改革，通過直接和間接的選舉，成為在地方行政和立法機關中的一方勢力。可是他們爭取進一步改革的努力，幾乎都以失敗收場。香港政府在1988年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在政制改革資訊的過程中出術，否決民主派提出於該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的提議。
一廂情願的近代化迷思
雖然民主派在1980年代求其屢遭挫折，可是中國社會的自由化風潮，卻為他們帶來一絲的希望：他們相信中國已經走上近代化的路途，而根據他們讀書時唸過的近代化理論，這代表不管北京政權的主觀意如何，中國仍舊必然會步向民主化。而最終「建設民主中國」，就可以成為香港民主自治的強力後盾。不過中國的自由化風潮，卻因為天安門學運於1989年6月4日遭殘酷鎮壓，而被迫畫上句號句號：而香港的民主派也因為聲援這場學生運動，而與北京政權全面訣裂。香港在主權移交前8年，就遇上如斯嚴重的人道危機，民眾理應有權推翻過往的協議，發起爭取民主自決的社會運動：畢竟早前天安門學運的激情，已經使香港達成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動員。可是民主派的主流，卻認為在天安門屠殺過後，中國依然維持着改革開放的近代化動力，因而堅信「民主回歸」仍然可以有美好的前景。他們也因着倖存者的罪疚感，堅持香港未來的民主運動，必須兼顧「建設民主中國」的議程：縱使他們可以做的，就只是運用香港僅有的代議政治，以此作為中國民主化的典範。而那些無法在信任中國的，則大多決定申請移民，以個人手段逃離暴政，未有發聲挑戰主流民主派的執念。
北京政權面對天安門學運的挑戰後，他們一方面收緊社會和大學校園的空間，並加強灌輸從「毋忘國恥」為主題的愛國教育。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克服共產黨內部的分岐，於1992年巡視中國南部，明確宣示要實行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適逢於同年當選的美國總統柯林頓，也採用以「接觸政策」實行「擴展民主」的策略，透過市場自由化推動威權國家在其他層面的自由：美國當時相信這種對東歐國家行之有效的策略，也可以對中國奏效。香港民主派的海外游說，在此世界大勢下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局面：他們一方面成功爭取美國訂立《香港關係法》，把1997年後對香港的特殊待遇，與人權、民主、自治和固有生活方式之存續掛鉤。可是他們同時反對美國就中國人權問題實施經濟制裁，反倒鼓勵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相信中國能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掌握到國際標準的法治水平。香港人在1990年代積極投資中國市場，目睹廣東省翻天覆地的發展，就以為中國正隨着經濟開放而日趨「香港化」：部份人仕甚至開始產生「北進殖民」的幻想。民主派甚至會在每年悼念天安門屠殺時，提出以民主改革深化中國經濟改革的構思。
可是不論是香港的民主派、還是決定與中國加強商貿關係的西方國家，都嚴重誤判中國在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中國擁抱全球化自由貿易的舉動，並國家體制向民間社會讓利的作為，而是由國家力量積極籌劃的「尋租經濟」：中國的戶籍制度使農村人口淪為事實上的「農奴」，國家縱容外資剝削來自農村的勞動力，藉此籌募國家發展所需的資金。這個尋租的過程，也能夠使城市的知識階層和中產階層獲利，讓他們成為威權共犯結構的一員：這個階層於1980年代是自由化風潮的主力，如今倒成為「首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對國家灌輸的愛國教育甘之如飴。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經濟」，反倒使黨國威權日趨穩固，甚至使中國壯大成足以挑戰西方世界的強權。
香港民主派在1990年代，既可以在選舉獲得佳績、又能在議會推動社會改革的法案。可是這一切的成就都是短暫的。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民主運動即碰上了高牆。新上台的特區政權取消部份於1990年代展開的改革，又在立法會直選採取能保證親共政團取得議席的比例代表制。北京政權亦趁民主派把焦點放在議會政治時，積極對社區團體進行統戰工作，動用雄厚的資源吸引原先政治冷感的民眾之支持。民主派接連失去在社區的據點，在選舉上的優勢也大不如前。雖然特區政權在上台後，接連發生管治失當的醜聞，可是民主派卻無法佔得任何甜頭。他們反倒在低潮下陷入路線之爭，無法在像殖民地時代後期那樣團結一致。除此之外，他們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工作，亦隨海外中國民運的衰落變得無以為繼。北京政權透過愛國教育和經濟收買，雙管齊下哋壓吓中國民眾對民主化的渴求，使中國的反對運動零碎化。這樣民主派的「愛國民主運動」，就只剩下每年一度的悼念儀式，讓香港人在香港本土自我療癒歷史的傷痕。
不過特區政權在2003年，先是在處理非典型肺炎疫情時處理失當，其後又在民怨尚未平息的情況下，堅持根據《基本法》23條制定《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最終在7月1日主權移交六周年記念日，有50萬民眾高呼「還政於民」的口號上街抗爭，成功迫使特區政權收回條例、又促使最顧人怨的幾名官員宣布辭職。這個公民覺醒的歷史時刻，為第二波民主運動帶來絕地反撲的機會：他們乘勝追擊，要求根據《基本法》啟動政制改革，於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並於2008年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席。北京政權卻發起所謂的「愛國論爭」，宣稱「還政於民」的講法挑戰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是民主派不愛國且涉嫌暗通外敵的表現。人大常委會最終於2004年詮釋《基本法》，重申北京政權對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導權，並否定2007、2008年雙普選的要求。隨着民眾因為失望而逐漸失去熱情，民主運動再次陷入無以為繼的局面。
第二波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在1980年代提倡「民主回歸」、又在1990年代後投身「愛國民主運動」。主導運動的嬰兒潮世代，對中國都抱有家國情懷，他們既會踴躍支援中國的賑災及濟貧事工、又會聲援中國的領土主張。他們認為香港人自有香港式的愛國方法，認為愛國不必然要愛黨。他們會批判中國的政權，卻也不會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可是他們就是無法讓北京政權認可其愛國熱情，並因此深受困擾。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在1949年後在共產黨統治下，已完成之前整過世紀都未能落實的國族建構。而這個「新中國」的中華民族，早就與黨國融為一體：縱使中國知識階層曾於1980年代嘗試作出批判，可是隨着天安門學運遭血腥鎮壓，國族黨國一體的格局已經無法逆轉。文化中國論的中國，早已是個不存在的國度：若然它真是曾經存在過的話。
也就是說，除非香港能夠脫離中國的框架追尋自立自主，不然就只能一直屈從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國權威下，讓自由民主淪為永遠不能企及的夢想。
第三波民主運動：從本土認同到時代革命
在2000年代中期，北京政權不只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還要在經濟層面促成兩地不對稱的融合。那些反對民主的香港權貴，在1990年代於北京政權的縱容下大舉北上，把廠房已知是技術都轉移到中國，以求在「尋租經濟」謀取最大的利潤。此後香港出現世上罕見的去工業化現象，大部份的實業都被中國掏空，本地勞動階層的就業情況也因此每況越下。權貴把在中國賺到的熱錢匯返香港後，都投放在金融業、地產業和服務業之上，帶來產業失衡的畸形經濟。當中地產業的盲目發展，一方面使香港人深受房價高崎之苦、另一方面則使大批舊社區面臨拆遷與重建。
年輕的左翼抗爭者於2000年代中期，嘗試以直接行動抵抗發展主義的潮流，卻意外促成民眾對本土身份認同的重視。這些左翼抗爭者，主張守護舊社區的社群連帶，反對特區政權與地產商聯手展開毫無節制重建計劃。特區政權為了在中環海濱填海，先後在2006年和2007年，清拆相鄰的中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在隨後的保育運動中，抗爭者率先提出「守護本土集體回憶」的主張：他們指出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旁邊的香港大會堂，是三位一體的戰後建築，有着環環緊扣的歷史意義。天星碼頭曾經是香港人每日橫渡維多利亞港的要津，在1966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運動，正好就在碼頭前方的有蓋空地爆發：亦因如此，這個地方稱得上是嬰兒潮世代反殖民運動爆發的原點。再爆發返殖民運動天星碼頭旁邊，卻是戰後歷任港督履新時舉行登陸儀式的舞台：除此以外，這亦是在中環上班的民眾在工餘時間看海的休憩空間，並因此成為香港電影取景的熱門地點。旁邊的大會堂，在籌備興建時與兩座碼頭一起規劃，屬於第一批採用現代風格設計的公共建築：這座經常有民眾出入公共建築，設有劇場、音樂廳、圖書館、婚姻註冊署、餐廳和茶樓，亦曾經設有香港博物美術館（如今已經遷離，並分拆成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廳。亦因如此，大會堂也可以說是香港人已經步入摩登時代的象徵。
這場保育運動雖然最終失敗收場，可是「集體回憶」和「本土認同」的概念，卻隨着運動廣為民眾接受。社會輿論開始認為「本土認同」值得珍而重之，不能因為經濟利益和政治壓力要隨便丟棄。香港人對於自身的歷史，也不再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他們對於自身的過去，反倒是日益敏感。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曾經一直高企。可是在奧運會開幕前，中國卻爆發一連串的醜聞：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揭露中國地方官員偷工減料興建豆腐渣工程，使大批學童於地震時命衷校園的醜聞。同年中國爆發毒奶粉案，政府官員卻竭盡全力包庇，反倒打壓向社會公開真相的苦主。這些弊案使為數不少的香港人明白，中國雖然已經大國崛起，可是在政治層面卻永遠不會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們無法繼續欺騙自己，認同中國是自己的國家，只希望能守護香港的本土社會，嘗試努力自力更生。
到2000年代末，於1989年後出生的世代逐漸長大成人：強調「本土認同」的抗爭論述，正好擊中新世代的心坎。他們對天安門學運期間的時代氛圍沒有親身的體驗：他們知道北京政權犯下返人道的罪行，可是他們並沒有上一輩那種悻存者情結。這一代人會欣賞北京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的決心，卻不會把它們當成自己的國人同胞。當他們成為小學生、開始有自我意識的時候，香港已經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他們看到的，是特區政權的專制無能、是北京政權對香港民主權益的否定。後來隨着港中經濟不對稱融合，他們遭遇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個人上向流動的機會也越縮越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都會直接應付來自中國的人：他們有的是懷着抱有恩主心態的中國權貴、有些則是假扮遊客與民爭利的水貨客。新世代認識的中國，是零距離接觸體驗到的真實，而不是上一代那種浪漫抽象的文化想像。他們知道詩詞歌賦上面的精緻典雅，有一半只是出自文人過剩的想像力、另一半則早已在歷史長河中隨風消逝。後八九世代沒有嬰兒潮世代那一種幸福，可以運用距離帶來的美感，把中國想像成自己的祖國：他們只可能認同本土，而中國只也可能是侵害本土的他者。
橫跨2009至2010年的反廣深港高鐵運動，則是香港本土運動的轉捩點。當時特區政權計劃興建連接到深圳的高速鐵路，連結中國的高速鐵路網絡，並就此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可是這段全程蓋在地底的鐵路造價高昂，而且最終很有可能會超出預算。而當局也計劃清拆位於石崗的橫台山菜園村，騰出空地興建緊急救援用的通道。這場運動與之前的保育運動一樣，都未能阻止特區政權的發展計劃。不過這次失敗的抗爭，也是後八九世代第一次全情投入的社會運動。他們在抗爭過程中，以十步一跪的方式，赤腳走遍香港大小社區：對於參與者和旁觀者來說，肉身與土地直接連結，都象徵着香港人於本土「身土不二」的緊密連繫。而抗爭的後續發展，也使本土運動提升至另一個層次：抗爭者從特區政權拒絕妥協的態度，看到當局對香港的未來規劃，正好就是要消滅區隔香港和中國的邊界。他們尋根究柢，找到北京政權的政策文件，發現中國在未諮訊香港民眾的情況下，已片面地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內，把香港包括在珠江三角洲的都市規劃中。香港「被規劃」的遭遇，正好說明所謂的「一國兩制」，根本視香港的自治權如無物。香港如欲達成民主自治，就必須重新鞏固與中國邊界，以邊防抵禦北方政治力量的侵蝕。可是保育運動的成員，卻囿於既有的教條，無法接受這個有違世界主義信念的「排外」選項。後八九世代如今已經被動員起來，可是他們的啟蒙者偏偏在此時陷入集體失語的狀態。
沒有本土就沒有民主
不過即或如此，後八九世代還是尋得自救之道。強硬親共的梁振英於2012年出乎意料地贏得行政長官選舉，他在7月1日就職後，就決定在九月的新學年實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新課程。該課程自在提升學生的中國認同，著重愛國情感的灌輸，並無着墨於對中國真實情況的理解和批判：這顯然是移植自中國的黨國洗腦教育。率先提出反對的，卻不是民主派的政治人物，而是包括家長和學生在內的政治素人：當中又以後八九世代的表現最為突出。中學生團體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於此役後成為知名的抗爭領袖，是香港社會運動在2010年代的標誌人物。其他像周庭、黃子悅、張秀賢等活躍人仕，其後在社會運動和反對政治的圈子中甚為活躍。
其後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治改革方案：可是候選人需要經過與權貴和親共分子主導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每屆選舉都只會有兩至三位獲得過半委員認可的候選人獲得參選資格。也就是說，雖然行政長官選舉在形式上是一人一票的普選，可是選舉結果在選戰尚未開始之時，就已經由北京政權透過在提名委員會中的代理人決定好。雖然嬰兒潮世代的戴耀廷，早就預料到這種情況，並於早幾年積極籌備「佔領中環」的抗爭計劃，期望能以公民抗命促使北京政權重新談判。可是在9月26日爆發的雨傘革命，卻是由黃之鋒、周永康、岑敖暉和羅冠聰這些後八九世代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所引發。這場維時79日的大規模抗爭，最終也是由後八九世代的年輕人主導：戴耀廷等人在起義爆發一個星期內，就已經被在前線奮戰的年輕人，擠壓到二線後勤支援的位置。
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以及其後的雨傘革命，為香港第三波民主運動揭開序幕。它們在性質上都是抵抗中國干預、維護本土自主的本土運動，而且都是由後八九世代的年輕人主導。本土主義如今已經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不可迥避的議題。不過這場新興民主運動興起時，第二波民主運動雖然一直陷入低潮，卻仍然並未終結：主導第二波運動的嬰兒潮世代，與後八九世代有一定的代溝，為其後的世代矛盾埋下伏線。不過有一些未能走進第二波運動主流的嬰兒潮世代，卻想趁機收割本土認同興起的成果。民俗學者陳云根曾與保育運動的左翼抗爭者關係良好，可是隨着保育運動屢戰屢敗，他就決定與舊戰友分道揚鑣、另闢蹊徑。他於2011年以陳雲為筆名，出版《香港城邦論》，成為香港本土思潮的第一本「聖典/邪典」。陳云根曾怒斥第二波民主運動的中國情懷，是劇毒無比的「中華情花毒」，可是這本著作的主要論點，其實也充斥着這種「思想毒素」。他主張香港承傳着於中國淪喪的華夏正統，又從英國那邊獲得近代文明的典章制度，因此唯獨香港能夠「垂範天下」：而中國此時已淪為野蠻人當道的「地獄鬼國」，因此香港必須強調與中國的區隔，方能保護「華夏文明」的存續。陳云根的政治提案也並不新鮮：他提議在中國國際處境日益艱困之時，向共產黨解釋如果容讓香港「城邦自治」，將有利於其專制政權的延續。他認為「城邦自治」若然得到落實，將會為「華夏邦聯」的創立鋪平道路，為解決所謂的「臺灣問題」帶來契機。
陳云根的「城邦自治」論，其內容不過是了無新意的文化中國論。可是他運用的修辭和情緒，卻使後八九世代充滿遐想。他以「城邦」兩個字形容香港，又論及希臘城邦和漢莎同盟的帝國自由城市，令人聯想到香港也可以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陳云根把1997年的主權移交稱為「二次殖民」，又主張以「族群政治」強調香港人是異乎中國的獨特族群，也呼應著新世代的本土情懷。除此以外，他也以怒氣沖沖的語調、運用「政治不正確」的語言，把中國政權和中國人都眨斥為男盜女娼的野蠻人，幫助深受港中經濟不對稱融合之苦的年青人發洩情緒。雖然陳云根的論調，使大部份人都對他敬而遠之，可是他仍能藉此爭取到一群忠心的年輕支持者。也許他認為只要吸引到穩固的忠誠支持者，就可以透過比例代表制在立法會穩奪一席，然後以議員身份落實向中國推銷「城邦自治」的計劃：他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與擅長民粹政治的激進民主派黃毓民結盟，期望能把「城邦派」發展成一方勢力。
不過後八九世代很快就整理出自己的一套抗爭論述。在2014年尚未爆發雨傘革命時，香港大學的學生報《學苑》於2月出版《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專刊，提倡以香港為本位思考，建立獨立自主的歷史觀、身份認同及政治原則。他們根據公民國族主義的原則，主張香港正是理當擁有主權、自治和平等的國族。他們在雨傘革命爆發的9月，將專刊其中四篇文章、以及五位港臺學者或評論人的投稿，結集成《香港民族論》書。年輕世代的論述，不單主張香港應有國族自決的權力，亦批判包括「城邦論」在內的文化中國論：他們相信香港自有其獨特的文化，香港人要做的是珍惜、保存和發揚，而不應自甘為華夏文化的附庸。
新世代的本土論述，其後遭到政權的嚴厲批評，可是這反倒激倒後八九世代的抗爭意志。新世代的本土派政團如雨後春筍，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紛紛成立。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當年2月以第三勢力的姿態，參與立法會新界東選區的補選，並取得15%的選票：如果他能夠參加同年9月的換屆選舉，就能憑比例代表制穩奪一席。第三波民主運動的本土派，此時已與第二波民主運動的民主派和親共勢力，呈現三足鼎立的局面。不過其後選舉事務處卻動用「行政手段」，取消梁天琦等本土派人仕的參選資格。不過即或如此，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仍能取得參選資格，並在梁天琦的背書下順利贏得兩個議席。另一些後八九世代、以及年紀較輕的社運人士，雖然並未有自稱為本土派，可是還是受到本土思潮的影響，於參選政綱中提出「民主自決」的要求：比如黃之鋒就與部份學民思潮的舊戰友、以及專上學生聯會卸任秘書長羅冠聰，成立名為香港眾志的自決派政黨。而部份民主派政黨的年輕成員，則在學者方志恒和王慧麟牽頭下簽署《香港前途決議文》，提倡落實《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內部自決權。這些擁抱本土思潮的參選人，最終都在選舉中取得亮麗的成績。只是陳云根和他那些基於短期利益而結合的盟友，卻幾乎全部鍛羽而歸，唯有熱血公民的鄭松泰能夠成功當選：不過他在取得議席後，就再沒有什麼值得稱頌的作為。
不可開交的世代論爭
可是香港的局勢，在9月的選舉過後就急轉直下。過往香港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往往會在宣誓就職時，以各種方式宣示對建制的不滿。特區政權過往亦會容忍這種做法，讓被裁定宣誓無效的議員再次宣誓。本土派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也因此決定趁宣誓就職的機會，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可是親共派的議員，卻指責二人的表態方式「辱華」。立法會秘書處在裁定兩人宣誓無效後，也順應親共派議員的壓力，未有再為兩位議員安排宣誓。這場風波持續好幾個月，最終人大常委會再次詮釋《基本法》，在無視選民認受的情況下，禁止未能「莊嚴宣誓」的當選人就職。特區政權也趁機向最高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在剝奪梁頌恆和游蕙禎的議員資格後，進一步把魔爪伸向自決派和基進民主派的議員。
如此的結果，使第二代和第三代民主運動之間心存芥蒂。第二代民主運動的民主派，大多認為自己可以用香港的方式繼續愛中國，本來就不理解後八九世代對國族自決的渴求。如今在宣誓風波過後，仍在立法會內的自決派和民主派議員，如今也是人人自危，而且在人數上也陷入絕對劣勢。那些中國情結較深的老一輩，自然亦會怪罪本土派無事生非，連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局。第二代民主運動囿於英國統治時期的經驗，仍然相信行政和司法體系的制度理性，傾向以和平合法手段爭取民主；第三代民主運動卻認為香港特區的制度，早已無可救藥地向中國和權貴傾斜，因此必須採用更激烈的抗爭手法、也不應迴避及貶低肢體衝突。後八九世代會指責嬰兒潮世代容易妥協、出賣原則，甚至認為他們已經與北京政權暗通曲款；第二代民主運動的前輩，則認為第三代性格衝動而未有顧全大局，甚至覺得他們是幫助共產黨破壞民主運動的內應。
兩代民主運動對中國不同的認知，也同樣帶來激烈的矛盾。嬰兒潮世代曾目睹中國軍隊於1989年開進北京，用戰車和機槍屠殺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甚至連路過的民眾也未能幸免。如此的集體創傷，使第二代民主派堅信死難學生都是他們的同胞：每年一度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悼念晚會，自1990年以來都是民主派支持者的重要集會。可是晚會的內容，卻把香港中國兩地當年對自由民主的共同訴求，詮釋為血濃於水的中國愛國情懷：他們在2013年，甚至把大會口號定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之後才因年輕世代的反彈而撤回標語。對於曾經上街反對國民教育的後八九世代而言，悼念晚會雖然懷有良好的動機，可是集會中的儀式、演講和抗爭歌曲，與國民教育課程同樣都在灌輸中國認同。他們對天安門慘案的是非判斷，與嬰兒潮世代的民主派相差不遠，只是這個世代未曾對這場屠殺有過身歷其境的體驗。他們認為對慘案的悼念，重點是要控訴中國的政權草菅人命，而不是要令參與者把中國當成祖國。後八九世代亦認為香港正遭逢巨變，因此民主運動必須有所取捨，把重心從「外國民主運動」移到本土抗爭之上。可是嬰兒潮世代卻認為，後八九世代不熱衷悼念未曾經歷過的慘劇、只想全程投入本土抗爭，是故步自封、目光短淺、甚至是泯滅人性的做法。從2011到2018年的六四悼念晚會，前後都會伴隨着難以平息的論爭，部份論者也不吝採取陰謀論抹黑對手。民主運動在2010年代早已陷入低潮，如今還要加上世代之間的論戰，使民主派、自決派、本土派及其支持者士氣低迷：與此同時，第二代民主運動內部紛爭，亦與前述世代之戰不遑多讓。這樣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在經歷雨傘革命和立法會選舉的挫敗後，開始對公共事務感到厭惡，不得不長期避世療傷。
當兩代民主運動的心情起伏，都猶如坐在過山車上狂飆之時，北京政權也預備超譯承諾過的「一國兩制」，為求使「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特區體制，改造成任由北京政權操弄的傀儡。自香港民意在2003年決堤後，北京政權即全力推動香港與中國經濟上的不對稱融合：這種「以經促統」的大策略，也被中國同時拿來對付臺灣。習近平在2012年擔任中國領導人後，即着力加緊黨國對體制、經濟、社會、地方和邊疆的操控，以「國進民退」的方式逆轉過往幾十年虛假而不可持續的「自由化」。而收緊對香港的控制，自然亦是這個大棋局的一部份。早在2000年代後期，那些在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工作的御用文人，就已經主張北京政權應當改變策略，使「真正」的「一國兩制」能夠得以落實。他們認為香港人仍然抱有「西方中心」的思維，因此必須要「洗腦嬴心」，把原有的「港式愛國」提升到與中國一致的標準。除此以外，他們也主張北京政權要在特區政權旁邊，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管治隊伍，「支持」和「指導」特區政權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北京政權在2014年6月公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開宗明義主張「中國依法直接行駛管治權」，把御用文人的提議變成正式的政策。比如2016年以來關乎議員就任和參選資格的風波，顯然不是出自選舉事務處技術官僚的個人決定，而是由幕後黑手組織策劃的一場政變。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組織，也從權貴圈子向各大社區蔓延，其觸手甚至已伸延到香港每一個街里、甚至是每一棟大樓。北京政權在香港選舉期間，不但會協調各親共政團的行動，也會嘗試動員每個街區支持親共政團的選民。
在這種情況下，親共政團不但能夠長期壟斷對18個區議會的指導權，也能透過配票善用比例代表制的空間，以有限的選票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取得最多的議席。其後在2018年，立法會為本土派和自決派遺下的其中五個議席舉行兩次補選，當中其中四席是地方選區補選，並且按規定以簡單多數制進行。根據過往經驗及選民結構，民主陣營在立法機關的簡單多數制選舉，基本上可說是穩操勝券。可是在九龍西選區連續兩次的補選中，民主陣營都鍛羽而歸。北京政權的統戰機器在兩次補選到出盡全力，幾乎把所有支持親共派的民眾都動員起來。相對而言，民主陣營卻因為擔心候選人會被選舉主任取消資格，繼而為後備人選的問題爭論不休。民主派選民早就因為運動創傷，對公共事務感到厭煩，如今初選後備人選激起的黨派之爭，更讓他們失去僅有的投票意欲。香港的選舉研究，一直認為九龍西選區的選舉結果具有指標的作用：這次兩連敗為兩代民主運動帶來沉重的打擊，使他們不得不為民主運動的未來沉思入沉思。
手足復和之路
在2018年的兩連敗前，已經有一些清醒的聲音，呼籲兩代民主運動必須放下歧見、停止爭論。比如戴耀廷在2010年代中，就擺脫雨傘革命失敗的創傷，開始認真思索新興的本土論述。他在2016年開始主張兩代民主運動，其實是本土自決運動的不同階段：亦因如此，第二代的民主派應該知道江山自有人才出，第三代的本土派則要體諒前輩的限制、也要總結他們的得失。戴耀廷預言隨着中國走向集權，最終必會再釀成威脅香港的重大危機：此時將會出現新一波的本土運動，使更多民眾為香港的自立自主同德一心。只可惜忠言逆耳，當時吵得面紅耳赤的雙方，都對勸和的呼籲置若罔聞。不過香港的民主運動，到2018年已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兩代民主運動都開始嘗試放下身段，向另一個世代伸出橄欖枝。比如在2018年，有部份本土派重新參與民主派的六四悼念晚會，並讚賞民主派承傳下來的悼念傳統。有一些民主派雖然仍未能認同本土論述，卻也公開認同他們對香港的真誠關懷，認為雙方可以為着自由民主的共同目標和而不同。
兩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到2019年都意識到終局已近，雙方都不能再延續過往幾年的意氣之爭。這一年北京政權和特區政權的決策，都會為香港人熟悉的香港帶來沒頂之災。北京政權於2月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宣佈要把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合併為同一個超級都會區。這個規劃綱要若實行到底，將會使香港和中國的邊界變得形同虛設：香港僅有的產業將會以區域合作的名義，被「大灣區」吸收而完全掏空，只剩下替「大灣區」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功能。此後香港的年輕世代，都必須離開香港到「大灣區」尋找就業機會。中國甚至計劃「共同」發展香港邊境的土地，實際上就是要香港割讓領土，向中國的深圳奉獻擴展的腹地。
這樣的都市規劃，涉及的不只是土地權益的問題，也必然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自治」空間構成衝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除了宣布北京政權的「大灣區」計劃，也宣稱要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建立「憲制新秩序」：這說明北京政權的用意，絕對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和土地開發。特區政權在隨後幾個月，也為建立「憲制新秩序」作出進一步的「貢獻」：他們提出要修訂《逃犯條例》，容許毫無法治水平可言的中國法庭從香港引渡疑犯，而草案並未有加入保障人權和申訴權的條款。這條草案若然成為法例，所謂的「中國式司法」將會入侵香港，也很可能會成為中國整肅香港政敵的手段。在2010年代末期，中國的司法機關和國安體系，已經多次秘密從香港把調查對象綁架到中國。比如銅鑼灣書店的多位負責人，就因為出版以中國政壇秘密為題材的「禁書」，預備國安人員從香港等地綁架到中國。國安單位其後要求店長林榮基返回香港，從書店取回顧客名單送交他們檢查。林榮基最終趁機逃脫，後來移民到臺灣續辦銅鑼灣書店。《逃犯條例》草案若然獲得通過，這種雞鳴狗盜侵害人權的事，將會變成堂而皇之的恐怖常態。
這一年六四悼念晚會，在大難臨頭的情況下，也未有激起本土派和民主派之間的爭議。兩代民主運動，也於這個關鍵時刻吹起和風：嬰兒潮世代的民主派承認過往曾經犯過錯誤，過分信任共產黨的承諾；後八九世代則承認天安門學運，無可否認是對本土運動的啟蒙。這一年的六四悼念晚會，也變成決戰前夜的誓師大會：就在五日之後，數以百萬計的香港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特區政權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這場反「送中條例」運動，隨後不斷升級，並演化成要求全面民主自治的時代革命。
這場革命起初是跨世代的自救運動，可是隨着抗爭形勢不斷激化，後八九世代也成為主導革命走向的決定力量。以抗爭的形式，則從起初和平合法的遊行示威，演變成涉及肢體衝突的勇武抗爭。年輕抗爭者在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動，是時代革命關鍵的轉捩點。在當日下午，以後八九世代為主的抗爭者，逐漸在立法會大樓外聚集。以嬰兒潮世代為主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只是衝到前線好言相勸，希望年輕人不要輕率走上一條不歸路。就在梁耀忠議員舉起雙手阻擋抗爭者之際，一位年輕人衝到旁邊把他抱走，其他抗爭者隨即利用騰出來的空間開始衝擊。
這經典的一幕，預示著香港民主運動即將來臨的世代交替。在衝擊立法會的事件中，雖然兩代民主派曾經有過肢體上的碰撞，可是這次嬰兒潮世代的民主派選擇了包容。他們目睹後八九世代為着香港的前途，不顧一切的犧牲自我，而同時警察的增壓手法也日趨暴戾。就像在1989年那樣，他們目睹年輕人為自由民主的緣故，遭到政權暴力無情的摧毁。如今民主派面對認同本土的年輕人，就像當年他們面對北京死難學生那樣，心裏都懷着不能磨滅的愧疚之情。他們也許仍未能夠認同本土思潮或用武抗爭，卻意識到所有人都是為了香港而付出，因此不論世代、性別、階級、黨派和種族，所有抗爭者到是不分你我、不能割裂的手足。第二代民主運動的嬰兒潮世代，目睹他們過往曾經相信過的事情，都在面前逐一崩壞：一國兩制純屬騙局、文化中國只是想像、而中國則越近代化就越墮落。一個清晰的事實，已浮現在他們眼前：世代交替，此其時矣。
第二代民主運動的民主派、與第三代民主運動的本土派和自決派，就在戴耀廷教授牽頭下，以平等互助的方式為2019年區議會選舉、以及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共同努力。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本土派和自決派的候選人，出乎意料地大獲全勝：在過往的區議會選舉，親共派因為社區統戰組織的動員佔盡優勢，這一屆卻只能取得不足兩成議席。過往地區選舉也有較低的投票率，可是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卻是破紀錄的71.23%：這場選舉已經成為變相公投，香港人以選票聲援時代革命的抗爭者、並向那些對中國俯首屈膝的親共派說不。在這次選舉當選的，有大半是後八九世代的新科議員：第二代民主運動的老手，在這次選舉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為民主陣營的世代交替向前跨出一大步。
特區政權和北京政權在2020年，聯手對時代革命施以致命一擊。隨着COVID-19疫情在2020年初，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向全球擴散後，特區政權就開始以防疫的名義，令連續好幾個月的街頭抗爭在香港銷聲匿跡。就在香港人因專注防疫而無暇抗爭之際，中國人大常委會片面地把《國家安全法》強加諸香港之上。隨着這條法律在7月1日正式生效，香港開始籠罩在特務政治的陰影下，特區政權亦很快運用各種定義寬鬆的罪名，把抗爭者和異見人士押入不見天日的監牢。威權主義的邪靈，此後不斷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盤旋，鍥而不捨地尋找牠的獵物。
可是敬虔的戴耀廷卻有如被聖靈充滿，非但沒有向恐懼屈服，反到繼續堅持促成兩代民主運動復和的事工。為準備原定於9月的立法會選舉，他決定透過民間初選整合民主陣型的最強人選，並矢志要取得過半數的議席：此後民主陣營就可以阻擋法案和預算案，從而向政權施加更大的壓力。在7月11至12日舉行的民間初選中，戴耀廷等人原先預計會有17萬人投票，可是最終卻有逾60萬民眾踴躍參與。而在初選取得最多選票的，是本土派、自決派和基進民主派的候選人，他們又以後八九世代的年輕人為主。至於第二代民主運動的民主派，則取得略多於三份一的代表權。這樣的初選結果，使震驚不已的特區政權決定出術，以疫情這個方便藉口把選舉然後一年。即或如此，兩代民主運動還是達成進一步的世代交替：第三代民主運動將會取得主導權，而第二代民主運動則是其強大後援。
特區政權既能享有不就節制的權利，最終也必然會對挑戰維權的人秋後算帳。籌備和參與民主派初選的人士，在2021年1月被警察國安處高調拘捕，其後又檢控當中47人。兩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最終都要共同承受來自暴政的逼迫。在這個為政治信念殉道的過程中，曾經爭論到面紅耳赤的兩代人，在這個艱困的時刻也必須歸於和好：把他們的榮辱捆綁在一起的，正是兩代人對香港這個家邦永不止息的愛。
總結：任重道遠的第三代民主運動
隨着《國家安全法》於2020年7月1日的實踐，香港急速淪落為威權中國下的悲情城市。第二代和第三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流亡海外、有的則繼續嘗試在僅剩的空間負隅頑抗。在過往幾十年一直活躍的民主派政權和公民團體，有的被特區政權運用中國強加的惡法查禁、有的抵不住與日俱增的壓力自行解散。同情兩代民主運動的傳媒，有的被特區政權安插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有的則避免直接衝突而自行結業。其餘仍然如常運作的傳媒，則選擇透過自我審查屈服、甚或擔當北京政權的傳聲筒。有為數不少的人，在一連串的事態過後失去自由。令一些比較幸運的人士，則要永遠告別他們心愛的家邦，在海外的陌生環境迎接未知的未來。
第二代民主運動逐漸退場、第三代民主運動繼續接手，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世代交替，卻必須在四面楚歌的惡劣環境堅持下去。新生代接手的民主運動，無法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能夠運用開放的公共領域和公平的自由選舉，以自由社會的抗爭方式邁向民主之路。香港民主運動必須揭開新的一頁：他們必須運用後COVID-19疫情的國際新形勢，在自由國家聯盟的支援下，以海外的資源協助故土的鬥爭。如今香港民主運動爭取的，已經不是既有制度的民主化：香港必須達成國族自決，擺脫中國黨國帝國主義的宰制，方能建立能讓香港民眾同生、同有、同享、同治的民主國度。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此時必須要有新的策略、新的論述、新的方向。
亦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香港過往民主運動的經歷，透過檢視當中的得失，思索該當如何在這個亂世繼續抗爭。香港第一波真正的民主運動，發生在1940至1970年代之間：雖然香港的公民社會，在那個時代仍未稱得上是成熟，可是第一波民主運動背後的民意支持，卻證實民眾對社會的公平公正有一定的期望。這說明老一輩的香港人雖然心態偏向保守，卻不是完全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這不過是坐享特權的權貴，為拖延香港民主進程而編造的藉口。不過這一波的民主運動，領導者大多是良心不安的社會賢達，他們大多抱有「為民請命」的精英心態，卻未有位支持他們的民眾充權。這種精英心態，使他們對民主的追求當成個人的「慈善事業」，並建立起剛愎自用的政治性格。他們無法與同輩的同志長期合作、也不願放下身段提攜後輩。只要當權者願意採取懷柔政策，讚賞這些「民運人士」對社會的貢獻，第一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就會抱着「得君行道」的心態，甘願向敵擋民主的政權投誠。亦因如此，第一代民主運動並未能做到世代傳承，也沒有在組織和論述上留下有用的遺產。
在這樣的背景下，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世代必須憑着自己的努力，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另闢蹊徑。他們發起的第二波民主運動，在香港主權從英國過渡到中國的歷史處境下，確立「港人治港」的民主政治原則，並透過參與新發展的代議政制，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變革的一方勢力。可是在他們成長的年代，卻剛好遇上香港本土文化的斷層期：結果他們因為南來文人於教育和文化體系的影響力，在與現實中國隔絕的情況下，採納了「文化中國」的信念。可是縱使嬰兒潮世代對早已消逝的「文化中國」心生嚮往，他們實質的社會和政治行動，都只能聚焦在深圳河以南的千方里地。他們要服務的，是住在三十里袖珍江山內的香港人，而不是秋海棠內那「十萬萬神明子孫」。結果他們用「文化中國」的邏輯，和對香港不懷好意的共產中國交手，並因此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他們期望能在放棄主權的前提下，讓香港人透過民主手段取得事實上的管治權，卻不知早與黨國體系融為一體的現實中國，乃是無所不包、無所不館的操控狂。除此以外，他們亦一到未能理解後八九世代的本土情懷，甚至誤以為新一代親近香港、抗拒中國的傾向，乃固步自封、不辨是非、泯滅人性的表現。幸而到時代革命爆發之時，嬰兒潮世代終於醒覺世代團結的重要、並因後八九世代奮不顧身守護香港而感動。在短短幾個月，過往十數年的世代矛盾，就轉變成兩代民主運動「齊上齊落」的世代合作。隨着形勢丕變，第二波民主運動也開始意識到世代交替，再也不能繼續拖延。
後八九世代的第三波民主運動，在2010年代惱人的論戰過後，最終獲得第二波民主運動的接納。可是隨着香港急速沉淪，就在兩代民主運動達成「不割蓆」的共識後，第三波民主運動就必須馬上扛下民主運動的大旗。雖然世代和解和世代承傳已經開展，可是經驗的傳授、歷史的反省，卻必須經過歲月的洗練逐漸沉澱。如今年輕世代主導的香港民主運動，必須思索何為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正面地描述他日香港光復後的願景。在過往世代之爭的年代，新生代需要透過否定外間的質疑，從而確立自己的定位。可是後八九世代如今就是時代的帶領者，其政治論述就不能只有去質疑的否定，也必須同時有自己的正面主張。
舉例而言，後八九世代曾經因為左翼保育運動在鞏固邊界的議題上集體失語，而對「左翼」兩個字感到反感。此後後八九世代就經常以「左膠」一語，揶揄那些抗拒本土思潮的對手。可是所謂的「左翼」，卻包涵着各種大異其趣、甚至互不相容的理論：這些左翼思潮，有的主張近代化、有的抗拒近代化、有的相信唯物辯證法、有的認為基督精神是社會主義的基石。後八九世代若要思索未來的開國方略，就不能因為「左膠」標籤，而對政治思想史上一大半的思想資源棄之不顧。比如社會民主主義，就不一定排拒守護邊界的國族主義：事實上沒有國族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就不可能成立。我們甚至可以說，社會民主主義本身就是國族自決的產物。究竟光復後的香港應該實施怎樣的政治制度，方能捍衛民眾的自由、有利民主政治的運作、讓香港人都能夠成為幸福的國民，這些問題必須在下一場香港保衛戰之前，就必須有明確的主張、周全的考量。香港的未來，已經掌握在後八九世代的第三波民主運動手中。他們的歷史角色，也必然任重而道遠。
主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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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承恩 為中研院訪問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