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一連串激烈的街頭抗爭及全民動員，促使了共產政權的惱羞成怒以及強大的鎮壓。2020年，中國人大常委會強行通過國家安全法並實施到香港，為消滅香港公民社會奠下了法律基礎。香港公民社會土崩瓦解，政治人物悉數被捕或流亡到海外，不少市民亦都因為日漸嚴峻的政治環境因而移民到他國。首要目的地是願意透過「英國海外國民計劃」接納港人的英國，其次還有加拿大、澳洲、台灣及美國等地。相比多國，美國的移民和難民制度最為嚴謹，港人社群人數在美國亦談不上最多。然而，由於美國在不同國家當中政治影響力最為龐大，過去美國國會亦通過不少有助港人的法案，因此香港人能否在美國發揮影響力是一個重要課題。那麼，香港人現時在美國的情況究竟如何？
根據美國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21年的數字，估計在美國接近有25萬名香港裔美國人。這數字包括在香港出生及後歸化美國的人和在身份認同上將自己視為香港裔的美國人。這數字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如果跟一些同受中共壓迫的民族相比，例如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分別只有一萬人及大概三萬人在美，那麼香港人的數字的確甚龐大。但又例如猶太裔美國人長年以來被視為在美國有相當影響力，而據估計他們在美人數達760萬人，那麼香港社群的數字真的是微乎其微。尤其其他亞裔美國人，例如日本和南韓裔都有約150萬人在美，香港社群便貌似有點勢孤力弱。
誠然，人數不能決定素質。要在美國社會甚至政界發揮影響力，重點還是地緣政治格局及重要議題的操作。假若該項議題對美國社會或政府有重要性，那麼即使缺乏龐大的社群力量作動員，也不一定影響美國政府作出行動的誘因。例如美國國會過去兩年先後通過一系列關於香港及維吾爾人的法案，制裁一系列的中共官員丶禁止出售武器給香港警方、迫使美國企業不能夠使用新疆集中營所製作的商品等等，這些例子能夠顯示美國朝野對香港和維吾爾議題的關注度。這亦都證明人數不能夠決定一切。
然而，我們另一方面亦都不能夠否認一個強大的在美社群能夠更長遠地影響當地不同社會層面，令香港的故事不只是屬於香港，亦可以融入美國社會的肌理當中。否則，一旦一些議題失卻了熱度，那麼就會更難進行展開遊說及倡議工作，而美國社會大眾亦都不一定理解或支持大家的政治和文化工作。用香港和台灣為例，美國普羅大眾如果連香港和台灣跟中國有分別都不清楚的話，的確很難說服他們同情及理解我們的歷史。要令到美國社會普羅大眾明白我們的歷史，最徹底的方法還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透過接觸左鄰右里，讓他們認知到我們的確實存在，並透過跟我們建立良好關係，主動接受及了解更多我們的歷史。
要做到這些，沒有一個基本的人口數字是難以達成。因此，即使人數多寡不能夠跟社群影響力有必然關係，但是一個龐大的丶有向心力的社群，的確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
正因如此，香港群體才一直努力遊說美國國會提供不同的避風港政策，為香港提供人道援助。至2019年香港人努力進行國際遊說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不少關於香港的法案，包括著名的《香港人權民主法》給《保護香港法案》，但這些法案針對的是關於制裁香港政府及阻止美國和國際企業進一步打壓香港自治和自由而推出的法案，方向上跟避風港政策截然不同。事實上，儘管支持香港有跨黨派的共識，但只要一觸碰移民及難民政策便會碰壁。過去在國會，關於香港難民情況有兩條最主要的法案，分別是《香港避風港法案》及《香港人民自由選擇法案》。《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訂明美國政府會為有簽證、身在美國、一旦返港可能面臨逼害的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另一邊廂，《香港避風港法案》一旦通過，便會向身在美國面對有緊急被逼害危險的前線抗爭者及民運人士提供庇護，屆時抗爭者會被界定為第2類「優先難民」，將不受每年美國庇護申請人數上限的限制，可獲優先處理難民申請。上述兩項法案，不論那條獲通過，都可以對香港人有莫大效益，改善現時情況，令更多香港人可以盡快來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和生活下去。
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本來美國眾議院在議長佩洛西的帶領下，已經全票通過《香港人民自由選擇法案》，可惜在參議院的時候，卻被共和黨參議員Ted Cruz用國安原因攔下，令到首條關於香港難民的法案闖關失敗，最終功虧一簣。關於香港難民法案屢次失敗，其實涉及更大及複雜的情況。一直以來，任何涉及移民及難民的法案在美國國會是很難通過的。筆者曾經跟參議院少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見面談及香港情況，他便直接談及現時難處，也不是說他不支持香港，而是現實政治以及傳統上很難可以有兩黨共識通過任何人口政策。
的確，除了香港，其他面臨更加嚴峻人道災難的地方例如新疆，兩黨都不能夠尋求共識幫助他們。當維吾爾人面臨集中營的情況已經相當惡劣，但國會居然沒有任何法案幫助他們來到美國，優先他們的政治庇護申請，我們便可以想像對於香港人來說只會更難。當然，對於不少人來說所謂提防間諜的原因其實不成立，因為中共間諜要滲透一個地方本來已經有很多方法例如學生簽證，透過難民制度入侵美國社會根本多此一舉。再者，通常難民法案所提出的不是要降低執法機關審批難民的準則，只是優先處理某些國家的申請。換言之，根本不存在令中共間諜更容易進入美國社會，尤其美國難民審批程序相當嚴謹。可惜的是，對於香港或者其他受壓迫的人來說，我們還需要時間去說服一些傳統在人口政策相當保守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也不是說所有保守派就會自然反對移民，相反例如提出香港避風港法案的正是來自共和黨的議員Marco Rubio，因為美國不少人其實都可能是他國移民或難民的第二代，他們的家庭祖輩是從古巴、歐洲或中東來到美國，所以對有政治需要的人是有同情之心。只是，撇除關於國安原因的辯論，更重要的是傳統上，人口政策便是難以通過，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教條，變得難以改變。未來，美國眾議院將變成由共和黨主導，儘管對中政策是他們首要任務但難民政策則並不一樣，所以可以預見成功推動香港避風港政策的可能性只會微乎其微。因此，香港社群便有需要重新調整策略，祈求可以改善香港人在美政策，令更多人選擇在這裏安身立命，長遠壯大社群規模。
在這情況下，我們還有什麼板斧呢？在2021年的暑假，美國總統拜登已經為了香港人動用行政手段，推出了暫緩延遲遣返計劃(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這個計劃可以容許香港人延遲到留在美國18個月，直至有更多的指示。現時香港人到美國，如果是用旅客簽證，最多只能夠逗留六個月。在這個計劃下香港人便可以逗留長達兩年，期間還可以申請工作簽證在美國工作，但是不能夠轉化成為長遠的居留和入籍條件。換言之，雖然香港人可以在這期間工作，但不能夠落地生根，期間亦都不能夠離開美國旅遊或公務行程，每18個月還要等待行政機關作出延長與否的決定，可見這亦非長治久安之法，對於不少渴望早日有穩定身份的抗爭者亦是帶來不穩因素，不能令他們長遠歸化成美國公民。
或許有人會質疑美國政府可以有權或者空間做得更多嗎？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政府行政機關力量其實相當龐大，例如早前所說的《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案》中的臨時保護身份TPS(類近DED），其實美國總統及其內閣尤其是國土安全部可以行使他們的合法行政權力，繞過國會，直接宣布實施在香港人身上。情況就像他們早前才針對委內瑞拉、緬甸及烏克蘭的人道危機，直接宣布他們在美國的人可以申請TPS，合法地留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因此，如果美國國會遲遲都不能夠通過任何保護港人的法案，那麼透過行政機關繼續提供暫時保護港人的身份的確是權宜之計。但終究這亦都不是可以長遠給香港人身份的方法。美國總統根據憲法亦沒有這個權力，可以給與香港人綠卡或公民身份。相反，最相近的例子已經要追溯到1992年美國國會行使立法機關權力，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給予中國留學生綠卡，以回應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危機，令他們不用回去前途未卜的中國。然而，這項決定一直爭議很大，觀察現時的美國國會更不可能可以作出相近的立法，幫助任何國家的難民。
作一個簡單概括，現時美國的確缺乏誘因和特殊的政治脈落可以促進到香港人大規模移居到美國並貢獻這類的社會。大部份示威者只能夠透過暫時的方法暫居在美國，並繼續用既有的難民制度去尋求政治庇護，但一般需時可能長達三至五年才會獲審批並得到綠卡，有綠卡之後，亦需要長達五至六年才會成為真正的美國公民，享有投票權。因此，現時25萬名香港裔美國人這個數字在可遇見將來不一定有大量的提升。因此，要談及有影響力的香港社群便要基於現時已經是美國公民的人去討論，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丶調配資源及組織行動的能力。
另一方面，對於只能夠用暫時身份居留的香港年輕示威者，他們亦都需要倚賴已經在這裏歸化成美國人的朋友的幫忙。事實上，現時不少人因為缺乏身份以及在這裏生活的經驗，一個需要無時無刻向已經在這裏住了數十年的香港人求助。現時亦都有不少熱心的香港裔美國人成立組織幫助新來的人尋找就業機會丶提供生活協助和居住建議，令他們可以盡快適應美國社會，做好心理調整，規劃自己的人生。雖然沒有穩定的身份，就注定很多事情都不容易，甚至連保險都不一定能夠購買，生活並無保障，但透過一些前輩的幫忙，不論是財政上、日常生活上或者是生涯規劃上的建議，都對這群剛剛來到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幫忙，至少令他們不會太徬徨。例如近年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新的香港組織叫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背後的人不是什麼政治參與者現時已經在美國居住了二、三十年的專業人士，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並仍然對香港有一定程度的關心，現時已經在美國社會不同領域發展起來，在政府或私人公司都擔當要職。他們來美國數十年，其實也是首次連結起來，感覺需要做一些事情幫其他同鄉。透過他們幫忙，可以幫到不少年輕人找到不同行業的工作，由科技界到會計金融等行業一一俱全。他們舉辦不少講座，直接令不少人受惠。他們亦都逐漸擴大，舉辦更多活動連結港人。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有一些有心有力的香港前輩會為了新來的香港人建立獎學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讀書，獲得學生簽證，並從中一步一腳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從學習出發可以令生活更踏實。
這個情況亦都再次提醒一個強勁的社群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而現時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雖然過去一年美國已經出現了不少效仿台灣同鄉會的做法而設的香港社區中心丶香港電影和飲食節，成功吸引了過百甚至數千人參與，但希望未來可以成功找到更多潛藏在美國社區內的香港裔朋友，連結他們，亦可以透過大家的資源和人脈，產生一些協同效應，在未來幫助更多新來的香港人和在美國社會建立香港人這品牌，令美國社會和政府得以看見香港人的貢獻，長遠願意主動地提供更多立法和行政機關上的幫忙。
上述就是現時美國港人的情況，相比其他國家，的確沒有任何由政府主導的移民或難民政策可以一勞永逸地幫助香港人，所以更加催生了港人自我組織援助他人的必要。同一時間，港人政治組織也不會放棄繼續遊說美國各界用實際措施吸引，並幫助更多香港人融入社會。因為，研究美國歷史可以發現其實不同種族的人（例如猶太和越南人）來到美國都是慣例，在歷史關卡上都可以為美國促成不同的戰略目標和實際需要，刺激美國社會進步和強大起來。香港現時的確進入新時代，離散的人不代表力弱，轉換了一種姿態，還是可以發光發熱。現時考驗大家的，就是大家的智慧和耐性。我相信走到天涯海角，大家總可以看到海闊天空。
作者 張崑陽 為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顧問
走到天涯海角，會否看到海闊天空？
論香港人在美國的挑戰和機遇
張崑陽 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顧問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一連串激烈的街頭抗爭及全民動員，促使了共產政權的老羞成怒以及強大的鎮壓。2020年，中國人大常委會強行通過國家安全法並實施到香港，為消滅香港公民社會奠下了法律基礎。香港公民社會土崩瓦解，政治人物悉數被捕或流亡到海外，不少市民亦都因為日漸嚴峻的政治環境因而移民到他國。首要目的地是願意透過「英國海外國民計劃」接納港人的英國，其次還有加拿大、澳洲、台灣及美國等地。相比多國，美國的移民和難民制度最為嚴謹，港人社群人數在美國亦談不上最多。然而，由於美國在不同國家當中政治影響力最為龐大，過去美國國會亦通過不少有助港人的法案，因此香港人能否在美國發揮影響力是一個重要課題。那麼，香港人現時在美國的情況究竟如何？
根據美國普查局(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21年的數字，估計在美國接近有25萬名香港裔美國人。這數字包括在香港出生及後歸化美國的人和在身份認同上將自己視為香港裔的美國人。這數字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如果跟一些同受中共壓迫的民族相比，例如維吾爾人和西藏人分別只有一萬人及大概三萬人在美，那麼香港人的數字的確甚龐大。但又例如猶太裔美國人長年以來被視為在美國有相當影響力，而據估計他們在美人數達760萬人，那麼香港社群的數字真的是微乎其微。尤其其他亞裔美國人，例如日本和南韓裔都有約150萬人在美，香港社群便貌似有點勢孤力弱。
誠然，人數不能決定質素。要在美國社會甚至政界發揮影響力，重點還是地緣政治格局及重要議題的操作。假若該項議題對美國社會或政府有重要性，那麼即使缺乏龐大的社群力量作動員，也不一定影響美國政府作出行動的誘因。例如美國國會過去兩年先後通過一系列關於香港及維吾爾人的法案，制裁一系列的中共官員丶禁止出售武器給香港警方、迫使美國企業不能夠使用新疆集中營所製作的商品等等，這些例子能夠顯示美國朝野對香港和維吾爾議題的關注度。這亦都證明人數不能夠決定一切。
然而，我們另一方面亦都不能夠否認一個強大的在美社群能夠更長遠地影響當地不同社會層面，令香港的故事不只是屬於香港，亦可以融入美國社會的肌理當中。否則，一旦一些議題失卻了熱度，那麼就會更難進行展開游說及倡議工作，而美國社會大眾亦都不一定理解或支持大家的政治和文化工作。用香港和台灣為例，美國普羅大眾如果連香港和台灣跟中國有分別都不清楚的話，的確很難說服他們同情及理解我們的歷史。要令到美國社會普羅大眾明白我們的歷史，最徹底的方法還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透過接觸左鄰右里，讓他們認知到我們的確實存在，並透過跟我們建立良好關係，主動接受及了解更多我們的歷史。
要做到這些，沒有一個基本的人口數字是難以達成。因此，即使人數多寡不能夠跟社群影響力有必然關係，但是一個龐大的丶有向心力的社群，的確可以有事半功倍之效。
正因如此，香港群體才一直努力游說美國國會提供不同的避風港政策，為香港提供人道援助。至2019年香港人努力進行國際游說開始，美國國會通過了不少關於香港的法案，包括著名的《香港人權民主法》給《保護香港法案》，但這些法案針對的是關於制裁香港政府及阻止美國和國際企業進一步打壓香港自治和自由而推出的法案，方向上跟避風港政策截然不同。事實上，儘管支持香港有跨黨派的共識，但只要一觸碰移民及難民政策便會碰壁。過去在國會，有兩條最主要的法案關於香港難民情況，分別是《香港避風港法案》及《香港人民自由選擇法案》。《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訂明美國政府會為有簽證、身在美國、一旦返港可能面臨逼害的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另一邊廂，《香港避風港法案》一旦通過，便會向身在美國面對有緊急被逼害危險的前線抗爭者及民運人士提供庇護 ，屆時抗爭者會被界定為第2類「優先難民」，將不受每年美國庇護申請人數上限的限制，可獲優先處理難民申請。上述兩項法案，不論那條獲通過，都可以對香港人有莫大效益，改善現時情況，令更多香港人可以盡快來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和生活下去。
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本來美國眾議院在議長佩洛西的帶領下，已經全票通過《香港人民自由選擇法案》，可惜在參議院的時候，卻被共和黨參議員Ted Cruz用國安原因攔下，令到首條關於香港難民的法案闖關失敗，最終功虧一簣。關於香港難民法案屢次失敗，其實涉及更大及複雜的情況。一直以來，任何涉及移民及難民的法案在美國國會是很難通過的。筆者曾經跟參議院少數黨領袖Mitch McConnell見面談及香港情況，他便直接談及現時難處，也不是說他不支持香港，而是現實政治以及傳統上很難可以有兩黨共識通過任何人口政策。
的確，除了香港，其他面臨更加嚴峻人道災難的地方例如新疆，兩黨都不能夠尋求共識幫助他們。當維吾爾人面臨集中營的情況已經相當惡劣，但國會居然沒有任何法案幫助他們來到美國，優先他們的政治庇護申請，我們便可以想像對於香港人來說只會更難。當然，對於不少人來說所謂提防間諜的原因其實不成立，因為中共間諜要滲透一個地方本來已經有很多方法例如學生簽證，透過難民制度入侵美國社會根本多此一舉。再者，通常難民法案所提出的不是要降低執法機關審批難民的準則，只是優先處理某些國家的申請。換言之，根本不存在令到中共間諜更容易進入美國社會，尤其美國難民審批程序相當嚴謹。可惜的是，對於香港或者其他受壓迫的人來說，我們還需要時間去說服一些傳統在人口政策相當保守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也不是說所有保守派就會自然反對移民，相反例如提出香港避風港法案的正是來自共和黨的議員Marco Rubio，因為美國不少人其實都可能是他國移民或難民的第二代，他們的家庭祖輩是從古巴、歐洲或中東來到美國，所以對有政治需要的人是有同情之心。只是，撇除關於國安原因的辯論，更重要的是傳統上，人口政策便是難以通過，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教條，變得難以改變。未來，美國眾議院將變成由共和黨主導，即管對中政策是他們首要任務但難民政策則並不一樣，所以可以預見成功推動香港避風港政策的可能性只會微乎其微。因此，香港社群便有需要重新調整策略，祈求可以改善香港人在美政策，令到更多人選擇在這裏安身立命，長遠壯大社群規模。
在這情況下，我們還有什麼板斧呢？在2021年的暑假，美國總統拜登已經為了香港人動用行政手段，推出了暫緩延遲遣返計劃(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這個計劃可以容許香港人延遲到留在美國18個月，直至有更多的指示。現時香港人到美國，如果是用旅客簽證，最多只能夠逗留六個月。在這個計劃下香港人便可以逗留長達兩年，期間還可以申請工作簽證在美國工作，但是不能夠轉化成為長遠的居留和入籍條件。換言之，雖然香港人可以在這期間工作，但不能夠落地生根，期間亦都不能夠離開美國旅遊或公幹，每18個月還要等待行政機關作出延長與否的決定，可見這亦非長治久安之法，對於不少渴望早日有穩定身份的抗爭者亦是帶來不穩因素，不能令他們長遠歸化成美國公民。
或許有人會質疑美國政府可以有權或者空間做得更多嗎？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政府行政機關力量其實相當龐大，例如早前所說的《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案》中的臨時保護身份TPS(類近DED），其實美國總統及其內閣尤其是國土安全部可以行使他們的合法行政權力，繞過國會，直接宣布實施在香港人身上。情況就像他們早前才針對委內瑞拉、緬甸及烏克蘭的人道危機，直接宣布他們在美國的人可以申請TPS，合法地留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因此，如果美國國會遲遲都不能夠通過任何保護港人的法案，那麼透過行政機關繼續提供暫時保護港人的身份的確是權宜之計。但終究這亦都不是可以長遠給香港人身份的方法。美國總統根據憲法亦沒有這個權力，可以給與香港人綠卡或公民身份。相反，最相近的例子已經要追溯到1992年美國國會行使立法機關權力，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給予中國留學生綠卡，以回應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危機，令他們不用回去前途未卜的中國。然而，這項決定一直爭議很大，觀察現時的美國國會更不可能可以作出相近的立法，幫助任何國家的難民。
作一個簡單概括，現時美國的確缺乏誘因和特殊的政治脈落可以促進到香港人大規模移居到美國並貢獻這類的社會。大部份示威者只能夠透過暫時的方法暫居在美國，並繼續用既有的難民制度去尋求政治庇護，但一般需時可能長達三至五年才會獲審批並得到綠卡，有綠卡之後，亦需要長達五至六年才會成為真正的美國公民，享有投票權。因此，現時25萬名香港裔美國人這個數字在可遇見將來不一定有大量的提升。因此，要談及有影響力的香港社群便要基於現時已經是美國公民的人去討論，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丶調配資源及組織行動的能力。
另一方面，對於只能夠用暫時身份居留的香港年輕示威者，他們亦都需要倚賴已經在這裏歸化成美國人的朋友的幫忙。事實上，現時不少人因為缺乏身份以及在這裏生活的經驗，一個需要無時無刻向已經在這裏住了數十年的香港人求助。現時亦都有不少熱心的香港裔美國人成立組織幫助新來的人尋找就業機會丶提供生活協助和居住建議，令他們可以盡快適應美國社會，做好心理調整，規劃自己的人生。雖然沒有穩定的身份，就注定很多事情都不容易，甚至連保險都不一定能夠購買，生活並無保障，但透過一些前輩的幫忙，不論是財政上、日常生活上或者是生涯規劃上的建議，都對這群剛剛來到的年輕人有很大的幫忙，至少令他們不會太徬徨。例如近年在美國成立了一個新的香港組織叫Hong Kong Professional Network，背後的人不是什麼政治參與者現時已經在美國居住了二、三十年的專業人士，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並仍然對香港有一定程度的關心，現時已經在美國社會不同領域發展起來，在政府或私人公司都擔當要職。他們來美國數十年，其實也是首次連結起來，感覺需要做一些事情幫其他同鄉。透過他們幫忙，可以幫到不少年輕人找到不同行業的工作，由科技界到會計金融等行業一一俱全。他們舉辦不少講座，直接令不少人受惠。他們亦都逐漸擴大，舉辦更多活動連結港人。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有一些有心有力的香港前輩會為了新來的香港人建立獎學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讀書，獲得學生簽證，並從中一步一腳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從學習出發可以令生活更踏實。
這個情況亦都再次提醒一個強勁的社群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而現時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雖然過去一年美國已經出現了不少效仿台灣同鄉會的做法而設的香港社區中心丶香港電影和飲食節，成功吸引了過百甚至數千人參與，但希望未來可以成功找到更多潛藏在美國社區內的香港裔朋友，連結他們，亦可以透過大家的資源和人脈，產生一些協同效應，在未來幫助更多新來的香港人和在美國社會建立香港人這品牌，令美國社會和政府得以看見香港人的貢獻，長遠願意主動地提供更多立法和行政機關上的幫忙。
上述就是現時美國港人的情況，相比其他國家，的確沒有任何由政府主導的移民或難民政策可以一勞永逸地幫助香港人，所以更加催生了港人自我組織援助他人的必要。同一時間，港人政治組織也不會放棄繼續游說美國各界用實際措施吸引，並幫助更多香港人融入社會。因為，研究美國歷史可以發現其實不同種族的人（例如猶太和越南人）來到美國都是慣例，在歷史關卡上都可以為美國促成不同的戰略目標和實際需要，刺激美國社會進步和強大起來。香港現時的確進入新時代，離散的人不代表力弱，轉換了一種姿態，還是可以發光發熱。現時考驗大家的，就是大家的智慧和耐性。我相信走到天涯海角，大家總可以看到海闊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