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於《港版國安法》立法後，香港的民間團體可謂分崩離析，筆者希望嘗試撰寫不同團體，及用不同角度為這些團體留下一點記錄，以免香港的公民社會歷史面對「被消失」的命運。本文試圖透過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的物質性誘因(material incentives)、社群性誘因(solidary incentives)和理想性誘因(purposive incentives)及賈斯伯(Jasper)的「情感」(emotion)與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的理論，探討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KU Space 校政關注組、理工大學副學位升學關注組，城大副學位關注組、城大副學位關注陣線、浸大副學位關注組、嶺大副學位關注組、明愛徐誠斌學院關注社會行動組、副學位學生及畢業生等組成，關注大專學額急速擴張，副學士升學困難，政策制度不公，學額供應過剩等問題。
一個曾經活躍於香港推動副學士政策改善的團體，其成立的香港專上教育政策變動的歷史脈絡。該團體的成立經過、爭取改善方向及成功爭取項目，以及如何以情感作為動員的基礎，並且透過何種選擇性誘因，作為維持團體成員持續參與的因素，並從中建立身份認同，在何種脈絡之下產生這種身份認同的需求，哪些選擇性誘因能夠發揮建立身份認同的功能及作用。公平及公義這些抽象的理想，到底如何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行動得以展現，以及與哪些物質基礎層面的訴求作出扣連。又是什麼脈絡產生副學士的種種不公平對待？這些不公平的對待，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起著怎麼樣的效果？到底是什麼因素令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持續地投入到爭取運動中去？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於《集體行動的譯輯》一書中提出選擇性誘因的概念，在選擇性誘因的推動之下，個人才會願意為團體作出付出。這些誘因必須是選擇性的，即參與團體的成員與拒絕參與團體的成員之間，造成不同待遇或產生不同的效果的情況，若有關因素對參與者與拒絕參與者造成相同的影響，則有關因素便不是選擇性誘因。這些選擇性誘因可以是積極性激勵(inducements)，獎賞參與的成員為團體付出，即正向的誘因；也可以是一些強制性措施，懲罰沒有參與的成員，即負向的誘因。(Olson1989:p.58-9)
奧爾森更指出即使沒有經濟誘因的因素，人們參與團體的社會動機仍存在，例如朋友之間的「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會鼓勵參與者肩負參與團體的責任，否則便可能承擔被排除到社交圈之外的懲罰性後果。而且人們都在與朋友或夥伴之間的交情、社會地位、個人特權及自我尊重，這些影響人們參與團體的因素便是社會誘因。我們可以透過社會誘因，作為區分反抗者及順從者，前者會被流放排斥到團體之外，後者則會進入團體的核心(charmed circle)。(Olson1989:p67-8)
奧爾森亦提及道德誘因，當個人違背道德時，會為他/她帶來罪惡感或自尊破滅，個人為了遵守道德律帶來一些犧牲。就如上文指出，這種道德誘因亦必須具有選擇性，即對團體的支持者與反抗者產生著不同的效果，就如只有支持者違背有關的道德才會感到罪惡感或自尊破滅，反抗者則沒有產生這些反應。(Olson1989:p67-8)
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的物質性誘因、社群性誘因與理想性誘因
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於《political organizations》一書中則提出三種不同類型的誘因，亦即物質性誘因(material incentives)、社群性誘因(solidary incentives)和理想性誘因(purposive incentives)。
第一種誘因即物質性誘因是屬於有形獎勵(tangible rewards)，它們是金錢(money)或物品(things)與服務(services)，並且能於貨幣形式(monetary terms)中找出實際價格。當中包括：薪金、額外津貼、減免稅款、提升資產價值、個人服務、禮物及商品或服務的折扣等。(Wilson1995:p33)
第二種誘因即社群性誘因，是一種無形獎勵(intangible rewards)，可分為特定社群性誘因(specific solidary incentives)及集體社群性誘因(collective solidary incentives)。特定社群性誘因是指特定個人(specific individuals)，參與團體時可從中獲得公職(offices)、榮譽(honors)及尊重(deference)。集體社群性誘因則是指在派系(cliques)或友誼(friendship)的社會關係網絡中，當個人參與某團體的時候，可從中享受到集體地位(status)或重視(esteem)的集體社群性激勵(collective solidary forwards)，參與者可感受到樂趣(fun)及歡樂(conviviality)而參與團體。(Wilson1995:p33-4)
第三種誘因即理想性誘因，同樣是一種無形獎勵，這是源自一種滿足感(sense of satisfaction)。由於所有人類行為也有一種目標導向(goal oriented)，可以是任意或強制。當某人能貢獻於認為有意義(meaningful)的事情上，便能滿足感與個人的目標導向，從而產生出一種滿足感，這種滿足感便是驅動個人積極參與及投入團體中的誘因。(Wilson1995:p34-5)
賈斯伯(Jasper)的「情感」(emotion)與社會運動
賈斯伯(Jasper, 1998)在《The emotions of protest: reactive and affe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一文中提出情感與社會運動動員的關係，包括「正面情感」(positive emotion)，如：愛、信任、尊敬及忠誠等；與「負面情感」(negative emotion)，如恨、憤怒、悲傷及羞恥等。不論是正面情感或是負面情感，也能起著動員民眾參與社會運動的作用。
同時，賈斯伯也提出「道德衝擊」(moral shock)的概念，若有關的事件越是對人民道德價值產生衝擊的作用，便越能牽動人民產生不同的負面情感，進而被動員到參與社會運動中去。
綜合上述三位學者有關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理論，可以分為經濟誘因、社會誘因、道德誘因、物質性誘因、特定群體性誘因、集體群體性誘因、理想性誘因及情感。到底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中，又受到哪些誘因所驅使他們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在進入討論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各成員的參與誘因前，先了解香港自資副學位誕生的脈絡。
香港自資副學位的誕生
香港特區政府於2000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六成專上教育，自資副學位課程像是由此應運而生，不少人更認為這個政策是針對當時的青少年失業問題，也是充斥著對大專人才求才若渴的氛圍，更同時暗含了香港經濟由生產業步向服務性行業、資訊科技及金融服務業的就業結構轉型。就如2000年10月14日，當時教育統籌委員會成員兼縱橫二千集團主席田北辰指出「現時中等學歷的人力出現真空，故服務行業、資訊科技和金融界等對副學士程度的人才需求殷切，相信他們未來可以成為「服務行業的中堅分子和管理人才」。」[1](明報 2000.10.14)與此同時，當時任職教育統局局長羅范椒芬亦指出「未來十年香港人力需要展望，指屆時欠缺十一萬學士或副學士人士，又出現十五萬多中學以下教育水平的勞動人口過剩。現今失業人口中，十四萬多是中學以下學歷。‘未來五年將增加四十三萬新職位﹐而勞動人口則有廿七萬，我們必須及時及早提高勞動人口的教育素質。」[2](大公報 2000.11.15)
然而，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出現真是這般直線地運作，只是為了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沒有其他的形成或誕生因素？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形成真是簡單地，由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及推動六成專上教育的指標後，各本地大學便積極地回應香港特區政府的訴求，全情投入地開辦大量自資副學位課程？香港的巿民便聽從香港特區政府的這種說法，前仆後繼地爭相修讀或讓子女報讀自資副學位課程？香港特區政府希望提升專上教育，但又為何副學位畢業生缺乏升學機會？為何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是「頭痛醫腳」的方法開創自資副學位課程，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直接開創更多新的就業空缺呢？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對香港特區政府或香港社會如何看待青少年又有何關係？
事實上，自資副學位課程的開辦與當時香港回歸、經濟低谷、世界貿易組織及聯合國與香港的聯繫，以及大學削減資助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特區建構的國際城巿身份、知識型經濟及持續進修的論述，亦希望令巿民深信修讀副學位課程是一套提升個人及社會競爭力的真理，這套真理更是解決失業問題的「良方」。本地各所大學憑著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而受惠，誘使這些學府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更從開辦這類課程當中獲得極大的利益。本文便嘗試從這些具體的社會脈絡下，透視自資副學位課程背後的權力運作、權力關係及制度，如何支持自資副學位課程得以誕生。
六成專上教育作為再建構香港的國際城巿身份想像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結束香港的百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八九民運」事件，中共政權的血腥鎮壓，令到一眾居於香港的中國同胞毛骨悚然。同時，中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改革開放，與九七回歸時的香港於經濟展上存在一定的差距。
再者，香港被割讓予英國政府作為殖民地時，已經與代表著現代性的西方文明接觸，香港社會遠遠比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更接近西方現代性的文明，因此香港人對自身的現代性身份相對中國人的身份存在著一份優越感，如王岳川於《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p.148)一書中指出「就中國而言，現代身份的“ 重新書寫”首先遭到一種“闡釋的焦慮”，即東方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成為西方文化凝視(gaze)中的次等文化。」。故此，大部分的香港人根本不希望或不願意回歸這種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然而，九七回歸最後終成為歷史事實，香港人只好接受這次回歸的命運。香港人便在其他領域上尋找與中國人之間的差異，經濟地位的優勝便讓香港人得以產生與中國人身份有所區分的特徵，可於1996年施政報告的66段及69段(p.18)分別看到「香港從一個艱苦奮鬥、力爭上游的經濟發展中地區，演變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商業金融中心」及「難怪亞洲這麼多地區以香港為楷模。這種情況不會到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便驟然改變。」。
同時，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周年大事紀要「一國兩制」的部分指出「自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保持穩定，並繼續發展為國際都會，有賴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原則。這個架構可確保香港保留其獨特的身分和優勢，以及作為國際商業、金融、航運及航空中心。」。不論是九七回歸的前或後，也可清晰發現到香港人是極其渴求建立一種與相對於中國人，更為越優及差異性的身份認同，一國兩制更是一方面迴避著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另一面，則是指涉一種國際城巿身份想像的作用。這種令香港人保持比中國人的身份優越的感覺，其中一個部分便是由經濟越優地位，來得以繼續支撐下去的，就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話學理論，經濟繁榮除指金錢及生活外，對香港人的第二層意義是指涉著一種國際城巿身份想像，這種國際城巿身份想像得以令中國人與香港人有所區分。
確保這種國際城巿身份想像，亦是由於香港與中國其他大城巿競爭時存在其優勢，這確實依賴著香港的經濟及教育等方面，就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周年大事紀要「上海」的部分，便引用了《經濟學人》所指「香港有良好的教育和完善的醫護服務，市民因此得享優質生活…香港可望於今後數年繼續穩佔中國首要轉口港的地位，但上海的發展一日千里，令海外投資者趨之若鶩，滬港兩地的差距很快便會拉近。要一直保持領先上海和深圳的地位，香港必須增強本身兩大優勢，即獨立的司法制度和互惠互利的商貿關係。」。
再者，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及千禧科網股爆破卻令香港人的經濟陷入困境，整體失業率更一次又一次的攀升，由1997年的2.2%升至2000年的4.9%，更於2003年高見7.9%；同時，15-24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更分別1997年的5%、2000年的10.7%及2003年的15%。(見圖一：不同年齡組別在勞動人口及失業率所佔的比例)
圖一：不同年齡組別在勞動人口及失業率所佔的比例
資料來源：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分析部（2006），《二零零六年第一季經濟報告》(頁7)。香港：政府印務局。
由此，經濟繁榮這個代表著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差異的優越象徵符號頓失，香港人當時的情況便像拉康(Lacan)的鏡像理論或鏡像階段(mirror stage)，香港人(嬰兒)先與英國殖民地政府(父親)分離，受到中國政府(母體)的統治限制不可再與英國殖民政府再結合，便尋找到代表國際城巿身份認同的經濟繁榮象徵，更投入這種身份認同當中。只可惜代表著香港的國際城巿身份認的經濟繁榮，於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及千禧科網股爆破，香港人在此時便急需尋找各種可以代表國際城巿身份認同的象徵，同時更需要修補經濟繁榮這個原有的國際城巿身份想像的象徵符號。
因此，當時的香港特區政府作出一系列的計劃，試圖重新建立香港的國際城巿身份想像，就如1999年申辦亞運、成為太平洋經合議會主席[3](大公報 2001.12.1)及興建迪士尼樂園，當時的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提出「希望立法會能夠全力支持這項帶動香港整體經濟增長、創造數以萬計就業機會，及令香港成為國際旅遊中心的計劃。」[4](大公報 1999.11.4)。香港特區政府更於2001年舉辦的第十四屆太平洋經濟合作議會，並指出「香港可成為國際金融服務中心」[5](大公報 2001.11.30)。同年，香港特區政府也舉辦世界經濟論壇第十屆東亞經濟高峰會，更指出「香港一直保持國際金融、貿易、運輸、物流和旅遊中心的地位」[6](大公報 2001.10.30)。再者，副學士課程的概念沿自美國的副學士課程，更令推動副學士課程變得具有國際城巿身份想像的意指作用。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六成專上教育水平的指標，也是其中一項建構香港的國際城巿身份想像的象徵符。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表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的5.7段(p.31)指出「香港，既是中國的一部分，亦是一個國際城巿。我們的教育體系必須能夠保存和延續我國民族的優良傳統，亦能同時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並讓他們體會不同文化的優點，樂於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學習、工作和生活。」。同時，2000年施政報告66段(p.18)當中提出「目前，在發達國家和亞洲的一些大城市，高中畢業生可以繼續升學的比率很多都達百分之六十；可是，香港的比率卻只及他們一半左右，不但遠遠落後，而且未能配合知識型經濟的需要。我們必須急起直追，目標是在十年內，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百分之六十。屆時，香港的專上教育學位數目將增加約二萬八千個，總數達五萬五千個左右。」。
由此可見，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是希望從教育方面，並提出六成的專上教育以標致國際及其他亞洲大城巿的水平，從而再建構或奪回於九七金融風暴失去的國際城巿身份想像。到底又是什麼論述能讓香港巿民勇於嘗試，紛紛修讀或讓子女報讀在香港開創先河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呢？相信與不斷進修及知識型經濟的論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建構不斷進修及知識型經濟的論述
香港特區政府的論述指出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及千禧科網股所導致的失業及經濟問題，並不是有關的金融監管制度出現問題，而是因全球化下經濟轉型所產，香港社會便是由工業社會轉為知識型經濟社會。然而，香港社會的工業及工廠早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同時，便已經漸漸地出現北移及沒落的現像，香港社會的製造業的總勞動人口的比例於八十年代已開始下滑，由1980年超過35%勞動人口從事製造業，下滑至1990年只有約20%勞動人口從事製造業(見圖二：製造業與物流相關服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1981-2001年)。
圖二：製造業與物流相關服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1981-2001年)
資料來源：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過往目錄>2003>Vol.6, No.1>港粵經濟整合下的香港製造企業與物流相關行業：2002年經營問題調查報告p.112 http://cmr.ba.ouhk.edu.hk/cmr/webjournal/v6n1/webj06-06.pdf
可見這種情況並不是1997年才發生的事情，為何香港特區政府在當時才提出知識型經濟的概念，並提出六成專上教育水平這套解救經濟困境，以及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的「良方」？
無疑提出六成專上教育水平能推遲青少年投入社會工作，從而減輕香港特區政府解決失業問題的壓力，暫緩當時青少年失業率高企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更可找到一個代表國際城巿身份想像的象徵符號。香港特區政府由以上一套論述更避開談及金融及樓巿過熱的監管不足問題，以逃避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這方面及解決失業問題的責任，更把解決失業問題定性為香港特區政府未能即時處理，必須透過個人的進修，從而提升學歷方能得到解決。故此，在這個香港社會正在經濟轉型，並且慢慢地步向知識型經濟社會的論述下，推行六成專上教育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社會的轉型，更是事在必行及不可怠慢的教育改革方向。
在推動六成專上教育目標的同時，必須建構一套終身學習的論訹，香港特區政府又如何建構這套論述呢？於1998年施政報告104段(p.30)提出「隨著我們的社會越來越以知識為本，持續教育變得更為重要，持續教育不再只是為個人進修興趣而設，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途徑。」。其後，於1999年施政報告76段(p.19)及77段(p.20)分別提出(p.19)「我在去年施政報告內提出了「學無止境」的概念，我很高興這個概念在過去一年獲得廣泛的支持，而教統會亦以「終身學習」為第二階段諮詢的主題。」及「各專上學院和公開大學，都已採取各種方式，推動終身學習。」。再於2000年施政報告54段(p.15)及69段(p.18)當中分別提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這個重要的方向，受到廣泛認同。」及「政府將預留五千萬元，在未來三年加強公務員培訓計劃，鼓勵公務員持續進修，終身學習」。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表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的5.2段(p.30)指出「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崇尚終身學習的社會，讓每個人都具備終身學習的態度和能力，並樂於在已達致的知識水平上繼續向前邁進，不斷鞏固和提升個人的知識和能力。此外，社會亦能夠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和進修機會，以滿足不同人士的學習需要。」。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表的《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的4.16段(p.13)、4.17段(p.13)及4.18段(p.13-14)分別指出「隨着整體社會邁向以知識為本，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學習越趨複雜和訊速地更新的知識和科，所以有需要增加中學以後的學習機會，幫助更多人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以應付知識為本社會的需要。」、「事實上，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以不同模式提供的中學以上程度的學位與相關人口的比例，遠遠高於香港。在美國與澳洲，這比例分別是81%及80%；而英國和南韓亦分別有52%及68%。但香港則僅有約34%。」及「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及高昂的經營成本，香港必須倚賴大量具備創新思維、靈活應變、善於溝通和精於分析判斷的通才，以及各方面的專才，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維持國際金融、經濟和貿易中心的地位，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所以，香港需要發展多元化的教育體系，通過不同的學習體制和模式，提供更多中學以後的學習機會，培育更多優秀的通才和專才。」。
香港特區政府更向全世界宣稱香港社會正在邁向知識型經濟的論述，在2001年於香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第十屆東亞經濟高峰會上，當時董建華所列出有關香港特區政府訂下的五大實踐要務的第一項便是「不斷投放大量資源於人才培育上，建立質量俱佳的人力資源，發展倚重高增值業務的知識型經濟」[7]。(大公報 2001.10.30)
除香港特區政府不論於施政報告及教育統委會的諮詢文件中，以鋪天蓋地的方式建構一套進修及六成專上教育的論述外，在民間的一些權威人士也提出相似的論述予以配合。就如1999年6月26日香港經濟日報與終生教育研討會籌委會聯席主席李鍔教授作出的專訪中，李鍔教授便指出「香港人已具備了持續進修的心態，關鍵在於要建立整體的資歷架構。」[8](香港經濟日報 1999.6.26)當時李鍔教授是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職業訓練局的執行幹事[9]。2000年十二月十六日文匯報報導「專業團體在建立資歷架構中的參與」研討會，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則指出需要全盤檢討當時的資歷架構。[10]這個論調正好配合李鍔教授的說法。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的校董會主席是民建聯及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譚耀宗，民建聯及工聯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及施政密切。這些指出持續進修是必須的，以及全香港巿民也準備就緒的權威人士，實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與統治的政權十分接近，這些權威人士的說法正好強化香港特區政府的六成專上教育及持續進修的論述。這些論述也只是偏重進修方面，並沒有指出及提及資歷架構當中的也應有技能的部分，更把證書制度的重要性強化，也正好配合現時的考試制度才能達致有關效果。現時香港既有的考試制度中，不同的公開試成績也被納入不同工作的入職條件(不論是政府或是私人機構等)。
香港特區政府不斷透過施政報告及教育統等委員的相關諮詢文件等多方面的鋪天蓋地宣傳，從而建構一套香港步向知識型經濟及個人必須進修，否則便不能跟進香港現今社會的發展步伐，最終不單影響個人，甚至影響社會的論述得以產生。同時間，一些權威人士亦以相同的論述指出香港需要知識轉型，而且香港人以具備進修的準備，這些權威人士是擁有香港特區政府任命的職位或是一些與政治關係密切的團體的成員，可見背後的權力與權威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論述覆蓋之下，推行六成專上教育事在必行，並且需要坐言起行。
另一方面，資歷架構把有關的不同資歷作出分層，產生了一套合理的升學想像，而且把不同技能及經驗作出一套配對的學歷等級，從而把進修獲取證書是一種就業必須的論述作出強化，並且滲透進每一個與工作相關的可能部分，迫使每個人也參與其中，這個情況可謂無孔不入，由此再強化這個證書制度與就業掛勾的論述。再者，這套論述是建基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心態，同時也是加強個人主義的心態，產生一種互相擴充的作用，由於強調提升個人技能及學歷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出路，失業問題完全是個人自身的責任，這也令進修及教育的支出應由學生個人作出承擔升，更把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作為提升專上教育水平及普及的唯一合理化手段。另一個更令擔心的現象，就是這種個人主義的氛圍，更可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互助關係破壞，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冷漠的危機發生，也使生活於社會的每個人只關心於治理個人，對社會的不公義現象漠不關心。
香港特區政府既然向國際社會宣稱香港社會轉型為知識型經濟社會，到底六成大專教育的標準從何而來，現在便嘗試揭示香港特區政府提高專上教育的水平，實與聯合國的關係。
聯合國與本港提高專上教育的關係
黃忠敬及李曉軍於《上大學，離我們還遠嗎：審視高校擴招》的〈國際的比較：來自國外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的啟示概念〉(p.93)一文中提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於1998年10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是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高等教育歷史上的一次空前盛會，來自183個國家的1000多名部長和4000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和行動計劃明確提出：高等教育要按終身教育與學習模式發展，入學以能力為基礎，為學習者提供最大的入學選擇自由和進出這一體系的靈活性。這不僅要求各國政府、議會及有關決策機構要逐步把高等教育大眾化以至普及化盡快提上日程，而且應按終身教育與學習化社會的要求，對高等教育進行改革和革新，使其多樣、開放、靈活，以適應新世紀的挑戰。」
相信，中華人民共和民國貴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及五個常任理事國，根本沒有理由不跟從此次世界高等教育大會中，有關宣言和行動計劃所提出的方針，對專上教育實施大眾化及普及化。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更應落實這套方針。根據黃忠敬及李曉軍於《上大學，離我們還遠嗎：審視高校擴招》的〈國際的比較：來自國外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的啟示概念〉(p.93)一文中再指出「高等教育大眾化及普及化(入學率從相關年齡組的5%過渡到15%和50%以上)」。可以看到，香港特區政府於稍後所提出有關終身學習及提升專上教育的方針，實是與這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大會，當中所提出的宣言及計劃行動相關。
另一方面，可以發現有關香港特區政府建構不斷進修及知識型經濟的文件當中，所提及的竟是推動私立大學，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香港特區政府既然提出六成專上教育的指標，以配合聯合國於上述會議的指標，卻為何增加的不是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數量，而是重新發展一種自資形式的副學位(包括：文憑、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等)課程，來滿足升讀專上課程的需求，並透過這些自資形式的副學位課程來達到六成專上教育的指標呢？這種疑團相信可以由香港特區政府與世界貿易組織之間的關係中，嘗試找出一點點的蛛絲馬跡來為此古怪的現像作出解釋。
世貿與不增加資助學士學位
港英殖民地政府於1989年10月定出1994至1995學年推行14500個學士學位課程的指標，給予佔適齡(17-20歲)學生的18%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例[11]，而且直到2012至2013學年，才把教資會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提升到15000個。然而，這個數字卻多年未能達標，香港特區政府即使不大量增加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數量，也理應提升學士學位的學額數量以達至這個承諾的目標。
其次，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資助學士學位只有18%適齡學生可以升讀，實與全球平均的26%入讀大學率為低，於2009年投放於教育的總開支也只佔GDP的3.6%，也未能達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要求的6%，公共教育開資的投放竟位列全球182個經濟體中的123位。而且，這個數字更及不上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小龍，更可悲的是竟然還比印尼這類經濟的第三世界巿城為低。[12]一個只擁有第三世界的資助學士學額的城巿，還能向世界自詡為國際城巿，相信資助學士課的學額在香港社會也是成為一種「人為的稀有」資源。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在這些數據下，也難以向香港巿民自圓其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巿。面對著這樣的專上教育資源不足，甚或整體教育資源的投放稀少的情況下，難道這也能足以說服他人，期望他人相信這種教育配套能承托著一個知識型經濟的發展(假若香港真是步向知識型經濟)，香港特區政府這種說法也未免過分地自欺欺人了。
同時，自2000年推施政告當時特首董建華發表六成專上教育的政策方針，卻可看到一直以來也有不少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符合升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要求，卻因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14500個學士學位學額數字，從而被無情更無理地拒諸大學的門檻之外，這批符合升讀大學資格的考生的數字，更是每年有捷捷上升及屢創新高的趨勢，上升的數字是2000年約3000人[13](蘋果日報 2000.8.10)、2001年的4400人[14](成報 2001.8.9)、2002年超過5000人[15](星島日報 2002.8.7)、2003年逾5000人[16](新報 2003.8.6)、2004年提升至5300人[17](星島日報 2004.8.10)、2005年的4800多人[18](蘋果日報 2005.8.9)、2006年的5000多人[19](頭條日報 2006.8.1)、2007年高達5500人[20](明報 2007.7.31)、2008年接近5600人[21](明報 2008.7.30)、2009年高見5700人[22](明報 2009.7.29)及2010年的突破6000人大關[23](明報 2010.7.29)。
為何這些擁有合符升讀大學資格的學生，卻未能獲得應有的升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機會，既然這套標準由香港特區政府所訂出的要求，香港特區政府更應配合這套自身訂定出的標準，最低限度也要提升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以配合這個合符資格升讀這批學生，不要把這批學生擯出大學的門外，讓這批學生能獲他們應有的升學機會，不致產生符合資格但不能升學的如此矛盾的現象不斷發生，更不要把這個不光彩的數字屢創高鋒。而且，這個進升大學的基本要求，實不是一個鐵一般的自然要求，實是根據政府的喜好或選擇而產生轉變，「三三四」新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把以往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香港中學會考，轉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已是把大學入學的成績要求作出改變，這件事例已把事情說明得明顯不過。
1995年1月1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成員國協商後，通過成立新的貿易協商組織，即現時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簡稱世貿)，而且香港也是世貿創立的成員國之一。世貿於1996年於新加坡召開的第一次部長級會議，港英殖民地政府於當時簽訂《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這項總協定的涵蓋範圍包括多項民生議題，當中的一項是教育服務業[24]。故此，不論港英殖民地政府或是香港特區政府，也需要跟從這項總協定盡量開放教育，政府需盡量減少對教育方面的開支，推動教育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及私有化(privatization)。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失業是個人責任的論述，以及把福利開支削減及推向巿場，減少香港特區政府對福利上需承擔的責任，就如大學削減資助及推動私立大學的情況，這是一套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運作的管治思維模式。
港英殖民地政府也同樣根據這套管治模式，於1996年在行政會議通過《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的提議，其中一項是削減大學經費。故此，香港特區政府承襲這套思維模式，並正式於1998年開始對大學進修削減資助，更於2001年削減大學資助2.2%，並於2002年削減教育經費1.8%，再於2004至05學年削減大學資源10%，以及實行一套「0‧0‧5」方案(即2005至06學年及2006至07學年維持大學資助經費不變，於2007至08學年削減5%大學經費資助)[25]。在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削減本地大學資源的脈絡下，不要說增加本地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即使是不減少本地大學的資助學士學位，或把本地大學的資助學士學位轉為自資課程已是萬幸。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表的「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諮詢文件」的第五章改革建議有關高等教育的部分(p.16)指出「鼓勵多元化高等教育機構(如社區學院和私立大學等)的發展」，在這份諮詢文件中，香港特區政府的新自由主義作風更可見一斑。
自資副學位與解決青少年失業危機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六成專上教育是其中一個面向是解決青少年失業，於2000年當時青少年問題被視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當中的重要一環便是青少年失業問題，更指出若有關失業問題未能解決，便會是社會的定時炸彈，更是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嚴重問題。[26](明報 2000.7.21)
香港特區政府為何不增加就業機會，卻只是提出六成專上教育的政策方針，這點與上述所提及教育服務與世貿相關，更是上述的新自由主義邏輯，政府不願投入更多的資源，若開創更多新的職位空缺則需要庫房龐大的開支，有違新由自由主義的思考邏輯。另一方面，正好是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社會視青少年問題為一個極其嚴峻的問題，現代教育正正扮演著一種規罰的功能，故此，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六成專上教育，一方面既可以避開開創新就業職位的壓力，另一面卻可作為規罰及管治青少年的作用，以免這個定時炸彈，終有一天發生爆炸，對香港特區政府而言，這可算是個一石二鳥的方法。
本地大學開辦副學位課程與法例的配合
本地大學被大幅削減資源，必然對各所院校的財政方面造成壓力，更需要尋找新的資源以作填補因政府削減資助的經費，正正在這段時期，香港特區政府推行六成專上教育的指標，這可說是暫時解決各院校削減資助所導致財務上的燃眉之急，至少被視為穩定各大院校的財政，甚至成為日後的重要財政來源[27]。
本地大學開辦副學位來填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削減的資助，而本地的大學根據香港法例第592章《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的附表2[28]「自行評審營辦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學院(不包括師範教育進修計劃以外的進修計劃)、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嶺南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香港大學，讓這些本地大學擁有自行評審課程的資格，故在成本上擁有開辦副學位課程的相對優勢。故此，可以發現多間本地大學約在2000年的時期分別開設附屬院校，並在這段時期開始營辦自資的副學位課程，至今已收取龐大的學生數目，就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現時分別收取的學生人數為5781人[29]、6297人[30]、6682人[31]、2370人[32]、1487人[33]及2691人[34]。然而，副學位學生能夠升讀本地大學資助學士學位的數目仍偏低，於2006至07學年、2007至08學年及2008至09學年，分別只有3521人、3600人及3820人，以現時每年達28000名副學位畢業生計算，只達到副學位畢業生人數的13.6%。[35](文匯報 2010.10.14)
其餘未能升讀本地大學資助課程的畢業生仍會繼續升學，這些也是各本地大學的「財源」，各本地大學便開辦的自資銜接學士課程，接收這些未能升讀本地大學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副學位畢業生，然而這些自資銜接學士課程的數目於2005至06學年、2006至07學年及2007至08學年，分別也只是1356人、1660人及1629人。
即使本地大學的資助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也只能提供約六千個學額，餘下的二萬二千名畢業生又何去何從呢？這些學生便可選擇本地大學由於1997年香港法例第493章《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36]成立，根據2002年香港年報指出「《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於1997年6月生效，目的是防止有不合標準的非本地課程在本港開辦，從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這裏亦隱含了把教育推向巿場的邏輯，修讀非本地高等教育的已不是的身份既是學生，同時也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香港特區政府把教育商品化的「苦心」已是明顯不過。
該條例的第3條「對非本地高等或專業教育的限制」指出「(1)任何人均不得─(a)主辦任何受規管課程；或(b)以代理人或主事人身分與另一人訂立合約，而任何受規管課程是根據該合約提供予該另一人的；或(c)擁有或管理進行(a)或(b)段所提述的活動的機構或團體，但如屬以下情怳，則不在此限─(i)該課程屬獲豁免課程；(ii)該課程屬經註冊課程；或(iii)該課程─(A)由經《教育條例》(第279章)第3條所指的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所主辦；或(B) 由本地高等教育機構所主辦，而且並非是與非本地機構或非本地專業團體聯合主辦的。(2) 任何人違反第(1)款，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2年。」。
故此，香港法例第493章《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豁免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非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時的申請程序及費用，本地大學便可透過這些非本地院校的學士學位課程吸納這些未能升讀本地大學的資助或自資課程的副學位畢業生，由於課程獲得豁免令本地大學開辦這類非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更具彈性及靈活性，免去申請開辦課程的複雜行政程序，減去院校的部分行政費用。可以發現該條例的出現，希望保障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的質素可確保障，不知香港特區政府有心還是無意，卻為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非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的相對優勢。
同時，這些由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的非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大多仍可繼續使用本地大學的校園設施，令修讀的這些課程的學生擁有一份身份認同及對校園設施的信心，感覺上遠比一些私人機構開辦的非本地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更優勝。這些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的課程，能夠使用政府資助的校園設施，可能需要向本地大學繳交使用設施的服務費，也為本地大學提供大量的收入來源。報讀這些非本地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由2001年的2300人激增至2009年的49700人[37]，上幅度接近22倍(有關數據於2009年後，便沒有任何機構收集)。(見圖三：修讀香港開辦的非本地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統計及圖表)
可以看到，修讀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的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他們大多能夠使用本地大學的設施，很可能與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學生同樣，需要向各大院校繳交相關的「入場費」，為本地大學提供了為數不少的資金來源。修讀本地大學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更是成為各本地大學的直接財源。從上述的資料已可見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學生，如何為各本地大學提供資金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竟提出各大學在補貼自資副學位課程學生的質疑[38]。(東方日報 2010.12.2)
圖三：修讀香港開辦的非本地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統計及圖表
資料來源：香港持續進修教育聯會>統計資料http://www.hkcea.org/statistics.php
資助計劃作為修讀副學位課程的制度推力
香港特區政府更推出各項的資助及貸款計劃，為適齡學生提供進修所需的資金，堵塞適齡學生不進入六成專上教育的權力網絡中，也是推動他們進入這個權力網絡中，使最大量的適齡學生進入這個權力網絡，六成專上教育解決失業問題的「真理」得以鞏固及維持。另一方面，也是為各本地大學提供資金的來源，令這些院校繼續與政權配合及維持這個權力網絡。
1997年施政報告97段(p.27)中提及推出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會「為了確保沒有學生會因為經濟困難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們會改善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增加計劃的效率和透明度，制定更公正的標準。我們還會推出一項無須經過家庭入息審查的貸款計劃，讓所有全日制高等教育院校學生都可以申請。這項計劃和現在須要經過家庭入息審查的資助計劃，可收相輔相成之效；預計新計劃會專及大約五萬名學生。」
1999年施政報告77段(p.20)更提出擴大免入息審查貸款的範圍「我們會由下一學年開始，進一步擴大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範圍，包括在政府資助高等院校自費進修及在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修讀專上課程的學生，受惠人數近八萬人。」
於2001年「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正式通過並推行，目的便是為了配合2000年施政報告所定下的十年內達六成專上教育方針。[39]由於六成專上教育政策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減少青少年失業率，故此學生資助辦事處在2008年9月24日的「學生資助辦事處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意見的回應」中指出「設立「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協助有經濟需要的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專上課程。高中畢業生一般年齡為二十五歲或以下，故此政府把合資格學生的年齡上限定於二十五歲。這個年齡上限已考慮到學生因成績未如理想而須重讀的情況。」[40]。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列出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的其中一項條款為「年齡為25歲或以下的註冊全日制學生」[41]；相反地，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原名為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並沒有此年齡限制[42]。
自資副學士實際不是真正解決就業問題，只是推遲青少年進入就業巿場，減低數字上的失業率，沒有創造新的職位空缺，根本解決不了真正的失業問題。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卻以社會轉向知識型經濟的說法，指稱提升整體社會的專上教育水平，便能解決失業及經濟問題。香港特區政府便以施政報及教育統籌委員會的諮詢文件，提出這套持續進修及提升專上教育為必須的論述。另外，由一些權威人士向公眾發表近乎一致的論述，這些權威人士實與政權的關係密切，可見這個進修及提升專上教育的「真理」背後的權力關係。
相信提升專上教育水平是好事，可惜香港特區政府並不是提升資助大學學士學位的方法，來提升整體專上教育水平，而是透過各本地大學開辦自資的副學位課程來追求六成專上教育水平的指標。香港特區政府不增加資助大學學士是與世貿簽訂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有關，在這項總協定下需要推動教育進向巿場化、商品化及私有化，故此在「大聲」推動提升專上教育的目標下，竟發生削減大學資助的背道而馳的情況。這種背道而馳的情況卻迫使本地大學尋找新的資源，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六成專上教育指標正好是各本地大學的救命草。
六成專上教育能成為本地大學在削資下的救命草，也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的制度作出配合，這些制度的配合就是各項法例及政策。法例方面，就如香港法例第592章《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及香港法例第493章《非本地高等及專業育(規管)條例》，分別讓本地大學可對課程作出自我評審及給予本地大學與海外院校合辦的課程獲得豁免。政策方面，則有《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作為推動青少年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的資金。
由此看來，就是這各方面的論述、制度及權力關係的互相配合及支持下，把未能修讀本地大學資助學士學位課程青少年推進必須修讀自資副位課程的主體位置中，這個主體位置是不能不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即使已知進修途徑未如理想，還是需要選擇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青少年一旦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便進入這個了六成專上教育解決經濟及就業問題的論述當中，也強化了這套論述的認受性，也成為這個權力關係網絡的一部分。同時，在創造這個修讀六成專上教育是解決失業問題的真理，卻完完全全掩蓋了創造職位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直接途徑，可惜在沒有足夠職位空缺的情況下也只有失業。香港特區政府則可指出已提供學習機會，即解決失業問題的方法，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社會的「真理」，並把失業是推為個人問題，不是政府及社會的責任。可惜，香港特區政府所指的知識型經濟職位的需要求，卻令資助學士學位畢業生失業率卻不斷上升，2009年為3.2%，甚至比2004年沙士為高[43](明報 2010.11.8)，敢問香港特區政府所提及的知識型職位在哪裏？
有關能夠推動個人進修的文化，也需由香港社會港英自殖民政府開始說起，並與持之以久的考試制度相連，資歷架構的提出便是進一步強化進修是必要的文化。由於本文集中處理自資副學位的形成，故暫不介入對香港現今考試制度的形成的部作出分析，卻要提出一點便是「三三四」新學制的出現，可看到不同等級的學歷也只不過是人為的產物，已可簡略地呈現考試制度是政府對人民作出管治及操控的一種手段。可見政府管治中，必須要令個人對自己作出治理，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及考試制度，便是其中一種建立個人治理的方式。
六成專上教育的出現其中一個目的是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從而解決個人對失業的恐慌，這個目的便推動越來越多人投入自資副學位課程，當越來越多人投入自資學位課程時，亦同時產生反饋的作用，六成專上教育的目標便是解決個人失業問題，使這個六專上教育真的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方向。
若香港特區政府真的希望改善香港社會的失業問題，最重要是增加就業空缺，若社會的整體學歷真的能夠得到提升，沒有職位空缺讓巿民就業，任何其他旁枝也是途勞無功。另一方面，在提升專上教育水平時，相信增加資助學士學位必不可少，打破每年14500個本地大學資助學士學位的學額限制的「神聖」數字，以及突破18%適齡學生修讀本地大學資助學士學位的「界線」；同時，也需要提升副學位畢業生升讀本地大學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機會，讓副學位課程畢業生能擁有真正進升的階梯。這樣才可以讓更多適齡學生有選擇不同升學途徑的機會，才能創造終身學習的文化，才是真正產生多元學習途徑的良好專上教育土壤。最後，希望香港特區政府最少能達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甚至更可調理整個身體(即制度及權力結構)的問題。
更可惜甚至可悲的一點，就是眾多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同學及畢業生，未真正投入社會工作，便背負上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的不同貸款計劃的借貸，為著修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因而導致龐大的欠債，更在政府沒有創造新的知識型職位，故此飄泊於失業巿場中，對生活及未來感到徬徨。即使是能夠找到一官半職的同學，也只為著償還這筆款項，承受無比的壓力。政府現時正是一手一腳從專上教育政策中，製造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貧窮問題。
自資副學位課程的一連串問題
由於政府在削減大學資助的政策下，當時受資助的副學位課程被推向自資的路上；與此同時，加上政府的六成大專教育目標，不同的院校由於資助被削減，均紛紛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作為院校新的資金來源，以及安置因削減資助需要裁員的教職員的安身之所，這令到各式各樣的自資副學位課程不斷出現，也令課程的數目大幅膨脹。然而，在課程及學生數目不斷上升的同時，由於政府的配套不足，甚或沒有配套的情況下，自資副學位課程衍生出不同的問題，當中包括：學校收生程序、學生淪為二等公民遭歧視、升學不足、院校跨大升學機會、學生貸款制度不公、專業課程不能註冊、課程突然停辦、修讀科目被刪除、畢業生失業率高企、畢業生債務纏身、畢業生入職起薪點低、副學士認受性不足及課程質素等問題。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立
不同院校相繼開辦自資副學位課程的同時，自資副學位課程亦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於2005年期間開始，不同院校開辦的自資副學位課程，也陸續爆發不同的問題，分別是香港城巿大學社會工作副學士，未獲分配受資助社會工作學士二年級學位升學[44]、香港嶺南大學取消兩個副學士的銜接學士課程[45]、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副學士課程的兩主修科突然取消[46]與副學士學生不能入住宿舍、開辦副學士課程的香港才智社區書院收生不足停辦及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副學士準畢業生指校方拒絕面試，剝削升學機會[47](下稱「理大副學士升學事件」)。
其中，有關「理大副學士升學事件」，由於香港理工大學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下稱香港專上學院)，於2005年暑假期間，就讀該院校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的第一屆準畢業生，遭遇到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專上學院沒有兌現在入學宣傳單張上所作出的升學承諾。故此，部分的準畢業生便成立「理大副學士升學關注組」，並向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專上學院作出爭取行動，包括：記者招待會及院校收生期間示威，最終迫使香港理工大學兌現升學承諾。
在該次爭取行動後，理大副學士升學關注組並未就此解散，反而對當時的大專政策有更深入的認識，更希望從政策層面向政府作出爭取，以改善及填補當時副學位政策的漏弊。由於理大關注組在參與該次爭取行動期間，曾與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的時任理事馮偉華博士聯絡(其後，馮偉華博士擔任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直至其解散)，並尋找了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香港的不同院校的資助及自資副學位課程同學的聲援。
當時，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理大副學士升學關注組及各院校的副學位課程的同學，也感受及察覺到自資副學位政策的問題，大家同時亦有關注香港自資副學位政策的想法，以及推動其改善的目標。因此，便於2005年尾正式成立「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以爭取四點主要訴求，希望完善自資副學位政策，四點訴求如下：一)解決升學樽頸、二)增加學生資助、三)豁免建校貸款及四)規管課程質素及提升認受性。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由成立後，一直爭取副學位政策的改善，最活躍的時期是2005至2009年，期間發動了多次爭取行動，包括：記者招待會、論壇、遊行與示威等等。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主要提出的政策改善建議
承擔不足問題根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特首董建華於2000年宣佈在10年內大幅增加大專學額，在短短的 5 年間，全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已由原本的 33%急升至 66%，較預期早 5 年達標。然而，在推動六成大專生指標的過程中，政府投入的資源和承擔極度不足，只是透過不斷向院校和學生提供貸款，追求數字達標，至於長遠規劃和配套發展則一律欠奉。
投資教育，在在需財，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認為政府除要承擔推行六成指標所需的額外資源外，政府也要徹底解決現有資助制度不公和支援不足的矛盾，否則，政府的「六成指標」只是浪得虛名，敗事收場，而同學升學以至本港大專教育的發展，也將無以為繼。
八成目標極大保留
可惜的是，政府有意研究將專上教育普及率提升至八成，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對此表示極大的保留，並認為政府及院校應先整合和鞏固副學位課程的質素，因此，大聯盟認同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把尚餘的資源集中用作提升服務質素及鼓勵多元化，而不是只用作增加學額。」
截止2005年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院校提供的貸款超過40億港元，而學費便是院校償還貸款和維持課程營運的重要支柱。教統局信誓旦旦，承諾推出支援措施，輔助副學士的發展，但是，有關建議卻是新瓶舊酒，聊勝於無。
延長院校還款期優化政府支援措施
甚為不解的是，香港教育統籌局(即現時的香港教育局)認為「延長（院校）免息貸款還款期的建議涉及巨大的利息損失」，這無疑是將課程質素與學生利益拋諸腦後。大聯盟認為，學費應用於提升課程質素，並建議延長院校免息貸款的還款期，降低學費用作供樓的比例，讓學生得到直接裨益。
時任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也公開承認，當時銜接大學學額實在太少，並透露教資會已計畫，在未來六年大量增加大二及大三學額，還希望是以倍數增加。但是，香港教育統籌局指「期望為所有副學位課程畢業生提供升學學額，是不切實際的做法。」
增加銜接學額消取升學樽頸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指出事實上，「專上教育界別檢討報告」（下稱「報告」）第 24 段坦言，「對於高中離校生來說，修讀副學位課程已成為甚受歡迎而嚴肅認真的另一個升學銜接途徑，讓他們可直接升讀大學。」現況卻是，在 26,890 個（2004/05）學生就讀副學位課程，只有 840個公帑資助的高年級學額，不足 3.12%的升學樽頸，顯然是不成比例，不能滿足社會的發展，導致同學的升學理想落空。大聯盟促請教統局及教資會提供額外資源，增加大學二年級的資助銜接學額，以及盡快公布有關計劃的落實時間表，讓學生可以及早為自己的升學計劃作好準備。
另一方面，資助大學學額長期維持在 14,500 個，普及率只有 17%，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相信，進一步增加資助大學學額，提高普及率，對於香港維持知識型經濟體系，以及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競爭力，改善人力質素，有積極正面的作用，亦可促進專上教育界別的健康發展。
學生債務雪上加霜反對計算學生收入
目前，自負盈虧課程副學士所付出的學費較高，但所獲得的資助卻遠比資助課程學生低，審批條件也比資助課程學生苛刻。根據學生資助辦事處 04/05 年度的數字，「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獲批助學金和低息貸款的成助率均達 85%，但「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的自資課程申請人，成功率只有 28%和 40%，而自資課程學生甚至不獲生活費資助。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肯定報告第 37 至 40 段建議，改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計算需經入息審查助學金的安排。然而，改善建議並無助自資課程學生不獲生活費資助，而被迫申領「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慘況。與此同時，政府又計劃收緊學生資助，建議將學生兼職和實習期間所得的收入也納入計算範圍內，此舉將令大專同學更難取得資助，因而被迫申領利率比樓宇按揭還要高的免入息審查貸款。
合併資助制度全面消取歧視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考慮同學的負擔能力，確保同學不會因為經濟困難而得不到應有的學習機會。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認為學生資助辦事處應主動消取歧視，合併「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及「專上學生資助貸款計劃」，一視同仁，並研究「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下，在學生畢業後才計算利息，以免學生債台高築。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建立長遠的質素檢定機制，確保大專教育的質與量並重，並能切實反映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同時尊重和重視自資課程同學的意見，包括在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會，也應有自資課程學生的代表參與其中。
質素保證不容妥協
院校財政不穩，教學人員流失嚴重，是直接影響教育質素的禍根。院校為求生存，只能將成本盡量壓低，無論是大專學生應有的校園生活或所需的學習支援，院校都只能將課就價或要求學生自掏腰包，加上副學位學額供過於求，容易造成惡性競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從速正視和認真檢討。
令人震驚的是，報告第 48 段提出，「只要所有教育機構都受到妥善的質素保證機制制約，並按照同一套通用指標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我們（政府）即樂意把這方面的發展交由市場力量決定。」相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贊同文件第 30 段：「政府視質素保證為本港教育制度的基石，深信不能因個別利益而在質素方面作出妥協。」誠言，政府在這方面的角色是責無旁貸，並有絕對責任為整體的教育質素把關。
市場化窒礙課程多元化
再者，現時開辦的 227 個（2005/06）副學位課程中，就學術範疇來說，工商管理仍然是主要的範疇，佔所辦課程的 47%。其次是科學及科技，佔所辦課程的 22%。
兩個學術範疇已佔所辦課程的 69%，多元化的目標無從反映，與市場化的局限不無關係，就如報告第 26 段的描述一樣：「如以自資形式開辦課程，有關課程便更能迎合市場及人力資源的需要，與此同時，卻會受市場力量及商業可行性所影響。」
錢跟學生走質素種類被迫犧牲
在承認市場化局限的同時，報告卻無力提出具體建議，只保證「政府準備繼續資助符合指定準則的課程」（報告第 27 段），對於改善現況毫無寸進。更令學界擔憂的是，時任香港教育統籌局長李國章強調，副學位課程發展長遠維持「錢跟學生走」政策，強化市場力量及商業可行性，完全無助課程的多元化發展以及課程質素的提升。
副學位課程涵蓋的學術類別狹窄，最終受害的必然是本地工作人口的競爭力，本地人力資源的質素，最後，整個社會都要為此而付上沉重的代價。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成果
2009年香港教育局成立1億港元的質素提升基金，協助院校提升語文教材、教學方式及就業發展配套。
增加高年級銜接學額
根據香港教育局的「專上教育界別檢討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2005/06 學年開始增設共840個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學位課程高年級學額，並由2006/07學年起，增加至967個。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於2007年11 月21日就「鞏固專上教育的質素」動議辯論的總結發言中公布，由2008/09學年起，大學二年級的資助銜接學額，將由現時的967個增加至1927個。大學三年級的銜接學額亦將於隨後的學年相應提高。
副學位畢業生升讀銜接課程可申請資助
香港教育局提供「在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下提供須經入息審查的生活費貸款」及「擴大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讓在香港修讀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學位或銜接學位課程的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也獲得資助。
延長院校貸款還款期
香港教育局延長院校根據開辦課程貸款計劃借取中期貸款的最長還款期，由10 年增至20年，但須在首10年後償還利息及須證實院校有財政困難。
加強監管課程質素
2008年時任香港教育局副秘書長黃偉綸表示，就個別院校濫收學生情況，正研究限制院校收不合資格學生的百分比，院校並須有充分例外收生理據，並需為該等學生「補底」，在課程期間加強輔導其不及格科目，確保學生畢業時符合有關資格。香港教育局、香港聯校質素檢討委員會、香港學剩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成立聯絡委員會，加強副學士質素保證的程序、特別確保符合入學及結業水平。
政府帶頭認可副學士
2008年時任香港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為加強僱主對副學士資歷認受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牽頭，清楚列明副學士資歷高於中七，並可申請高級文憑以下、約百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職位，並於2009年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指出，聘任公務員方面，副學士資歷大致等同高級文憑資歷，現時救護主任、助理新聞主任等共13個職系，均以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為基本入職學歷。
香港教育局設立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香港教育局的資訊網站（iPASS）內容也將升級，該局正聯絡各院校，除提供副學士收生標準、師生比例、畢業生就業率外，將加入升讀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比例，供學生參考。
改善學生資助計劃
2011/22財政年度的香港財政預算案中宣佈，自2011/12學年起，給予修讀香港自資副學位課程學生，申請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其計算資助額的方式，調整與另一個給予修讀香港資助專上課程學生，申請的資助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相約。讓更多專上學生獲取全額資助外，也令獲得少於全額資助的專上學生可領取更多資助。2011/12學年，約30000名專上學生可獲全額資助，以及約22000名專上學生可獲更多資助。預計涉及的額外經常開支約1億4,000萬港元。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院校改善事件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除了爭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香港副學位教育政策的改善外，當某院校課程發生問題時，亦會協助相關受影響的同學及畢業生，向院校作出爭取及要求改善，甚至作出相關的行動。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包括，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停辦社會工作副學士兼讀制課程及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事件。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事件
2012年10月香港的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爆出超額收生事件，當時關注副學位大盟派出代表協助受影響同學，並進行一連串行動，以及就事件發表立場書。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立場書指出，嶺南大學附屬的社區學院（CCLU）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今年(即2012年)整個學院在清楚了解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仍超收大量學生以求謀取暴利。圖書館、WIFI上網、洗手間及課室座位等設施不足、學習時數削減接近兩成，更有課程的師生比例超出教育局的指引接近一倍，直接摧毁課程質素，令人驚訝及不能容忍。課程的課時及師生比例達不到當初審批時的要求，輕則課程需重新審批，重則取消課程註冊資格，學生修讀完成課程後，隨時不被承認，有如「倒錢落海」。校方更令人心寒的舉措，是推出25個未完成審批的高等文憑(Advanced Diploma)，但不論在資歷架構名冊及經審批課程資料網(IPASS)中，亦未見相關課程的「蹤影」。
最終成功爭取院校作出多項改善措拖，時任嶺大持續進修學院副總監蕭秀燕表示，校董會已責成管理層跟進報告內的建議，學院會改善收生程序和加強質素監控機制，又會為受影響的學生進行補救工作。學院會繼續加強質素監控機制，及進一步改善收生程序，「兩院教學中心已全面啟用，教師方面亦已完成招聘，相信下學期會有足夠的教師。」學院會為一百二十三名入學成績未達標的高等文憑學生，提供相應補救工作，提升他們銜接高級文憑的機會。
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停辦兼讀社工副學士課程事件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副社會科學學士兼讀制課程（簡稱兼讀社工副學士），前身為 1984 年已開設的城市理工學院社會工作文憑兼讀課程。於2016年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決定，2016/17學年開始，停辦兼讀社工副學士課程。校方指因為要就社工註冊局提出課程改善建議，導致成本上漲、教師工作量增加以及同學未能夠兼顧學業為由，決定停辦課程。
當時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也派出成員協，並連同當時的院校的學生及畢業生，一同成立「守護城大社工副學士兼讀課程關注組」。守護城大社工副學士兼讀課程關注組指，城專管理層於2月分享會上提出停辦理據，包括改善師生比例而成本上漲、兼讀制學生相對全日制未能有效學習等。關注組認為城專的理由並不合理，指城專在2014/15年度的儲備達9億元，有能力應付成本上漲。
當時爭取的宣傳單張內容是：
「我們能修讀社工課程，除了因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有一所願意給予教育機會的學院。
2013年，兼讀制課程也同樣被管理層計劃全面取消，可幸是昔日的師兄姐們為我們成功爭取繼續開辦。
校方管理層於二月十七日的分享會中提出停辦的理據如下:
(1)因改善師生比例而導致成本上漲。
(2)校方假設兼讀制學生因需要應付工作、家庭及學業，相比全日論學生，同學們未能有效兼顧及吸收學習内容。要有效培訓優宜的社工•便要集中開辦全日制課程。
⑶為免再度加重教師工作量，以及導致教師流失又難以聘請教師•拒絕繼續開辦兼讀制課程。
校方理據並不充分令兼讀制學生中絕大部分均是有社福機構工作經驗的人土，他們有的是堅定的意向和熱誠，同時亦願意且準備好為投入社工專業裝備自己。
令同學們於社福界的經驗更有助對課堂知識的融匯貫通，透過工作層面有效掌握並深化所學。
令據知近日院方亦已增聘教師以配合小班教學，可見院方亦可透過增加老師人數來解決工作量上升的問題。
社會工作副學土兼讀課程長久以來一直培育出無數現今社福界的精英人材，實為一極具意義及存在價值的課程。校方不應在缺乏合理原由下停辦課程，扼殺無數有志投身社工行業的幼苗。
堅決要求校方，繼續開辦社工副學土兼讀課程及公開發放决定停辦的合理理據。」
停辦課程亦會扼殺有志投身社工人士的機會，最終成功爭取院校停止停辦兼讀社工副學士課程。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核心成員加入經過及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誘因
為了解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誘因，筆者於與十二位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進行訪談。受訪者均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超過一年的成員受訪者當中，所有受訪者除參與行動外，也會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會議，亦會代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對外發言，是十分了解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主要訴求，是一群積極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核心成員。訪問內容的結果主要是分為兩方面，分別是「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經過」及「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經過
受訪者A
受訪者A表示教授的課程由政府資助轉為自資，本身受到政策轉變的衝擊，政策轉變將整個副學士巿場變得商品化及商業化，商品化帶來後遺症，會影響課程質素，課程變得追求盈利或數量，不一定跟從大學或大專的學術方向發展。
整個副學士界別以往受政府資助時，前景很穩定，當時政府對副學士的承擔縮減，但同時提升升學率，造成泡沫的出現，當日後泡沫爆破，其殺傷力很大。當泡沫爆破時，巿場會排斥高成本及有質素的課程，剩下低成本及質素較差的課程，這樣會令整個副學士的質素及認受性下降，而且這樣會直接影響到自身利益，因為當時正是教授副學士課程。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立時，已與自身利益無關，因為二零零三至零四的學年時，在院校內已爭取到實任制，不論課程是否繼續舉辦，校方也要給予職位的安排。
受訪者B
受訪者B表示由於就讀副學士的院校有student mentor制度(師友制，由學長或學姐陪同一年級學生適應校院新生活的制度)，在言談間得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存在，以及指出當時副學士制度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在受訪者B的副學士學習身涯的師友制學長和學姐中，也有十分活躍地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行動，故受訪者B便跟從他們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會議及活動，由起初一些較簡單的分工，到後期一些較為重要的角色，例如活動的主持工作。
受訪者C
受訪者C表示由於入讀副學士第一年，院校發生了一件教師轉制的事件，當時任教多年的教師可能需要轉回大學任教，會直接影響到課程的師資及質素，對自身利益有所影響；由於修讀社會工作的關係，希望關注一些政策及了解一些組織的運作；以及學長也有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而且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副學士的權益與自身相關，故此便加入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
受訪者D
受訪者D表示在修讀副學士時，從同學處得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方向，認為政府的資助不公平，也認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認為政府推出副學士的政策，卻沒有負上應負的責任，政府只是為了減低失業率，並沒有考慮到副學士畢業生的升學銜接，以及副學士課程的認受性，所以決定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
受訪者E
受訪者E報讀一個副學士課程，原先以為該課程可註冊成為社工，認為院校的收生宣傳有誤導，當時其他院校的課程傳出升學問題，於是在校內發聲，在校內發聲的期間，得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存在，希望集結一些力量，最後加入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而且認為當時的副學士制度很有問題，包括：質素、升學及認受性。
受訪者F
受訪者F在修讀副學位(記不起是副學士先修還是副學士)期間，在課程的選科方面，感到校方的做法不恰當及不合理，校方因揀選的科目名額已滿，隨意安排一些並沒有揀選及不感興趣的科目，向校方投訴及商討也沒有效用，故此尋找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協助，並一起與校方商討有關情況，便這樣加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而且，修讀的科目會影響到日後升讀學士學位，認為政府有責任監管副學士。
受訪者G
受訪者G在副學士一年級的課堂上，有學長及學姐宣傳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以及指出當時副學士的問題，由於剛剛開始修讀副學士，故擔心升學，亦對副學士的情況感興趣，希望了解多點的情況下，便參與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
受訪者H
受訪者H於二零零五年，因其他開辦副學士的院校，出現升學的問題，並舉辦了記者招待會。同時地，自身修讀副學士的院校，也出現相類似的情況，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直至二零零五年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首董建華下台，認為社會是有改變的可能，認為副學士是制度上的問題，需要集體力量參與才能改變，故此便成立關注副學位大聯盟。
受訪者I
受訪者I於入讀副學士的初期，一位較相熟的學姐，表示有一個與升學相關的分享會，在此情況下，第一次參與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會議，不知為何再參與了第二次會議，由於是準備記者招待會的會議，便參與了記者招待會的分工，於第三次參與活動便是記者招待會，便在沒有人詢問是否加入的情況下，參與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組織。
受訪者J
受者J於第一年修讀副學士時，從二年級的師兄處得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是為副學士學生爭取權益的團體，由師兄帶領下參與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會議，以及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組織的爭取活動，而且認為當時學校或社會對副學士的學生支援不足。
受訪者K
受訪者K是成立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之一，當時已修讀完成副學士課程，個別院校的副學士課程出現問題，並發現其他院校也有相類似的問題，所以副學士問題是一個跨院校的問題，由於副學士的問題並不是個別院校問題，而是一個集體的問題，存在一個較有規模的組織，可以多點聲音，便成立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
受訪者L
受訪者L於副學士畢業時，由於院校的升學事件，與校方高層代表交涉，校方的回應與同學所知的資訊及期望，存在很大的落差，若不作出任何行動，將得不到任何東西，當時院校入學的宣傳單張與校方的解釋背道而馳，希望討回公道，在爭取期間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立，解決政策上的問題，不希望日後的師弟妹，也要每年為相類似情況作出行動，長遠令整個政策有更明確的方向也是好的。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誘因
受訪者A
a.情感
由於政府把副學士政策推向自資的形式，因此，擔心整個副學士的認受性會下降；同時，由於課程是多年的心血，不希望因政策的轉變而被摧毀。
b.特定社群性誘因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中，可以擔當組織者的角色(源於社會工作者)，從而推動運動的發展，以及令其他人醒覺，也同時可以扮演著教育者及領袖的角色。
c.集體社群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參與的成員也很熱心及投入，而且是追求達到一些遠大及宏觀的目標，亦會產生滿足感繼續參與。
d.理想性誘因
再者，由於個人作為社工，相信社工的價值觀是提升意識及爭取合理權益，這點也是個人的生活價值。能夠實踐社工的組織方法，而且是有效及有回報的，即成員提升意識、大家有所成長及政策有改善，成員的轉變及願意參與組織的工作，會產生滿足感及感到開心，比起事工更重要。
受訪者B
a.情感
由於其他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參與者的參與度及投入也很高，對這種情況感到很好奇，以及其他人如此高的參與度很有趣，希望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從中了解這個團體到底有怎樣的魔力，令參與者有如此高的參與度及投入。
b.社會誘因
在修讀副學士的期間，由於身邊較友好的同學也參與其中，受著他們的影響，便加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在參與過程感到自己是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一份子，從參與會議及取得大家的聯絡方法，有一種“we”(我們)的感覺，認為自己有一份責任所以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行動。
c.道德誘因
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過程中，曾經以mentor(師友制的學長學姐)身份邀請一些mentees(師友制的學弟學妹)，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問卷調查的訪問員，認為自己有責任給予mentees(師友制的學弟學妹)一些支持，認為他們若得不到支持，便會令他們很孤單及徬徨，而且是自己找他們參與，不作出支持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很差劣。
d.特定社群性誘因
在參與期間朋友會對自己的能力作肯定，也會給予支持。曾在一次宣傳活動中，站上台代表著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向同學發言時，有一種自豪感的感覺出現，這是由於認為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爭取是有需要的，且自己也投入當中參與。另有一次參與遊行時，拿著大聲公(揚聲器)，有一種存在感的產生，是確確切切感受到自己存在於這場副學士的運動中，也令自己感受到個人的存在，而且是一種真真真實實地的個人存在。
e.集體社群性誘
可以與一些理念共同的人一起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即使過程是辛苦或對自己的信心不足，然而這個過程及經驗也能帶給開心的感覺。
f.理想性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期間，認同當時副學士存在問題，認為值得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一起爭取改善，個人價值觀認為需要公義，遇到不公平便需要改變。
受訪者C
a.情感
由於是修讀社工課程，課程中有相關社區發展的部分，對一些社區發展的組織感到好奇，認為需要真正參與，才能了解這些組織的運作；而且有一位有吸引的領袖，被其政治魅力及組織技巧所吸引。
b.社會誘因
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時，可以認識到不同院校的人，以及與這個事件相關的人，從中可以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這點是重要的。
c.物質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的權益與自身利益相關；從與期間可讓自己了解多點關於副學士的資訊及當中的問題，如：就業出路、副學士課程的質素、副學士於社佰的認受性及升學前景，而且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才能令自己主動地了解這些資訊、問題及情況，以及可以有不同的觀點與及對副學士有更多的了解。
實際參與一個社區發展組織，可以讓自己學習到更多課堂以外的技巧，而且社區組織與社會工作學科有相關性，並從中獲得一些與學科相關的概念，如：公義及社會制度，對這些概念有更加多的認識。
同時，社工對政策及時事也需要有批判性，可以幫助日後接觸政策時，有更多的觀點及面向，覺得自己思考問題比較周詳及有能力，吸收知識這些知識能夠裝備自己。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可以與官員會面，能夠接觸一些權力核心，並與其直接表達意見，從中了解官員的回應，並能夠擴闊自己的視野，這些也是一種很難得的經驗。
d.集體社群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能夠與政府直接進行討論，參與其他團體不一定能夠這麼容易，這個團體能有這種能力。
e.理想性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活動是一個挑戰自己的過程，如：面對群眾、約見官員及回應傳媒，雖然未必有信心勝任，總是能力踏出第一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是爭取一種學習的公義，教育不是商業，院校需要承教育上的責任，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是體驗及實踐公義。
受訪者D
a.情感
提供副學士課程的學院在資訊上，給予美麗的升學藍圖，事實卻與宣傳的資訊有很大的落差，感到自己曾受到欺騙，希望其他人能獲得改善。
b.社會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內的朋友，大家擁有共同的爭取目標，甚至犧牲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看到大家投入令自己也會投入，這份友誼會推動自己參與。觀察發現院校的很多同學也認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方向，卻沒有人參與，希望透過自身參與影響院校的同學參與。
c.特定社群性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活動的發言中，能夠獲得公眾的肯定。參與可以讓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增加多一所院校代表的參與，提高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代表性，令爭取的成功性增加。
d.理想性誘因
個人認為公平很重要，當時覺得副學士與高級文憑之間的存在很多的不公平，如：升學、認受性與資助及貸款制度，這些正是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的方向。
個人認為需要親身參與才能了解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認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爭取的方向；因為社會工作的價值觀，所以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不是為自身的利而是為他人，個人性格也是願意為他人犧牲。
受訪者E
a.情感
因當時的副學士問題，產生出不同的負面情緒及積聚了一些怨氣，例如：不開心、憤怒。
b.特定社群性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可以作為一所院校的代表；發言可以感覺是自己人，是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一份子；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可產生一種組織者(搞手)的感覺。
c.理想性誘因
個性認為不公平便需要發聲，認為當時副學士制度有不公義的地方，感到自己受欺騙[48]；認為當時副學士存在很多問題，並認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當時的爭取訴求，如：質素、升學及認受性。
受訪者F
a.情感
認為當時副學士存在各種問題，如：升學、學費沒有運用在學生身上及政府只為推低失業或失學率推出副學士，產生一種共同的怨氣及對政府的憤怒，認為不應單是埋怨，這種消極的方式面對，可以從爭取方面做多一點事情。
b.社會誘因
認為自己身為副學士的一份子，作為持份者便應該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讓政府得知副學士同學的意見。
c.物質性誘因
約見官員開會的親身經驗很特別，如與孫明揚及馮程淑儀等政府高官開會。
d.集體社群性誘因
感受到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很齊心及賣力參與，大家的認真態度也令自己更積極參與當中，所產生的團體感覺很強烈。
e.理想性誘因
認為教育局有責任監管副學士的質素，以及開辦校的營運，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是改善這些情況，是爭取一種應有的公義。
受訪者G
a.情感
剛修讀副學士時，也會擔心自己的升學機會。
b.社會誘因
感受到社會與自己有關係，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能令自己與社會接洽，並感受到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獲得的意義很大；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團體可找到認同及位置感，可產生自尊感(self-esteem)，達到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c.物質性誘因
當初以為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的目標，自己能夠直接受惠。
另外，參與可以令自己在個人成長方面有所得益，個人變得更大擔，亦對學業有所幫助。同時，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過程中參與了很多以往未曾接觸及不敢嘗試的事情，如：遊行時呼喊「口號」、會見記者、舉行記者招待會及面見議員。
d.集體社群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組織氣氛很好，成員間會互相支持，師兄師姐也很關心自己，如：學業上。
e.理想性誘因
個人價值觀認為社會若存在不公平的地方，便需要作出改變，認為當時的副學士政策不夠完善，需要推動改善。
受訪者H
a.情感
由於自己是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創始人之一，把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視為子女般，因此一直參與下去。另外，受到院校及政府的欺騙，有一種憤怒的情緒。
b.社會誘因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擁有團體的感覺，以及體現大家的友誼，在一同食飯或一起爭取的過程中。
c.物質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可以獲得一些特別的機會及經驗，如：應對傳媒、調查研究及面見官員的談判技巧，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機會學習得到。
d.特定社群性誘因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參與過程中，可以發揮及表現自己，享受中間的這些過程。
e.集體社群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中有一種團體的成就感，是能夠建立一個品牌，很多人認識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及這個團體，提及副學士的議題時，便會聯想到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很用心參與爭取，令到自己也會投入參與。參與有滿足感，傳媒能夠報導你希望傳達的訊息，團體的名稱能夠在報章上出現。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組織內認識到一班擁有共同目標的朋友，而且大家互相支持。
f.理想性誘因
認為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是一種公義，因為副學士制度中，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爭取期間取得成果，取得成就感，可以滿足個人的成就感，每當能夠完成一個目標，而且會感到很開心。這些成果是自己參與爭取得來的，感到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是有成功及有希望能達到目標。
受訪者I
a.情感
了解到學生貸款的利息很高，與自身利益相關，故產生憤怒的情緒，而且這個情況制度會直接影響自己的人生。
參與過程可以透過媒體傳達一些資訊，這個互動過程很特別；另外，這些經驗與以往生活很不同，一切的行動在當時是從未接觸過，帶來的感覺得也很新鮮，如：記者招待會、立法會發言、約見官員。
b.社會誘因
一直參與也是一種情感因素，因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及當中的成員陪伴自己成長。
c.特定社群性誘因
發現透過自身的付出，是能夠影響到政策的改變，透過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活動發言，可以影響到資源的調動，從團體的工作感受到自己的影響力，產生滿足感；自己的付出是有人會留意、關心及關注的，付出是有影響力的，故此認為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是重要的。
d.集體社群性誘因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中認識到無私付出的朋友，並曾一起為副學士的爭取付出，與這群人一起爭取也很有趣。
e.理想性誘因
在修讀副學士感受到副學士所面對的處境及問題，如：受到排斥、升學壓力、學生貸款等，參與能改變不公平的狀況，所以認為參與是重要的；後期繼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是因為副學士五年檢討報告這個時刻，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爭取多年的付出，便是等待這個機會，希望以前的爭取目標能夠達到而不會枉費。
受訪者J
a.情感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接觸的事情，是以往從未經驗過的，感到很有趣及新鮮。
b.社會誘因
認為自己是副學士的一份子，需要關注及參與副學士權益的爭取，而且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之間的關係很要好。
c.物質性誘因
由於身邊很多修讀副學士的同學，也不知道自身權利相關的資訊，以及當時整體及不同院校副學士同學的處境，透過參與獲得這些資訊；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可以學習到一些有關組織方面的技巧及知識，對自己有所增進，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可以從中學習得到思考方法、批判技巧、組織方法、向傳媒發言等，對於個人成長有幫助及可從中擴闊自己的視野，可以學習多一些東西，個人的價值觀是不斷地學習，社會也要求個人不斷進修，再者因個人的進修經歷很崎嶇，也是希望提升自己能力及增值的原因。
d.特定社群性誘因
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後，身邊沒有參與的同學，也會向自己詢問有關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行動的資訊，這令自己感到開心及產生滿足感，就像一個資訊發佈者。
e.集體社群性誘因
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內，能夠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朝著一個相同的目標邁向及爭取。
f.理想性誘因
認為當時副學士所面對的情況及處境不公平，即使同學付出努力，政府沒有承諾給予升學的機會。認同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目標是正面的；以及參與讓社會了解副學士學生所面對的處境。個人認為不公義的事情要讓多些人知道，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做的事情是爭取一些公義。
受訪者K
a.情感
自己感到受欺騙，有一種被人「賣豬仔」的感覺，起初是激於義憤下參與；及後是個人對政策及宏觀社會問題有興趣。
b.社會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中，有些是朋友及同事的關係，也很珍惜這種關係。
c.物質性誘因
參與大聯的爭取過程是一個學習過程，可從中學習到組織及參與群體工作、與人相處、思考方式、演講(presentation)等方面，這些東西在知識層面或課本上很難學習得到，這些東西有助個人在思考事物時更全面，不會只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且實際應用是重要的；亦可以從不同的人身上學習，從而更了解自己。
d.集體社群性誘因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很齊心的參與爭取，而且爭取的事情有所進展，看到成員的熱誠付出，也是一種推動力；而且很幸運能遇到一班理念很相近的同學。
e.理想性誘因
個人認為副學士的情況不公平，自己是有付出努力的，不是沒有付出而要求回報，院校卻突然改變規則，認為這種做法不恰當，希望能改變這個不公平的現象，而且參與推動改變是重要的，這是基於一種公義感。
受訪者L
a.情感
認為院校的宣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是不公道及有受騙的感覺。起初爭取時，由於爭取到一些成果，故產生激昂及振奮的感覺，並形成了一股推動力。
b.社會誘因
在關注組爭取時，認識到一些人，這些人在向院校爭取的過程期間，也提供了幫助；而且，認為大家也是大專生，可以交流不同院校的情況。
c.集體社群性誘因
認為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初期，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其他成員之間有些地方的想法很相近。
d.理想性誘因
認為即使最終爭取與自身無利益關係，亦希望討回公道，取得自己應得的東西，這是個人的價值觀。
圖表(一)：受訪者的誘因分佈
|
情感 |
社會誘因 |
道德誘因 |
物質性誘因 |
特定社群性誘因 |
集體社群性誘因 |
理想性誘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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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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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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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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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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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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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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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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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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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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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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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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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P |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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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P |
P |
P |
P |
從以上圖表(一)的分類中可以發現，十二位受訪者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誘因中，共同地包含三種誘因，分別是情感、社群性誘因及理想性誘因。
情感牽引的參與
首先，讓我們了解受訪者如何走進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當中包情感的因素貫穿每位受訪者的最初參與階段，也起著驅使受訪者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作用，可以發現情感的因素於各受訪者身上並不完全相同，當中亦包括了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因素。正面情感包括：好奇、尊敬(政治魅力)、有趣、新鮮、激昂及振奮；負面情感則包括，擔心、受欺騙、憤怒及怨氣。
正面情感因素方面，可以源自對其他參與者的熱誠感到好奇；又可以是由於爭取行動的經驗是新鮮或有趣；對特定人物感到有吸引力的尊敬；也可以基於個人的爭取經驗所產生的激昂與振奮。不論是正面情感或是負面情感，在個人接觸到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初期，也起著動員的關鍵性作用。
就負面情感產生於每個受訪者身上也不是完全相同，有些是基於副學士制度上所存在的不公平對待，如貸款；亦可能基於對前景的不明朗因素，如升學；也有些是基於個人所面對的事件所引發，如院校違反升學承諾或選科制度亂混等。
受訪者受到這些情感因素動員後，主要基於兩種不同的誘因來維持她/他繼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兩種誘因分別為社群性誘因及理想性誘因，這兩種誘因是透過參與當中的活動及爭取過程中所建立的。下文將提及社群性誘因及理想性誘因是如何推動受訪者，一直持續地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團體及其相關活動與行動。
參與中獲得的社群性誘因
從影響受訪者持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誘因中，可以發現社群性誘因是出現在每一個受訪者的身上，不論是特定社群性誘因或是集體社群性誘因。在特定社群性誘因方面，上文已提出是特定個人，參與團體時獲得公職、榮譽及尊重。
在受訪者中，也可以發現這些特定社群性誘因，在公職方面，受訪者D及E也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可以扮演院校代表的角色作為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特定社群性誘因，其餘部分受訪者也能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這些角色分別是教育者、領袖、組織者及資訊發佈者，受訪者必須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組織工作、爭取行及發言等活動，才能獲得扮演這些角色的機會。
有關榮譽的部分，受訪者B在上台代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向同學發言的宣傳活動中，能夠產生自豪感。在受訪者H的身上可以發現，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時，可以是一個發揮及表現自己機會，從中產生榮譽的感覺。受訪者得以產生這些榮譽的感覺，是基於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並能代表著這個團體所形成的結果。
就尊重而言，受訪者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活動，或成為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一份子，就如受訪者I的情況，透過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發言中，以及推動副學士政策的改善受到親友之間的留意、關心及關注，從而獲得尊重的感覺。這些情況也分別發生在其他受訪者的身上，這些尊重的感覺分別源自公眾的肯定或同學的關注。
同時，除特定社群性誘因起著激勵受訪者繼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外，還有集體社群性誘因驅使受訪者參與當中，上文提及集體社群性誘因使參與者取得集體地位、重視、樂趣及歡樂等，筆者認為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中，這種集體社群性誘因是有所不同的，它絕少涉及到團體的地位等問題，而是透過參與者間的互動而形成，從而為參與者提供了樂趣及歡樂的滿足，筆者以這種方式把參與者的熱誠、投入及齊心等分類為集體社群性誘因，是基於這些因素也是需要團體內成員互動接觸才能感受到，並不單單是成為一份子便可獲得。
當然，集體地位或重視的這種集體社群性誘因，也可以在受訪者中發現得到。就如受訪者H便認為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功，能給予一種團體的成就感，能夠把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建立為一個品牌，讓社會上的人認識得到，當有關副學士的議題，傳媒便懂得找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這便是一種受到重視的感覺，並提供了歡樂的滿足。
同時，在受訪者中更為常見的集體社群性誘因，就如筆者所言，是基於成員的熱心、投入、齊心及理念相近，這些都能帶來滿足感或推動力，驅使受訪者繼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活動中。
理想性誘因參與的維持
在全體受訪者中，也可以發現一個相同的誘因驅使她/他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並從中獲得滿足感，這個誘因便是理想性誘因。理想性誘因貫穿了所有受訪者，就以受訪者A為例，受訪者A的個人價值亦即其指出的社工價值觀，是推動意識提升及爭取合理權益，而且對於成員的意識提升是最重要一項，相比是否能取得爭取成果更為重要，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中，可以實踐並達致這種價值觀所追求的目標，這種爭取合理權益的背後，也是對隱含著追求公平的價值觀。
在其他受訪者的理想性誘因中所指出的價值，也是公義及公平這兩點，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活動，對她/他來說是推動公義及改善不公平的狀況，這個需要改善的狀況便是當時副學士制度中的不公平狀況。這些不公平對個別受訪者也有所不同，就如受訪者C來說所爭取的是一種學習的公義，認為教育不是商業，院校有責任作出承擔，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過程更是作為體驗及實驗公義的場域。
公義及公平對於每個受訪者也可能不盡相同，即使實際情況是這樣，卻是由於大家共同追求價值信仰的目標，令她/他們連繫起來，並使她/他們一直堅持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工作。這種信仰並不是停留在意識型態的層面；所推動的公義是一些較為實際的東西，分別是升學、質素、認受性及資助及貸款，這些也是一些物質性層面的東西，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所追求的這些東西，實與當時副學士制度的問題，以及受訪者所感受、遭遇、觀察及認識當時副學士所面對的處境有關。
這些處境很多時，也是實實在在地發生在受訪者的身上，只是各人所感受到及面對的有一些差異，其背後的原因也是與當時的副學士整體政策相關，故此必須了解當時政府政策及營辦副學士院校的情況，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脈絡下運作。
政府與院校的承諾與失落(諾)
由於副學士這個產物是源自二千年前特首董建華的施政報告，推出當時在政府的論述指出，推動六成專上教育是為滿足未來知識型經濟，對專上教育人才的需求，上文也提出不少人更指十年內對專上教育人才的不足。在這些論述之下，副學士自自然然被扣連到就業導向的目標。然而，副學士畢業生所面對的實際就業情況，卻與政府的論述之間存在一個極大的落差，就副學士畢業的失業率，甚至比中小學程度的畢業生還要高。副學士畢業生的入職起薪點，亦不見得比中學程度的畢業生為高。
與此同時，各所開辦副學士的大專院校，也標榜副學士課程是通往大學學士學位的升學之路，當副學士完成課程後，卻發現實際的升學機會極微，更甚者是部分院校承諾的升學學位及機會，也突然消失或從未存在。到底是怎樣的脈絡及政府的施政邏輯之下，令副學士政策出現這種情況？
走向自資化的香港專上教育
港英殖民政府於1996年在行政會議通過《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的提議，當中的一項是削減大學經費，香港特區政府並於1998年開始執行削減大學資助[49]；與此同時，二千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六成青年人達到專上教育，在一方面削資、一方面提高專上教育的普及率下，香港專上教育被推到一個自資化，不同的大專院校也開辦自負盈虧的專上課程，其中一種產物便是副學士課程。這種自資化的走向是以一種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邏輯運作，政府減少對專上教育的資源投放，同時也把專上教育推向巿場自行運作。香港政府(不論是港英或特區)以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運作專上教育，其原因是與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簽訂《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該協定的其中一項是教育[50]。
這種自資化的副學士課程所帶來的副作用，便是政府對修讀自資副學士的學生，所提供的資源及配套極為有限，甚至是沒有相關配套。就如政府沒有對副學士升學作出相關配套，提供額外為副學士畢業生而設升學的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副學士出現之初只提供審批較資助課程嚴謹的《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作為學生申請支付學費的助學金計劃；生活費方面亦只有以高息及浮息計劃，原作為在職人士進修申請的《免入息審查貸款》，有別於入讀資助課程的學生，可申請利息為2.5厘定息貸款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原名為《本地專上學生資助計劃》)。與此同時，當時香港面臨高失業率，加上工作的零散工化，即使學士的就業情況也不如理想，更何況副學士的就業情況。
這種當時副學士的處境，即就業及升學的困境方面，對受訪者來說到底起著怎樣的影響，這些影響在當時香港社會文化的脈絡中，代表著什麼樣的東西呢？
副學士問題與身份認同危機
各受訪者也在副學士體制中，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受訪者A是基於建立其身份認同的副學位課程的改革，由於改革可能令其認為成功，甚或是引以為傲的課程，面臨步向崩潰的可能，就如上述副學士制度所出現的狀況，這令其建立身份認同的基礎頓失。
其他受訪者則是經歷傳統教育體制的失敗，從而進入修讀副學士課程之路，在進入修讀副士課程之時，應可為她/他建立新的身份認同，然而在進入副學士後，卻發現當時副學士的處境的不濟，對這些受訪者來說是一個失敗的處境，根本未能作為建構身份認同的基礎條件。
對於香港社會文化中，成功的想像往往與就業相關，經濟是指涉一種社會中成功及擁有權力的想像，升讀學士學位便是包含一種學士能走向成功就業的想像，亦即獲取經濟地位即擁有權力地位的想像，這種想像是源自港英殖民政府年代，直至在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時代，對於香港社會來說這種想像也沒有被動搖。副學士所面對的就業情況自然未能滿足，已不能夠產生對擁有權力位置的想像，再加上未能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處境，使副學士不能成為追求經濟地位的想像，難以產生出一種身份認同，或只是一種迷失的身份認同。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立的數年間，副學士的問題亦不斷地重複及發生，對副學士不足以產生身份認同的情況一直未有消減，更產生成員間對身份危機的情況出現。
受訪者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到底是怎樣與身份認同起著關係，又如何從參與的過程中建構一種集體身份認同，這種集體身份認同與她/他的社群性誘因及理性想誘因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又如何透過參與行動展現出來？
追求公平及公義建構身份認同
受訪者在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過程中，正好填補這份迷失的身份認同，這群參與者之間面對著當時副學士的相似處境，即使位處於不同的院校或課程，對受訪者說卻可透過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過程，獲得團體成員或社會的認同與肯定，這便是社群性誘因在受訪者中起著建構身份認同的作用。
引證這份成員之間的認同，正是透過大家共同的理想性誘因，即追求公平及公義的目標，這些公平及公義的目標，其實際的內涵對每位受訪者來說，也可能不盡相同，由於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透過一系列的訴求，即上述主要的四大訴求，各受訪者把自身對公平及公義的想像，各自投入到相關的訴求中，四大訴求便把各受訪者的公平及公義想像統合起來，成為一種集體追求的目標。
這點仍不足以使受訪者熱情地投入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在爭取的過程中，不斷地論述這些訴求，在每次論述的過程中，受訪者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追求公平及公義的想像，一次又一次地強化。同時，各受訪者也曾代表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發言，這些發言的過程可以不同，包括：記者招待會、會見官員、院校宣傳、遊行、示威及媒體訪問等，當中所指出也是四大訴求，而且每次發言也會多於一位，並配合各人最關心的部分，或由受訪者個人選擇最關心的部分，這反過來強化了受訪者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與其追求公平及公義想像的結合。這種不斷展現的行為、呼喊口號及宣讀訴求，目的也是表達自身對出訴求的肯定，也是自身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展示自身理想性誘因的肯定，再而是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集體身份認同的肯定。就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的「這些動作、姿態、行為，根據一般的解釋，都是一種操演(performative)，人們運用外在行為的展現，表達出自身的想法與認同。因此這些行為姿態都是人們刻意的設計與演出，並透過身體符號或其他工具的輔助持續地進行表演」(Roger Silverstone, 2003:104)。
受訪者透過這些實際行動及對訴求的追求，從而強化受訪者深信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所追求的，是其深信及追求的公平及公義後，再一度反過來提高受訪者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投入感，深化了彼此之間的認同感，再進一步建構一個更鞏固的身份認同，使關注副學位大聯盟這個團體更能繼續運作。這些訴求也絕不是單單停留在意識型態的層次，也是一些很具體及實質的物質基礎層面。除身份認同外，受訪者持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到底反映她/他怎樣的意識，以及看到怎樣的政治機會？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對政府教育責任的意識
政府在副學士政策方面，因沒有作出任何配套，在這種情況下，在升學、資助及就業等範疇，也面對著形形式式的不公平的環境。這些不公平的對待，政府一方面推出政策，卻一方面卻愛理不理，並製造及產生出這些不公平的情況，對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造成一種「道德衝擊」，就如受訪者D感到像是孤兒的感覺，政府沒有負上「供書教學」的責任。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所追求的公義及公平，縱然各人的理解不盡相同，也是追求改變這些情況，來達致副學士獲得較公平的待遇。由於大家面對相近的處境，也加強及鞏固了各成員間的集體身份認同。同時，由於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在爭取的目標方面，亦透過不同的行動，達致如受訪者H及K所指的階段性成果，如：增加高年級升學學額、助學金計算方法睇齊、政府增加副學士可入職公務員職級、教育局開設有關各院校副學士課程資料的ipass網站等。這些階段性成果，讓成員看到改變的可能，而且這些改變也是成員間所追求達到公平及公義，具體化的政策轉變，這些成果及改變的遠景，再回饋及強化成員更積極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
再者，如上文所提及有關副學士問題的相關資料，可發現副學士的問題不斷持續地發生，這點與副學士的急速膨脹，政府即使提出各式各樣的改善方案，亦只是減少副學士問題的出現，卻未能解決副學士的問題，這點讓一些即使如筆者般畢業多年的成員，當看到這些問題時，與自身過往經驗有所扣連，產生一種身同感受的感覺，仍看到副學士處於不公平的處境，令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持續地感受到爭取改善爭取副學士問題的需要。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成員便在不斷取得成果及感受到不公平的處境中盤旋，驅使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員繼續投身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並參與爭取副學士處境的改善。
香港再容不下爭取學生權益的團體
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能夠吸納受訪者參與，起初是源自一種情感因素，然而情感因素並不足以維持受訪者繼續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爭取，情感因素對受訪者而言，只能在參與的初期起著作用，雖然情感因素在受訪者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較長的時期的作用已減少，甚至是失去其功能，然而對於動員個體參與一個團體仍是重要的。
在驅使受訪者維持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中，是涉及到受訪者對身份認同的危機，並能提供一個建構身份認同的可能。這個建構身份認同可能的過程中，必須透過每個個體的實質參與，才能得以達致完成。這些追求公正公義的目標便是受訪者們建立身份認同的基礎，這個基礎必須坐落在一個具體的脈絡下才能有效。這個具體的脈絡便是副學士整體所面對的處境，這個處境既是提供受訪者參與的具體基礎，也是受訪者所追求改善的目標與方向，就是透過這個集基礎與目標於一身的具體脈絡，使受訪者不斷地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行動。
在參與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行動中，又起著產生及強化社群性誘因與理想性誘因的功能，透過這兩種維持參與，又透過行動強化這兩種誘因，其互動過程需要不斷進行，才能使關注副學位大聯盟的運動繼續維持下去，受訪者K卻導出了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未能再維持下去的原因，這正是關注副學位大聯盟成立之初，受訪者所身處副學士處境的脈絡，已經與後來的脈絡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影響到對身份危機的形成，以及與身份認同訴求的基礎條件及目標有所不同。
最後，筆者認為一眾受訪者已脫離面對副學士構成身份危機的處境，因受訪者們已經畢業多年，她/他均已升學或就業，亦不再處身於當下副學士所面對的處境。關注副學位大聯盟能夠運作多年是基於參與者實質感受及面對的處境，不能再運作是基於脫離原先的處境。現在的香港根本容不下任何反對聲音，這些學生爭取權益的團體更不可能存在，希望這篇文章能讓大家認識香港曾經存在一個關注香港專上教育政策改善，以及爭取推動的團體曾存在過。
同時亦希望活在台灣民主政策的台灣人民，珍惜現時所擁有的結社自由和可以向政府發出反對聲音的言論自由，以及透過不會爭取行動向台灣政府要求政策改善的集會自由。
[1]大專程度人力短缺10萬明報2000.10.14
[2]大學生比率增至兩成半羅范椒芬強調培養更多一專多能通才大公報2000.11.15
[3]港經濟明年隨美復甦(大公報 2001.12.1)
[4]迪士尼協議屬「三贏」方案(大公報1999.11.4)
[5]港可成金融服務中心(大公報 2001.11.30)
[6]董建華在東亞峰會開幕晚宴致辭中國成推動全球經濟動力亞洲經濟架構改善金融風暴料不重現(大公報 2001.10.30)
[7]董建華在東亞峰會開幕晚宴致辭中國成推動全球經濟動力亞洲經濟架構改善金融風暴料不重現(大公報 2001.10.30)
[8]持續進修 自我提升——專訪終生教育研討會籌委會聯席主席李鍔教授(香港經濟日報 1999.6.26)
[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出版處>新聞公報>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6.僱員再培訓局新任命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dib/c1031.htm
[10]資歷架構機制須全盤檢討陳卓禧指團體辦課程缺銜接性讀者難參與持續進修(文匯報 2000.12.16)
[11]主頁>教資會刊物>教資會出版的重點報告>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1-95年度報告>1991-95年的教務發展及1995-98年的計劃>1991-95年擴展計劃http://www.ugc.edu.hk/big5/ugc/publication/report/quad_rpt/chapter3.htm#Expansion 91-95
[12]香港高教改革刻不容緩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1409886&page=1
[13]82%準大學生派首三志願語文不及格 僅城大取錄(蘋果日報 2000.8.10)
[14]考生：科科合格升唔到大學(成報 2001.8.9)
[15]大學聯招結果今公布五千及格高考生出局(星島日報 2002.8.7)
[16]聯招放榜萬二人上大學(新報 2003.8.6)
[17]聯招放榜尖子及內地生搶位 5300 人無緣入大學(星島日報 2004.8.10)
[18]入讀港大中大考生98%獲派首三志願 聯招今放榜四千八人大學夢碎(蘋果日報 2005.8.9)
[19]有五千人未獲派學位大學聯招今公佈45% 考生入大學(頭條日報 2006.8.1)
[20]聯招今放榜中大吸尖子最多 5500考生夠資格無學位(明報 2007.7.31)
[21]大學聯招今放榜合資格無學位4年新高(明報 2008.7.30)
[22]大學聯招今放榜港大攬兩6A狀元 5700合資格生不獲取錄5年新高(明報 2009.7.29)
[23]大學聯招今放榜落空人數6年新高(明報 2010.7.29)
[24]監察全球化聯陣>舊刊>2005年>第12期>世貿與香港 十年的壓迫及抗爭史http://www.globalnetwork.org.hk/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9
[25]香港教師中心>電子資源>20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教育 廿載歷程http://edb.org.hk/HKTC/download/anniversary/20/section_8.pdf
[26]重新檢視青少年需要黃永輝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主席(明報 2000.7.21)
[28]香港法例第592章《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
[29]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香港大學>院校詳細資料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HKU
[30]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香港理工大學>院校詳細資料
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PolyU
[31]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香港城市大學>院校詳細資料
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CityU
[32]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香港浸會大學>院校詳細資料
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HKBU
[33]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嶺南大學>院校詳細資料
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LU
[34]經評審自資專上課程資料網>主頁>院校>香港中文大學>院校詳細資料
http://www.ipass.gov.hk/chi/instidetails.aspx?code=CUHK
[35]千三副學士降級讀大一(文匯報 2010.10.14)
[36]香港法例第493章《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
[37]香港持續進修教育聯會>統計資料http://www.hkcea.org/statistics.php
[38]副學士課程統一監管質素(東方日報2010.12.2)
[39]學生資助辦事處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意見的回應（只有中文）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9/24/P200809240381.htm
[40]學生資助辦事處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意見的回應（只有中文）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9/24/P200809240381.htm
[41]學生資助辦事處>主頁>各項資助計劃>專上及大專程度>專上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fasp.htm#2
[42]學生資助辦事處>主頁>各項資助計劃>專上及大專程度>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資格http://www.sfaa.gov.hk/tc/schemes/tsfs.htm#2
[43]大學生失業率SARS後新高 城大長居首 去年達7.9%(明報 2010.11.8)
[44]〈城大社工副學士未能銜接學位〉，《星島日報》，2005年2月22日
[45]〈嶺大副學士貨不對辦兩銜接學士課程取消〉，《明報》，2005年3月23日
[46]〈浸大取消兩主科副學士生不滿〉，《星島日報》，2005年5月13日
[47]〈理大副學士質疑升學機會〉，《大公報》，2005年7月14日
[48] E：「點解會蒲面呀，可能我，可能係個個性嘅問題啦，即係有唔開，唔公平呀，我唔想用啲咁空泛嘅字呀，即係覺得有問題呀，走出嚟呀、講吓嘢啦、嘈吓佢啦咁樣，跟住、跟住、係啦、係啦，我諗蒲面嘅朋友都係一啲有睇法嘅朋友嚟嘅」
E：「可能係不公義呀，誒...有問題呀，咁樣呀，誒...察覺到，察覺到誒，一啲唔好嘅嘢呀，或者覺得自己受騙呀，受欺騙，或者係總之係feel something wrong嘅人就會走出嚟嘅，feel something wrong而且付諸行動嘅人就係我哋呢堆囉，係啦」
[49]2001年、2002年及2004至05學年，分別削減大學資助2.2%、1.8%及10%，以及實行一套「0‧0‧5」方案(即2005至06學年及2006至07學年維持大學資助不變，於2007至08學年削減5%大學經費資助)。(香港教育 廿載歷程：http://edb.org.hk/HKTC/download/anniversary/20/section_8.pdf
[50]世貿與香港 十年的壓迫及抗爭史：http://www.globalnetwork.org.hk/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9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