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透過近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由通緝八名逃離香港的往日香港政治人物，從而打壓香港的「黃色經濟圈」。進而疏理「黃絲帶」在的產生與出現，以及後來如何在香港形成「黃色經濟圈」，以及「黃色經濟圈」背後的含意。
從全球通緝八人 到打擊黃色經濟圈
今年七月三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在香港灣仔警察總部警政大樓召開記者會，交代懸紅通緝犯人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及高級警司洪毅將會出席講解詳情。李桂華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至今拘捕二百六十人，介乎十五至九十歲。李桂華提到，注意到反中亂港分子，逃竄至海外後繼續違法，強調香港警方有責任追究。被通緝人士包括：任建峰、袁弓夷、郭鳳儀、郭榮鏗、許智峯、蒙兆達、劉祖廸、羅冠聰。每人懸紅一百萬港元(約四百萬新台幣)。針對上述犯罪分子，《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有權力對涉案人士資產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會針對相關財產作必要措施，果斷截斷其資金鏈，防止制止危害國家安全活動。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處會繼續鍥而不捨，追查上述八人在香港或海外的聯繫人、同黨、幕後金主身分及資金來源等，調查是否有其他參與、從事、協助、教唆、資助煽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罪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必然會徹查到底。[1]
然後於七月五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4名前「香港眾志」骨幹成員，包括前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及成員李啟靖、鍾展翹和廖偉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再於七月六日，於在香港國際機場拘捕一名準備離境的24歲香港男子，消息指他為前香港眾志常委朱恩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表示，七月五日拘捕的4名人士，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八月上旬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報到。另外，於七月六日被捕的24歲男子，也被扣留調查。[2]
涉案各被捕人被指涉嫌透過一間顧問公司，於幕後營運「懲罰Mee」社交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賺取資金支援被國安處通緝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香港報章《香港01》記者也在七月七日在網上搜尋，發現「懲罰Mee」的facebook(臉書)和Instagram專頁，以及Google Play Store上的應用程式均已下架，而蘋果App Store上的下載連結則只一直顯示「正在連接」。只見一個小小的手機應用程式，以及社交媒體上的專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竟然要先以《香港國安法》全球通緝八人，全球通緝可謂根本不可能，其後續或實際部署，其實是打擊連繫著整個香港「黃色經濟圈」的「懲罰Mee」，企圖瓦解整個香港「黃色經濟圈」。到底香港「黃色經濟圈」有多大的威力，為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要花費這麼大的氣力，以及運用《香港國安法》對香港「黃色經濟圈」進行打壓呢？在了解香港「黃色經濟圈」其背後的意義前，先進行香港「黃色經濟圈」到底如何在香港形成，在談香港「黃色經濟圈」的形成，先要說黃絲帶在香港的出現。
黃絲帶代表著什麼？
在說出黃絲帶如何在香港出現之前，讓大家先了解黃絲帶到底代表著什麼的意義呢？黃絲帶是何時在世界上開始代表其背後的意義呢？首先，黃絲帶其實代表著自由歸來的意思，它這個自由歸來的意思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正值越戰時期，美國專欄作家彼特．漢米爾（Pete Hamill），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美國《紐約郵報》中，刊出了一篇名為《回家》(Going Home)有關黃絲帶的故事開始說起，該篇故事的內容如下：
「一個因倒閉破產而坐牢的丈夫，在他即將服刑期滿返家的前夕，擔心遠在喬治亞家鄉的妻子無法接受他，寫了一封信告訴妻子，如果還願意再一次接納他，請妻子在他出獄回家的那天，在家的大門前那棵老橡樹上，繫上一條黃絲帶。如果他回家時沒有看到黃絲帶，他會默默離開。
出獄當天，他坐上巴士，心裡忐忑不安。當巴士快開到家鄉小鎮時，他把自己的事告訴司機，以及同車一群要去佛羅里達海邊戲水的大學生，拜託他們幫他看橡樹上有沒有黃絲帶，因為他近鄉情怯，緊張到沒有勇氣張開眼睛看，巴士穩穩向前開，車上突然爆出一陣歡呼聲，學生叫他快來看，他緩緩張開雙眼，熱淚泉湧而出，他看到老橡樹上有上百條黃絲帶在空中飛舞！」
該篇故事的內文翻譯如下：
「從紐約開往佛羅里達州的灰狗巴士上，六個大學生興奮地聊天，能夠遠離陰冷的紐約春天，前往佛州羅德戴堡的金色沙灘過春假，真叫人開心！除了他們六個人，車上還有一個乘客叫Vingo。Vingo一路上坐著發呆，飽經風霜的臉看不出他真正的年紀，棕色衣服嫌大了些，指頭泛黃看來煙癮不小，嘴唇緊抿著一聲不吭。巴士急駛到深夜才停靠一家餐廳，學生都下了車，Vingo卻仍然留在車上。他是正要回家的老兵呢？還是船員？學生都很好奇。
第二天巴士繼續往南行駛，一位女學生和Vingo搭訕，Vingo才娓娓道出他的故事。他在紐約監獄服刑四年，剛入獄時他就寫信告訴太太：如果她無法承受這一切，就忘了他、另外改嫁，也不要寫信來。『三年半過去了，音信全無。上個星期，我獲得假釋，就寫信給太太。在我們住的小鎮外，有一棵大橡樹，如果妳仍然接納我，就在樹上繫上一條黃色手帕，我就會下車回家；如果沒有看到手帕，我就不下車。』
巴士愈來愈接近小鎮，學生張大眼睛瞪著車窗外，就快看到大橡樹了。Vingo閉上眼睛面無表情，做好心理準備來面對失望。只剩十哩、五哩了，巴士內安靜極了。突然之間，學生們都站了起來，尖聲大喊，手舞足蹈，勝利地歡呼。Vingo還坐著，茫然地望著老橡樹。整棵樹上都是黃色手帕，二十條、三十條，還是幾百條，橡樹好像一面大旗迎風招展地迎接他。年輕人興奮地又叫又喊，Vingo慢慢站起身來，他不再像個老囚犯，而是很有自信地走向車門，準備下車回家。」[3]
黃絲帶的傳統起源於十九世紀，美國有些軍人的妻子會在頭髮上綁黃絲帶，作為想念在軍中先生的象徵。而這個故事是漢米爾聽來的。
故事刊登後，於美國產生的迴響很大，並且出現了一首《老橡樹上的黃絲帶》（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e Oak Tree）的流行曲，這是由李文（Irwin Levine）與布朗（Russell Brown）的創作。專輯上市才三周就賣出了三百萬張唱片。美國音樂廣播協會統計，光是在收音機就播了三百萬次，相等於整整十七年，持續不間斷地播放。從此「繫黃絲帶」就成了美國人希望遠方親人回家的象徵意義。[4]
歌詞中文翻譯：
「揮別了圍牆，回家路徬徨，
我想知道還有什麼屬於我，
當妳收到信後，知道我將重獲自由，
如果妳還歡迎我回家，妳知道怎麼做的，
如果妳還接納我……
噢！在老橡樹繫條黃絲帶，
漫漫三年已過，妳還會不會接納我？
如果沒看到老橡樹的黃絲帶，
我會留在巴士上，忘掉一切，只怪自己。
如果我沒看到老橡樹的黃絲帶，
司機先生，請幫我瞧一瞧，
我害怕看到失望的景象……
我心陷入陰霾，唯有愛能開啟，
一條黃絲帶，就能讓我釋懷。
我寫了信請求她，
噢！在老橡樹繫條黃絲帶……
妳還會不會接納我？
如果沒看到老橡樹的黃絲帶，
我會隨巴士遠離，忘掉過去只怪自己，
如果我沒看到老橡樹的黃絲帶……
哇！全車響滿了歡呼聲，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橡樹上繫滿了上百條的黃絲帶，
我要回家了，
在老橡樹上繫條黃絲帶，在老橡樹上繫條黃絲帶……」
故此，黃絲帶在美國便代表著等待家人歸來的意思。到底黃絲帶何時在香港出現？又跟美國代表著等待家人歸來的意思有何關係呢？下文將繼續向大家導出黃絲帶在香港出現的來龍去脈。
由資深傳媒人程翔被監禁說起
資深傳媒人程翔[5]於2005年被中國大陸當局以間諜罪扣押及判監，2005年8月5日，中國新華社[6]發布消息稱程翔「因涉嫌間諜罪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依法逮捕」。新華社稱：
「2000年初，程翔被「台灣國家安全局」間諜策反並賦予間諜化名『陳元春』。自2000年初至2005年3月，程翔按照台灣『國家安全局』的指示，在香港和內地建立了多條搜集情報的渠道，採用金錢收買等方式搜集了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等多方面大量情報，其中包括絕密、秘密級內容。程將上述情報轉報給台灣間諜情報機關，對國家安全產生了危害。為此，台灣間諜情報機關先後發給程翔間諜經費數百萬港元。」[7]
中國官方軍事雜誌指「程翔沒好好聽我的話」
中國官方軍事雜誌《艦船知識》曾於2004年連續刊登11篇實施核打擊並實施登陸的相關論文(對象可能是台灣)。該刊網絡版主編宋曉軍因此事遭程翔多次責問，並撰文《我們說過對台灣使用核武器了嗎》記敘此事。文中對程翔被捕一事，評價為「（程翔）沒好好聽我的話」，即未認真學習在中國從事傳媒業的行為準則，以致犯禁遭囚。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合議庭受理案件，並在2006年8月15日早上9點半開審，下午4時半結束審結，並排期宣判；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立法顧問何培華與另一位律師作為代表律師；庭上程本人有發言並對自己辯護。由於案件涉及「國家機密」，以法庭面積太小為由不公開審訊，也不允傳媒旁聽但允許家屬旁聽；2006年8月16日早上在原法庭對陸建華開審。
程翔於2006年8月31日早上9時在原法庭被判入獄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沒收個人財產三十萬元人民幣。法院指稱，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間，程翔與中華民國間諜組織某基金會代理人薛某和戴某，按其佈置的任務，以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將他人從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涉及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有關文字材料提供給對方，並以化名獲取酬金港幣三十萬元，其行為已構成間諜罪。但程翔主動交代事實，並交出筆記本電腦證據，視作自首，獲減刑。（根據龍緯汶透露，某基金會是指中華歐亞基金會，而代理人薛某和戴某應是薛宏義及戴東清，而兩人均已離職。）
李慧玲發起「聲音黃絲帶」行動
2006年2月開始，香港商業電台《左右大局》主持李慧玲發起「聲音黃絲帶」行動，希望程翔早日釋放，重見光明。每日節目都為程翔計算被扣留日子：「今日，是程翔被內地關押第x日」，及邀請各界人士為程翔背書，包括民建聯蔡素玉。「聲音黃絲帶」堅持至2008年程翔獲得假釋為止，是電台歷史上最長久的節目環節，此環節更獲頒第13屆「2008年度人權新聞獎」電台節目中文作品大獎。
程翔被監禁，李慧玲透過「聲音黃絲帶」行動，籍「黃絲帶」在上文提及美國人盼望家人早日回家歸來的意義，同樣盼望程翔能早日回家歸來到香港，自此「黃絲帶」便帶到香港。「黃絲帶」後來又在香港產生了怎樣的文化意義改變呢？以下將為大家講述這個「黃絲帶」是經歷了什麼事情，而在香港產生了新的文化意義。
中共人大的〈八三一決定〉與「黃絲帶」
「黃絲帶」在香港的文化意義轉變，必須提及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2016至2017年政治制度改革作出決議的〈八三一決定〉(或稱〈八三一框架〉，中共於2014年8月31日宣佈，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辦法不得修改；與此同時，還包括以下三項被稱為「落三閘」：
一、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不允許「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提名程序，只有提名委員會，而人數、組成和委員的產生辦法，依舊按照現行由1200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辦法；
二、並把特首參選人取得原有選委會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大幅提高至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才能出閘選特首；
三、限制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
此舉激發支持民主派的市民強烈不滿，民主派指香港民主進程踏入黑暗時期。2014年8月3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於晚上7時，在香港政府總部添馬公園附近發起集會。時任香港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在集會上台發言表示：「星期一(9月1日)將會發起"還政於民、落實普選"黃絲帶行動，在香港各區設立街站，向市民派發黃絲帶，呼籲市民在衣服上佩帶黃絲帶，鮮明地表達爭取香港有真普選的立場。楊政賢表示，以鮮明的黃色象徵光明與希望，決心以落實真民主為香港帶來希望。」
這就是2014年9月1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還政於民，落實普選」黃絲帶行動，市民戴上黃絲帶，即代表堅持爭取「真普選」，即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平實踐「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提名權」的選舉方式的決心。
此行動獲得香港民主派議員、香港泛民政黨[8]、學生組織及支持民主的市民響應，更成為2014年香港學界大罷課、之後「和平佔中」、「雨傘革命」的象徵之一。自此，「黃絲帶」在香港便代表著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者。及後於2014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週年國慶日，香港學民思潮成員到金紫荊廣場國慶日升旗儀式現場抗議。20名學民思潮成員與約10名市民成功進入公眾觀禮區，升旗期間背對國旗，並以以雙手做出交叉手勢默站，表示訴求。學民思潮以往都未能進入升旗禮會場，故黃之鋒指今年成功進場，是因為市民佔領行動對政府構成壓力。在會場外圍，有過千名示威者聚集。梁振英到達後，示威人士不斷高呼「689」[9]、「我要真普選」等口號；梁國雄和四五行動成員亦到廣場外抗議，高呼「我有權普選、毋須共產黨批准」等口號。時任香港南區區議員司馬文[10]襟前貼上黃絲帶，並在酒會會場上打開黃色雨傘，希望將外面示威者的聲音帶進會場。
「反修例運動」衍生「黃色經濟圈」
於大約五年後，香港於2019年出現「反修例運動」開始，「黃」、「黃絲」等字眼再度被廣泛應用於香港社會，期實早於2014年「兩傘革命」期間，曾有撐小店行動，支持佔領區內受影響的店家，亦有杯葛電視台和「藍絲」藝人等風潮，但風潮在當年隨著政治爭議降溫而未有延續。
2019年6月，在反修例運動開始初期已有網民開始討論食店政治立場，將6月12日有否罷市、店舖電視是否有播放親中共影片及旗下員工言論等看成消費的一部分，又開始撤銷中資銀行戶口、杯葛中資股等。同月，網店「士多」創辦人之一的凌俊傑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支持政府修例後，該店被納入「藍店」，網民發起罷買行動抵制。7月11日，「抵制tvb行動」專頁成立，7月下旬，LIHKG討論區出現抵制「藍店」時應同時支持「黃店」的討論，「撐黃罷藍」現象開始陸續出現，當中又以餐飲業最為明顯，例如部分曾為遊行人士提供免費飲食即被標籤為「黃店」[26]。8月的首場三罷行動後，有網民開發「WhatsGap」地圖軟體，將曾支持三罷行動或反修例運動的食肆標籤為「黃店」，幫助「黃店」吸引「黃」顧客，後來亦有網民開發「良心guide」網站標記二千多家各行各業的「黃店」，回饋在經濟不景下仍不計成本支持反修例活動的店舖，除此之外也出現「黃色」的士社交群組。
在店內，有些「黃店」會設置連儂牆，也有「黃店」在單據上印上示威標語；而「藍店」方面則有食店貼出「警隊加油」等標語。
2020年7月初，由於《港區國安法》在6月尾實施，有筲箕灣「黃店」被警員指店內文宣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需作清理，亦有店鋪如龍門冰室宣佈退出黃色經濟圈。有店鋪剩下空白便利貼，成為「空白連儂牆」，稱明白者自然會明白，一間尖沙咀的店鋪則改文宣為「七一建黨日 永遠跟著黨走」、「你已進入中國香港區域，請自覺規范您的行為」等。
「黃色經濟圈」的身份經濟學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rthur Akerlof）及雷切爾·克蘭頓(Rachel Clanton)發表〈經濟與身份〉一文，提出身分經濟學(identity Economics)。該理論認為，消費行為能夠反映個人身分認同，透過光顧商店獲得身份認同的滿足感，便能創造出個人效用函數上的經濟上的貢獻。「黃絲」透過在「黃店」消費便是對香港政治上的個人身份認同的一種消費行為的反映，從而令他們從中獲得身分認同的滿足感。
「黃色經濟圈」亦催生出不同的「黃色消費活動」，如下：
- 黃店推廣活動
2019年8月5日三罷行動後，有反修例運動支持者建立行動電話應用程式，按食肆有否參與罷工或是否反共判斷其是否符合「黃店」標準，例如米豬連飲食指南會向食肆派發貼紙，以便食客辨識「黃店」，亦有網站上用黃色標記支持運動的「愛港商戶」，並用藍色標記「親共商戶」，令市民可以選擇光顧價值觀相近之店舖，一些自2014年雨傘革命已表態支持香港民主的店鋪則被稱為「金店」（意為黃到發光）。除了網絡宣傳外，有銀髮族團體發起名為「壯大黃色經濟圈」活動，於商場內張貼海報和派發列出黃色經濟圈商戶名單的宣傳品。
- 感謝日、爆買日
- 和你宵
- 五一黃金週
- 「黃店」互助
- 黃色電影圈
- Yellopen Rice
- 壹碗壹碟
- La Tessa
2019年10月10日雙十節當日，有網民發起「全民黃店感謝日」，鼓勵到「黃店」消費，各區「黃店」出現人龍。同月26日，亦有網民發起「爆買黃店日」活動，呼籲到全港十八區「黃店」消費購物，當日龍門冰室、饗車仔麵和番茄師兄等「黃店」門外均有支持者排隊光顧。
因應政府在2020年取消香港年宵市場乾貨攤位，有網民在2019年11月起開始計畫在農曆新年期間於香港多區舉辦「和你宵」，呼籲杯葛政府舉辦的年宵市場，同時希望透過參與私人自辦的年宵市場讓「黃店」得而宣傳產品或服務，同時為經濟困難或需要工作機會的運動支持者，擴大黃色經濟圈影響力。然而，香港政府拒絕批出場地供部分「和你宵」活動使用，令黃埔的「和你宵」活動被逼更改形式舉辦，而原定在葵涌邨平台舉行的「和你宵」也被民建聯成員組成的「議會監察」稱宣傳海報展示「連豬」，被房屋署要求取消活動。年三十晚，政府在維園舉辦的年宵市場人流較往年疏落，氣氛冷清，而茘枝角其中一個市民自發舉辦的年宵市場則較熱鬧，有參與者表示希望支持黃色經濟圈。
由於五一黃金週的「五一」與運動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謀而合，而「黃金週」的「黃」又和「黃店」吻合，故有團體發起在2020年五一黃金週期間「懲罰」（即光顧）黃店的「五一黃金週」活動。五一黃金週期間，「香城Online」、「香港良心guide」、民間記者會等團體聯合發起黃金週支援黃店計劃，連續一星期透過購物支持黃色經濟圈，也希望支援受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本地商家[59]，該計劃有超過2,300個商戶參與，參與人士超過四十萬。有「黃店」表示只要消費者在「五一黃金週」內高舉五一手勢，或叫出運動口號，便可獲得優惠折扣。
網絡群組「香城Online」曾號召於五月一日舉行「天馬行動」，該行動一度被以為是全港快閃突襲「勇武」行動，後來主辦單位公布行動唯一內容是「進攻黃店」，是推廣「五一黃金週」的消費活動，呼籲市民支持黃色經濟圈。
2021年5月1日起，黃色經濟圈展開一連9日的「五一懲罰祭」，「Mee 懲罰師」團隊開發的黃店App「懲罰 Mee」下載排名位居榜首位置。
香港新界元朗水門雞飯曾在2019年10月為挽救相鄰同為「黃店」的清玉臺式飲品，自己停售飲品，顧客持水門雞飯單據可於清玉以九折買飲品。及後，香港各區均有「黃店」合辦推廣活動，如在2020年1月有組織聯合中西區30間「黃店」推出印花優惠，顧客在不同店舖消費滿某金額可免費獲飲品或小食，以分散人流，及後該區「黃店」也推出折扣券平台「山下黃舍」；大埔區亦有21間「黃店」在同年4月合同推出儲印仔活動，只要集齊印章即可換領禮品，而限量VIP卡持有者將來也可於「黃店」享有優惠；時任觀塘區議員李嘉達則在同月表示正籌備以觀塘區為試點的「印仔卡」制度，鼓勵消費者支持不同「黃店」，「分散投資」；旺角則有「黃店」商戶組成聯盟，派發優惠卡供顧客在聯盟成員商戶消費時使用。
除區內合作活動外，外賣平台「香港街」自2019年10月起邀請香港各區「黃店」加盟，成為小店資源調配平台，並計劃與香港另外十個「黃店」外賣組織合作。而「光時」和「重光號」等網購平台先後在2019年6月和11月成立，前者曾推出「黃店合作計劃」，讓「黃店」成為供應商，後者則曾發起「一人一黃店challenge」，呼籲大家在社交平台上介紹各行各業的「黃店」。曾經義載的電召客貨車物流平台CALL4VAN就與各區黃店合作，成為其外賣夥伴。
台灣政治電影《返校》在香港只能於11間戲院上映，宣傳亦非常低調。但有「黃色經濟圈」網民呼籲大家支持《返校》，結果《返校》最後香港票房有1161萬港元，成績不俗。
《孤城淚》導演Ladj Ly曾公開聲援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後來影片在香港上映時，「黃色經濟圈」呼籲大家支持，結果《孤城淚》香港入場人次接近6萬，打破自2013年以來的法語電影香港入場人次紀錄，亦以360萬港元的票房成為香港史上票房第六高的法語電影。
《十年》導演周冠威執導電影《幻愛》香港開畫首日票房慘淡，「黃色經濟圈」立即發起行動， 呼籲大家支持《幻愛》。結果《幻愛》的香港票房達1529萬港元並獲得盈利，更成為2020年全年最高香港票房的十大電影之一， 對「黃色經濟圈」打下強心針。「藍絲」亦注意到《幻愛》的香港票房佳績，誓言要令親共電影《時代》的票房大勝《幻愛》。最終《時代》因為質素極低，連找戲院上映也有困難。
為免外界只光顧知名「黃店」，杜汶澤喱騷自2020年1月起製作《Yellopenrice》，發掘較鮮為人知且急需支援的小店。《Yellopenrice》播出後備受歡迎，當中介紹的店舖在節目播出後往往立即其門如市，一解燃眉之急。
「黃色經濟圈」遭受打壓
雖然「黃色經濟圈」確實產生經濟成立建立了透過消費行為，建立「黃絲」的政治身份認同的同時，支撐及建構「黃色經濟圈」，然而正如文初所說，作為「黃色經濟圈」其中一員的「懲罰Mee」，遭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打壓。這種來自政權的打壓其實一直存在著，以下便是其中的例子。
2020年7月2日，即《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翌日，公民黨成員林瑞華在社交專頁發文，指位於筲箕灣東大街的壹碗壹碟在當日早上10時許，被4名軍裝警員以接獲有人張貼違反國安法的物品為由到場，對他們說店舖在開始營業前是私人地方，但開門營業後則是公眾地方，更警告店方若再被第三者報案，警方會作出檢控。 而警方在店舖拍照後就離開，對於店舖違反國安法哪一項條目，警方則沒有交代。事後，有關店舖在社交專頁發文指要休業至另行通知為止。對於有關事件，林質疑港府利用國安法打擊黃色經濟圈，打壓香港營商自由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2020年8月14日，位於深水埗的餐廳La Tessa在社交網站發帖，指餐廳於十日前的深夜，曾被5名軍裝警員在沒有手令下，以其保安措施不足而為其把守藉口，肆意在餐廳將文件逐份翻看，而且還將店鋪中的櫃桶和收銀機逐個搜索和查看，而有關行為至店中一名廚師兼股東聽到樓下有雜聲才發覺。有關行為被發現後，警員便以「幫手看門口」作辯解，更加曾說「黃店好好生意唔憂做啦」。對於有關行為，店主葉先生質疑警方入內調查的說法是「講大話」，認為因該店是「黃店」及聘請不少「手足」而遭警方惡意針對，亦指已把閉路電視片段交由律師跟進。但是警方在其後回應中卻指有關行為只是防止有罪案的巡邏行動，更反指人「指鹿為馬」寃枉警員煽動仇警情緒。
「黃色經濟圈」何去何從？
「黃色經濟圈」面對香港政權的政治打壓，如何自處及維持，相信是未來長期面對的一個問題，本人深信香港人的一句說話「在心中」，「黃店地圖」早已烙印在大家的心中。與此同時，正如前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曾經提及：
「黃色經濟圈本應是體現民眾理想生活願景，是一個組織、分配資源的網絡和制度，在營運模式、生產過程、物資供應、及消費社群等等範疇秉持及體現尊重人權的「黃色精神」，而這個經濟網絡亦要有制度確保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即卡爾·波蘭尼(Karl Paul Polanyi)所指的「不順從一般信念習慣的權利」（rights to non-conformity）。許氏認為，「公義」價值的經濟模式已逐漸成為全球趨勢，如出現不少良心跨國企業
註釋:
[1]警方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海外8人|現代電視https://hk.news.yahoo.com/%E8%AD%A6%E6%96%B9%E5%9C%8B%E5%AE%89%E8%99%95%E6%87%B8%E7%B4%85100%E8%90%AC%E9%80%9A%E7%B7%9D%E6%B5%B7%E5%A4%968%E4%BA%BA-025200221.html
[2]涉營運懲罰Mee被捕5人 4人保釋1人扣查 應用程式、FB、IG疑停運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91688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3]文學作品賞析--Going Home回家蔡慧琿| 人間福報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24164
[4]在老橡樹繫條黃絲帶郝廣材| 人間福報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81882
[5]程翔生於廣東潮州，香港記者。聖保羅書院校友，香港大學畢業後，1974年加入親中報章《文匯報》，曾任駐北京記者站主任、副總編輯。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2009年退休。
[6]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國家通訊社（另有中國新聞社），新華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時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正部級直屬事業單位，其發布的一些內部規範也在中國新聞界有主導作用。新華社還提供實時文字新聞、經濟訊息、新聞圖片圖表等服務。
新華社在世界各地有一百多個分社，在中國大陸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軍隊都設有分社，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還設有支社。新華社是中文媒體的主要新聞來源之一，同時使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和日文發稿。
[7]據程翔本人說法，他是因為追查2004年簽定的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並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承認不平等條約而入罪。
[8]民主派（英語：Pro-democracy camp），又稱泛民主派（Pan-democracy camp），簡稱泛民、泛民派，是香港的政治派系之一，屬於非建制派，大體上主張自由主義，與香港保守主義相對。民主派支持香港全面推行普遍選舉，並且對於中國人權狀況常有所批判。有別於其他國家中反對黨或在野陣營民意不及執政黨的情況，民主派在立法局引入直選以來直至主權移交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一直以約五成五至六成普選票數力壓建制派。惟受制於非普選的功能組別議席，民主派至今仍未能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除了1995年外）。民主派支持者主要來自藍領階級、中產階層、私人樓宇住戶、具高等教育學歷背景知識份子以及專業人士。
民主派支持並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但內部可根據抗爭方式、路線，以及社會與經濟立場上的不同，分為多個黨派及團體。當中包括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自決派、親中華民國派，以及與民主派主張相近的本土派，加上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方面在政治光譜擴闊底下的變化，透過妥協、談判、對抗等不同路線分裂而成。
建制派及親共媒體和部分海外媒體一般將其貶稱為「反對派」、「泛暴派」[12]、「攬炒派」或「亂港派」，在提及民主派政黨的時候則會加上引號。
[9]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獲得689票當選特首，其後反對人士常以「689」諷刺梁振英在「小圈子選舉」中當選。
[10]司馬文是荷蘭人，在香港居住多年，是公民社會活躍人士、曾任香港南區區議員，常就規劃和城市設計等議題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