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上週發生的校園殺人事件，網路與輿論一片要求死刑的聲音，但是卻忽略了對於被害人家屬補救措施的討論，也凸顯這些正義感的淺薄與廉價，本文之前已經刊登過，段宜康委員針對被害人的保護與補償提出建議，在一片喊死的聲音中，希望大家將焦點放在被害者補償，這是更長遠的工作，不是大家爽爽地喊處死加害者，然後就洗洗睡了。
在蘇案三人歷經二十一年的纏訟終告無罪定讞的同時，另一個場景，卻是被害人的遺孤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被害人的人權，蕩然無存；加害人的人權，姦淫司法！」但在宣判被刑求逼供的蘇建和三人「無罪」的同時，我們不禁納悶，到底這件案子中，誰才是加害人？而被害人的人權在哪裡？被害人還能去恨誰？
長期以來，台灣的司法制度注重在加害者的刑責與矯正，對於被害者卻鮮有關注。台灣在1998年5月27日制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簡稱《犯保法》），其中第一條載明，「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儘管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晚了歐美國家二、三十年，但也讓犯罪被害人處境受到更多的關注、讓被害人社群關係的復歸成為政策重點，進而開啟「修復式正義」的可能。
壹、保護管道資訊不足 被害人無從得知
我在上會期接到一位剛滿十八歲的少年遭受性侵的陳情案件，在這案件中，他沒有得到任何的保護，或法律及醫療協助。即便是加害者已經被判有罪，但被害者卻在日後的社群關係中產生更大的障礙。到底被害者的人權在哪裡？他如何能從原本的生活中復歸呢？國家機器作為壟斷社會安全維護者的責任在哪裡？從這個案中，曝露出《犯保法》的落實仍有很大的差距。
《犯保法》歷經四次修正，保護措施主要是分作「犯罪被害人補償金」，以及設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生理、心理治療、生活重建等協助。2009年將補償及保護對象擴及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實務上，由於被害者突逢重大變故，或多為社經弱勢，對於政府保護措施不清楚，也不知如何求助，錯失該法保護的管道，而失去社會支持的被害者，很可能就此陷入困境，難以復歸。舉例而言，2009年納入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後，2010年申請性侵害補償金件數僅287件，然而根據「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保護資料庫系統」統計，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人數高達9320人，雖未必每件都符合申請條件或有補償之需求，但申請補償金僅達3%之比例亦過於懸殊。
2010年地方法院檢察署犯罪被害補償事件收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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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件數 |
終結件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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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
遺屬補償金 |
重傷補償金 |
性侵害補償金 |
決定補償 |
駁回 |
撤回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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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屬補償金 |
重傷補償金 |
性侵害補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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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
399 |
167 |
287 |
269 |
45 |
120 |
352 |
131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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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
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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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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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之因，係通報該項權益的管道並不暢通。有關「犯罪被害人補償金」的申請，為周延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務部高等法院檢察署發文各地檢察署指示，「督促所屬檢察官於案件偵查或起訴時，遇有因犯罪行為受重傷而符合補償條件者，告知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相關訊息或提供單張簡介供參。」然而，在申請補償的實務上，卻可能因主客觀因素，反讓成效不彰。
貳、被害事實未定 難以先行代位求償
犯罪被害人補償金是國家代位求償制度，即由國家先行補償，再依照《犯保法》第12條向加害者求償，目的在於被害人在遭逢重大事故時，雖能以民事訴訟向加害人求取損害賠償，然而求償程序不僅曠日廢時，又使被害人必須再次面對加害人，反而對被害人造成傷害。又或加害者不明或逃匿、或無賠償能力、或遭受監禁無法取得勞動所得，更導致被害者無法得到應有的賠償。因此，國家先行補償，才能使被害人即時得到救助，早日復歸原本的社會關係。
然而，在這樣的補償制度下，地檢署恐因被害案件尚於偵查中，尚未確認被害事實（重傷認知不同），或因撤案、或雙方取得和解，而難以先行補償或主動告知相關權益。又根據《犯保法》第17條，「審議委員會對於補償申請之決定，應參酌司法機關調查所得資料，自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為之。」然而，在實務上，若進入偵查之案件尚未在三個月內偵查終結，反讓審議委員會難以作出是否補償之決定。
其次，根據《犯保法》第16條，「被害補償金申請，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二年或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五年者，不得為之。」然而，犯罪被害人在遭逢變故時，未有餘力申請相關補償，待有餘時，恐已逾二年之時效，讓被害人無法得到應有的補償。再次，過去檢察在函送起訴書時，是以掛號方式寄送給起訴人。但對於被害人，僅將起訴書連同補償申請書以平信方式合併寄送，致無法確認被害人有否收到，或因被害人通訊地址與戶籍不同而使權益受損。
參、加害者求償率低 致使呆帳過多
根據《犯保法》第12條，「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然而，據法務部保護司表示，求償成功率僅達12%，致使呆帳過多。審計部、監察院也多次提出糾正或詢問追收情形。但是加害者沒有財產或逃匿不明，或其家屬脫產或拋棄繼承都有可能追討不回來。即便是加害人於監禁時有工作所得，但仍是難以償還全部，又或是出獄後償還，卻也恐不利於其更生。還有另一種情形是，地檢署補償審議委員會決定補償被害人家屬的金額，比地檢署行使求償權後，法院確定判決應補償的金額還高，中間的差額也無法追討。這樣的結果，亦可能導致地檢署在審議補償金時有所躊躕。
其次，在發給被害者補償金時，依《犯保法》第11、13條，若與其他社會保險重覆需減除，或被害人與加害人達成損害賠償和解時，地檢署以行政處分要求被害者返還補償金，其比率亦不高。因此，要徹底解決這樣的問題，唯有重新檢討「補償金」之定位及制度，從長修法，才不致於在補償或求償程序中浪費過多的司法資源。
肆、犯罪被害人保護措施不足
《犯保法》除提供犯罪被害人補償金外，另一項保護措施在於提供生理、心理醫療等協助。根據《犯保法》第29條，「為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生活，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第30條，「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應辦理下列業務：一、緊急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四、調查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五、安全保護之協助。六、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之協助。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八、其他之協助。」
同樣的，在我接獲陳情的案例中，「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簡稱「犯保協會」）直到我在立法院提出質詢見報後，才介入協助，但距犯罪行為發生時，已超過兩年，錯失及早提供保護措施的時機。一般而言，「犯保協會」獲知被害者的管道如下：一、地檢署告知；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等責任通報人員如醫事人員、社工人員、警察人員等轉知，三、新聞媒體得知，四、當事人主動申請。因此，未有完善及強制的通報機制，反更易於產生漏網之魚，讓立意良好的《犯保法》淪為空殼。
目前，「犯保協會」擁有21個分會，分會設委員會及常設委員會，置委員9至15人及常務委員5人，由「犯保協會」聘請有關機關團體主管人員、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或熱心公益人士擔任，均為無給職。另設榮譽主委、主委等，總計各分會專任人員有39人、兼任人員105人、志工811人等。但是這樣具民間性質層級及資源的保護機構，是否能符合被害人的需要在上一期的盧映潔教授的文章中已有探討，此處就不再贅述。但唯有落實保護措施，才有可能真正讓被害人從原有的社會關係復歸。
伍、從被害人復歸走向「修復式正義」
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家屬能依《犯保法》得到應有之補償及保護，我在這會期司法法制委員會上已提出修法，將被害人通報機制入法，使被害人不致於成為無辜、無助的被害者，獨自承擔社會安全的風險。另外，亦有多位立委就今年年初我國女學生在日本遇害，提出修法增列「扶助金」，並提供相關的保護措施，及被害人隱私權的規範等，讓原本僅以國家代位求償的制度延伸，讓被害人及其家屬能早日復歸原本的社群關係。
在被害人權益上，也有立委提出「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讓被害人參與訴訟、檢閱卷宗、筆錄等，捍衛參與訴訟的權益，伸張被害人的正義，而不只是訴訟案件中的旁觀者。凡此種種，皆是我國司法制度從過去強調加害人刑責之「報復式正義」走向「修復式正義」、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的重要方向，也是讓被害人的處境及聲音更加被重視，並且展開與社會對話的契機。
執行死刑或罪刑，不一定帶來正義；但若不推動和解及修復，則永遠得不到正義。
我們期待，台灣的司法制度，能在加害者的更生及被害者的復歸基礎上，得到正義的衡平。於此，被害人也就不需要去恨誰了。
作者段宜康為立法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