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六點！！可以先到的先到 晚下班的馬上趕過來！
什麼活動娛樂不緊急都不要做了！！！！
臺北市公園路15號 捷運台北車站8號出口！！！」
這段話對年輕族群應該很眼熟，似乎是隨處可見的「揪團文」，但這是不久前才發生的，103年4月11日上午近9點，在台灣最大的電子佈告欄PTT的FuMouDiscuss版上，一則同時傳達了憤怒、前因後果的闡述、時間地點的號召文。這則連同標點符號總數1,225字的文章，卻號召了超過1,225人從螢幕前走向台北市中正一分局。
這是街頭運動與網路結合後所發展出的新型態動員方式：無組織動員。
4月11日包圍中正一分局的號召，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動員上千人，也是前一天太陽花學運收尾、公投護台灣聯盟強制由立院廣場撤離、甚至當天中正一分局的新聞稿做出「對於日後所申請之集會不予許可」的聲明，導致頗具規模的聚眾。號召文中明確寫出理由，當天晚上的訴求也多是針對路權與違憲宣告，然而除了失言風波以外，媒體所呈現的卻全然是有組織的私怨聚眾1，也導致輿論對這個聚眾行動多數不諒解。
壹、 主流之外的聲音
前言所述之行動與報導，只是媒體「剪接藝術」與片面解讀造成曲解的其中一個例子，然而當前台灣的媒體報導中，相似情況者不在少數，甚至可說是普遍。2同時，傳統媒體做為台灣媒體的主流，自新聞自由導致市場化，以及受網路普及造成網路媒體興起的衝擊，「收視率」對媒體的影響程度加大；輔以壹傳媒加入台灣媒體市場，受其大膽的作風致使躍升平面媒體銷售之首的刺激，各家媒體無不積極對報導加料，以吸引更多讀者；此際，社會運動多半受到主流媒體的忽視。近年來，社運組織試圖透過新媒體傳達訴求、還原現場狀況給非現場參與者見聞，以免詮釋權全然掌握於傳統媒體，並提高活動的曝光度，尋求輿論支持。
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尹始，在媒體的選擇性報導或詮釋之外，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架設起Blog、網路直播，將運動現場的狀況直接呈現於網路平台。這樣的資訊提供方式，對曲解式的報導有部分助益，例如當時有名薛香川「你是人嗎」事件。「學生說秘書長不是人」3聽起來聳動，新聞一出，引發一片「教育失敗」、「學生不理性」的罵聲。然而若還原現場，可以發現發言學生的論述相當完整，甚至薛香川更讚該問題問得好──後者所述都不是媒體要的畫面4。這也許不是年輕世代第一次見識媒體的剪接能力，但可能是第一次讓這群年輕人正面面對資訊不對稱與剪接藝術下的不平等話語權，從而接續的街頭運動中，這群人首先思考的都是如何完整傳達訴求。
媒體與街頭運動型態的轉變
傳統媒體至今仍是台灣新聞的主流，其不報導或是立場鮮明，導致抗爭運動不被關注，甚至被誤解，是許多社運朋友常遇到的困境。
邁入21世紀以來，民眾對台灣媒體的信任度屢屢下滑，三年前瞿海源曾謂，在48個國家調查民眾對電視的信任，台灣是其中信任度最低的；前年林聰吉的調查則顯示，僅有莫約一成的民眾信任媒體。5另一個不同的觀察，則是2013年潤利艾克曼網站做出的「受訪者媒體接觸來源與信賴度」，以電視為主要消息來源者達69.27%，其次為網路媒體43.64%，其中對電視的信任度最高，達47.73%。這與前述研究幾乎是相反的結果，意味台灣的電視信任度不僅不低，甚至是大多民眾資訊取得的結果。
誠然，所有的調查都有抽樣、分析方法、詮釋的差距，潤利艾克曼網調查結果顯示，「電視」於2012年至2013年間為六至七成民眾主要消息來源。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電視做為提供國人訊息的管道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即便常被視為製造偏見，傳統媒體對著重於理念傳達的社會運動而言，仍是需要爭取的對象。
猶記2007年管中祥那篇〈媒體對社會運動的陌生與輕視〉，而這篇文章闡述的現象，迄今未曾改變──媒體對學生參與社運的錯誤報導、忽視理性論述、加強衝突面的報導、暗示學生的無主體性與判斷力。這是「415挺樂生大遊行」的錯誤報導事件之後，管中祥對社運與媒體的反思，倘若「媒體對社運陌生、忽視，將難以促成民主的對話與討論」，而社運改革與媒體改革的必要教程，是街頭教室：親臨現場體驗與感受各種面向與主張。這幾年確實有許多街頭教室、移動民主教室的嘗試，例如2011年的「秋冬移動教室民主講堂」，2014年的「228翻轉教室街頭公民課」，以及3月太陽花學運的「街頭民主教室」。
網路世代與新媒體運用
除了與傳統媒體合作與促進親臨現場的街頭教室之外，運用新科技成了社運的發展趨向。1997年苦勞網的成立開了先河，是當前聚攏社運議題最大的電子媒體，近年來，網路世代所產生的新型態網路動員，對科技的運用更是得心應手，也使得傳統主流媒體的報導方式受到更多的質疑。
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的觀察也指出依賴媒體的轉變，源自於受網路薰陶的世代改變許多過往習慣。他稱1978年之後出生的人為「N世代」（Net Generation），並說這個世代的人深受網路薰陶，逗留在網路中社交、取得資訊的時間，遠較其看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來得長。在台灣，2009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顯示，主要網友的年齡層大約在12至34歲；而2013 年的調查則顯示了12至44歲的民眾，有九成五以上皆使用網路。以網路使用行為中，超過四成是用以取得資訊；這些善用新科技的年輕人當中，貢獻其科技長才者，協助社會運動挑戰傳統媒體的資訊壟斷視角。
誠然資訊過多也會衍伸其他問題，諸如假消息的辨識，以及了解文章背後的立場需要花費的時間成本增加，但是卻是打破消息壟斷的重要資訊提供者，也是主流媒體之外，人人可見、有心了解的人便能有管道取得的資訊交流場域。
太陽花學運更是將新媒體運用得淋漓盡致，如果過往的街頭運動對媒體採取抗議但配合的態度，這次的太陽花學運幾乎是向主流媒體下戰帖。魚夫在〈太陽花革命裡打敗傳媒的一場戰爭〉中樂觀表示，「318太陽花...一場由網路世代的年輕學子所發起的網路媒體戰是徹底超越了傳統媒體的思維與能耐，其實對許多學生來說，媒體妄圖偏頗的報導其實很難奏效，許多人得知訊息的管道其實是網路，媒介是手機等行動裝置，真相立即浮現，很難扭曲。」
貳、 傳統媒體與質疑
太陽花學運的開端，是為了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 3月17日在立法院外的「守護民主關鍵120小時」。國民黨委員張慶忠在委員會以半分鐘闖關後，行動隨之擴大，至3月18日佔領行政院之舉後方廣為人知，迄4月10日落幕。
3月18日，當時尚未命名為太陽花運動，媒體上看到藍綠立委的對壘，絲毫未見對運動的報導6。3月19日，多以「學生攻佔議場」為報導重點7。根據凱絡媒體的調查報告顯示，學運的話題高峰期在3月18日至3月25日，這與一般媒體觀察相符，亦即國人對重大事件的關注時間約5至7天，其後將顯疲乏。總的來說，受事件影響，媒體的收視率普遍成長，以年代電視台的96.32%為最，壹電視86.83次之。收視率下滑的電視台則落在TVBSN有18.84%、東森新聞7.75%、非凡新聞7.67%。
圖一、太陽花學運期間媒體收視率成長取自凱絡媒體專題報告：從318太陽花學運觀察媒體的變化與力量
同一則調查報告亦顯示，學運造成閱聽新聞增加之客群，以15-34歲男性漲幅最為明顯，整體來說，學運期間，電視新聞最高吸引到多達50%的年輕族群。
圖二、新聞閱聽客群成長（按年齡/性別分），圖例同圖一。取自凱絡媒體專題報告：從318太陽花學運觀察媒體的變化與力量
媒體扮演的資料供給角色愈重，對其中立的期待就愈深；然而媒體的「立場」對台灣人而言並非舊聞，縱然媒體自命中立報導，相關媒體所代表的立場，卻是常受揶揄的。太陽花學運期間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有趣評論，「要看警察打人就要看三立，要看學生丟石頭警察受傷就要看中天；支持服貿救經濟的要看TVBS，怕有服貿會亡國的要看民視」。在學運期間媒體的競相報導中，卻能清楚看見其中夾帶的立場與判斷，更時不時有「假新聞」傳出。
意圖引導判斷：曲解魏揚發言
3月23日轉戰行政院的行動，當天在現場指揮、被媒體封為「鷹派領袖」的魏揚，幾天後，被證實為安撫群眾情緒的鴿派；至於當天的鷹派之封號如何得來，可參考T台將魏揚的演說，在T台的畫面與螢幕字樣的差距。魏揚本人注意到這個差距後，4月12日在臉書上澄清，「一看新聞畫面，發現這篇新聞把我說『現在我們有機會深化台灣民主，但不一定要流血』，字幕打成『幹部一定要流血』...（約30秒處）」，並且附上當天現場民眾提供的影音檔案。
這樣的影音檔案屢次在Youtube上被迫下架，是否有刻意操弄之嫌是後話，在魏揚的例子中，他只是自嘲可能是咬字不清造成的誤解。T台接到相關通報後，處理方式並非道歉，而是再做一則新聞，讓「民眾」判斷到底是但不還是幹部，該則新聞說，「聽成『幹部』的，2位；認為是『但不』的，1位」，以此正當化其曲解。
公器公用？對外發聲一言堂
中央社的中文新聞上，因為有許多即時新聞，對支持、反對服貿的新聞相對平衡，然而立委指出，其英文網站Focus Taiwan，除330因遊行而佔有較多篇幅外，在3月28日、29日、31日，正反意見的新聞則數比例失衡，分別為10:1、18:2、10:3。中央社是我國對外新聞供稿的大站，在國際視聽上報導的比例失衡，有失公允。
尤有甚者，更傳出外交單位打壓學運、外媒收到台灣駐波蘭代表處的信函請求「撤稿」。波蘭記者沈漢娜（Hanna Shen）於臉書憤怒留言，其後並披露信件；她認為馬政府意圖監督、控制外媒的新聞自由。據悉該信件否認血腥鎮壓的說法，認為此行政院為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方式；外交部長林永樂否認請求撤稿，而是希望修正說法。
假新聞：郭台銘？張家祝？
學運未散前，因為曾放話郭台銘將赴立院與學生對話，隨即遭學生召開記者會澄清不會主動邀請郭赴立院；4/6網友披露一群基層媒體工作者意圖製造新聞的對話，包括壹電台、東森電視台、中天等記者，討論新聞標題「改一下」、希望不希望郭董來、怎樣的行為給學生難看、一言堂等發言，被保留影音與逐字檔紀錄。這事件其後如何發展，目前沒有下文，然而另一則明確造假的，卻是先前提到的中央社。
4月9日經濟部長張家祝赴交通大學參加服貿座談會時，會中突然要求中央社記者出來，張家祝解釋，「因為他已經發布，8點55他發的新聞，說部長回覆了很多Q&A，同學提了很多問題，部長一一解答。8點55！8點55的時候...我還在講！他已經發了新聞稿...說同學問了很多部長都一一解答，然後都沒有提我在這裡講的這些話，都沒有──我不存在這個新聞裡面。」
斷章取義與引導判斷：包圍中正一始末
聯合新聞網在4月12日刊登一則訪問柯文哲對411圍中正一群眾的意見，標題是〈柯文哲：不能因為民粹 就要官員下台〉，內文寫到「台北市長藍綠參選人一致力挺警方依法執法，柯文哲則呼籲台北市長郝龍斌『不能因為民粹讓方仰寧下台』」。此文一出引發熱烈討論，「難道柯P是變色龍？」云云的質疑，隨著媒體訪問的逐字稿被披露在PTT八卦版上，轉向對「聯合報做假新聞」的撻伐──逐字稿只見柯文哲屢屢追問「發生什麼事情」、「要講清楚我才能回答」，記者給出的前提是「學生仔被分局長嗆小孬孬，昨天去包圍分局」，得到柯文哲一句「也不是說被幾個學生去抗議就換分局長，這也不太對」。整段六分鐘的訪談，被歸結為一致挺警方執法的報導。
查「主流媒體」的報導方法，除了少數以「怒圍」「夜圍」中正一為標題的報導，將事情經過略提，其餘著重在鋪陳前述學生與分局長的恩怨。有趣的是，在同樣的資訊提供平台上，卻同時有相對完整的資訊提供，聯合新聞網的「一張圖看懂方仰寧事件始末」寫明時間始末與三大爭議，用語與提供之資訊都是相對貼近現場狀況的。
前述諸例無法窮盡這段時間傳統媒體的情狀，這些「造假」的新聞，咸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會予以處理，但是自律與新聞自由之間的衡量本就爭論不休，以國家機構處理，仍有其難處。事實上，「假新聞」、曲解、挖坑，實乃行之有年新聞手法；數年下來導致的問題，其嚴重程度促使2006年的NCC的成立，以及近幾年媒體的新聞倫理委員會以求媒體自律。103年4月2日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舉行第34次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聯席會議中，提出「『反服貿運動及318後的佔領立院行動』事件，媒體在報導上是否善盡真實平衡報導原則，考量公眾知的權利」為議程，顯示相關公會其實是意識到報導失衡的問題，而自覺有所討論。相關討論有多少能反映在其報導上，尚待觀察。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自律」「反省」，甚少顯現為「道歉」或「澄清」；前述的例子中，得以即時糾錯、平反，新媒體型態功不可沒。網路直播、網路平台如臉書、部落格、PTT的議題提供與討論、各個現場即時交換動態資訊並公告、場內的指揮運作也是即時提供消息。
參、 新舊媒體之爭與公民素養
自始至終，太陽花學運於議場內都有即時情況轉播上網，四個現場直播，活動時加開分流。雖然最初幾天因為使用3G、wifi的人數過多，造成網路串連狀況不佳，但技術問題在這場學運中總是相對容易克服。網友aelcenganda在3月22日的提醒，「重點是維持網路熱度，而不是絞盡腦汁產畫面給電視台拍」，也昭示了新舊媒體的戰爭。
目前看來新舊媒體的交會，效果堪稱正面。傳統媒體相應改變，以新科技的方式加入議題追逐，諸如加入直播的戰場，甚至試圖與閱聽眾互動：一方面與學運的參與者互動，不論是報導、澄清，或是如同「包圍中天」行動般，使媒體本身成為受報導的對象；另一方面，對運動方指控造假、偏見，也積極回應。誠然舊媒體在宣傳上維持「中立報導」、「新聞自由」的基調，卻在不同層次上受到挑戰。
整理學運中曾被運用的新媒體，包括透過iPad以Ustream直播、自己報新聞的「台大新聞E論壇」、Blog與臉書的聲明與論述、線上的文件諸如懶人包、法條對照等；其他非報導的科技運用還有無網狀態的通訊軟體FireChat、Google Drive與協作平台、g0v零時政府的資訊透明化社群運用。這些新媒體或協作科技的共同特色，就是即時性強、協作性高、傳播速度快。以至於對議題質疑時，同步將可能得到多方回應，反駁有之、響應有之、澄清有之、說明有之，與傳統媒體的資訊單向的施與受，在互動程度上差距甚遠。
從學運的開始，就有論者持「新媒體革命」的試驗場論點，觀察議場內外的與會者對科技的操作。然而資訊爆炸導致的缺點，是資訊的龐雜而難辨真假──唯一堪稱官網的英文網站Democracy at 4 am中，除「Who We Are」略提及事件與組成外，所蒐集的文章也多是「報章雜誌」彙整，難以視為資訊輸出管道。除了議場記者會、學運領袖或參與者的臉書、受邀上政論節目外，這場運動欠缺對外發言的主戰場。或者可以這麼說，學運在新型態的網路資訊傳達上，以「個別」的點式供給上不遺餘力，在資訊戰中多方供給，卻也同樣受到多方資訊衝擊；然而沒有一個穩定的資訊輸出管道的結果，任閱聽人收受諸多資訊，亦挑戰了閱聽人的判讀能力。
挑戰閱聽人的判讀能力，對公民而言是挑戰也是再教育的機會。年輕族群同時使用網路、電視或平面新聞做為資訊取得管道，已是自小的訓練；然而圖二當中電視收看的最大客群，是55歲以上的族群。考量這個族群的台灣民眾，部分受限於資訊取得管道甚或判讀能力，雖上網趨勢增加，大量資訊事實上不利於這個族群認識相關事件。
即使是年輕族群，大多數人也難以從大量資訊中判斷其中的真實與謊言、事實或偏見。回頭檢視我國的教育制度，高中職以下教育階段，並未予以「邏輯」訓練；而檢視我國的歷來的歷史或公民教育，並未試圖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判斷報導中的事實與偏見的差異。在此引介一則英國教材，作為前述「邏輯訓練」參照。下圖取自英國國高中（13歲至16歲）選修教科書，運用之1975年的兩則報導訓練學生判讀能力；以第一則為真，讓學生找出第二則報導的情緒與偏見字眼，並且讓學生闡述解釋「真相」與「時人所見」為何。也以此反省，我國當前的教育下，希望訓練出什麼樣的「公民」？
圖三、What Is Evidence?: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Years of Apartheid (SHP Advanced History Core Texts)
肆、 小結
媒體做為第四權，確實有監督政府、提供資訊的公共效果，然而媒體自主後，追隨收視率的取向愈重，報導內容也隨之娛樂化；姑且不論假新聞，在報導中置入偏見、情緒者所在多有。近年來社會運動雖試圖爭取主流媒體的青睞，但成效有限，致使為吸引媒體，其採行的手段加劇，導致呈現於銀幕者多半是激化後的場面。縱然台灣民眾的閱聽習慣喜歡激化的畫面，然而台灣社會普遍的求穩心態，使得民眾對相關運動或多或少有所誤解、排斥。
也因為了解主流媒體報導方式的缺點，社運也逐漸採用新媒體，以呈現其完整訴求。太陽花學運鼓吹「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使得我國公民不分年齡層，在這場學運中認知到服貿協議帶來的諸多公眾議題，在議題認知或參與討論之餘，也透過新舊媒體之爭，讓台灣社會的新舊世代了解當前媒體的情狀。也許除了公民再教育之外，這更是反省我國教育體制下希望培養什麼樣的公民的契機。
作者許容禎為立法委員何欣純辦公室法案助理
註解:
1.相關報導摘錄標題諸如：〈小孬孬逆襲！洪崇晏嗆方仰寧下台遭洗版「學運之恥」〉、TVBS〈方仰寧嗆學生小孬孬！洪崇晏4/11率眾圍中正一〉、〈包圍中正一》非首次過招 方仰寧曾嗆洪崇晏「小孬孬」〉，此外，咸信親綠的民視，報導方式也是如此。
2.對於傳統媒體的角色，許多人曾為批判或討論，包括聯合新聞網的〈我們是否還需要主流媒體？〉指出，民眾痛罵媒體蔚為主流，然而「很多媒體人在臉書上反擊這篇文章，說報小鴨及圓仔的收視率，硬是高過報那些生硬的服貿新聞、大埔案後續等等的收視率，閱聽人自己不長進，到底怪得了誰？」這類質問確實有其市場，也在邏輯上站得住腳。當新興、據新聞提供功能的專業網站，例如在「Inside 硬塞的網路趨勢觀察」可以得到比主流媒體更快、更正確的科技消息時，「主流媒體」為求生存，只能以吸引人、譁眾取寵為報導導向。然而該篇作者反對全以這個思維看待媒體角色，更應以公共責任、知的權利義務來要求之，雖然是相對正面而抽象，但至少該文作者提出了在地觀點作為主流媒體可能改變的方向。
3.當時大多媒體採取這方式報導，例如聯合新聞網以〈薛香川被學生嗆 「你是人嗎」〉為標題，而TVBS謂〈學生圍政院嗆薛香川「是人嗎？」〉。
4.還原當時的現場狀況，大致如下：當時學生問，「秘書長你好，請問你是不是人？」薛香川：「主席抗議，這是羞辱人。」則說，學生：「我這句話很中肯。我是人，大家都是人。你們是不是人？那我想問你，人權重不重要？人的一生當中可能有很多角色的衝突，那麼在法治與人權之間，應該以人為本。」
5.2012年淡大公行所林聰吉副教授的〈台灣民眾的機構信任：以媒體信任為分析焦點〉
6.3月18日相關報導者，摘錄標題諸如〈服貿混戰〉（自由時報）、〈藍營...不等了〉（工商時報）、〈藍委聲東擊西趁亂送交存查〉（經濟日報）。
7.3月19日四大報的報導，包括聯合晚報的「立院淪陷，警一夜三波攻堅」、聯合報〈學生衝撞 占領立院 反服貿闖議場打破玻璃、員警學生都受傷...〉、自由時報〈學生攻佔議場 要求逐條審查服貿〉與〈全民抗爭 週五包圍立院〉、蘋果日報〈上百學生攻佔議場 國會史上首遭 反服貿爆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