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制度的特色
一、美國刑事司法的兩大特色
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與陪審制度(jury)，是美國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兩大特色，即是陪審制度與認罪協商。所以在刑事案件裡，大部分的案件是經由檢察官與辯護人以認罪協商來達成，一旦交易成功，被告即會為認罪答辯，法官即以協商的罪與刑為判決。而在刑事案件裡，較容易達成協議者為以下案件：
（一）檢方所持有的證據薄弱：則辯方即易以較輕的罪名為協商。
（二）數罪的場合：即有數個訴因存在時，若同時起訴，並無實益，所以容易僅以重罪為主要對象，而將其他輕罪忽略。
（三）長時間羈押：訴訟延宕致被告受長期羈押，由於案件拖延已久，若勉強進行訴訟，不僅耗費資源，也損及被告迅速審判權，所以以協商方式終結。
（四）共犯：共犯間，為了訴追首腦，所以可能與下屬達成協商，要求其成為所謂污點證人，以換取刑事責任的豁免。
而所謂認罪協商，事實上可分為：
（一） 起訴協商（charge bargaining）：即針對起訴罪名的協商，此協商不僅可以包括單一罪名的協商，也包括罪數上的協商，甚至起訴與否的協商。
（二） 量刑協商（sentence bargaining）：而在確定罪名之後，亦可針對刑罰輕重為協商。
而在協商完成後，被告在審判期日，即為認罪答辯，法官即不開啟陪審團程序，而直接依據協商的罪名與刑罰為判決，所以只有在被告未達成認罪協商，才進入陪審程序。
二、陪審團的運作
在陪審制之下，於被告不認罪的場合，就須進入陪審程序，並由平民所選出的十二名陪審員來決定被告有罪、無罪，一旦判決有罪，則因量刑乃涉及較專業的法律知識，故僅由法官另開程序為量刑。而因陪審團的評議，法官不能參與，這是否代表，不具法律專業的陪審員，其所為的評決就易貼近民意呢？
陪審員雖由平民中選出，但經由隨機抽出的候選者（jury pool），仍須進入所謂「Voir Dire」程序（此為法語，Voir是真實、Dire是說話之意），即藉由對候選者的詢問，查其對本案是否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是否排除的參考。而由於當事人各有數名無庸附理由的剔除權，若檢察官或被告律師有所圖，即可巧妙運用此權力來排除對己不利的候選者，因此所選出的陪審團，是否具有普遍代表性、是否能為公正審判，向來就有爭議。
所以，為了防止陪審員未審先判，任何違法取得或受污染的證據，都在正式審判前被排除。而法官亦會在審判中，不斷曉喻陪審員必須保持客觀、中立，並禁止與媒體為接觸，故所謂無罪推定、罪疑惟輕或證據裁判等，於專職法官不過就是個法律名詞，但於陪審員心裡，卻成為判斷犯罪事實的最高準則。又陪審團對於有罪或無罪，原則上必須採取一致決的情況下，整個評議過程，就得對於證據為一一檢視與辯論，若至夜晚仍無法達成協議，法官還得將陪審員加以隔離與保護。凡此因素，不僅使陪審員享有比法官更為獨立的判斷空間，亦使其有罪心證的標準趨於嚴格化，欲期待陪審判決能符合大眾期待，往往會落空。
三、凱西案的啟示
以美國2011年著名的凱西案為例，由於此案涉及年輕辣媽殺害親生幼女，事後又日日狂歡，而在案發後，又盡是狡辯之詞。可以說，該有的戲劇元素皆已具備，而成為辛普森案後，美國最受矚目的案件。
而因整起案件皆有媒體持續報導，任何人皆可對此案侃侃而談，也在無形中，將被告塑造成是一位放蕩不羈且滿口謊言的享樂主義者，不管哪一家媒體所做的調查，皆有超過八成的民眾，認為被告該判有罪。依此而論，陪審員既然是由平民中所選出，似乎也會在人人皆曰可殺的氣氛下，趨從如此的民意潮流。
只是陪審團在經過冗長的討論，並仔細審視證據後發現，檢方所提出的有罪資料，要非屬網路傳聞，即是證明力極為薄弱的腐屍氣味或無任何DNA殘留的膠帶，基於罪疑惟輕原則，一致認為被告無罪，致成為陪審團抵抗輿論壓力且能為公正審判的典範。顯見，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引入，其目的乃在抑制法官的專斷，並達成精密司法的要求，既非在求處重罪、重刑，更非在符合大眾的期待。此於參審制，如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亦是如此。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特色
一、冤案頻生促成司法改革
向來，日本刑事司法為人所稱頌者，即是極高的檢舉率與九成五以上的定罪率，但其中卻可能隱藏著，偵查機關為求目的而忽略程序正義的諸多弊端，致使冤罪頻生。此可以以一個著名的案例為說明。
在2014年3月27日，本靜岡地方法院對袴田案裁定開始再審，並先行釋放死刑犯袴田巌。由於此案被告已遭拘禁48年，早經金氏世界紀錄列為收監最長的死囚，致突顯出冤罪的洗清，是何等的漫長與困難。
1966年6月20日，日本靜岡市的一家味增製造公司，遭歹徒侵入強盜，並殺害一家四口且放火燒毀住屋。警方於案發兩個月半後，逮捕在此家公司服務，時年三十歲的作業員袴田巌，並在其住處搜出疑似沾有被害人血跡之五件衣物。
只是被警方稱為鐵證，即沾有被害人血跡的衣服，在當時並無DNA的鑑定技術，致僅能以血液檢測下，由於血型分類過於簡單，其準確率乃相當低，是否真能證明所沾者即為被害人血液，實有相當大的疑問。更糟的是，被告因犯殺人等重罪，故在逮捕後，即由檢察官向法院聲押獲准，而在當時，日本對於羈押被告乃是拘禁於警局內的「代用監獄」，這使得警察可以於此期間，每天不斷的拷問、刑求被告，時間從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不等，終使被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自白。
所以，此案在法庭之上，檢察官所能提出者，就僅有被告被刑求的自白及證明力極為薄弱的血衣證據。只是法官面對如此的景況，不僅對於檢方所提證據照單全收，更無視於證據裁判與罪疑惟輕等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為裁判，並於1968年判決被告死刑。即便被告上訴，上級法院仍維持第一審判決而確定。
而袴田案雖早在1980年確定，但因此案疑點重重，且在漫長的審理過程中，亦不斷暴露出檢警人員為求破案，致不計一切手段，只為入被告於罪的種種惡行，尤其是號稱鐵證的血衣，亦被強烈質疑是警察所捏造。故案件雖已確定，日本律師界仍不斷奔走，以求翻案。終於在DNA鑑定出現後，藉由此等精密技術，得以確認衣服所沾血跡與被害人不符，並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而得以讓法院開啟再審。檢警一開始宣稱的鐵證如山，如今看來，不過就是一場虛幻。
當初承審袴田案且年僅二十八歲的法官熊本典道，於第一審審理時，因堅持無罪推定，故不斷挑戰兩位前輩的權威，惟在評議採多數決下，也只能屈服於判死刑的結果。而在評議內容不得公開的束縛下，熊本無處可為被告申冤，自覺對不起良心而辭去法官轉任律師，卻從此以酒精麻痺自己，並因酗酒毀了事業與家庭，而過著流浪的人生。直至2007年，才打破沈默，對外公開此事，並積極為袴田的釋放付出心力。現今，此案雖得以重見青天，卻著實毀了兩位年輕人的青春，讓人感嘆，更令人鼻酸。
也因冤罪頻傳，致促使1999年，日本刑事司法改革，並因此引入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二、裁判員制度的運作
日本乃花了至少十年的時間為討論與準備，並於2009年5月20日實施所謂的裁判員制度。而此審判制度，乃是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從平民所選出的裁判員共同組成合議庭，裁判員不僅全程參與審判，亦可訊問被告與證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也與法官共同為犯罪事實及量刑的評議與評決。而為了因應此制度，同一案件即須在數日內集中審理，致不能將之切割為數月，甚至數年才審判完畢。也因人民參與審判之故，於法庭上的訴訟攻防，即須完全落實言詞辯論與交互詰問，用語更須平易化。同時在過往，不認為具有訴訟主體地位的被害人，也正式以訴訟參加人的身份出現於法庭，而可充分向合議庭表達意見。
而在裁判員與專職法官的權力對等下，法官所可能出現的專業偏執，即可能因平民意見的加入而被緩和，為人所詬病的司法專斷，也因此被改善。只是在裁判員於人數上佔有絕對優勢致可能主導一切下，是否會出現盲從於輿論的情況呢？
由於被選任為裁判員者，即具有與法官相等的地位，故在審判期間，若與外界，尤其是媒體有不當接觸，甚或將評議內容外洩者，皆有處罰的明文。此外，任何想對裁判員進行不當干擾或以暴力威脅者，亦有相對應的刑事處罰。至於有罪與否與刑的量定，更採取附條件的過半數決，即過半數中，必須兼含有法官與裁判員的意見。凡此種種，正在保障裁判員的獨立與公正性，以防止合議庭出現屈從於民意壓力的情緒性判決。
三、裁判員制度的附帶效應
日本為了因應平民參與審判，也必須全面改革法學教育，尤其是平民法律知識的推廣，更是在此準備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以日本最高法院與法務省所代表的官方，開始推動刑事法知識的平民化，將以往讓人感到害怕的艱深與枯燥的法律專業，以簡易的文字將法律白話文化外，為了迎合新世代的需求，亦推出相關的漫畫與卡通。而各地的律師聯合會與大學法律系，則早已開始試行模擬裁判員制度，以提供給一般民眾參與。而媒體與娛樂界在這一波的平民化運動中，亦不缺席，不僅有相關的漫畫、戲劇、小說出現，更有相關的遊戲軟體推出。可以說，因裁判員制度的實施，也相對帶來法律知識的平易與平民化。
相對於日本，我國司法院在這幾年，雖也在推動所謂觀審制，惟在缺乏深思熟慮，更屬閉門造車下，肯定距離司法民主化有一大段距離。
獨一無二的觀審制度
一、觀審制源於領事裁判權
所謂觀審制，並非司法院所首創，而是源於治外法權下的產物，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在清朝末年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往往有所謂領事裁判權的明文，即只要涉及到外國人在中國領土犯罪或成為民事被告，中國官員無權審理，而必須由外國人所屬國為審理;若華人對外國人犯罪或華人為民事被告，雖由中國官員審理，卻必須有該外國人的領事官員為觀審，甚至會審，不僅全程參與，並可以表達意見。此種觀審制度，美其名是為防止審判不公，實則在給予審判者壓力，而突顯出帝國主義的霸權。
二、司法院的觀審制架構
根據目前司法院的規劃，只要涉及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重大案件，都必須由五位平民選出的觀審員全程參與審判，並可以表達意見，法官若不贊同，必須於裁判書中表達意見，藉由如此的參與，可以對法官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司法院所採行的現代版本與過往不平等條約下的觀審制，其目的是不同的，但藉由審理時，引入監督者，以來防止法官濫權這點，卻是其共同的特色。而根據司法院的構想，為了避開憲法第80條，審判必須由法官為之的爭議，所以不直接將平民拉到與法官相等同的地位，而僅是以旁觀者的角色參與，並可以因此表達意見。
三、觀審制的問題
在觀審制下，平民參與審判，只能觀、不能審，則與現有的旁聽，恐僅有五十步百步的差別。而根據司法院的解釋，旁聽與否乃取之於人民的意願，除非案件本身受各界矚目，否則人民不可能有意願去旁聽，更遑論能表達意見。但在觀審制下，人民全程參與不僅是一種義務，更能與法官討論案情與表達意見，法官並有義務對人民的質疑為解釋，這當然與消極性的旁聽不同。且藉由平民的強制參與，必會讓法官戒慎恐懼，而不至於產生恣意與專斷，審判過程將更趨公平與客觀。
惟在觀審制下，人民參與雖為強制，卻不能對案件內容為訊問，且其所提供的意見，只是供法官參考，雖然法官若不接受觀審員的意見，必須在判決書為交代，看似一種監督，實則未必。因既然只是參考，接不接受的權限仍在法官，況以法官專業，欲駁倒觀審員的意見，亦非難事，且在此種意見並無拘束法官的效力下，當事人，尤其是被告，恐也無法以法官違背觀審員的意見為上訴理由。而為反駁觀審員意見的記載，反使判決更難獲得人民信賴。
原本是為抑制法官專斷所為的觀審制，最終仍是落入法官恣意決定的窠臼，更何況，為了配合觀審制，肯定得將法庭為重新設計，同時，也必須給予被選出參與的平民為補貼，如此增加國家負擔的結果，卻僅是讓其處於諮詢者的角色，而所能達到的抑制法官恣意的效果，卻可能相當有限。若果如此，不如推動法院的網路直播，不僅能達到相同目的，反更省經費。
抑制法官專斷才是人民參審的目的
確實，不管是陪審制、參審制都會有使審判形成一種民粹決定的危險。惟在現今，由專職法官組成合議庭所為的審理模式，在教育、養成背景相似且長期浸淫在強調司法倫理與制式的法條解釋框架下，易出現與民眾落差極大的恐龍判決，早已為人所詬病。因此，任何以平民不具法律專業，而來否定平民參與審判的論調，不過再次凸顯司法的專斷與恣意性，而與司法民主化的精神相違。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