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4年3月17日，擔任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的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於聯席委員會上，以爭議手法宣布《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通過審查、送院會存查。此舉不僅旋即引起在野各黨團的抗議，包含「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黑色島國青年」、「公投護臺灣聯盟」、「臺灣教授協會」、「臺灣農村陣線」、「臺灣勞工陣線」、「臺灣人權促進會」...等數十個公民團體及社運團體也在立法院外宣布提高抗議層級。3月18日，公民團體與社運團體原先預定於立法院外舉辦守夜活動，但晚間九時在數十名大學生的帶領下，上百名活動參與者以突襲的方式突破警察封鎖、翻過立法院圍牆，攻佔了立法院群賢樓的議場，開啟了後來被稱為「太陽花學運」或「太陽花運動」的大規模學生、群眾運動。
關於這場攻佔立法院議場24天的太陽花學運，至今已有許多文字或非文字的記錄、各種分析評論，甚至是學術研究陸續完成、出版。然而，這些著作多半是歷史性的紀錄，留下當時各方的立場、言論，或是關於太陽花運動在臺灣、兩岸政治經濟及社會各層面影響的鉅觀討論。本文則將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討論太陽花學運中初次參與社會運動的「素人青年」，在此一過程中經歷怎樣的「政治社會化」，也就是原有的政治觀點發生什麼轉變，或形成什麼新的政治觀點，並且如何落實到從太陽花學運結束的四月底，直到2014年11月底九合一地方選舉這段時間中的公共參與，而在未來又有什麼政治參與的可能。
數以十萬計的大學生、青年形成了太陽花學運主要的參與群體，這是繼1990年野百合學運以來所未見的。根據臺北大學社會學系陳婉琪副教授於網路上發表的太陽花學運期間抽查研究1，20-29歲的參與者佔全體的66.8%，超過全體參與者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全台於2014年3月間的20-29歲人口約有320萬人；若以50萬人參與的330大遊行為基礎計算，則太陽花學運約有33萬名以上的20-29歲青年參與，超過全臺該年齡區間的十分之一之多；也就可以粗略推論全臺灣20-29歲青年每10人就有一人參與了太陽花學運。
這些參與的大學生、青年中，不乏經驗老練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例如在運動過程中被媒體、社會輿論拱為學運領袖的林飛帆、陳為廷二人，或運動期間在立法院周邊規劃活動、主持控場及統籌志工人力後勤支援的參與者們，他們多半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自治組織或異議性社團，多少涉足過近年來大大小小的各式社會運動。
然而，相較於前述有著各種社會運動的參與經驗者，對於更多、甚至在人數上佔絕大部分的參與者而言，太陽花學運卻正是人生中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而他們正是本文鎖定的「素人青年」。這些人在運動期間儘管可能僅被媒體以「支持者」或「群眾」概括性地帶過，在運動後也並不似林飛帆、陳為廷等被視為「學運幹部」的人們持續受到關注，但本文認為他們的重要性絕不僅於在人數面向上支撐起太陽花學運的規模如此而已。
這些「素人青年」在太陽花學運前可能並不非常關心、甚至從不關心政治、經濟或社會的各種議題，而太陽花學運的參與構成了他們相當重要的一段政治社會化過程。就此，對太陽花學運後的政治影響而言，這些人或許在短時間內並非相對重要，但長期來看，作為一個世代間隔中積極行動、且所佔比例不低的部分，未來潛在的政治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因此，本文特別鎖定此一群體展開討論。
研究設計與簡介
首先，本文鎖定的「素人青年」定義如下，年齡範圍為20-29歲，研究過程中為擴充不同背景的受訪者數目，加入了19、30、31、33歲受訪者各一名；「素人」則定義為太陽花學運之前，未曾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者，在操作化定義的層面可分為從未參與任何社會運動，與過去一年內參與社會運動次數不超過5次且未曾於太陽花學運以外的社會運動擔任幹部或其他具工作責任之職位。
本文的資料收集方式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半結構式問卷訪談，完成於2014年7月到2014年12月間，共27份有效訪談，主要內容為受訪者背景資料、運動參與原因與過程、政治觀點變化及後續相關參與和態度。第二部分為題目固定的結構式問卷短訪，完成於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間，共從第一部分的27位受訪者中完成17份有效問卷（另有7位拒訪，3位失聯），主要內容為受訪者於2014年11月九合一地方選舉中的投票行為及其他相關行為與態度。另，針對第二部分結構式問卷調查中回應結果具特殊意義的部分受訪者，再進一步進行簡短訪談。
由於本文於2014年5、6月間才正式啟動研究，當時太陽花學運已經落幕，故無法於運動現場進行抽樣，因此受訪者來源主要為透過太陽花學運期間包含青島東路、濟南路及臺灣大學徐州路校區（臺大社科院）等數個定點的幹部及志工介紹，以滾雪球的方式拓展。
考慮到上述取樣方式有可能產生的偏差，本文於徵詢受訪者時對其基本資料及背景屬性這兩方面進行觀察與控制，避免受訪者因取樣問題而過度集中某種獨特類型。
在基本資料方面，除前述年齡範圍設定，本文另對性別、月收入、戶籍地及居住地五個部分進行觀察。性別部分，在27位受訪者中共有14位女性、13位男性。月收入部份則採包含父母及其他親人支持之生活費每月可支出金額計算，由10,000元以下開始，每10,000元為一個區間，到40,001元以上，共5個區間；受訪者主要集中於10,000元以下及10,001到20,000元間兩個區間，共佔27位受訪者中20位，推測可能是由於本年齡層參與者多尚為學生，故經濟能力方面多落在此範圍應屬合理。
戶籍地部份，受訪者則分別來自10個不同縣市，其中以臺北市10位最多，其次為新北市及高雄市各4位。居住地部份，受訪者則分別來自7個不同的縣市，其中18位，高達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居住於臺北市，另有4位居住於新北市，其餘新竹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台東縣各一位。在此二部分，推測是因為太陽花學運發生地點的影響，長期以來臺灣多數社會運動皆聚集於作為政治經濟中心及政府部門集中地的臺北市，故此分布狀況應有其合理性。
在背景屬性方面，本文共控制在學與否、原生家庭政治傾向、太陽花學運前社會運動參與經驗及太陽花學運期間參與運動分工與否。推測由於年齡區間的關係，在在學與否部份，具有學生生份的受訪者數目共佔19位，不具學生身分者則僅8位，此為本文在控制背景屬性方面較不平均之處，亦可能為研究鎖定對象造成的限制之一。
原生家庭政治傾向部份，本文區分了父母皆無明顯政治傾向、父母皆傾向泛綠或其中一者傾向泛綠且另一者無、父母皆傾向泛藍或其中一者傾向泛藍且另一者無、以及父母其中一者傾向泛綠且另一者傾向泛藍等，共四種類別。控制的結果，四種類型的受訪者數目分別為6位、9位、9位及3位，其中第四種類別，即父母各自傾向泛藍與泛綠兩種不同立場者相對較少，亦為本文的限制之一。
太陽花學運前社會運動參與經驗部份，如上述，分為完全沒有參與經驗與去一年內參與社會運動次數不超過5次且未曾於太陽花學運以外的社會運動擔任幹部或其他具工作責任之職位兩個類別，控制的結果如下，前者共14位、後者共13位，兩者分布堪稱平均。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參與運動分工與否部份，由於學運期間立法院周邊缺乏一個完整明確且對絕大多數靜坐參與者有效的指揮控制組織，故本文對於分工之參與採取從寬認定，包含糾察志工、醫療志工或文宣張貼、派發等相關工作的參與皆在認定範圍內。27位受訪者中有參與運動相關分工的佔13位，未參與的佔14位，亦堪稱平均。
此外，本文在背景屬性的部份，另調查了具學生身分的受訪者是否有打工經驗，以及受訪者是否曾參與太陽花學運前兩年內包含洪仲丘事件後續抗議行動、2014年反核遊行以及反媒體壟斷等幾場規模較大的社會運動。在19位具學生身分的參與者中，曾有打工經驗的佔4位；在13位曾有社會運動參與經驗的受訪者中，參與洪仲丘事件後續抗議行動的2位，參與2014年反核遊行的5位，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2位。
透過觀察基本資料及控制背景屬性的分佈，本文希望藉此彌補在抽樣方式可能的偏差，以下表一為背景屬性控制項的編碼對照表，表二則為依據表一的編碼，將全部27位受訪者填入各項目交叉的統計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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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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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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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與否 |
否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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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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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政治傾向 |
父母皆無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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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綠 一綠一無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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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藍 一藍一無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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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藍一綠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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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花前社運參與經驗 |
無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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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1 |
|
|
參與運動分工與否 |
無 |
0 |
|
有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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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在學打工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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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仲丘事件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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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2014年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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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反媒體壟斷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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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背景屬性控制項編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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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
N |
1000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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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
1 |
1001 |
1 |
|
0010 |
N |
1010 |
1 |
|
0011 |
N |
1011 |
1 |
|
0100 |
N |
1100 |
2 |
|
0101 |
1 |
1101 |
1 |
|
0110 |
2(cd)(c) |
1110 |
1(c) |
|
0111 |
1 |
1111 |
1(acd) |
|
0200 |
1 |
1200 |
3(a) |
|
0201 |
N |
1201 |
1 |
|
0210 |
N |
1210 |
1(a) |
|
0211 |
1(b) |
1211 |
2(ac) |
|
0300 |
N |
1300 |
N |
|
0301 |
N |
1301 |
1 |
|
0310 |
1(b) |
1310 |
N |
|
0311 |
N |
1311 |
1 |
表二：背景屬性控制項交叉統計表
另，本文同時也於原生家庭政治傾向項目中附帶調查原生家庭對政治之熱衷程度、父母親省籍以及父母親工作三項子項目，用以後續分析使用。其中原生家庭對政治之熱衷程度以四項指標計算，分別為過去10年（2004、2005/2006、2008、2009/2010及2012年）投票的次數、2012年總統選舉是否投票、是否曾經在選舉中為特定候選人拉票（擔任志工、於家中張貼海報或懸掛旗幟等）以及是否曾經參與選舉造勢活動或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發起的示威遊行等，其中第一項定義為若在總共五次選舉中投票超過三次則視為成立。27位受訪者中，在原生家庭的政治熱衷程度上僅有3位達到四項指標全有，三項指標也僅有3位，兩項指標8位，一項指標8位，零項指標5位。在省籍方面，父親母親省籍皆以閩南居絕大多數，其次依序為外省、客家，僅一位受訪者的母親為原住民，無中國港澳及其他。父母親工作方面，以白領階級居絕大多數，少數為藍領勞工，另共有9位受訪者之父母其中一方以上為公教人員。
參與動機與政治態度
在第一部分的訪談中，本文就受訪者的參與概況、參與動機及對特定議題的政治認知與態度進行了調查。以下就此三者進行討論。
參與概況
針對受訪者的參與概況，本文區分了集體參與/單獨到場參與、到場參與的時間長短及頻率、主要參與地點及是否認識新的朋友或社群網絡等四項。在27位受訪者中，絕大多數既有集體到場也有單獨到場的經驗，其中具學生身分者較傾向集體到場，且具學生身分者無論第一次到場時是單獨一人或是與其他人一同行動，在往後的學運期間多半是集體到場；相對來說，非學生且有工作者多半是配合上下班時間到場參與，且單獨到場的比例明顯高於具學生身分者，同時非學生身分者在與其他人集體到場的狀況中，與其學生時期的同學一同到場的比例也遠高於工作期間的同事或其他選項。然而，非學生身分且具工作者在工作場合提及學運參與的比率仍高於不提及，大多數的受訪者也都表示提及參與太陽花學運並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有一位任職於外商公司的受訪者表示，太陽花學運期間公司主管更是允許他及其他同事請假到立法院周邊參加學運。
就另一方面來說，具學生身分的受訪者反倒在相當高的比率上有受到來自家中父母或其他長輩的限制或壓力，在此一方面的限制可以粗略地區分兩種類別，父母在政治立場上即反對太陽花學運，以及擔心受訪者在運動參與期間的人身安全，然而訪談中也發現，這兩種不同的理由在實際上限制受訪者參與的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差別，根據多數受訪者表示，其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對於《服貿協議》此一議題的理解、對太陽花學運的熱衷程度、以及對運動情勢與個人人身安全的判斷才是有力影響他們參與情形的因素。換句話說，具學生身分者儘管較不具學生身分者普遍上受到更多來自於家中長輩的壓力，但多數仍認為自己是依照自己的意思在進行運動參與，而者也與受訪者的參與動機有著密切的關聯。
參與時間長短部份，約三分之二的參與者皆持續參與到學運結束，僅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在學運結束前即不再到場參與。在後者中，有5位受訪者是因為個人課業、工作或其他因素而無法繼續到場參與學運，2位受訪者是因為3月24日行政院血腥鎮壓事件後，對於運動決策核心或運動路線失望而停止參與，另3位受訪者則是因家庭政治立場相異與3月24日行政院血腥鎮壓事件而來的強烈壓力被迫停止參與。
主要參與地點部份，以青島東路及濟南路靜坐居多，佔27位受訪者中16位，另有5位受訪者的主要參與地點為臺灣大學徐州路校區（臺大社科院），4位則在立法院議場內，剩下2位則分別在中山南路立法院正門內廣場，與鎮江街及林森南路8巷參與學運。
絕大部分的受訪者在學運期間都認識了新朋友或社群網絡，未有此經驗的受訪者僅有3位，但24位前述受訪者中，僅有8位在學運結束後仍持續與學運期間認識的新朋友或社群網絡保持聯絡，而這8位中有多達7位後續參與了包含2014年4月的反核行動等其他社會運動，其餘的19位受訪者持續參與社會運動的比例則明顯較低。
參與動機
在參與動機的部份，本文提供受訪者以下選項多選，反對《服貿協議》本身、反對黑箱談判過程、反對張慶忠違反議事程序、反對中國因素、對於馬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其他等五個封閉選項與一個開放選項。在27位受訪者中，有多達19位受訪者認為自己其實並沒有足夠了解服貿協議，但是對於簽訂與通過的過程感到相當的不信任與反感，此不信任與反感除了是因為張慶忠於該年3月17日在立法院聯席委員會上無視反對意見強行宣布《服貿協議》送入院會，也相當高的比例來自於對馬政府長期以來的傾中政策及中國對台灣的政治企圖而感到憂慮。
換句話說，對這些受訪者而言，在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動機中，《服貿協議》本身只是一個導火線，對於簽訂《服貿協議》可能帶來的利弊得失或者與自身相關與否，他們多數並不視為最關鍵或最在意的部份，甚至也自認為不甚理解，但這個導火線卻引爆了受訪者認為不可侵犯的部分，以致於他們認為自己必須採取行動。根據受訪者對上述選項的回應，本文認為這個所謂「不可侵犯的部分」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對於臺灣民主以及正當程序的認同，二是對於中國對臺灣之政治企圖以及臺灣主權獨立自主的焦慮。
然而，弔詭的是，事實上大多數受訪者對於所謂「正當程序」的認同實際上可以說是相當模糊。在訪談中，大多數的受訪者並沒有辦法明確回答出張慶忠是在什麼樣的場合宣布《服貿協議》逕送院會，也多無法區別聯席委員會與院會之間的差異，對於「立法院通過《服貿協議》」這樣的敘述在認知上也有很大的落差，甚至有少數的受訪者誤以為在3月17日前立法院並沒有舉辦過任何一場關於《服貿協議》的公聽會。對大多數的受訪者而言，他們所存在的印象就只有3月17日聯席委員會上的一片混亂以及張慶忠自行夾帶行動式麥克風宣布送出委員會的情景，而這也是大多數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在3月17日前後反覆播出的畫面。
在此，本文發現，越早抵達太陽花學運現場的受訪者，往往越能相對清楚地且精準地回答出爭議過程的來龍去脈，這樣的差異幾乎沒有反應在其他基本資料或背景屬性的差異之上，也就是說無論年齡、學歷、在學或工作與否等等，幾乎都不影響受訪這對於爭議過程認知的詳細及精確程度，唯一明顯的差別是在3月19、20日前抵達學運現場與否，其中有位在3月17日下午即到達立法院外的受訪者即是少數能夠區別聯席委員會與院會差異的受訪者之一。這些較早抵達的受訪者絕大多數在訪談中政治認知與後續參與的部分也較能清晰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同時也展現出較強烈的後續參與的意願。相對來說，在學運開始三、四天後，乃至於經歷3月24日行政院血腥鎮壓以及3月30日凱道的50萬人大遊行後才開始參與的受訪者，多數無法清楚地講述《服貿協議》簽署及審議過程中的爭議，他們的參與動機往往都較偏向較為反對中國因素或對馬政府不信任等等。
必須注意的是，由於本文訪談進行的時間距離太陽花學運落幕已間隔三個月到半年以上，因此受訪者有相當充分的時間去理解《服貿協議》審定的過程，但在問及訪談當下對於《服貿協議》的理解時，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沒有給出與參與動機中所敘述的有所差異的回應，因此顯然大多數的受訪者並沒有這樣的嘗試，而據受訪者自述，多半也在學運落幕後便沒有回溯式地去了解這些過程中發生的事情。
換句話說，可以合理推斷，越早抵達太陽花學運現場的受訪者，即便他們同樣具備「素人」的身分，但他們對於政治事務的關切程度及參與興趣也相對較高，因而他們能夠較清楚地說明他們理解中的《服貿協議》爭議，無論是在參與當下的認知或是事後進行訪談時針對政治認知相關提問的回答。相對來說，其他多數的受訪者，可以說是在一種更為模模糊糊的狀態下，因為受到太陽花學運的論述構框，甚至是偏向情緒性情境構框，以及運動本身發展情勢的影響而投入了這一場運動。
本文於此進一步發現了兩項在訪談設計中未於假設中提出的參與動機，3月24日凌晨行政院的血腥鎮壓以及太陽花學運在開始前幾天即引發的大量群眾規模以及社會關注。在3月24日凌晨行政院血腥鎮壓的部分，有不少受訪者於訪談中即主動提出，這些受訪者認為他們是因為無法接受國家使用如此暴力的手段對付非暴力抗議群眾，因而決定投入或持續性地到太陽花學運的現場聲援。也就是說，即便3月24日的血腥鎮壓在事發當天一開始被多數媒體消極處理，但其在網路上引爆的震撼與不滿確實影響為數相當眾多的群眾，特別是本文所針對的「素人」參與者。受訪者中即有部分幾位表示，即使在3月18日群眾攻佔立法院議場開啟太陽花學運後，個人仍未關注學運，直到發生3月24日的血腥鎮壓，才讓他們意識到學運的重要性，並決定了自身的參與。
就前述參與概況中的家庭限制而言，3月24日的血腥鎮壓也是一個對部分受訪者來說相當重要轉折點。在27位受訪者中，有高達11位主動提及在3月24日血腥鎮壓後，接到來自家中長輩的關切與壓力，但在這之中只有3位受訪者因此終止了太陽花學運的參與，其中又有2位則表示儘管接到來自家中的壓力，但主要是因抱持著對於運動領導核心處理此一事件的方式感到失望的態度而終止了參與。換句話說，3月24日的血腥鎮壓確實讓可能增加了受訪者來自家庭的限制，但無論繼續參與或太陽花學運與否，受訪者中認為自己是依照自己的意願參與行動的比率仍然是壓倒性的多數。
另一方面，太陽花學運本身的規模與性質事實上也構成了不少受訪者的參與動機。如上所述，事實上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特別是這些「素人」們，參與行動的決定並不是完全的理性抉擇過程，而是參雜了許多不完全理性或是情緒性的部分。包含本文中受訪者們對於民主價值、程序正當性價值的認同，其指向的對象與其說是一套可以有系統、有邏輯且前後一致的理念論述，倒不如說是一種邊界模糊的集體情感認同。在許多的學術討論中，特別是社會心理學領域的諸多研究早已推翻所謂的「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個人或集體的行動選擇往往受到因社會環境或心理因素而產生的非理性因素影響，且其對最終行動選擇造成的作用甚至可能大於理性層面。而社會運動研究中常見的「構框理論」也提到，構框形成的認識框架也並不見得是一套合於邏輯、系統一致的論述，相對地，這些認知框架可能是透過某種情感性的招喚來達成凝聚群眾的目標。
在太陽花學運的例子中，根據受訪者的自述，上述的理論觀點毫無疑問地顯現在這些「素人」參與者身上。然而儘管如此，無論是對民主及程序正當性價值的模糊認同，或是不清楚《服貿協議》內容卻又覺得受到中國威脅等等的想法，都不能簡單歸之參與者只是到場「看熱鬧」或「被媒體、輿論誤導」這樣的說法。因為上述的模糊認同或是被威脅感並不可能在短短數個月的《服貿協議》爭議期間，甚至是3月17日到3月18日、3月24日之間短短幾天突然出現、或說是被媒體、輿論植入在這些所謂的「素人」的思考範疇中。用前述《服貿協議》作為太陽花學運之導火線的譬喻來說，這些價值的模糊認同以及對中國的被威脅感，事實上早已如燃料般長時間地累積在許許多多的學運參與者心中，只是在過去並沒有被點燃的機會，而《服貿協議》剛好成為了點燃這些燃料的導火線，燒起了太陽花學運這一把熊熊烈火。
本文鎖定的「素人」參與者們，幾乎都出生在1980年以後，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都出生於1987年解嚴之後，在這些人的成長背景裡，無論是受教育或社會化的過程中，一方面所謂民主及其他相關的價值已被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存在；另一方面，1990年代後臺灣本土化的意識全面抬頭，也影響了這些人的國家認同以及對於中國的看法、觀點。儘管對這些「素人」參與者而言，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可能從未認真看待這些模模糊糊的價值認同、國家認同，但並不代表它們並不存在，相對地在訪談中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些模模糊糊的因素確確實實地構成了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動機，正如一位受訪者在評論張慶忠於聯席委員會上強渡關山時所說的：
『其實我也不確定正常的（審查）程序應該怎麼做，可是我看新聞就覺得他（張慶忠）這樣做一定有問題阿，我就覺得他這樣不行，一個這麼重要的東西（《服貿協議》）怎麼可以這樣就過了。』
或是另一位受訪者在談到他所認知的中國因素以及對馬政府傾中態度疑慮時表示：
『其實中國也不是就一定不好，也不是說就不能跟中國談什麼東西，但是它的政府，你知道嘛，就跟我們的政府，就讓人覺得不太放心，好像有什麼政治上的那個，那個意圖。』
當然，回到此項因素本身，《服貿協議》之所以能成為導火線，或者說太陽花學運之所以能點燃這些過去未被「素人」們意識到的模糊認同，一方面是因為3月17日立法院聯席委員會上發生的事受到全國媒體、輿論的注目；另一方面，且本文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太陽花學運規模的正向回饋效應，也就是說為數眾多的參與者吸引來了更多的參與者。承上所述，此一現象絕不能僅僅用「看熱鬧」的說法帶過，這些「素人」參與者所持的模糊認同並不僅僅是個人性的，相對地，所有的認同都必須指向一個特定群體，當這個群體開始出現、凝聚的時候，認同也會被進一步的強化，進而回饋到個人身上，促使個人現身加入群體再進一步擴大群體現身的規模，形成一個正向的迴圈。也就是說，當受訪者提及其認為不可侵犯的民主價值、程序正當性價值被侵犯，或者感覺到中國威脅等等時，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有這樣的感受，而是在一個群體中分享著相同，或至少類似的感受，進一步使得受訪者們表示「覺得自己不能不站出來了」、並因此投入行動。
最終，從太陽花學運「素人」參與者關於參與動機的訪談中，可以印證集體行動的參與者，特別是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參與，個人並非全然是理性地經歷過一連串利弊得失的考量再做出決定，而是受到許多集體性或情緒性的非理性因素影響。同時，對於事態的一知半解並不妨礙個人透入運動的參與，事實上，這樣的「一知半解」往往才是常態，正如上述引用的受訪者所言，參與的理由並不是因為知道、訴求「事情應該如何發展」，而是希望阻止「事情不應該這樣發展」。透過這些「素人」受訪者的參與動機來看，在政治行動中許多的訴求、價值或認同其實本來就以一種樣貌不清的方式被人們所部分地理解並相信，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機會結構、什麼樣的構框方式可以將這些原先樣貌不清的事物招喚出來，並將之轉化為有實質影響力集體行動。
政治認知及後續行動
本文針對受訪者對於政治、經濟、兩岸關係及國家認同的部份也進行了簡單的訪談，同時也詢問了受訪者關於未來政治參與的意向與想法。
本文發現，對於部分的特定問題，例如是否支持下修罷免及公投門檻、是否認為臺灣貧富不均嚴重且政府未積極解決、是否支持政府徵收土地開發工業區、是否支持興建核四等等，以及在國家認同的方面，絕大多數受訪者的回應皆相當接近，例如關於國家認同的部份，在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認同自己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以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三個選項中，27位受訪者中沒有任何一個受訪者選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選項，只有3位受訪者認同自己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其餘24位皆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選項。
換句話說，這些太陽花學運捲動的「素人」參與者們，可以說是在學運期間及其後快速、廣泛地吸收了學運中扮演核心幹部的、有社會運動經驗的青年群體大部分共享的價值、立場。當然，無可否認的是，正如同上述參與動機中對於民主價值或中國威脅的模糊理解，受訪者們對於這些議題的理解也難以稱之為充分，甚至說是粗淺也不為過。
在吸納、同化原先社會運動者價值及議題立場的過程中，太陽花學運期間在青島東路、濟南路一帶舉辦的各種講座活動無可否認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於上述兩個區域參與學運的受訪者皆表示曾經參加過此類活動，也吸收了不少過去不知道的社會運動或公共事務相關訊息。另一方面，太陽花學運期間，包含林飛帆、陳為廷等指標性人物的臉書個人頁面，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台大新聞e論壇」（後改名為「新聞e論壇」）等公民團體或公民記者的臉書粉絲專頁也扮演類似的角色。
此外，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對於這些議題的細部理解及態度，受訪者們之間也確實存在著差異與多樣性，然而可能囿於本文的諸多限制，並沒有發現這些差異和受訪者們各自的基本資料或背景屬性明顯相關之處。
若進一步討論受訪者們在取得這些議題相關資訊的管道，無論是在參與太陽花學運前接收到學運或《服貿協議》的相關資訊，或是在學運期間及學運後其他議題的資訊，幾乎都來自BBS站台批踢踢實業坊（ptt.cc），或是臉書上好友轉貼的文章。多數的受訪者也表示學運後仍持續透過上述的媒介關心相關議題，特別是批踢踢實業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許多臉書上的轉貼文章也都是從此一BBS站發出。另外，也有不少受訪者於太陽花學運期間或學運之後，在臉書上訂閱了特定政治人物或社運團體粉絲專頁，而受訪者們亦表示這些粉絲專頁確實提供了他們議題的相關資訊，甚至部分受訪者持續參與太陽花學運後的其他社會運動，包含2014年4月的反核行動，都是在這些平台上取得訊息，在2014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這些平台也是受訪者們取得選舉相關資訊的重要管道。換句話說，對於這些「素人」參與者來說，所謂的「新媒體」確實很大程度地影響了他們的公共參與過程，且約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受訪者也在這一部份的訪談中表示，他們認為相對於傳統紙媒或電子媒體的新聞報導，他們更常透過「新媒體」取得公共事務相關的資訊，也認為從「新媒體」取得的資訊較為可信。同時，約有超過一半以上受訪者將在自己的臉書個人頁面上分享相關的資訊視為一種公共參與的形式。
在訪談提及的議題中較特別的是，在兩岸關係部份受訪者的立場卻相較其他部分有更多分歧。部分的受訪者對兩岸的各種交流都抱持著高度不信任的態度，另一部分的受訪者則認為在不涉及主權立場的條件下可接受兩岸交流，在這兩者中，後者佔了全部27位受訪者的17位，前者則佔了10位。這種態度的差異具體來說顯現在對兩岸經貿往來的態度上，前者多持經濟與政治及其他層面不可能劃分清楚的觀點；後者則普遍認為就當今中國經濟發展局勢，客觀上臺灣並不可能避免與中國有經貿往來。這樣的差異也可以從在太陽花學運的參與動機中是否反對《服貿協議》本身看出，對各種兩岸交流都不信任的受訪者全數都反對《服貿協議》，無論是在參與學運之前即持反對立場，或是參與之後經過更多了解才決定採取反對立場，而有條件接受兩岸交流的受訪者則部分反對《服貿協議》本身，部分則反對談判、簽署以及審查中的程序問題。在支持兩岸有條件交流的受訪者中，反對《服貿協議》者又可分為反對現行版本、支持重新談判者，以及不支持《服貿協議》的協議方式者。
在這部份，受訪者同樣呈現「一知半解」的狀態，只有4位受訪者提及《服貿協議》所從屬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同時也僅有2位受訪者提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而這幾位受訪者皆具有經濟或財經相關學歷或工作經驗。
然而，對於兩岸交流的態度差異，可能主要來自原生家庭的政治傾向，10位對各種形式兩岸交流皆持不信任態度的受訪者中，父母傾向泛綠或其中一者傾向泛綠且另一者無者就佔了6位，剩下4位則平均分布在其他三種原生家庭政治傾向類別中。但可能因為樣本數過少的問題構成了本文的限制，在原生家庭的政治熱衷程度上，並無法看出對於兩岸交流態度的明顯影響。此外，除上述具經濟或財經相關學歷或工作經歷的受訪者皆支持有條件的兩岸交流，從學歷、工作經驗、年齡等其他的因素，也無法得到對兩岸交流態度的影響因素。這些「素人」受訪者經歷太陽花學運後為何對於兩岸交流有如此差異的態度，確實是值得深究的問題，但本文一方面受限於樣本數不足，另一方面在進行研究設計時並未意識到此一現象，故無法詳盡討論。
最後，關於後續行動的部份，首先，27位受訪者中有多達21位皆有參與緊接著太陽花學運之後發生的反核行動，未參與的受訪者幾乎都在訪談中表達高度參與意願，但受限於個人其他事務的限制而無法參加。其次，絕大多數的受訪者也都表示會視情況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僅有2位受訪者認為社會運動的方式對於達成目的的效率不彰，希望尋找其他的參與方式。然而，在部分有接受後續訪談的受訪者中，多數也承認自己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並沒有如當初所設想的那麼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或公共事務。事實上，2014年11月九合一地方選舉的投票反而是這些受訪者中大多數在4月的反核行動結束後，少數從事的、較接近傳統定義下公共參與的行動。
九合一選舉中的投票行為
在17位有效的第二部分受訪者中，最直接明顯的發現是，並沒有任何的受訪者於2014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投票支持中國國民黨籍的直轄市長或縣市長候選人，所有的受訪者，僅有未投票及投票支持民主進步黨籍或無黨籍的直轄市或縣市長候選人。以下將分就幾個部分依序討論。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
17位受訪者中，共有12位在其戶籍地所在縣市有支持的地方行政首長候選人，全數支持民主進步黨籍或無黨籍的候選人，其中戶籍地位於臺北市的5位全數支持無黨籍的柯文哲。
餘下5位沒有特定支持對象的受訪者，本文在問卷中就此區別對所有候選人皆不滿意與未特別關切選舉兩種因素提供選擇，全數皆選擇了對所有候選人皆不滿意。這樣的結果也大致符合在第一部分訪談中，針對受訪者對不同政黨之偏好及後續投票行為的調查，在該部分訪談中，所有的受訪者皆回答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不會支持中國國民黨，而對其他政黨或無黨籍候選人則是「考慮看看」。
在沒有特定支持對象的受訪者中，本文另對其中3位進行了進一步的簡短訪談。這3位受訪者的戶籍地分別為臺北市、新北市及臺南市，他們共通的部份是，無論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為誰，只要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提名，他們就不會考慮支持。另一方面，對於其他候選人不支持的原因，在除柯文哲外的無黨籍候選人部份，3位受訪者皆表示並不熟悉也不考慮支持，在民主進步黨提名的候選人及柯文哲的部份，不支持的原因主要為特定政策立場與受訪者個人期待有所落差，以及候選人個人的人格特質無法吸引受訪者。
戶籍地位於臺北市的受訪者表示，不支持柯文哲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對於柯文哲提出關於「公辦都更」的政見存有疑慮，另一方面則是柯文哲過於「白目」，這個被諸多媒體輿論視為柯文哲選舉期間高人氣來源的人格特質，反而成為此位受訪者不願意支持柯文哲的原因，這位受訪者說，
『我覺得柯文哲比較適合去當名嘴，我覺得市長不應該這樣亂講話，一直講一些很奇怪的話，市長應該有市長的樣子，你看他現在選上了就還是一直亂講話，大家會討厭馬英九不是也是因為他都亂講話嗎？』
就此，可以看出對於所謂太陽花學運的「素人參與者」而言，並不是全都期待柯文哲式的「新的政治人物典範」，相對來說，這位受訪者認為「謹言慎行」是一位政治人物該有的基本特質。
至於其他2位戶籍地位於新北市和臺南市的受訪者，則分別表示游錫堃年紀過大，無法吸引他的支持，以及賴清德在臺南鐵路地下化此一議題的立場與受訪者個人立場相左而無法支持。就前者而言，事實上也是在網路上表達無法接受、支持游錫堃的年輕世代所持之主要原因之一；而後者則可以合理印證如前所述，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及其後，許多素人參與者不僅就《服貿協議》爭議，在其他許多社會運動議題上也接受、吸納了學運核心幹部或焦點人物的立場，就臺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的爭議，確實包含林飛帆與陳為廷等人，或是「臺灣農村陣線」等社運組織都曾經明確表達過反對的立場。在這些狀況中，即便太陽花學運的「素人」參與者們很可能與這些議題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或並沒有特別投入，但在學運期間及其後從核心幹部或社運團體習得的特定價值判斷，確實影響了他們對於社運議題的態度，也間接影響了他們在選舉中的投票行為。
另一方面，就有特定支持對象的受訪者而言，當請他們嘗試列舉支持對象的政見時，受訪者們幾乎清一色皆只能回答出選舉期間候選人提出的競選主軸，例如「開放政府」、「文化首都」等，或者是「中低收入戶及老人健保補助」、「生育津貼」、「免費公車」等常見於各縣市且在選舉期間也被大力宣傳的福利政策，僅有少數的受訪者回答「支持婚姻平權」、「流浪動物以結紮代替撲殺」等被視為與社會運動較相關的議題性政策。不過，推測可能由於此次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媒體大量聚焦於臺北市長選戰，支持柯文哲的部分受訪者也提到了「拆除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環南市場改建」、「i voting」等數度在選舉期間成為媒體及輿論焦點的政策。
對照第一部分訪談中，詢問受訪者在選舉中選擇支持候選人的條件，回應幾乎清一色是以政見作為選擇標準，第二部分調查的結果可以說是既符合也不符合，受訪者們儘管提出了部分的政見，但如上所述，這些被提出或被記得的政見要不是口號式競選主軸，便是遍佈各縣市甚至不同黨派候選人的福利政見，或是在選舉期間被媒體大力操作過的爭議議題。在這一部分，其中一位接受簡短訪談的受訪者的意見可以提供一個很明確的註腳，
『選舉的時候我也都有在看新聞，幾乎都會點進去（網頁）看，嗯，但老實說幾乎都看過就忘了，新聞那麼多，政見也是有看過，但其實也差不多（看過就忘了），只記得沒有什麼特別不喜歡，就覺得沒有問題，感覺也還不錯，就支持了吧，畢竟你要支持OOO（戶籍所在縣市的中國國民黨籍縣市長候選人）嗎？』
換句話說，事實上這些太陽花學運的「素人」參與者中大多數並不如他們所自述地那麼詳盡地檢視選舉中候選人的政見，實際的情況更可能是，在不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的前提下，若對民主進步黨藉或無黨籍的候選人在政策或議題立場上沒有特別的不滿，那麼便會支持之，相對地，若候選人與受訪者個人特別關心的議題有著明顯的立場差異，那麼便決定不支持任何候選人。這確實也符合政治學中，在單一選區選舉的狀況下，多數選民會優先選擇「最不討厭」的候選人的理論解釋，只不過經歷太陽花學運洗禮的這些「素人」參與者，可能有著較傾向特定價值取向的政策立場，對候選人的標準可能也較為嚴苛，因此「都不支持」的狀況可能也更高比例地發生。
在決定支持對象的參考依據部份，問卷中羅列數個複選的選項提供受訪者勾選，比率由高到底依次如下，最高的為「網路文章、新聞或廣告」（15位）、其次由「報紙報導或廣告」與「候選人所屬政黨」並列（13位），接著如下，「電視報導或廣告」（12位）、「候選人官方臉書粉絲團專頁」及「朋友同儕」並列（10位）、「候選人實體文宣（如傳單、面紙、廣告看板等）」（6位）、「父母」（5位），最後是「中選會選舉公報」（4位），而沒有任何受訪者勾選「父母以外其他親戚」。這樣的結果大致符合本文前述的調查與預期，而接受簡短訪談的6位受訪者，皆表示最重要的訊息來源依然是網路，其中4位進一步提到，比起報紙或電視新聞，他們在網路上看到的選舉新聞遠多過前兩者，同時也比較信任網路上的評論。接下來，本文將進一步比較這些因素在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選舉中的影響。
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選舉
在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選舉的部分，17位受訪者中共有8位在戶籍所在選區有支持的議員候選人。相對於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此處出現了分裂投票的現象，8位受訪者中，有2位支持了中國國民黨籍的候選人、1位支持綠黨籍的候選人，餘下5位支持民主進步黨藉的候選人。很明顯地，此處出現了與第一部分訪談結果相違背的現象，在第一部分訪談中不考慮支持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的受訪者，在議員選舉中仍然投票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
事實上，在追加的簡短訪談中，這2位分裂投票的受訪者也承認了其與第一部分訪談結果相悖的投票行為，而他們給出的理由可以簡單歸納如下，首先，2位受訪者對於選區內的其他候選人不分黨籍都沒有特別的認識，其次，2位受訪者也都認為在議員選舉的層級，不同於對於行政首長選舉，黨籍是可以與其他因素一同考量的，用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話來說是，
『就我覺得他（指受訪者支持的中國國民黨籍議員候選人）和國民黨的關係也不是那麼近，就沒有那麼討厭，就是你看那個市長就覺得他一定是國民黨的，就是比較討厭，但議員的話好像就比較沒有這樣。』
然而，更合理、直接的解釋可能是，如同多數臺灣選舉研究的結論，在靠近基層層級、複數選區或民意代表的選舉中，黨籍影響投票行為的程度小於中央層級、單一選區或行政首長的選舉，而這樣的現象，或許對於經歷太陽花學運的這些「素人」參與者來說相對於全體社會有著比例上的不同，但也確實一定程度地存在。
更進一步來說，2位受訪者中的其中一位，直接表示該候選人過去曾幫助他們家「處理過一些事情」，因此他選擇投票支持該候選人作為回報。換句話說，至少在議員選舉中，對於經歷過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世代而言，所謂的「選民服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左右投票行為。然而，另一方面理念型的候選人一樣可以得到支持，議員選票投給綠黨提名之市議員候選人的受訪者也明確表示很清楚該候選人並沒有太大的當選可能，但基於在理念上的認同，所以還是投票支持。
而在5位支持民主進步黨藉候選人的受訪者中，有高達4位的支持對象是同選區中相對年輕的民主進步黨藉候選人，儘管其中只有2位接受了後續簡短訪談，但2位皆表示年齡確實是他們考慮的因素之一。不過實際上，與其說是絕對的年齡，倒不如可能是候選人個人的人格特質與形象造成了影響，因為4位受訪者支持的4位不同候選人，事實上只有3位是該選區最年輕的民主進步黨藉候選人，若加上其他非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及無黨候選人，只有2位是最年輕的。此外，候選人當選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在受訪者考慮支持對象的原因之外，2位接受後續簡短訪談的受訪者中一位即明確提到，希望把票投給會當選的候選人，確保民主進步黨的議員席次與不浪費選票。
另外，沒有特定支持對象的9位受訪者中，對於沒有特定支持對象原因有多達6位選擇未特別關切的選項，遠多過選擇對所有候選人皆不滿意3位，與未支持特定直轄市長及縣市長候選人的原因分布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其中一位接受後續簡短訪談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原先都只有關注市長選舉，沒有特別關注議員選舉，本來直覺想投給兩大黨以外的第三勢力、小型政黨，但到選前才覺得選區中第三勢力提名的候選人他並不滿意，在不考慮投給兩大黨候選人的狀況下，決定不投議員選票，他認為如果更關注議員選舉，說不定會有支持的候選人。
從上所述，在此可以看出不同於地方行政首長選舉，在複數選區的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選舉中，並沒有那麼一致的投票行為原則，各種考量都可能成為受訪者的決定因素，只能很明顯地看出中國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獲得的支持明顯較少，以及對於特定候選人形象的偏好。此外，就算是沒有任何支持的候選人，其原因可能也與在地方行政首長選舉中有所差異。
最後，決定支持對象的參考依據部份，問卷中提供與直轄市及縣市長候選人的部份相同的10個複選選項，在結果排序中「網路文章、新聞或廣告」一樣占據首位（15位），其次依序如下「候選人所屬政黨」（11位）、「候選人官方臉書粉絲專頁」（10位）、「報紙報導及廣告」與「電視報導及廣告」並列（9位）、「候選人實體文宣（如傳單、面紙、廣告看板等）」（6位）、「朋友同儕」與「父母」並列（5位）、「中選會選舉公報」（4位），而「父母以外其他親戚」一樣沒有任何受訪者勾選。在此，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朋友同儕」這一選項數目明顯便少，而「報紙報導及廣告」與「電視報導及廣告」兩項也些微下降，合理推測這是因為在傳統媒體上議員選舉熱度及曝光度本來就不如地方行政首長選舉，也連帶影響了「朋友同儕」之間的訊息傳遞。另一方面，除了「網路文章、新聞及廣告」依然重要，儘管「候選人官方臉書粉絲專頁」勾選的人數沒有增加，但相對而言排名向前，這可以推測，對於慣用網路的年輕世代，在資訊更為紛雜的複數選區制的議員選舉，臉書粉絲專頁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具體投票行為及其他
在17位受訪者中，實際上有投票的佔了10位，另有3位雖在直轄市長及縣市長的有支持對象，但皆因往返居住地與戶籍地的交通費用過高而沒有投票。而8位在議員選舉中有支持對象的受訪者皆有實際投票。在這10位投票的受訪者中，首投族佔了6位，其中2位在2012年總統大選即有投票權，但並未投票，在這2位中的其中有接受後續簡短訪談一位受訪者表示，確實是經歷過太陽花學運讓他覺得「非去投票不可」，而2012年沒有投票的原因是「覺得回家投票太麻煩」。
在支持對象及決定投票與否的時間點的部份，17位受訪者中有9位是2014年9月到10月間，也就是在選舉登記到選前一個月間，另外有5位是2014年4月到8月間，也就是太陽花學運發生後，最後在2014年3月太陽花學運發生時與2014年11月選前最後一個月間分別有2位與1位受訪者決定投票與否，並沒有受訪者在2014年3月前即決定投票與否及對象。有接受後續簡短訪談的受訪者多表示，在學運期間即有「覺得以後要去投票」，但真正決定要參與2014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投票，多半是在選舉熱度開始增加的時候，也是在那附近的時間點才開始思考要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另外，17位受訪者中有12位曾向身邊親朋好友推薦或公開表態支持特定的直轄市長及縣市長候選人，獲得推薦的候選人以柯文哲（11位）最多，其次依序為賴清德（7位）、陳菊（4位）、鄭文燦與林佳龍（2位）並列、游錫堃與人民民主陣線在嘉義市提名的市長候選人林詩涵並列（1位）。
最後，本文也調查了受訪者是否對香港爭普選雨傘運動有相關了解，以及是否因此影響其在九合一大選中的投票決定。17位受訪者中，有15位看過或聽過香港爭普選雨傘運動的新聞，其中9位認為此一事件有影響了他們在九合一地方選舉的投票決定，這9位受訪者也都同意會擔心臺灣變成和香港一樣，受到中國的控制，而認為不影響的6位受訪者中，有3位也同意自己有相同的憂慮，但不認為這影響了自己在九合一選舉中的投票行為。
小結
本文最主要的發現有以下幾點，首先，這些太陽花學運的「素人」參與者們並不是因為對《服貿協議》及其爭議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投入學運，而是《服貿協議》及其爭議觸及他們對民主或其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中國的被威脅感。這樣的認同或被威脅感並不是有系統或邏輯一致的完整論述，相對地，它們是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並且早於《服貿協議》及其爭議之前存在，《服貿協議》本身的議題特性、太陽花學運發生當下的社會背景及學運本身的特質，使得「模模糊糊的感覺」被轉化為一種集體認同，進而成為具體行動的動力，最終促成了這場運動以及「素人」參與者本身的政治社會化。
其次，「素人」參與者的政治社會化方向與太陽花學運有著路徑依賴的關係，且並非全然是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廣泛地「更加主動關心公共事務」之外，此過程中「素人」參與者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及其後吸納，或者說被同化於學運幹部或參與學運之社運組織的價值取向及其他社會議題立場，並進一步地反映在他們往後的社會運動參與或是投票行為上。然而，這些被「素人」參與者所內化的價值取向及議題立場，正如他們參與學運的動機，並不見得是有系統或邏輯一致的完整論述，但它們也不完全類同於參與動機中的「模模糊糊的感覺」，而比較類似於一種的集體認同，有著特定的指涉方向，例如「反核」、「重視經濟平等」、「直接民權」等等，當然無可否認的是，這種集體認同一樣邊界模糊，而「素人」參與者之間也一定有著多元、多樣性，例如在引發《服貿協議》爭議的兩岸經貿開放方面，就有著「絕對反對」與「程度不一的有條件接受」的差異。
再者，作為「新媒體」的網路確實是這些「素人」參與者取得、交流公共事務資訊及參與的重要管道、平台，其中又以BBS站批踢踢實業坊及臉書最為重要。除了多數的資訊都是從網路上取得，比起電視或報紙等傳統媒體，這些「素人」參與者更加信任來自網路的資訊，同時也將在網路上進行資訊分享或公共議題的論戰視為一種公共參與。不過實際上，在網路之外，持續現身參與社會運動的「素人」參與者比例並不高，換句話說，這些「素人」參與者們在太陽花學運結束後並未如他們當初所設想的那麼積極參與後續其他的社會運動。
最後，在2014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太陽花學運的「素人」參與者在地方縣市首長的層級上確實一面倒地不支持中國國民黨藉的候選人，而基於個人價值判斷及議題立場決定支持民主進步黨藉或無黨籍的候選人與否。更直接地來說，此一支持與否的判斷多半出自並「不反對」、「不討厭」，若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的主要對手，無論是民主進步黨藉或無黨籍，只要不引起這些「素人」參與者的反感，往往能取得他們支持。然而，對於部分的「素人」參與者而言，由於學運期間吸納接受了學運幹部或社運組織的價值取向或認同，對某些特定議題的立場也成為他們檢視候選人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更容易因此選擇不支持任何候選人。而在複數選區制的民意代表層級選舉，「素人」參與者的投票行為則相對地更加多元，中國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不見得完全無法取得支持，相對地藍綠兩大政黨外的小黨也有得到支持的可能，另外，在相同黨籍或政治立場的候選人中，年輕清新的形象可能是在這些「素人」參與者心目中勝出的因素。囿於樣本數的不足，本文無法在比例上分析在複數選區制的選舉中這些「素人」參與者投票行為的比例，只能提供描述式記錄，此亦為研究限制之一。
無可否認地，太陽花學運確實影響、改變了這些「素人」參與者的政治認知及參與態度，即便他們只是某個特定世代間隔其中的一部分，但他們在學運後的其他公共參與、「新媒體」的運用、選舉期間向他人推薦或公開表態支持候選人等種種方面的行為，上述因太陽花學運而來的改變極有可能外擴至同一世代、甚至是相近世代的其他人們身上。這些在學運期間經歷政治社會化的「素人」參與者及間接受到他們影響的人們，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將隨著時間的腳步漸漸成為臺灣社會的中堅份子，對臺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必定帶來長遠的影響。
作者蔡秉璁為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註解:
1.〈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像〉（陳婉琪，2014）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6/30/chenwanchi-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