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自2018年5月31日成立以來，各界對於促轉會的批評到稱許都有，甚或剛成立時對主委任命案的爭戰，或有輿論認為這只是一個政府的「新東廠」。
然而，促轉會並非台灣獨創發明所產生的組織，放眼各國在處理轉型正義的過程，從「德國聯邦公民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Der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聯合國與柬埔寨合作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CCC）．．．許多特別成立的單位，其目的無非就是「還原過去、尋找真相、打開真相」，而促轉會也是如此。
促轉會成立迄今滿一年了，雖外界批評做的太少、太慢，但實際上從檔案開放、社群媒體行銷到推動各類講座，促轉會其實也做了很多，更需一提的是，這僅短短一年的時間，促轉會能有此表現是需要，是值得給予鼓勵、稱許，只是這樣就足夠了嗎？立足基石之上，促轉會能發揮的空間其實還很大，無論借鏡海外經驗、從自身內部需求開始，未來的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還有哪些可以做呢？
歷史史料的數位化與推廣
近日促轉會於臉書上一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校園監控系列」貼文，在社群媒體上引起很大的迴響。現今台灣轉型正義許多資料刻正陸續挖掘、整理，這些史料是這塊土地的一部分，也是構成台灣面對過去的一個重要的引介。既然都辛苦將史料整理並公諸於世，那史料數位化的方向，更是在當今這樣的數位環境中，一個不可或缺，同時相當重要的課題。
許多人並非對轉型正義沒興趣或排斥，而是缺乏一個適當的媒介，以該篇篇「#不是自己寫的日記、#校園監控系列」貼文為例，即讓很多成長於台灣民主化後的年輕世代，知曉曾經在你我都經歷過的校園生活中，卻有著許多人被自己的親朋好友所監視。「全民公敵」的氛圍，離現今其實並不遙遠。這樣推展固然是因應時代演進所產生，卻是一個讓人接觸這沉重歷史的一個最佳解。
社群媒體行銷與歷史教育的再擴張
如前文所提及，促轉會在這一年建立了社群媒體，並釋出許多相關的影片於網路上，讓許多年輕一代在社群媒體上瀏覽時，有機會接觸這些消失的歷史。於此更期許促轉會應進一步建立起一系列的短影集，有計畫的與各類台灣轉型正義的紀念日做連結，藉著當今年輕世代在社群媒體上的活躍，將歷史教育轉為一種影音，讓社群媒體使用者在接觸到這類影音媒體資訊時，能有其所能理解，且也能認識的方式，擴張歷史教育的範疇，以及讓歷史記憶能藉著新傳媒方式，進一步的有所傳承。
面對過去，除非是美好的回憶，否則人性總是選擇遺忘曾經的痛苦。這是人性的一種自我療癒，也可說是與生俱來的脆弱，一種透過自我的善意謊言，面對曾經不堪的事實。於是；我們就隨波逐流，跟著社會的潮流向前奔襲，並告訴自己：「要放下過去，才能看見未來」，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固然要學著拋下，才能沒有負擔，但卻忽視了現今的一切，是累積在過去的曾經；一個沒有記憶的文化，難以長出繁盛的綠蔭，更無法成為一個能踩在之上向前眺望的基礎。促轉會的社群媒體行銷在擴張，無非就是一個打造基石的良好機會，也方能建立一個屬於台灣自身的記憶基石。
不義遺址地景的建立
台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後，迄今對於事件的記憶，僅及於真相的挖掘、受害者的補償、建立相關博物館或紀念中心等，而更深一層的，是關於「記憶傳承」的課題。筆者曾在德國的日常生活中，無意中知道或看見鄰近的轉型正義相關遺址或紀念碑，面對歷史，人們其實很容易就將之淡忘，縱使在德國從小學開始就有相關教育，仍不免有時候人們會「忘了」。不義遺址地景的建立，主要在讓「被遺忘的過去」，與日常生活之中的「現在」產生了連結，這其中最知名的，當屬「絆腳石」（die Stolpersteine）」的放置。
「絆腳石」怎麼來的呢？1942年12月16日，納粹禁衛軍希姆萊（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下達奧斯維辛法令（Auschwitz-Erlass），展開一系列的「淨化」行動，以吉普賽人為先，進一步擴展至驅逐猶太人，並逐一送進集中營或滅絕營。
半世紀後的1992年12月16日，藝術家Gunter Demnig在德國柏林埋下了第一塊「絆腳石」，紀念歷史上的這一天 ，開啟了「絆腳石」運動的起點。
「絆腳石」不大，就10 X 10平方公分的黃銅正方體，被放在大街小巷中的任一棟建築前的地面，上頭刻著一行行的數字，一開頭是是寫著 Hier Arbeitete（曾在此工作），有的則寫著Hier Wohnte （曾住這裡），在之下則是人名，依序則為第一行數字，是這人的出生年月日，第二行則是被帶走的日期，有的會在第三行在刻上死亡的日期………......
不僅僅是「絆腳石」的建立，在德國更有許許多多的紀念碑、裝置藝術等，無時無刻提醒著經過的人們，曾經在這個地點上的某年某月，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紀念裝置」構成了德國轉型正義上一個重要的地景連結，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當人們看著這些紀念相關設施時，將使曾經的歷史轉為當下的連結，讓記憶成為一種紀念與溝通的管道，也讓人謙卑的省思曾經的錯誤。
目前在台灣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等資料，正逐步的解密、還原，當許多史料逐漸攤開在陽光下時，記憶的保存更成為一個當務之急。促轉會在這一年建立了相關的社群媒體行銷，那是否該思考透過社群媒體的力量，先從「數位化」不義遺址建立做為開端，進而逐步拓展實體的不義遺址的紀念設施的建立，打造一個屬於台灣自身面對轉型正義的「記憶地圖」。
面對過去，除非是美好的回憶，否則人性總是選擇遺忘曾經的痛苦。這是人性的一種自我療癒，也可說是與生俱來的脆弱，一種透過自我的善意謊言，面對曾經不堪的事實。於是；我們就隨波逐流，跟著社會的潮流向前奔襲，並告訴自己：「要放下過去，才能看見未來」，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固然要學著拋下，才能沒有負擔，但卻忽視了現今的一切，是累積在過去的曾經；一個沒有記憶的文化，難以長出繁盛的綠蔭，更無法成為一個能踩在之上向前眺望的基礎。
公民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擴張
迄今的台灣總自許自身是個民主與自由的社會，然而在面對這塊土地的傷痕上卻總是選擇遺忘。更進一步延伸的問題就是「一個屬於我們共同的記憶何在？」當有了史料、紀念館等，更需進一步去擴張在學校教育現場，以及社會公共資訊教育的再擴張。相信許多人都參加過學校舉辦的戶外教學，甚至到國高中還有所謂的「公民教育（露營）」活動。那是否該思考，戶外教學是不是也該納入這些轉型正義遺址、紀念館等地？
政治大學研究生陳宥喬在專訪德國不萊梅邦中學教育現場一位歷史老師的專文中提及：（以下引述該文內文）[1]
．．．瓦爾特克邀請我旁聽他們室外的歷史課，來到位於市政廳、由不萊梅學校博物館（Schulmuseum Bremen）主辦的學生特展「別相信任何超過30歲的人！」（Trau Keinem Über 30!），廣聚布萊梅邦13個中學班級、超過300位學生所組成的作品，透過物件裝置、繪聲繪影表現1960至1975年德國中學及青少年文化。展覽有專門的導覽員向師生介紹其他學校的作品，解釋作品背後的時代意義。．．．
這過程，無非也是台灣思考自身教育現場中「戶外教學」的可能，促轉會可藉著自身在轉型正義史料與相關展館的資訊，扮演著一個「平台」角色，將各地相關場館的資訊，諸如講座等，以及協助各學校戶外教學的參觀等，是促轉會在未來可努力的方向。同時，一旦該資訊「平台」建立且運作順利，更可將此「平台」角色擴張至社會公共教育中，讓許多想接觸的人有一個可以尋找資訊的管道；讓未接觸過轉型正義的人，有一個認識這塊土地的起點。
誰是加害者？從真相尋找共犯，進而破解共犯結構走向共生
當促轉會逐步解開檔案、還原歷史真相的同時，「誰是加害者」將成為邁進和解過程中，一個開啟這扇大門的關鍵鑰匙。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所撰寫的「德國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一書中，首次探討關於納粹時期的「共犯」責任問題。獨裁時代下，除了直接參與打壓異己與相關事責之人，整個體制的包庇，也無形中成為一個「共犯」的參與者。
這些「加害者」往往不見得是直接參與之人，卻往往是在那個時代下，加強統治者這些不義行為的「正當性」。或許會有不少人主張：「既然都過了，現在台灣也邁入民主化時代，何苦要這樣對過去糾結，甚至找出加害者，這無疑就是另一種迫害……」。相信許多人都聽過這樣的論調，而這更是促轉會成立後，一個無法停止的工作，也就是將「歷史記憶」完整的打開。
找出「加害者」並非簡單給予定罪就結束了，而是須進一步去剖析與還原整個事件下的來龍去脈。同時，更重要的事，對受害者或者整體社會而言，這些「加害者」是否因此得到了好處，甚且在民主化下繼續的有所「獲益」？這些都是需要促轉會去找尋，並拼湊才能能看見全貌的歷史記憶。如同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二二八．微光EP1：竹東--人生的選擇題」中，劉家榮受難者家屬對槍殺自己父親的憲兵戴永法，其退休後在受難者所住的竹東開麵包店營業，更常吹噓自己當年抓捕竹東望族劉家榮的過程，進而成為當地的共同記憶。
然而，自己父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戴永法為的是甚麼？對受難者家屬來說，這不但是一個埋藏心中的記憶，更是一個被迫選擇遺忘卻忘不了的傷痛。
這還僅是冰山一角，從台灣內部到海外，國民黨政府監控的網絡遍佈生活之中。從「職業學生」到抓耙子，這些都曾經存在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共同記憶，隨著台灣民主化後，其中不少人還位居高位。找尋「加害者」不僅僅是還原歷史真相，讓這些傳言中「職業學生或抓耙子」等加害者的名譽能有所憑藉，更現實的就如同前段所提，這樣的過程是「補足歷史記憶」的一塊重要拼圖，只有受害者的歷史與記憶，是片斷且殘缺的，沒有加害者，何來的受害者？唯有完整的真相，才能進一步的有所認識與了解，才有機會邁入和解的可能。
[1]陳宥喬，德國歷史教育（一）：面對轉型正義，歷史課本永遠需要修訂，連結：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3708
作者 鄭嘉瑩 為德奧轉型正義遺址資料蒐集小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