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主義（interpretivism）在政治科學界常被誤認為是相對於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非科學及主觀的研究途徑。實證主義，簡言之，認為因人類思考和行為受到外在規律所約制，因而產生規律性和模態，而真實就是在現象上被觀察到的現象的規律性。但事實上，若我們細探詮釋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其內部對有效的科學知識是否可能的反思，我們可以發現詮釋途徑和實證主義途徑兩派並非總是相衝突的，甚至有重疊的地方。更有甚者，詮釋途徑更可以點出實證主義途徑在探究複雜的社會生活的限制，以及詮釋主義能提供的在研究社會事實上的洞見。本文藉由重讀S. Whimster所編輯的Weber論文選集和King et al.所著的實證主義經典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主張詮釋途徑產生有效且客觀的科學知識是可能的，但須注意的是，詮釋途徑所定義的客觀和科學並非實證主義模擬自然科學的產物，因此，無法以同樣的科學標準和方法論衡量詮釋途徑的價值。本文也主張，即使兩者並非完全無相似之處，政治科學家須注意兩派研究傳統在哲學基礎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根本差異，以避免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上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在詮釋主義起源之初，存在對於社會科學是否該仿效自然主義研究方法的不同見解。一派以John S. Mill和Augustine Comte為首，宣稱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能夠複製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解釋社會和文化現象。他們主張科學的統一，認為自然和社會科學並無二異。在此，人文科學指涉廣義的關於人類的研究，因此以下本文將以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交替使用。另外一派則是以Wilhelm Dilthey和 Marx Weber為主，認為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有其獨特性，不應完全仿效自然科學，主張應建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其中，Dilthey和Weber主張理解語言之意義的重要性，因為人文科學和人類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後者即為現代詮釋途徑在政治科學的起源。因此，以下本文將討論Dilthey和Weber的論點，並和政治科學主流的實證主義論點做相同和相異點的比較。
Dilthey主要有三點主張：首先，他認為人文和自然科學都是科學，雖然兩者存在興致上的不同。人文研究仍存在於文學或文化研究的範疇，但人文科學仍追求像自然科學的客觀和系統性知識，只是所謂的科學強調的是學習和知識，而非在經驗上的客觀印證或否證。他以“Geistewissenschaft”標記人文科學。（Whimster 2007, 77）再者，他認為唯有詮釋能理解人類心智。人類生活是心智的產物，而心智建構社會關係。（Whimster 2007, 77）最後，至於如何能盡量追求真實的問題上，他則認為社會科學的工作即是盡可能地貼近文本閱讀與理解其中的意義，因為文本是人類心智表達的一種形式，而意義只能從內部理解。事實上，Dilthey對文本意義的強調和追求正是詮釋學（hermeneutics）的目的：尋求意義。（Whimster 2007, 87）詮釋學是希臘語，意味著翻譯或詮釋，早先起緣於對聖經文本的理解。他無疑受到第一位詮釋學理論家Schleiermacher的啟發，認為貼近閱讀文本是為了理解文字和文本的語義。（Whimster 2007, 85）
Dilthey奠定了詮釋途徑作為科學的基礎，然而，由於他似乎將人類社會現象簡化為人類心智的產物，現實幾乎等同於人類生活。若我們同意他的說法，那麼社會科學就無存在的價值。因個人對意義的詮釋因人而異，常被視為主觀且不夠嚴謹。Ｗeber進一步闡明詮釋學的科學性。他的第一點主張是價值與事實在概念上的區分。事實上，令人驚訝的是，即使Weber認為社會生活無法脫離意義規則的網絡，他認為用科學研究社會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事實和價值兩者皆對科學知識的建立在不同部分有不同的貢獻。然而，和實證主義不同的地方在於，Weber承認科學是無法完全沒有假設的，而假設的存在來自於個人價值的選擇和判斷。（Weber 2004, 285）換言之，價值判斷無法脫離科學的志業，而人類擁有最終價值選擇的自由。（Weber 2004, 298）不過需注意的是，即是他認為科學研究會受到價值的影響，不代表價值一路主導或干預科學研究，因為他堅持科學事實和價值的二分性。而價值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存在也意味著科學的限制。雖然科學能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世界，但它無法主導在政治世界裡個人對政治，文化，道德價值的選擇。（Weber 2004, 298）換言之，科學無法告訴我們生活的應然面。
Weber的第二點主張是詮釋途徑的客觀性。由於人文或社會科學是追求現實生活的科學，科學的目的在於理解其研究對象，也就是現實生活的獨特性。（Weber 2004, 374）然而需注意的是，現實生活充滿了價值，而研究者身處在充滿價值的生活環境，自然不能獨立於價值的影響之外。就此而言，Weber指出，並無獨立於個殊或單一觀點之社會現象的客觀分析。（Weber 2004, 374）而詮釋途徑的客觀性即在於了解社會現象充斥的各種意義，因其無法被簡化為定律。（Weber 2004, 377）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在包含無止境的事件和價值的現象中根據預設選擇限定範圍並在其中了解意義，這樣的預設才能使得個別現象的知識在邏輯上具有意義。（Weber 2004, 378）預設是研究者對關注問題，目的，和切入角度的選擇。簡言之，價值不但存在於研究對象中，也存於研究者的心智。因此，所以關於社會真實的知識都是從某一觀點出發的。（Weber 2004, 381）
最後一個主張則是理念型（ideal type）的提出。理念型是純粹人類心智建構的產物，用以了解現實。作為一分析性的工具，理念型是人為所建構起強調某些現實的屬性或特徵的烏托邦，其目的在於幫助我們瞭解社會現實。透過理念型和現實生活的對比，例如貼近或遠離現實，幫助我們形成假設和提供現實的清楚表達。（Weber 2004, 387）必須注意的是，理念型僅是純粹的概念，因此不存在於現實。（Weber 2004, 388）歷史研究則在於判定理念型有多貼近或遠離真實。（Weber 2004, 388）例如經濟人模型能提供人類行為的某種解釋，但不能完全捕捉複雜的人類生活，不過模型內對理性的強調的確強調了行為的某些面向。
回顧了Dilthey和Weber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認知詮釋主義和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相左之處。詮釋主義聚焦在理解人類行為內部脈絡和意義的重要性，認為社會科學無法模擬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而實證主義強調外部行為的同一性和規律性，主張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的統一性。然而，是否兩派真的完全不可共量？以下本文就貼近閱讀政治科學實證主義的經典Designing Social Inquiry（ＤＳＩ）（King et al., 1994）和Weber的論文選集，比較兩派的異同。
在相似處方面，Weber和KKV皆同意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性。在DSI一書中，作者們也承認理解社會行動的意義的重要性，以及詮釋可作為科學推論的替代選項。此說明了KKV和Weber一樣，亦認知價值存在於人類社會和行為的事實。除了事實價值的區分之外，兩派也同意追求科學的客觀性的重要。Weber認為在充滿多元價值的社會現象中追求某個程度上科學的客觀性是可能的。Weber舉了中國和德國學者的例子，說明雖然科學不具有普世為真的價值，但在特定的科學社群中，即使不同學者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且認同不同價值，他們還是會有某種共識，某種對於何種研究是有價值的，該研究什麼，該如何研究與實踐。而此種共識形塑在限定範圍內理解相相背後之意義的範疇與可行性，將「無限事件的流導向永恆。」（Weber 2004, 383）此種建立在科學社群內的共識主張，和KKV所主張的「科學的內容在於方法和規則，而非事實主體」（King et al., 1994, 9）以及「科學最好是社會企業」（science at its best is a social enterprise）（King et al., 1994, 9）正不謀而合。
兩派的不同處亦不能因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處而被忽略。在對價值的定位上，KKV認為價值選擇僅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研究者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程度都可能影響他們對研究問題的興趣與選擇。而在理解的定位上，他們則是主張「以理解為基礎的詮釋有助於形成可被驗證的假設」（interpretation based on Verstehen is often a rich source of insightful hypotheses）（Weber 2004, 38）。但科學研究只靠理解是不夠的。「如果我們只靠理解了解人類行為，我們將永無法超越我們的自身經驗外去否證描述性假設或提供證據」（Weber 2004, 38）。在這一點上，KKV和Weber對價值和理解的定位是不盡相同的，因為後者並未主張檢驗假設以證明其為真的重要性，而是認為任何科學主張的建立在過程中很難避免價值選擇和判斷的影響。而且，社會科學的獨特性正是源自於我們理解社會世界裡意義的可能性。
進一步說明，兩者在價值和理解定位上的相異處更是反映了兩派對理論與現實間關係的不同之處。KKV認為現實獨立於理論之外，因此，理論的有效性決定於是否在經驗上能被證明或推翻。相反地，Weber認為理論建構了事實，也因此我們人類能憑藉概念工具理解社會事實。兩派立場的不同反應了價值中立（value-free）或價值主導的兩種科學觀。
然而，本文指出，在詮釋學派陣營中，並非所有學者都同意Weber所說科學社群中的共識是可能的，特別是不同社會鑲嵌在不同的價值和文化中，自我勢必遭遇了解他者和異文化的障礙。詮釋學代表學者之一Charles Taylor（1971, 8）指出，實證主義學者過分對於赤裸資料（brute data）[1]的重視犧牲了文化間的異質性和複雜性。因為實證主義學者主張理論必須被經驗檢證，因此僅有能被直接觀察到的符合理論描述的經驗能被看見。若不同文化會造成彼此理解的障礙，Taylor宣稱以概念和經驗間的相互比較，檢驗是否遠離或貼近事實是進一步理解文化差異的必要過程，而非簡化事實的手段。
最後，本文希望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那就是：詮釋科學可能嗎？本文認為答案是可能的。雖然Dilthey和Weber並未進一步討論詮釋科學如何實踐的行動綱領，他們清楚地認指出個人擁有理解人與人間相互主體下產生的規則和共享意義的能力。因此，經由理解產生有效的科學知識是可能的。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不同學者間所定義的科學並不盡相同：Dilthey所認為的科學是認知社會複雜性和異質性後的學習和知識，Weber則是以客觀性和系統性地理解定義科學，KKV認知的科學則是一套普世化和標準化的科學研究的程序和事實。
不過，雖然主流實證科學並未否認理解意義的重要性，但KKV為首的實證主義學者僅將詮釋途徑定位在科學推論外的另一套研究途徑以研究無法被直接觀察或經驗的意義，他們本質上還是擁抱自Mill和Comte以降將社會和自然科學統一的科學單一論。本文在此希望藉由討論實證主義和詮釋主義的異同，指出兩種研究途徑在哲學基礎，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根本差異，以及兩者的不可共量性。強行將兩種研究途徑在認識論上進行統一但忽略哲學本體和方法論上的不可共量性可能產生錯誤的科學知識和偏見。更有甚者，若我們忽略科學和價值間的關係，而僅強調科學方法和程序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性，不但無益於增加對社會事實的瞭解，還更可能犧牲多元觀點和不同知識存在的可能性。
References
King, G., R. Keohane, and S.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71).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5(1): 3-51. http://www.jstor.org/stable/20125928
Whimster, S. (2007).Understanding Weber. New York: Routledge.
Whimster, S. (Ed). (2004). The essential Weber: A Reader.London: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