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會想，在某個地方，有個小男人坐在一間後面的辦公室裡，他的手指放在開關上，當壞消息就要開始時，他的手指輕輕一按，全國的螢幕就一片空白了。

這個近乎《一九八四》情節的狂想來自一位在牛津大學任教的挪威人，斯坦•林根。他成長於冷戰年代，當時很多歐洲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懷抱著夢想，認為蘇聯是一個足以取代民主政體的選項，共產黨政權在很多方面都很優越，有時連道德上都更優越。即使許多蘇共的作為陸續遭到揭露：農村集體化運動和大饑荒、政治屠殺、吞併波蘭東部及波羅的海國家、古拉格勞改營、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們還是對蘇聯讚美不斷。

今天，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吸引了人們的讚美，即使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造成了連番災難、毛死後共產黨試圖政治開放卻在關口上失敗了、更不要提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屠殺，明明鐵證如山，人們卻還是對中國讚美不斷。為什麼？為什麼這個世界有眼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作為，卻不願加以正視，更不要說去揭發、去譴責、去營救、去推翻？林根教授認為，在這些無能之後藏著兩個謬誤。

其一是毫無批判性地讚美壯觀的表現，特別是讚美專制秩序和力量的堂皇展示。當蘇聯看起來最強盛時，當毛澤東的中國看起來是世界革命的先鋒時，民主世界卻沉浸在自我懷疑之中。威權主義的力量和決心之所以看起來好，是因為另一個選項看起來糟。這造成許多觀察家一方面讚美獨裁體制的超凡無敵，一方面又無視這堂皇背後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如此，他們還高估了真正達到的成就。事實上，蘇聯政權維持國家經濟的方式，就是把重壓放在受剝削的貧困人民身上，但對外卻表現得如此不可一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興業而是破壞；至於現在，歷經改革的經濟據稱正走在成為世界第一的路上，但這個故事是透過美化的統計數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對外宣揚。

其二是意識形態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把意識形態的武器發揮到了極致。兩國給這個世界提供了信仰體系，許諾一旦鬥爭勝利就會是天堂，許多外界人士相信了這些強有力的敘事，有些人完全相信，有些人非常相信。那些相信的人，讓自己只看到自己讚美的政權美好的一面，然後為醜陋的一面找藉口，說這是為了更好的明天，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出必要的犧牲。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嗎？結果經濟開放之後快要四十年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數字，中國在2015年的人均是8141美元，世界排名第74名，臺灣是22263美元，世界排名第34名。再以衡量貧富不均的吉尼指數來看，中國是42.2，臺灣是33.8；不要談北歐國家，拿資本主義國家來做比較好了，日本是37.9，美國是45.0；全世界是38.0。所以，中國是富起來了，但沒有他們自己所說的那麼富；又，一部分人是先富起來了，但至今仍有二億五千萬中國人處於赤貧境地。

果真如此，這個世界對中國的讚美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林根教授認為是建立在「龐大」之上。中國不只領土大、人口眾多、國民生產毛額更是早就拋開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以中國人口占全世界的20%來說，10%的GDP占比其實表現不好，更不要說按人均計算，中國也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可是這些數字對一般人來說並沒有實感，單單想像圍繞著十四億人圈起一道邊界所擁有的龐大經濟體，每個人都會為中國的規模目眩神迷。

但是我們在討論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尊敬時，規模絕對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入侵伊拉克扶植親美政權、聽任敘利亞政府屠殺自己人民的美國是個流氓國家，那麼因為販賣禁書就把香港書商從泰國抓回去、還在澳門海關就讓李明哲被失蹤、一個明明是被霸凌致死的孩子卻硬被說成是自殺的中國，難道就不是流氓國家嗎？

規模讓人頭暈目眩。世界上其他地方非常能夠感受到中國經濟的實力並敬畏其發展，但此一發展並非有時它看起來的樣子。根據2104年聯合國人權發展指數，中國在187個國家中位居第91位。按照其經濟發展水準，中國在人權發展上比它應有的水準要更低。當中國的GDP規模向上暴漲時，它的人權發展仍停滯在中間位置，與世界其他部分相比，極少或根本沒有改善。這是一項奇觀，值得停下來深思。

實情是，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停下來深思。那又是為什麼？因為大多數人都被中共的兩手策略所耍弄。中共領導人總是一面向人民說他們如何帶來繁榮與治理，另一方面卻不斷改善和加強其控制體系。兩者攜手並進。這種被強化了的改善過的控制體系，林根教授給它一個專有名詞：「管控專制」（Contrology）。以前我們會說納粹和蘇聯是極權主義的獨裁國家，我們腦海中出現的是集中營、勞改營、關押、折磨、屠殺。然而面對中國，說它是獨裁國家已經不足以形容它那日趨演進的新型態管治模式。那麼，是誰在實際上控制中國呢？是黨。

黨在那兒，人人都知道它在那兒。它並沒有告訴每個人必須要做的每件事。但是，它確實控制人民不能做他們不可以做的事，而且它做得極其周詳，從人民不能生他們不該生的孩子，不能讀、不能看、不能聽他們不該讀、看、聽的東西，到不能信他們不該信的信仰，最重要的，不能組織他們不該組織的活動。

這是一個間接控制的微妙體制，通過柔軟的、非粗糙的手段來運作，得到比它想要的還要多的結果。它知道，它不需要絕對的服從，若硬要，只會有反作用。這個控制體制，不去控制無需控制的東西，而是廣泛地依賴被管理的自我控制。

這種微妙控制的現代形式，有益於創造出一群順從的民眾。中國正徐徐朝向一個某方面來說是無痛的獨裁體制移動，在這個體制內，控制平穩地進行，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多多少少做個順民，因為這樣做，講得通。微妙控制運作得夠好，因此，野蠻控制不那麼必要了。

然而，從頭到尾，無論控制的展現是多麼地微妙，在其背後，始終存在著懲罰、騷擾、拘禁、喪失工作或住所、家人朋友受株連、暴力和最終死亡的威脅。威脅一直在那兒，而且時常顯露出它的真容。毫無疑問，當局通常寧可不用野蠻鎮壓的手段，但當他們不得不下手時，他們絕不會放棄他們的權利或能力，來威脅或粉碎任何擋在路上的人。

林根教授這個「管控專制」的概念正是要向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致敬。在書中的那個反烏托邦世界，老大哥喜歡搞個人崇拜，黨只對權力有興趣，任職於真理部的主人翁每天做的事情是負責宣傳和修改歷史，而老大哥在每個角落都裝了監視器監看你的一舉一動。這本1949年寫的科幻小說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過時，而且中國的控制手段比這還要高竿。

怎麼高竿法？最近由吳介民、蔡宏政與鄭祖邦所主編的論文集出版，書名叫做《吊燈裡的巨蟒：中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為什麼要用「吊燈裡的巨蟒」這個意象呢？這個典故引自美國政治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2002年發表在《紐約書評》雜誌上的文章（”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他說：近來中國政府的審查當局並不像吃人虎或噴火龍，而是在你頭頂上的水晶吊燈裡盤繞的一隻巨蟒。這隻大蛇通常不動，牠不需要動。牠覺得沒有必要明說牠不要你做什麼。牠通常發出的沉默訊息是：你自己決定。在那之後，每個籠罩在牠陰影下的人就會「自自然然地」做出或多或少的調整。

為什麼是巨蟒呢？因為大蛇不需要致命毒液、也不需要昂首示威，牠本身如此巨大有力，就可以把獵物給緊緊纏繞、窒息致死，然後一口一口慢慢地吞下去。林培瑞拿anaconda來形容中國，這種南美洲的巨蟒是全世界重量最重、身長第二的大蛇，用來形容人口最多、GDP第二的中國確實很貼切。

是老大哥也好，是巨蟒也好，中國遠遠不是他們自己所宣傳的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面對中國施加在我們身上的作用力，無論是魅力還是壓力，林根教授說：我們必須懂得懷疑，永遠要懂得懷疑。

作者  黃秀如  為左岸文化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