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從團隊成員到台下觀眾的視角轉換

前些日子收到邀稿時，筆者著實吃了一驚。一方面，筆者雖然確曾參與過共生音樂節的工作團隊，但從未以該團隊成員的頭銜參與各種活動，實在不知為何會找上筆者。另一方面，筆者的專業雖然不能說與轉型正義完全無關，但專攻的刑事法學，確實與轉型正義的研究有一段距離。因此，受邀之初，除了疑惑，內心也是傾向直接拒絕。表達筆者的想法後，邀稿者才娓娓道來，其曾以志工身份參與共生音樂節，之後也曾多次到場支持，由於曾閱讀手冊中筆者對於轉型正義的介紹文，且使用其中資訊於課堂報告中，故興起邀稿之意。至於筆者已經因出國留學而脫離共生音樂節團隊一事，邀稿者也說明其原本想找正在擔任該團隊工作成員者，亦或共生音樂節的創辦人等來撰寫這篇觀察文，但鑑於一場活動由不同視角來進行觀察時，由於所處立場與位置的差異，所得到的感受也會有別，因此覺得找筆者邀稿亦無妨。

筆者思考後，也覺得作為一位身份由工作團隊成員轉為到場參與群眾者，或許能夠同時提供兩個不同視角的觀察心得。作為曾經的團隊成員，可以了解活動籌辦過程中面對的障礙與現實上的困難，而作為一個場下的觀眾，我也可以放下承辦者因辛勞而可能產生的防衛心理，相對客觀地指出我所看到的活動狀況。因此，筆者最終答應了這份邀稿，希望透過兩種不同的視角，說明我這七年來從不同角度對共生音樂節的觀察，期望讓更多人因為閱讀本文，而了解共生音樂節的目的、內容與發展。也期望透過本文，讓更多人知道，艱難的台灣轉型正義工程中，有一群年輕人扮演了新世代的推動者，在缺乏新聞話題性以及資金奧援的狀況下，透過個人的熱忱以及組織的傳承，在民間努力地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期望用不同的形式來使更多人認識到二二八事件與台灣被遺忘（或遭刻意刪除）的歷史。如果米蘭昆德拉說「人類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那麼本文所要介紹的就是一群新生代鬥爭者的樣貌。

二、作為鬥爭戰術的共生音樂節：團隊成員觀點

在共生音樂節的粉專介紹中曾提及，共生的意涵是由二二八三個字所組成，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年輕人舉辦，為目前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二二八紀念活動。此外，在形式上，共生音樂節採取音樂節、地景導覽、真人圖書館等較年輕的活動形式，希望吸引青年重新關懷二二八事件。簡言之，不同於在歷史地景的二二八紀念公園所舉辦，氣氛肅穆且以紀念為目的官方二二八事件紀念儀式，於自由廣場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的共生音樂節，採取相對活潑的進行方式。對此，筆者認為實屬共生音樂節在轉型正義工作上，採取了不同的戰術來進行二二八事件的推廣工作。亦即，傳統嚴肅且帶有較高悲情色彩的紀念儀式，在二二八這一天，確實是必要的。但是，對於社會大眾，特別是台灣解嚴與民主化後出生，對於二二八事件乃至於白色恐怖缺乏親身經歷的年輕世代而言，傳統紀念儀式的形式除了較難引起興趣外，悲情的氣氛恐怕也不適於進行二二八事件的推廣活動，甚至也可能使一般民眾望之卻步。因此，共生音樂節透過音樂表演、看板展覽與真人圖書館之演講等較為「軟性」的方式，一方面可吸引一般群眾的目光，吸引更多人對二二八事件的關注，或開啟使之瞭解二二八事件的契機，另一方面也翻轉偏重二二八事件悲劇性質的傳統，積極地發掘二二八事件中值得後人效法的正面精神，例如反抗暴政、青年的勇氣與活力。

共生音樂節透過採取軟性表演形式與呈現歷史事件中積極面向的戰術，確實對於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傳遞於年輕世代，具有高度的成效。特別是於2013年台灣社會運動風氣再起、2014年三一八學運開啟年輕世代對台灣歷史的重視之軸線上，共生音樂節與此社會脈絡可謂相契合，一方面參與音樂節的人數持續攀升，另一方面透過共生音樂節也使更多人開始接觸轉型正義議題，抑或更積極參與轉型正義的相關組織與活動。作為一個參與者，除了觀察到此戰術對於擴大關心二二八事件的群眾人數，具有正面效益外，也觀察到此戰術對於擴大轉型正義工程的人力，有其影響力。簡言之，由於共生音樂節的運作需要為數不少的人力，因此隨著每年工作團隊的人員招募，持續性地有關心轉型正義的年輕世代加入團隊。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可培育轉型正義思想的傳播者，縱然其未來離開團隊去從事其他工作，也可成為在不同領域中傳遞轉型正義思想與推廣二二八事件的節點；另一方面，透過不同專才的新血加入共生團隊，除了可以改善組織的架構與強化工作的效能外，也同時把組織活動的經驗傳承給新加入的成員。透過此種技術上的傳承，實際上也使共生經驗得以拓展到其他組織，使願意加入轉型正義工作的團體數量成長，一同投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成為新生的力量。以共生音樂節為例，中部共生的成立與開始籌辦各項活動，將青年從事二二八事件推廣運動的範圍，擴張到台北以外，就是極佳的案例。

不過，雖然從參與成員的角度，可以看到共生音樂節對於推廣轉型正義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民間發揮了相當大的成效，但也無可避免地看到了發展上的困難。第一個困難在於資源的部分。換言之，雖然共生音樂節每年都得到諸多長輩與團體的支援，但事實上最大宗的資金來源，還是得依靠群眾募資的方式來進行籌募。但是，群眾募資本身的不安定性，也確實導致共生音樂節資金的不穩定性，以及在籌辦過程中，對於活動內容安排所造成的限制。而在此種先天限制之下，共生音樂節對於活動的規劃就會出現且戰且走，乃至於好的提案卻無法執行的窘境。筆者認為，隨著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等歷史之關心的退燒，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已過的情況下，未來共生音樂節能否有足夠資源來呈現最好的一面，將是無可迴避的難題。第二個困難在於拿捏活動的形式，亦即如何在透過較輕鬆的方式來推廣具有悲劇性質的二二八事件時，能夠拿捏其中的界線，達到推廣效果的同時，仍能以正經的態度來面對二二八事件，是必須不斷討論與修正的難題。回顧七屆的共生音樂節，包括以播放偏向特定史觀的台灣吧影片，或者邀請立場相異的樂團進行音樂表演等，都曾引起爭議。這些都是採取開放性的戰術推廣二二八事件時，考驗工作團隊如何引導活動方向的困難之處。

三、共生音樂節的發展與挑戰：參與群眾觀點

隨著筆者出國求學而離開共生工作團隊，筆者自參與群眾的觀點，對於共生音樂節又有了不太一樣的觀察。當從參與群眾的角度出發時，雖然無法深入了解活動籌辦的細節，但卻可以更深入體會活動的內容，特別是以活動所呈現的內容作為關照的重心。除了過往曾經歷的音樂表演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短講外，筆者認為能帶給參與群眾極大收穫的當數作為靜態展項目的真人圖書館。

首先，真人圖書館充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複雜性與異質性，講者包括討論歷史課綱與二二八事件內容的歷史學者，也包括以轉型正義為主要內容的哲學學者及法律學者，甚至也包含受難者家屬身分進行發言者。在這個部分，作為現場聆聽演講的聽眾，當聽完學者進行理論面向的介紹後，從受難者家屬的訴說中，可以更近一步跳脫中性的理論，而是從帶有感性的言談中去感同身受，並思考自己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以及可以如何支持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依筆者的觀察，在真人圖書館的演講區周圍，也有介紹二二八事件的展覽板與相關導覽人員，且透過主題式的設計，可以讓參觀群眾對於二二八事件有更為深入的了解，甚至觸發部分群眾未來參與二二八事件相關推廣工作的興趣。此外，此種安排也使在場民眾於聽完演講後，擁有一個在現場自主形成團體討論的場域，作為在場群眾，筆者認為對於促成更深入的討論，以及擴大資訊的交流，有著相當大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位參與群眾，在無法知曉主辦團隊設計相關活動的目的的前提下，也觀察到部分活動設計，存在令參與者無法知曉其與轉型正義或二二八事件的推廣間有何關聯的問題。以共生音樂節為例，當天的音樂表演具有吸引群眾前來，並藉此場域推廣二二八事件相關歷史知識的功能。而在共生音樂前所舉辦如歷史場景導覽或轉型正義相關電影欣賞等前導活動，也都明顯與轉型正義議題具有關聯性，除了可用更多元的形式來推廣該議題，也有吸引不同群眾來參與的功能。但以共生音樂節之前所舉辦的音樂表演為例，雖然例來表演樂團皆有不俗之演出，對於吸引喜歡表演樂團的群眾前來參加活動，對於拓展觸及群眾也有助益。但是，以筆者曾前往的幾次表演為例，有時實在難以連結該表演與轉型正義或二二八事件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或者，聽完該場表演後，除了對表演的印象外，其實對於轉型正義之議題，並未留下任何印象或接收到相關資訊。以筆者在群眾視角的觀察來說，如何強化自身活動與轉型正義之間的連結，或許是作為關心轉型正義推展的群眾來說，會關心的問題，也是對於共生音樂節這塊招牌會存有的期望。

總體而言，作為台下的參與群眾時，筆者可以體會到共生音樂節作為民間推廣轉型正義議題的重要力量，其不斷嘗試更多元與嶄新的活動形式來進行議題推廣，以及促成更多民眾試著加入此議題的討論，具有值得讚許之處。特別是由大學生或研究生所組成的工作團隊，活動的形式往往也能夠切合時下年輕人的喜好，能夠在莊嚴肅穆的紀念儀式外，尋找到一個切入青年群眾的可能。不過，依筆者所見，未來若能夠更強化活動本身與議題的連結，或許能讓共生音樂節作為目前民間最大的二二八事件相關活動時，能夠發揮更強大的議題推廣之能量。

四、結語：

以上，是筆者處於工作團隊成員與台下群眾兩個不同的身份之下，以不同觀點對共生音樂節所為的觀察。確實，單一個體的觀察難免無法全面，但筆者還是希望透過本文的觀察，說明該活動對於台灣轉型正義工程的貢獻，以及筆者參與過程中期望該活動能改善的問題所在，希望未來該活動能夠對議題推廣產生更大的能量。也期望以共生音樂節為起點，能夠有更多青年世代關心轉型正義的議題，讓該議題不僅是嚴肅冰冷的學理討論，亦或在活動形式上僅有悲傷氛圍的紀念儀式，而是有更多人能認識到該議題是使台灣民主社會向前進步，或是促成一個更團結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一項議題。

最終，筆者想以時任促轉會代理主委的楊翠老師，於第七屆共生音樂節短講的結尾，作為本文對共生音樂節的看法與期許：「有許多朋友向我詢問促轉會的近況，看似促轉會沉寂了一陣子。我要說的是轉型正義不能只做亮點、或呈現數字的業績就好，轉型正義需要長期的規劃與積累才能達成，未來促轉會將會走入台灣各地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我們要切記：我們不應該迴避台灣過去的傷痕，而是要去正視…轉型正義也不單單是促轉會的工作，她需要每一個人的關心與付出，這也是為什麼共生音樂節辦到了第七屆，我們期許她能繼續舉辦第八屆！」。筆者也衷心期盼，共生音樂節可以持續性地舉辦下去，可以深化活動形式的同時，也拓展觸及的社會層面，甚至是將活動的舉辦拓展到全台灣各地。最終，謹以本文，祝願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能持續下去，一個健全而民主的社會能夠因此而誕生。

作者   范耕維   為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