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內政部所做的民調當中，贊成及反對性交易合法的民眾約各為一半，但卻有91%的民眾不贊成成年人可以在自家住宅從事性交易行為，顯見社會對於此一議題的意見仍相當分歧。此外，大法官釋字666號並未否定性交易具有可罰性，而且還特別提出「行政機關亦可採取職業訓練、輔導就業或其他教育方式，以提昇其工作能力及經濟狀況，使無須再以性交易為謀生手段」，由此可知，對於弱勢婦女之照顧應是666號釋字的重要精神之一。
壹、「反性剝削聯盟」的主張
由十四個團體所組成的「反性剝削聯盟」基於長期協助弱勢婦女的經驗，看到多數婦女從事性交易是「匱乏下的選擇」，不是出於真正的「自願」，而且性交易對婦女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反性剝削聯盟」主張：
（一）性交易不應是一種工作選擇
賣性者遭受經濟、身體及尊嚴的多重剝削，性交易並未讓賣性者真正賺到錢，大多數的錢都進入到人口販子、皮條客、老鴇、業者的手中。又根據研究指出，此行業常因毒品、菸酒、性病毒之流通，生活型態日夜顛倒，導致她們付出極大的健康代價，這不只是對其身體的剝削，這樣的景況更讓她們慢慢脫節於主流社會，成為更弱勢的婦女。
性交易也不等同一般勞動產業的公平交換關係，早在1996年黃淑玲教授的研究中指出，男人走訪色情行業是基於一種社會認可的心態，在色情行業中的賣性者進行的性交易，不僅僅只是一般的交易，性交易所出售的絕非單純的性服務，而是包含著羞辱，褻玩，花錢當大爺的心態，如同Pateman的論述所言「當性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時，身體及自我同時也被出賣」，「性交易的存在等於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
（二）性交易不應合法化
性產業事實上潛藏嚴重的性別宰制問題，檢視各國性產業的供需原因統計，大多供應者為女性，即便性產業最開放的國家荷蘭，男性與跨性別性工作者也僅有10％，且服務對象並非全然是女性，另外，需求面大部分為男性。性產業這種以女性為賣方，男性為買方的生態，長久以來強化了性產業中以女性為性客體的態度。因此，即使時至今日，或有人認為，女性對於從事性工作有所謂自主權，實則無論在社會或性產業當中，無所不在的物化女性的眼光，已經讓身在其中的女性成為性別權利關係中被宰制的一個客體。
此外，國內外的經驗均顯示，在性交易合法的地區，因為執法人員不能進入查緝，導致受到控制性剝削的人口販運被害人，更缺乏獲救的機會；而由於娼館在性剝削的被害人身上所獲得的暴利，是遠超過其他的從娼婦女，再加上性交易市場中商業化操作嘗鮮與嘗新的手段，更容易讓娼館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以合法掩護非法來窩藏犯罪。以荷蘭的紅燈區為例，當地就是著名的人口販運淵藪；許多來自外地非法入境的婦女，在其中遭到剝削與控制。而台灣過去著名的華西街，在登記合法的公娼館內，卻有更多的未成年少女被押賣其中。反觀現今台灣的八大色情行業中，因為其合法性讓執法人員不容易進入查緝，導致其中更潛藏了為數不少的未成年少女被害人，在在顯示合法化非但不能解決性剝削的問題，反而進一步促成人口販子控制被害人的可能性。
就法律面來看，性交易合法化與我國法律價值體系衝突，在我國立法價值選擇上，對於以人的身體為交易標的均以「妨礙公序良俗」而認為無效，或認為根本不可以以有償方式進行與人的身體有關的市場交換，例如：我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於器官買賣是禁止；而在所謂「以人為奴隸」的約定亦認為無效契約，或是「約定行房一次要給付對價」的夫妻約定等，都是法律價值選擇過程中，目前仍然無法承認與人的身體有關的有償交易應該轉承認為合法，或是一種法律值得保護的價值。
而且成人性交易一旦合法化，就等於台灣社會同意性交易是可以合法選擇的工作。如此一來，為什麼又禁止未成年（十八歲以下）去從事性交易？一旦性交易合法化之後，社福團體在輔導的過程中該傳遞孩子哪種價值觀呢？在為學生進行就業輔導的時候，是否也要將「性交易」列為工作的選項之一？
最後是鮮少人討論卻十分重要的，性交易合法化後，嫖客及性產業所衍生的問題，如嫖妓的行為深深傷害夫妻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將性病傳染給不知情的妻子或女友，造成眾多女性及家庭的惡夢；性產業龐大利益形成非法利益輸送的管道，引起人口販運、增加毒品及幫派暴力氾濫等，對我們的社會產生極大的危害。
貳、他山之石－－德國、荷蘭
德國與荷蘭均在2000年通過相關立法，讓性交易合法化，但是施行至今發現，本來希望透過合法化來解決的問題，還是一一存在。
（一）性交易合法化無法改善性工作者被視為性奴隸之處境
根據調查統計，荷蘭有50-90％的賣性者經常被皮條客及顧客恐嚇、毆打，甚或性侵害。此外從事賣性者當初多是受人蛇集團欺騙之非法入境者，或直接被家人賣身，大多數從事賣性者並非出於自願；且因其係非法入境，遇到暴力對待時不敢、也不知如何向外求救。所以紅燈區內一樣充斥著性剝削的問題。
而在德國，這些長期從事賣性的婦女缺少其他的職業技能或工作經驗，不容易在職場上找到就業機會。且德國規定自僱的性工作者必須要登記，但這卻也成為性工作者轉業的障礙，女性一旦進入性產業，卻更難回到一般的職場找到工作。
（二）性交易合法化無法有效管理相關犯罪、更無法「化暗為明」
根據估計，荷蘭性交易合法化的政策吸引大量非法外籍賣性者以各種名目入境，形成以合法掩護非法的現象；而非法賣性者持續增加，所佔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之間，其中大部分為外籍，主要來自東歐國家。可見性交易除罪化及合法化無法達成有效管理的初衷。2008年荷蘭查獲史上規模最龐大的人口走私集團，阿姆斯特丹市府更直指紅燈區為女性人口販賣、性剝削和洗錢等犯罪溫床。這些黑道分子及皮條客極盡所能壓榨、恐嚇、控制娼妓，跟世界其餘地區並無二致。
而德國而性工作者雖可和娼館簽訂工作契約、依法加入健康保險、年金保險與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險服務，但因對契約內容有疑慮、契約可能暴露賣性者身分與繳納保費使收入減少等因素，故僅少數人實際簽訂工作契約。警察則認為這個法令讓他們在辦案時出現灰色地帶，缺少客觀的標準來判斷是否有剝削的情況發生，反而讓性剝削的狀況更無法管理。
（三）性交易合法化無法讓賣性者去污名化
荷蘭的性交易合法化之後，賣性者被污名化的情形並無改善，賣性者仍然過著掩人耳目的雙重生活。許多荷蘭的賣性者越過邊境到比利時工作，因為她們不願意讓家人或周遭的人知道自己靠什麼賺錢，更不想為註冊登記而曝光。可見整體社會對待她們的態度與污名，並不是合法化就可以扭轉的。而根據德國研究的結果，許多性工作者和諮詢中心與政府僱員都表示，沒有其他的配套措施，單憑一個法令並沒有辦法改變社會對性交易既存的污名。
參、反性剝削聯盟的政策建議
思考性交易政策時，合法化不應是唯一的選擇，瑞典的經驗十分值得被提出與討論。瑞典國會在1999年初通過「罰嫖不罰娼」的法律，是基於性別平等的理念而非宗教或道德理由，他們也認為創造市場的是需求而非貨品，所以要剷除性交易就要消除對性貨品的需求。此外，瑞典政府認為性產業問題與人口販運不能、也不應該分別視之，因此要消除性產業就必須為人口販運集團創造艱困市場。
瑞典政府當年宣布此一政策時遭遇各界訕笑，但瑞典政府認為，一旦女人、女孩被當成商品，男人可以買賣、加以性剝削，就會讓女人、女孩成為次級公民。他們也相信，沒多久之前仍似無法改變的奴隸制度能被廢除，娼妓制度也能在21世紀成功廢除。
瑞典懲罰嫖客的方式是課以罰金或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此外還有域外處罰條款，在其他國家犯相同的行為也會被處罰。而此一政策讓賣性婦女數量從1999年的2,500名下降至1,500名（2002年）。由於瑞典的成效顯著，挪威政府亦在2009年一月讓「罰嫖不罰娼」新法正式上路，而英國政府在2008年11月參訪瑞典後也傾向處罰嫖客。
反性剝削聯盟認為，嫖客雖然並非人口販賣的直接兇手，卻是人口販賣存在的主要幫兇。借鏡瑞典的經驗，我們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以期縮減性產業，並提升台灣之性別平等，為女性創造更為友善之環境：
（一）不處罰弱勢的賣性者，但嫖客應自付社會成本。
檢視「娼妓制度」之本質及運作方式，簡言之即為「男人花錢玩女人」之行為，賣性者實屬父權體制結構下之受害者，為滿足男性支配／宰制女性之慾望存在，而「自願從娼」者，多為因貧窮、缺乏資源等社會結構之壓迫下，在缺乏選擇下不得不為之「選擇」。由於台灣對於賣性者處境、需求及身心影響的研究付之闕如，故參考2003年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所刊載的研究，在美國，賣性者的死亡平均年齡是34歲，半數賣性者都有至少自殺一次的紀錄， 10位賣性者中有9位極欲脫離性工作。因此我們主張不處罰已處於社會弱勢的賣性者，同時政府更應有所作為、縮減性產業、避免女性因經濟的問題使自己陷入這樣的危險。
成人「性交易」所牽涉層面極廣，並非單純只是兩個成人之間的協定，性交易所衍生的龐大利益更與人口販賣、性病傳播、幫派及毒品等社會問題息息相關，而這些問題皆因為嫖客之需求而產生。為維護社會秩序與國民健康，無論在性病防治、治安維持，其所耗費國家資源及社會成本甚鉅，追本溯源，為滿足嫖客慾望所花費的國家資源、成本及代價，理應由嫖客吸收。因此，我們認為站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嫖客應科以罰鍰，以負擔社會為其付出的成本。此外，更應教育嫖客，使其明白整個社會因此付出的代價及其社會責任。
「罰嫖不罰娼」未屬違憲，根據第666號解釋文，於理由書中表示「法律為貫徹立法目的，而設行政罰之規定時，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而形成差別待遇者，須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始與平等原則無違。」例如對於色情及猥褻物品之公開販賣，雖是相同行為，但販賣者有罪然購買者無罪，乃是因為國家基於維護社會秩序，認為猥褻物品之販賣者對於社會秩序的破壞更甚於購買者。因此，國家為避免娼妓制度剝削弱勢者，多數賣性者迫於社會弱勢從事性交易，而嫖客為滿足私欲，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因應有所付出。
（二）嚴懲從性交易中獲利的第三者。
賣性者與第三者的關係並非如同朋友、情侶、好的雇主、好的工作夥伴，而是存在著權力不平等、階級關係及剝削問題。眾所皆知，第三者不僅握有資本與權力，還獲得大部分的利益，而從娼者是被權控的一方，雖然擁有「生產工具」，但卻僅得到少數利益。此外，當賣性者不服從時，第三者常以暴力、毒品、債務等手段控制從娼者，對賣性者的身心造成極大的傷害。
不論是國外或國內經驗，都發現第三者與黑道、幫派密不可分，是犯罪的淵藪。在國內有華西街專區經驗，業者為獲取暴利會利用合法掩飾非法，買賣少女，並用毒品控制，甚至施打賀爾蒙讓少女早熟，所以才會有「雛妓救援」行動；在國外，被視為全球性工作最開放的荷蘭，經研究卻發現，有50％至90％的賣性者經常被皮條客及顧客恐嚇、毆打、甚或性侵害，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更直指紅燈區為女性人口販賣、性剝削和洗錢的犯罪溫床。因此，鹿特丹政府已決定取消性產業專區，阿姆斯特丹市議會也公布將於2012年啟動整頓市容十年計畫，欲縮減一半之紅燈區櫥窗。
此外，第三者為牟取暴利，不斷製造、刺激需求，引誘更多賣性者進入以滿足需求，根據兒少聯盟於2008年做的「慾望城市排行榜-報紙色情陷阱大調查」發現四大報紙刊登色情小廣告一日的量高達1933件，而且這類廣告多數以「金錢」做為主要誘因（如：高薪、日領），並強調兼職、欠債者佳等吸引經濟弱勢者；其次則是強調進入職場的「簡易性」（如：免經驗、可兼差、專車接送），以及免費提供吃住的訊息。所以性產業其實就是第三者所創造、經營及擴張，故唯有嚴懲第三者，才能減少性剝削，縮減性產業。
（三）政府應提出友善婦女的福利及就業政策，對已從娼者，應有多元協助
大多數從事性交易的女性，皆面臨經濟困難的狀況。此外，市場就業機會少，再加上本身缺乏工作技能，使這些婦女的就業選擇更加匱乏。一些國際組織（例如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與國際勞工組織）已經指出經濟不景氣對於女性的影響遠高於男性，此乃源於女性的平均薪資原較男性低，而且女性為了照顧小孩，多從事兼職或不穩定的工作，但這些工作的取代性高，往往使從事這些工作的婦女在經濟衰落時成為裁員的對象。因此，當政府在拓展就業機會的同時，應顧及到女性的需求，特別是經濟困窘的女性，此外，政府也應提出有利於婦女的相關福利措施，例如經濟上的扶助、職業技能訓練等。
針對已經從事性交易者，政府則應對她們的不同處境提供多元的協助。政府應針對這些賣性者廣泛地提供職業技能訓練，使欲離開性交易的女性能有習得其他工作技能的機會，進而離開性產業。另外，政府應提供簡易且方便的健康檢查地點，使從事性交易的婦女可以「不受歧視」且「不受強迫」地接受檢查，尊重她們的人權，並預防性病的傳染，同時也使這些婦女能獲取所需的健康資訊、避孕藥以及必要的轉介服務。對於受暴的性交易女性，應提供刑事上、身心醫療上的協助，才得以保障其基本人權。
作者為台灣展翅協會秘書長李麗芬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