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目前美國社會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出現高度的貧富不均差距，在社會上弱勢族群比起優勢族群有較低的預期壽命、較少的健康資本、教育資本、社會資本等等，而這些不平等的差距逐年加深加廣，也成為政治上討論的核心焦點，本文將試著透過階級概念的定義、理論發展、測量與影響，來重新詮釋社會不平等的現況，以期有助於讀者更理解美國社會不平等的由來與發展脈絡。

       

 

一、美國社會不平等的介紹

 

美國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許多社會不平等，其中包括健康不平等、經濟不平等、文化資本不平等、社會資本不平等，而經濟不平等是最普遍被拿來抨擊的主題。以下將具體舉例說明美國近年經濟不平等與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首先，從薪資方面可看出，從1979到2007年，上流階級（全美國人口薪資在最高1%的族群）的薪資上漲了原本薪水的278％，平均每個個體上漲55％，而最底層的階級（全美國人口薪資贏過18%的群體）卻只有上漲18％。中產階級（全美國人口在薪資在超過60％的群體）只有上漲40％（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Report， 2011）。如果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1947年到2010年，上流階級（薪資在95%以上）與底層階級（薪資在20％之下）兩者薪資成長幅度，前者從50％上漲到150％，而後者從50％上漲到100％。薪資位於中位數者只從50％上漲到110％左右（US Census Bureau and CBPP ，2011）。

 

再者，如果比較不同種族的薪資成長比，從1967年到2012年，雖然黑人平均年收入以從26000美元上漲為33300美元，而白人卻從 50600元升為57000美元，2012年黑人的薪資仍只是白人薪資約六成而已（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2012）。另外，女性薪資成長幅度雖然有從1960年的21000美元，到2010年增加為 36900美元，而男性從1960年34600美元成長到2010年的47700美元，但是，2010年女性薪資仍僅為男性的七成五左右而已（U.S. Census Bureau，2010）。

 

此外，如果比較不同教育程度的每週薪資成長， 低於高中畢業者每週薪水從1979年近600美元，到2009年，下降為近伍佰美元。反之，大學畢業者從每週薪水從1979年近950美元，到2009年，上漲為一千一百多美元（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2009）。薪水贏過95%大眾者，時薪從1972年的40美元，到2010年，已漲到55美元。然而，薪水贏過10%大眾者，時薪從1972年的10美元，到2010年，仍舊維持在低於10美元（U.S. Census Bureau，2010），薪水贏過50％者，時薪從18美元降為16美元左右。此種富者更富，貧者越貧的現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至今未曾改變過。

 

在健康不平等上，受高等教育者的平均餘命（80歲以上）比受較少教育者的72-73歲，還要多七歲以上（Olshansky S J et al., 2012）。另外，富人與窮人死亡率（mortality）的差異，從1960年到2000年，逐年加大（Krieger et. al., 2008）。亦即，在2000年，每十萬富人即有一百五十多人死亡，但是每十萬窮人就有三百人死亡。而相較於在1970年，每十萬富人有四百人死亡，但是每十萬個窮則有三百人死亡，2000年窮人及富人之死亡率間距比起1970年的時候更要大許多。總之， 美國在經濟、健康上的不平等，隨時代進步而越加深加廣，而且對弱勢團體如黑人、女性、低於貧窮線者，存在著更嚴重的不平等狀況。

 

以上目前存在美國社會的經濟上與健康上的不平等現況，到底是如何產生的？而且為何越演越烈？本文試著透過階級的理論架構進行深入理解與分析，並提出為何要透過階級觀點了解社會不平等的現況、階級分化如何塑造不平等，以及如何發展成階級再製，對弱勢族群代代形成經年累月的累積性不利（cumulative disadvantage）。

 

二、階級理論的緣由為何？

 

階級的概念最早由馬克思做有系統的整理，他認為擁有生產工具的人是有產階級，與之對立的，是沒有生產工具的工人（無產階級）。其後，韋伯對於階級的概念提出更豐富的見解。他認為階級可以包括三個子概念：財產、聲望、權力，隨著工業化與時代進步，擁有生產工具的人漸漸不一定具有成為上流社會的權力，例如人人皆可以透過股票購買，成為擁有各種公司部分股權的人，但對於公司的經營權未必有關鍵性權力。此外，隨著中產階級興起與壯大、擔任服務業的人越來越多，有無生產工具不一定是區分階級的關鍵。因此，韋伯提出比馬克思更多元的架構與概念，例如像是中產階級、職業類別、社會聲望等等來重新定義階級。

 

對階級的概念發展，韋伯（1946）將馬克思的階級概念重新定義與擴充。韋伯強調社會聲望（social honor）、職業、地位（status）建構多層面定義的階級概念（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for class）。相對於馬克思重視生產工具的有無，韋伯發現經濟消費型態的能力（ability of consumption pattern）與不同階級的生活形式有顯著相關，馬克思著重在經濟生產力製造的過程產生階級差異，韋伯（1946）卻從生活方式（life style）、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生命機會（life chances）等觀點來看待階級的影響力。例如有多少機會結構能受教育、收入負不負擔的起健康保險、醫療照護費用。韋伯從階層分析不平等角度，比起馬克思更具體、漸漸脫離馬克思那種以階層推論至超大結構的不平等論述（super structure for class），並建立政治經濟學觀點（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來分析階層透過政治、掌權機構 （authority）、權力（power）影響不平等。馬克思重在資產與收入、價格分配、生產工具掌握來劃分階級類別，而韋伯則重視市場變化、職業聲望、機會結構與真實權力掌控程度來理解不同階級的差異。

 

再者，對馬克思而言，階級的存在是為了對立（confrontation），沒有階級衝突（class conflict）就不會有階級的出現，那麼，認清敵人是誰就是階級存在的首要任務。不過，韋伯卻認為階級存在不必然帶來對立。英國、印度文化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同階層的人們和諧相處，接受不同的教育軌道、不同的生命機會，不同階層的人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中形成穩定且和諧的發展。不過，這種英國傳統貴族與平民階級帶來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與美國的不平等差異甚大。美國的不平等結構是一種一致性單一的分歧結構（Coherent single stratification），主要從階級要素帶來的影響。例如收入、社會聲望、教育、職業、技術能力、政治權力、市場能力、成就機會、資源管道獲得等，由經濟性資產的累積塑造更深的不平等。

 

韋伯也發現在釐清不同階級界線的過程中，也促進不同階級內部力量的團結。例如，資本家與工人各自透過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的形塑，凝聚階級內部人們的相似的興趣、需求，發現彼此相近的生命情境（life situation）、生活條件（life condition）、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社交關係（social relation）、以及可得的社會資源與管道（available resources and accesses）。 階級內相近的人生經驗（life experiences）與行為則強化階級認同（class identity）。階級認同與階級意識相互影響與增強將階級形塑的過程成為一個動態的系統，代代不斷再製與生產（reproduce in generations）。

       

 

三、為什麼要透過階級衡量社會不平等？

 

如果要驗證社會不平等之存在，透過階級的概念來理解不平等結構會比收入、教育、財產抑或職業等更好嗎？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階級比金錢、教育或是職業更具有多重意義。階級是一個複合性概念，包括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權力（power）及自主性（autonomy）等多元性價值在內，而這些多元價值都可以轉換成機會與成就、金錢、其他資本。

 

第二，階級本身是一個群體概念，每個階級的位置可以代表這個群體內相近的生活體驗、成功機會、共有的次文化、相似的薪資、一樣的興趣或一致的利益。

 

第三，階級內部的相似性成為一種吸力，產生一致對抗敵人階級利益的拉力，更加促進不同階級結構的分化與發展。

 

第四，階級具有僵固性（rigidity），階級具有普遍衡量各個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地位功能，凌駕性別、年齡與種族的概念重新定位人們在社會的位置，例如衡量代間階級流動的變化（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Duncan, 1968）。由於教育只能代表青少年生命階段的階級地位，職業與薪水只能代表中年或青壯年社會地位，階級具有更多重的內涵，包括父母、祖父母、家庭成員、代間與代內的社會地位流動性，比起教育、薪資、職業更能展現測量到不同生命階段的社會地位特徵與結構、社會變遷。此外，階級的分類具有酬賞（rewards）分配的功能，包括針對薪資、津貼、特權、合法性權力、社會角色等價值分配（Duncan, 1968）。第五，階級具有動態性（dynamic）、流動性（mobility），在不同生命時間點可能有不同的階級狀態；不同階級群體具有不同的階級意識（class consciousness）、階級認同（class identity），這種意識與認同，乃象徵著生活上有不同的品味、文化、習性、價值觀、行為、機會結構。因此，階級比起單一的社經地位變項，例如教育、職業、薪水等成為更有力衡量社會角色、社會位置之不平等的變項。總之，由於階級具有上述特質，能夠跨越時代、年齡進行比較，因此，比收入、教育等更能區辨出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在社會中的的位置高低。

 

四、階級如何塑造社會不平等？

 

階級分化透過下面七個機制來強化社會不平等（Duncan, 1968），包括：第一，歸屬（ascription），透過原生家庭資源的不同而形成差異化的發展。例如窮人小孩天生下來就比富人小孩缺乏更多機會、物質等，生在黑人家庭的孩子，就會與生在白人家庭的孩子接受到不同種族的文化資本，透過地位歸屬不斷代間傳承不平等。出生生理性別為女性或是男性，就會不平等的發展，例如女性較常受到性別刻板印像、性別歧視，比起男性更容易有收入較少、升遷不易的情況產生。

 

其次，環境影響不平等，例如健康照護資源、營養、社區鄰里環境、住家品質等差異都會造成不平等。

 

第三，基因與社會環境交叉影響不平等，社會階級的不平等雖然不是透過基因遺傳奠定，然而，個體的健康因素、智力、語言與行為能力、才智敏銳度（acuity）、優缺點、毅力（stamina）或耐性等等都與孩子在父母基因與母親腹中胚胎中形成，胚胎在母體中，會收到外在的社會環境壓力，而影響胚胎出生後的性格、情緒、各種心智的發展。因此，個體生理的發展會受到社會因素交互影響，造成不平等。

 

第四，繼承權（inheritance）會形成不平等的強化機制，例如財產、聲譽、人脈、教育資本等都會透過繼承造就不平等，而課稅會是一種削弱繼承造成不平等的重要方式。

 

第五，社會化也是一種形成不平等的機制，在不同階級的父母對孩子教養的方式有不一樣的方式，包括語言用法、激發成就動機方式、認知資源的差異、生活習慣、鼓勵學習方式，除了家庭以外，學校的同儕團體、以及各種社會化的組織或行為者也會強化不平等差異。

 

第六，機會管道 （access to opportunities），包括促進教育、職業、薪水、時間（temporal status）、地理性地位（spatial location）等改善的機會都會影響不平等。第七，差別性關係（differential association），所謂差別性關係乃是指以上六種機制都會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在長期過程的運作下，產生差別性增強或是差別性弱化的關係，例如在社會化的條件不良下，低社經地位父母無能力長時間正向鼓舞與陪伴孩子成長學習、無法提供資源增強孩子成就動機，同時也減少向上爬升的機會管道。

 

五、要如何測量階級呢？

 

階級的要素包括：經濟資本、權力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名望資本（Honorific）、公民資本（civil capital）、人力資本、健康資本（physical capital），其他個別細項如表一所列。大致上而言，測量階級必須包括職業類別、教育程度與財富收入以及其他權力、社交網絡資源、健康程度（Gusky ＆ Weisshaar， 2014）。如果單純要測量個體的階級，職業類別是較佳的選擇。由於好職業或壞職業直接影響個體的收入、名聲、權力、社交網絡、健康等，也直接被教育程度所影響。因此，職業類別成為階級資源分配不均來源的首要因素。然而，如果要研究代間階級帶來的不平等，就必須同時將以下要素一併列入測量階級中：在同一年齡層中，祖父母、父母的教育背景、職業類別（尤其是在子女十六歲時，父母職業類別為何）、與財富、所得如何影響個體教育背景、第一份工作、職業類別及財富、所得（Warren & Hauser, 1997；Blau & Duncan, 1967）。

 

好職業與壞職業的區別，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區分方法，有些學者認為，雇主有無提供健保、繳納退休金、收入高低與獨立契約自主性（autonomy of independent contracting）、職場工作安全性、全職與部分工時（工作時間的彈性）、需不需要二十四小時待命、有無加入工會、工作性質的複雜性、有無工作前景延續性（regular contingent）、有無具有實質權力是關鍵要素（Kallebertg Reskin ＆ Hudson, 2000）。也有學者指出，所得、教育需求、工作時間、在職訓練、員工福利、放假週數、工作期間內是否會弄髒身體、工會契約（union contract）、自主決定的時數（decides own hours）、被盯的頻率（frequent supervision）、州或聯邦或地方性質（state, federal or local employee）、搞丟工作的危機程度、頂頭上司的個數（boss has boss）、工作內容反覆性比例（proportion of repetitive）等等才是好壞職業的評量標準（Jencks, 1988）。

 

此外，對於階級地位的衡量標準、職業聲望的渴求指數（Desirability Index）的確立，美國國立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47）是最早提出階級的名望指數量表（prestige scale）單位，其後Duncan （1961）將之修改而設計出社經地位指數（SEI Index），接著， 美國民調局（1963）（U.S. Bureau of the Census）與Nam & Powers（1968; 1983）建立了職業社經地位（Occupation SES Score） （OSS）指數。而後，Siegel （1971）重新調整教育與職業對社會地位的影響，整合了前人的研究，建立職業聲望量表OPS（Occupational Prestige Score）量表來衡量個體之社經地位。直到最近，Hauser & Featherman （1977）與Nam& Terrie（1988, 1990, 1994）均又重新調整對階級衡量的指數。這些豐富的文獻，將人類各行各業的職業類別做一整理歸類，做編碼與人數統計，並且與人口學變項性別、種族、年紀等變量進行統計分析，建構出職業結構（occupational structure）與社會流動的發展趨勢、與各人口學變項的人數次數分配、職業聲望對照表。透過這些學術界長期修正的職業聲望指數的調查與資料蒐集，能夠有效了解在職業與收入等經濟條件上所建構的階級不平等。總之，階級定義廣泛，吾人可以透過教育、職業、收入、健康、文化資本、權力資本等各要素綜合性指標來進行測量。

 

六、階級再製是怎麼形成的？

 

在美國社會科學界，有許多關於階級存在與如何影響社會的學術辯論。其一，階級真的存在嗎？每個個體隸屬於各個不同的團體中，這些團體有時候代表高位階、有時候代表低位階的利益團體。由於個體不斷流動在各式各樣的群體中，因此很難有固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認同，由於群體的社會地位也隨時不斷因為社會變遷改變、價值觀更迭而日新月異。加上階級要素太複雜、流動性高，因此很難證明階級的存在。然而，許多學者像是Bourdieu(1977)發現，不同階級的生活慣習、生活型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政治傾向、語言用法上均有所差異，而在不同場域中，不同階級會有不一樣的表現。更者，不同階級會凝聚階級內部的團結性，也會拉大與不同階級間團體的距離。

 

再者，如果階級存在的話，那麼強調階級差異，都是帶給社會負面的影響嗎？許多功能論學者駁斥階級只會帶來社會不平等的負面價值之說法。相反地，他們肯定階級帶給社會正面的意義與功能，例如，收入不平等乃是代表個體可以憑靠著自己的才智與努力來達到不同的成就。在強調功績社會的資本主義系統中，薪資高低不同、社會地位的差異…種種階級象徵具有公平意義，為社會帶來更多良性競爭、促進提昇正向成就動機發展、增加生產力。

 

不過，衝突論卻認為階級帶來的不平等，是由於權力資源長期集中在少部分群體上，不平等的情況不斷複製與相傳，這樣的累積性不公平情況導致階級衝突產生。衝突論者認為階級帶來的影響層面包括：階級再製（class reproduction）或是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而該影響可以從祖父母、父母、孩子、孫子的社會地位變化中得知。有學者認為，在百分之前十與最底層的百分之十容易有更迭與變化，即能有社會流動的機會。而眾大的中產階級卻不容易流動，呈現階級再製的情況。但亦有學者提出，最上層百分之十的永遠是同一群人。

 

要知道到底有沒有階級流動或是階級再製，必須透過了解三代間（祖父母、父母、孫子）教育、職業、收入與財富有無相互影響，首先 Blau & Duncan（1967）最早以科學性方法研究代間社會地位變化。他們認為由於職業可以直接帶來收入、社會地位聲望、經濟條件、權力、自主性、社交生活等等，而職業又是從教育直接影響而來，因此，要研究孩子的教育與職業，必須先了解父親的教育與職業。Blau & Duncan以路徑分析研究發現雖然父親的職業只能極少的直接影響孩子的職業，但是父親所受的教育與職業皆會直接影響孩子教育、且父親的職業亦會影響孩子的第一份工作。如果一開始是負面的，就會累積負面的不利（cumulative disadvantage），造成惡性循環。該研究也證實自我幼年的社經地位是透過教育，改變自己的中年職業地位，該過程可以形成階級流動 。此外，父親的職業會與子女第一個職業的聲望有關；但是子女多久可以獲得第一個職業（時間長短）與父親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點亦可能會讓研究產生偏誤。

 

Sewell Haller ＆ Portes （1969）的研究認為，父母親的成就確實會影響孩子的成就，但是透過的機制不像Blau & Duncan（1967）所認定的，父親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影響孩子的教育程度。他們認為孩子在幼年時期抱負、志向（aspiration）是受到重要他者，例如要上大學或是念職業學校，會因為父母、同儕、老師的態度，以及評估自我能成功的信心與能力所影響。簡言之，重要他者觀感與自我心智能力、學業表現能力、自我肯定能力、父母社經地位等等，透過孩子在職業與教育上抱負與志向確立，導致孩子真實的教育與職業成就。

 

Warren ＆ Hauser（1996）研究發現，祖父母的社經地位對於孫子的教育成就、職業地位並無影響。然而，祖父母的財富確實對父母的社經地位影響甚大。不過，由於這樣的代間研究受於時間點差異、代間社會結構與整體大經濟環境變化不同、個體智力、個性與才能等因素，有時這些因素會造成研究嚴重誤差，造成難以準確測量出代間階級流動變化與否。因此，又有研究測量兄弟姊妹彼此間有無社經地位的變化來了解階級流動或再製。由於兄弟姊妹間都具有一樣的四個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這樣更容易降低其他偏誤，而可以測量是否祖父母的特徵會影響家庭成員階級的變異。

 

上述學界研究結果提供不同的媒介，塑造階級再製。從最早父親的職業、教育與孩子第一份工作的關聯；到父母處在不同社會階級，透過教育影響孩子在學業上的抱負、志向、成就動機的激勵、大學的選擇與職業的成就；再到代間透過財富累積造成階級複製，都再再以社會科學統計驗證上一代的教育、職業、財富背景等確實影響著下一代。

 

七、結論                                 

       

 

美國階級分化的影響，展現於經濟、教育、健康、文化上的不平等，不斷逐年增加，尤其是經濟不平等的狀況更甚。而經濟不平等問題，將嚴重影響到經濟發展。例如，中產階級與底層階級將背負沈重的債務壓力（Rajan， 2011)，這樣的舉債導致他們節省開銷、降低消費，買氣低迷。而僅有上層階級有能力消費，導致消費不平等，也間接導致上流階級更有權力掌握市場價格，同時也增加政治權力。富人透過政治課稅制度與經濟管制強化其利益存續，窮人越易政治冷感，並降低政策參與，使得富人不斷得到累積性有利（cumulative advantage），進而鞏固階級再製。在現今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況越趨惡劣情況下，近年歐巴馬政府頻頻提出各種改革，例如改變稅制、提高最低薪資、鼓勵加入工會與公布政府官員薪資表等等來因應，卻未見顯著改善，而該問題亦成為目前總統大選的激烈辯論主題，未來新任總統是否能提出有效的政策改革，仍待觀察。

作者黃芳誼為佛羅里達大學社會所博士生

表一 階級要素

資產類別	類型	得勢代表例子	不得勢代表例子
經濟資本	財富	百萬富翁	銀行工作人員
	收入	專家	勞工
	所有權	資本家	受僱工人
權力資本	政治權力	政治人物	被剝奪公民權者
	職場權力	經營者	分部工人
	家庭權力	家中掌權者	孩子
文化資本	知識	知識分子	無識字者
	數位文化	矽谷工程師	非工程師
	良好舉止	貴族	平民
社會資本	社交團體	俱樂部會員	非會員
	職場關係	工會成員	非會員
	非正式網絡	華盛頓 A名單	未知社交
名聲資本	職場性	法官	清潔人員
	宗教性	主教、神父	被逐出教會者
	功績性	諾貝爾得獎主	未得獎者
公民資本	工作權力	一般公民	非法移民者
	應得權力	一般公民	恐怖分子
	選舉權力	一般公民	重罪者
人力資本	工作訓練	有經驗的工人	未有經驗的生手
	一般教育	大學研究生	高中畢業生
	職場教育	法學研究生	沒有技術的工人
健康資本	死亡率	長壽者	去世的人
	生理健康	生理健康者	愛滋病患者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者	憂鬱症

（Gusky ＆ Weisshaar， 201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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